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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8179（2010）05－0070－07
一、引言
传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注重对科学知识进行基于“规范路径”的分析。在这种分析模式下，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被完全限制在证明的情景中，涉及科学知识具体内容的层面只能用逻辑演绎模型、实验证实模型等进行说明和解释。而不涉及科学知识具体内容的层面都被放置于一个统一的、普遍性的情景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阐明通过何种社会规范，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增长。在“规范路径”的分析过程中，超越多样化的、地方性的广泛明证对形成科学自身的文化形象是最为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地方性场所、研究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等，对于科学知识的生产来说都只是偶然性的因素，科学知识精确描述的世界与我们如何进行表征无关，科学研究可以避免与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发生任何指涉关系。
现在，这种理所当然的结论已经被质疑。近年来，有学者在对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场景进行微观考察时发现，每当赋予科学知识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时，对传统科学哲学上述理论优位（theory-dominated）思想的批判就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实践所揭示的具有知识地方性或情境性特征的科学研究。如，劳斯（Joseph Rouse）就明确地说：“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诊所或田野等）中如何活动。……这一观点将优先性不是赋予了特定场合的语句，而是赋予了特定的场合——即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做（或能够做）什么。在我看来，甚至理论知识也必须按照这样的实践性、地方性的把握来加以理解。”[1](P77)库恩（Thomas Kuhn）也指出，在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科学共同体都是置于一定情境中的，因而也是有地方性的”。[2](P200、201)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科学技术学（STS）、科学实践哲学等都对这种知识的地方性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些学科不相信存在任何终极和绝对的判断的可能性，主张沿着微观的、认知的路途，用科学自身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科学及科学知识。
不可否认，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已经具备了一种对地方性现象的实践性把握的能力，但问题是如何对这种能力进行标准化和普遍化，从而使之在不同的地方性情境中得以重复。科学主张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的标准模式是把知识看成普遍性的规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同样有效。然而，科学实践视野下的科学知识却不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始终是一个如何把普遍有效的知识带入地方性情景的问题。这种知识观主张科学知识及其实践活动无论何时都具有地方性，科学研究是对局部的、地方性存在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性把握，科学知识在实验室或其他的知识生产场所中产生，实验室之外的知识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的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表面上的被传统科学哲学视为知识的普遍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普遍化的过程”。[3](P137)更为重要的是，巴恩斯（Barry Barnes）等SSK学者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的目的正在于揭示和探讨进入科学知识的所有形式的偶然性、特殊性，这种研究工作的主旨是把知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把知识的地位和作用界定为一种与惯例关联在一起的社会过程。[4](P3)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探索，这种探索尽管是有待于完善的，但对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而在科学探索日益紧密地与日常生活和地方性实践联系起来的今天，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
二、从知识普适性到知识地方性
知识作为人类理智活动的产物，使得人类对知识对象的了解愈深入，知识就变得愈纷繁多变，因此也就更需要不时地回到出发点，重新审视知识的来源、依据和本性。当今时代，知识生产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科学知识爆炸性增长，知识的生成、意义和合理性标准，处于复杂的、流动的实践情境当中，知识在本性上成为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随着人类对科学知识作为社会主轴的接受以及知识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日益显现，人类对知识本性的反思和追问也日趋增多，对知识的探求逐渐从普适性向地方性转变。
在这种转变中，科学知识成为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在拉丁文中，知识是scientia，英文的science（科学）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最受尊重的那部分知识的代名词”，而科学知识是“系统的正确的知识，或者在某一个时期、某个地点被认为是系统的正确的知识。正确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的正确积累和进步的活动”。[5](P59)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促使科学知识日益发展和完善，现代科学更是在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基础上走向了整体化，自然科学所包含的范围急剧扩大，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各自发展成庞大的体系。与此同时，现代生产对科学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现代科学的进步，不仅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发生了质变，而且迅速转变为技术，形成直接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知识联结为一体，充分反映了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特点。
自然科学的巨大威力一度使人们相信科学是普遍有效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耳熟能详。在知识崇拜意识的支配下，人们长期以来被科学知识普适性的假象所遮蔽，往往缺乏主动反向重构的自觉意识和足够敏锐的批判意识。就知识的内容而言，人们多从外在呈现的结果出发，把知识看成是相对静态的、因对象而分类的结构化系统，缺少动态地对知识内在的过程性、生长性和整体性进行深入分析。如此一来，人们只能被动接受科学研究的结果，认为科学是中立的、理所当然的，科学研究往往“听任势力强大的工商资本、军火工业、男权、殖民主义者、好战的帝国主义政府势力所操控”。[6]对于这种情况，劳斯深刻地指出，这将使得科学处于一种矛盾的处境中：一方面，作为一种知识和权力形式，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压迫者所控制的，往往为压迫者所掌握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力量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科学也是挑战压迫及其意识形态辩护的批判工具，并为建立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资源。[1](P268、269)
