1977—1982：胡乔木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木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06）04—0045—06
胡乔木本人在1983年5月14日曾对美国记者白修德说：“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这个书记处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因为在书记处工作，所以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也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信任。邓小平同志对我非常了解，他认为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继续做他的助手，就像我曾经做毛主席的助手一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摆在领导人的面前：中国向何处去？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走一条老路。邓小平等人则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后来，邓小平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这段历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胡乔木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促进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又分析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进行新道路的探索和新理论的创造。胡乔木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称得上是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得力助手。
可以从三个方面扼要地评介1977年至1982年间胡乔木在思想理论领域协助邓小平工作的情况。
一、协助邓小平，推动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肯定“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明确指出“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胡乔木得到解放后，主要任务还是写文章、搞文件。在推动拨乱反正，实现重点转移，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面，他做了八件大事。
（一）修改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推倒“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在1971年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作出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教育战线的干部师生，严重地搞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推倒“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关键。邓小平在1977年8、9月间，就明确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从事教育、科研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后，邓小平即亲自出题，组织文章；胡乔木则精心指导并多次修改。1977年11月15日，《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一文由胡乔木定稿、邓小平审阅后批示发表。
此文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引录了从迟群等人的笔记上发现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指示。毛泽东说：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是一少部分人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过后还是要认的。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毛泽东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胡乔木在引录的毛泽东的指示前后，各加了一段话。揭露“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指示的罪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文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发表后，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工业交通等各条战线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二）两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
1.关于按劳分配。邓小平复出后，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这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思想理论界在胡乔木支持下，由于光远主持召开了从北京地区到全国范围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次研讨会。在此基础上，从1977年12月起，胡乔木和于光远、邓力群一起着手起草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审阅文稿，两次找胡乔木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 1978年5月5日，《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针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错误说法。胡乔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地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震动。
2.关于商品生产。“文革”中“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胡乔木修改、润色的署名“向群”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文章指出：“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在当时，思想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胡乔木对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修改。讲话强调了商业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商业和服务业是同工农业并驾齐驱的重要社会行业。并预言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愈来愈明显。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当了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三）在邓小平领导下起草了邓小平的四篇重要讲话
这四篇讲话是：一、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二、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四、向中国工会九大的祝词（1978年10月18日）。
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顾毓秀誉为“科技现代化的宣言”。讲话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讲话强调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解决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问题。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对全局影响最大。邓小平着重论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这篇讲话对方兴未艾的真理标准讨论，对全国全军的实际工作，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工会九大祝词按照邓小平在沈阳军区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转入正常工作的谈话内容，提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不仅是对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的动员令，而且是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篇设计书。
这四篇讲话，主要反映了邓小平的思想，这当中自然也有胡乔木的执笔之功，体现了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理论家的文采辞章的完美结合。解决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为前提与基础，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路，从思想理论到工作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倡导按经济规律办事，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
1978年7月28日，胡乔木在国务院召开的研究加快发展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的务虚会上作了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10月6日，《人民日报》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了这个发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文章表述了邓小平加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引人注目之点有四：一、胡乔木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按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二、强调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指出：“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不但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而且要重视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经济学。指明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三、重视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强调关心个人物质利益，提出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四、指出要利用公司组织形式，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建议发展托拉斯，加强银行作用，还提出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
胡乔木的发言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此文既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十多年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又找出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指明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胡乔木此文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胡乔木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主张，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都逐步得到实现，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主持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