这种两难处境最终导致知识的普适性受到质疑。恩格斯早就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只是自然界中某类运动形式的反映”。[7](P149)科学知识的体系虽然庞大而复杂，但由于其内在的逻辑性，其各个组成部分必然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知识的普适性和标准化，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既有的固定属性，而是科学知识应用和扩展的动态过程。人们之所以认为科学实验的结果具有普遍有效性，实际上是我们把科学知识应用的条件都按照实验室的条件进行标准化了。为更好地理解这一层含义，福柯（Michel Foucault）主张用“系谱学”一词来表达博学性的知识和地方性的记忆之间的结合。他认为，系谱学真正的任务是“关注地方性的、不连续的、无正当资格的、不合法的知识，并以此来抗衡那种单一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以真的知识的名目出现，以一种有关科学及其对象之构成的独断态度对前一种知识做出筛选、分层和排序”。[1](P280)从这一层含义出发，可以说科学知识的“标准化”也就是“去地方性”（delocalized）的过程，即制定标准，使得各个地方的科学研究遵循某种地方性的标准，从而使得这种标准下的科学知识成为“标准”的科学知识。
这也说明，科学知识的来源和其他知识一样是地方性的。科学知识是在特定的实验室或其他的知识生产场所产生的，它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世界表象，而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的产物。对此，蒋劲松强调，科学知识在还不具备使其在实验室之外进行拓展的环境中所需的各种成本将会更高，因而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也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才能得到证明，其有效性和真理性是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践方式紧密相关的，亦即实验室建构的科学知识必然高度依赖于实验室所建构的“微观世界”。[6]事实上，除物质资料、实验设备等需要标准化的事物之外，科学知识的普适性在本质上是将整个社会环境都按照实验室的模式进行标准化重构，科学知识全面应用的过程是一个全社会都按照特定条件进行改造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科学应用的人员只有像实验室研究人员一样被“标准化”了，才能使得在实验室之内有效的知识和技术在实验室之外同样运转正常。
在这方面，生态和环境知识的地方性色彩更为突出。尽管近代科学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根源于实验室生产的地方性知识标准化的过程并致力于消灭地理方面的差异，但由于科学研究者以及资助者的知识背景不同，使得他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不同，地方性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对生态环境的重构破坏了生态环境自身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他们所研究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具有异质性。因而，人类可以根据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关系重构科学知识及其权力关系。哈丁（Sandra Harding）也认为，这种在异质自然界中的不同位置使他们接触到了不同的自然规律性，或者接触到了在他们看来是自然规律性的东西，因而不同的人对于自然界的生态和环境问题都有不同的地方性理念，并且这种地方性理念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得到不断提炼的。[8](P95)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知识常常有一种地方性“反向重构”的倾向。它表现在科学知识应用的过程，既是一种按照实验室权力关系进行“标准化”的过程，又是实验室知识和权力关系“去标准化”和“重新地方化”的过程。究其根源，在于来自实验室的知识在应用到完全不同的情境中时，原来赖以成立的条件以及科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知识表达形式的变化，还会涉及知识的内容、限度的调整。这就是知识的“反向重构”，是“重构知识生产的场景，重建科学研究的地方语境，从科学研究的内在实践中产生新的知识”。[6]如，作为实验科学基础的自然的数学化，使得自然界中质的多样性被压缩为量的差异，原本隶属于某一特定情境中的事物就变成了在本质上没有与情境有关的独立对象，原本与事物相互关系有关的属性就从事物的本质属性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非本质属性，这当然有利于知识地方性的“反向”标准化。
三、SSK、STS等学科对科学知识地方性的探讨
与知识的蓬勃发展相伴相生的，是人们对于科学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其最终落脚点是对支撑整个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及其强势文化的解构与批判，这种全面解构最强势的理论实践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占据对科学的各种研究的主导地位的SSK、STS等学科。这些学科对知识地方性的理解常常令人耳目一新。
SSK，又称社会建构主义，是当代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思潮之一。SSK兴起的背景是20世纪经由“小科学”进入“大科学”并暴露出科学中所有矛盾的时代，其源于英国，在法、奥等国成长，经由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展。SSK的核心思想总体上致力于相对主义一建构主义的科学表述，宏观上以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社会利益”说为基础，微观上建基于“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研究”三个主要研究场点，其目的是试图把科学（S）的知识内容（K）合法纳入社会（S）研究的范围，研究“科学知识生产的实际过程”。邢冬梅认为，这门学科对科学技术强势文化的解构与批判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是：科学是一种与接近客观性和真理性没有本质相关的情境性、地域性的活动，显现为一种偶然的、历史的文化或一种生活方式，科学知识也像其他知识一样被“社会建构”。[9](P2、50)
SSK从对科学内部构成和运行要素进行经验性批判和解构入手，挑战知识现代性的基础，在反叛的意义上实现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结合。SSK的代表人物如布鲁尔（David Bloor）、巴恩斯、柯林斯（Harry Collins）（俗称BBC）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伍尔加（Steve Woolgar）、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夏平（Steven Shapin）、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平奇（T.J.Pinch）等都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训练，他们深谙经验主义哲学，尝试从“社会维向”来解决传统科学哲学所遭遇的经验论难题。这些学者力图在时间和空间上把科学知识纳入具体科学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的统一的解释背景中，把科学知识本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产物，主张科学就其核心而言是社会利益性的和社会建构性的，从而把科学和人类的生存意义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科学知识的产生并不经由什么特殊的独立路径，而是发生于各式各样的普通的场所，就像其他的普通活动一样，科学家通过谈判协商、实践手段和实验仪器来获得实践的结果。相应地，在实际发生的、寻常的科学实践中，科学家也没有遵从某些一贯性的理性规则或普遍性的“科学的逻辑”，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对“发现”的客观事实的真实描述而构成，而是负载着科学家个人或其共同体的认识和社会利益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塑造，亦即科学研究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非正式性、偶然性、情境性。