这个决定草案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它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加强自主权。二、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三、提高投资，减轻负担。四、提高粮食和农产品收购价格。五、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六、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这个决定草案的讨论和试行，使中国农村改革迈开了大步。
（六）协助邓小平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导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讲话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必须进行改革。这篇讲话是政治体制改革决策基本形成和开始起步的标志。胡乔木对这篇讲话稿作了修改。他找了好多部门谈话，对讲话内容作了补充、解释，特别是对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制度改革在经济、政治、组织三方面应达到什么要求，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发挥。
（七）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9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讲话，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指出，对新时期面临的许多新任务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的说明，提出理论的根据。历史既然要前进，理论就要有发展，就要不断用一些新的原理、结论代替一些旧的为实践所证明为不适当或变得不适当的原理、结论。胡乔木明确表示：《光明日报》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完全正确的。
（八）协助邓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这篇讲话，胡乔木则是协助起草这篇讲话的主要负责人，发挥了理论家、辞章家应有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这篇讲话起草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思路的发展，也可以看到胡乔木如何协助邓小平为写好这篇“主题报告”而殚精竭虑、反复推敲。在1978年9、10月间，邓小平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首先果断地提出结束清查工作，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胡乔木于11月起草的讲话初稿正是体现邓小平当时思想的产物。到了12月初，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进展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法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等思想突出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产生了他的12月2日的提纲和谈话。此后，经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的进一步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更加明确了实现历史转折的途径，确定了前进的策略。12月5日他对讲话稿的构思、设计，使讲话的重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切实，锋芒更加犀利。经过此后反复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完整的历史主题。
邓小平在1978年秋冬起草“主题报告”过程中思想发展的轨迹，展现了这位20世纪中国伟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阶段新理论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而作为理论家的胡乔木，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紧跟历史的步伐，积极自觉地充当助手，竭忠尽智，呕心沥血，出色地完成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的起草任务。他对讲话稿的修改，思维严密，文辞考究，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而又有引申发挥，使得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表述臻于完美，又与邓小平的风格相协调，无愧于“党内第一支笔”的称号。
二、协助邓小平提出并贯彻实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提出和贯彻实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胡乔木也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
（一）协助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针对思想解放运动和贯彻改革开放方针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在1979年春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社会上错误思潮蔓延；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一些非法组织进行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诽谤、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影响国家安全，违背人民利益的活动。安定团结受到威胁，经济建设遭到破坏。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发生了右的偏差，确有一些观点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逐期阅读务虚会简报，感到问题很严重。胡乔木也有同感。邓小平与胡乔木交谈，决定在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委托胡乔木起草。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的这篇著名讲话，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充分说理的分析和论述，邓小平说：“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此后，胡乔木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动积极地、坚定不移地工作和斗争，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在政治方面，主张坚决打击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方面，主张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胡乔木建议全国人大通过刑法补充条例，为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提供法律武器。在思想文化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克服涣散软弱状态。
三、在邓小平指导下，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理论创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过程。在此期间，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具体指导下起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通过的。胡乔木则是这些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和主要执笔者。从下面四点可以看出胡乔木的贡献。
（一）关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提出“三条要求”，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指导思想，达到了这一根本要求。在这方面，胡乔木最主要的贡献有三点：一是提出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二是对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什么，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什么，进行概括，作出回答，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独创性的理论”，并指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是区分毛泽东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根本不同，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过程和毛泽东犯错误原因的基础上，论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
在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时，胡乔木采纳讨论中的意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解释，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就相当完整地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专题讨论。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胡乔木按照邓小平讲话精神，在为国务院总理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中，把精神文明建设分成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大部分。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对起草十二大报告发表意见，把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战略的高度，指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政治保证之一。随后，胡乔木主持起草十二大报告时，阐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认识：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胡乔木还从理论上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从来不只是一个经济运动；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绝不限于经济关系、物质关系，它还有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十二大报告体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新观点和胡乔木的新认识。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指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竭力主张要在总结30多年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一条道路的科学内涵作出概括。邓小平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把这一条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写入了《历史决议》，概括为10个要点。《历史决议》虽然还没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命名这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但它所总结出来的10个要点，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第一次系统概括。
1989年10月30日，胡乔木同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多琳达·埃利奥特谈话说：“有人说，我是个保守派，但我认为这是可笑的。我在纠正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我为改革做过一些工作，你可以说，我是邓小平的改革政策的忠诚拥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他的亲密助手。”从以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至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胡乔木所做的工作、所作的贡献，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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