在理论上，SSK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SSK学者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声称SSK是一门自然主义的经验科学，它要用自然科学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的方法，描述和解释科学知识，从理论上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按照SSK的理论，对科学知识像对其他任何类型的知识一样，需要找出导致它的因果条件；在进行解释时，无论对于真理还是谬误、合理性还是不合理性、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保持公正态度，解释不会因对象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如，巴恩斯认为，知识只是指已被群体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科学知识是一种理论知识，它是从理论而并非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社会文化会随着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而科学家不可能有某种共享的单一约定，普遍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10](P2、5、6)换句话说，在科学中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相对而言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私人语言在这里是没有价值的。
SSK这样做的目的是把科学知识确认为与其他知识形式一样的一种知识形式。研究者把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看作科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视为用科学语言理解科学的一种尝试，从研究置身于科学观察和实验中的可靠性认识开始，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努力增进人们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的理解。而从观察入手考察知识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把对知识的描述建构为一种自然现象。这样一种建构可以说明这样一种事实：来自我们感官的输入作为一种重要的刺激改变我们的信念并形成新的信念。用巴恩斯等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的变化中划出界线，通常在一个特定的考察框架内或处于一个特定的实验中，把可能观察的事物从不可以观察的事物中区别出来。于是，观察的语言就成为情境式的、场合的（occasioned）和索引式的（indexical）。[4](P1～3)
其实一直以来，社会学家也把科学研究描述为典型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活动。如，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及其学派对科学的一种描述，就是对社会秩序问题与个体和集体关系问题的一种反思。由于任何描述总是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最终总会扩展为一个特定的集体的惯性活动，因而在默顿式的社会学中，人类个体的状况与常规科学模型高度匹配，科学活动中的各种具体的行为已经略见踪影。SSK学者承认这种情况的发生，并认为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如果在知识的意义上基于这种语境论及“理论描述”，那么当其中一个语词被使用时，则“理论”与“描述”两个语词可同时得到启用，科学家便被描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些成员在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内，根据所认可的规范标准而行动。[4](P141、142)这就使得预期（expectation）得以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来回变动，亦即根据标准的模型去描述科学就是把科学视为同其他的处在社会语境之中的知识活动一样的活动，使得能力、程序、表征得以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扩展着它们的适用范围。
从默顿以后，SSK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强调个体行为的力量。知识本身是惰性的，它仅仅是现存事例的一种聚集，但赋予个体行为以意义并且解释个体行为的起源，就有利于从个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家们的社会相互作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就此指出，在SSK的知识研究语境中，把个体展示为一种主动力量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把个体的“他”或“她”刻画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参与者，而在一种持续的共享知识／文化的生活形式中，任何特定时刻所发生的特定行为总是合理合法的。[11]在无法寻求特定行为起源的完整意义时，应用和扩展科学知识的特定行为需要被尽可能具体地得到认识，因为正是这些行为给予科学知识以深远的实践意义，并使得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人在实验室之外所进行的活动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巴恩斯等人更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体系中发生的意义重大的长远变化，是由数不清的特定行为构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制造通常是令人崇敬的、公认的知识的过程中，现存的知识担当着一种资源、一组等待进一步拓展的公认的程序。伴随着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的变化，合法科学的样板也在相应地变动着，而许许多多使用知识、添加知识、改变知识的行动就构成了知识增长的过程。[4](P159、178)
不可否认，SSK对知识地方性问题的审视的确锋芒犀利，但它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SSK注重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分析知识产生的地方性问题，力图祛除自然科学知识的神话，恢复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与人类维度。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它逐渐占据了科学的文化研究主战场，成为如今西方学术界中如火如荼的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构成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兴思潮的理论依据。不过，刘鹏认为，从认知的视角来看，SSK理论在由“揭示科学的社会世界”向“科学家如何建构其社会世界”的转变中，仍然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某种可靠的经验资料之上，“目标就是对科学知识进行恰当的、自然主义的描述”。[12]这样一来，SSK便遇到了如何扩展解释的“反身性难题”（Reflexivity Puzzle），即经验资料越翔实、丰富，其内部矛盾性便越突出。尤其是在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① 中，SSK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更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面，陷入了一种“方法论恐惧”（Methodological Horror）中。[13](P3)于是，科学的捍卫者总是能够通过它对传统科学知识的社会批判中的矛盾和悖谬来捍卫科学文化的合法性和价值，认为SSK是对科学的贬低，是对理性的一种威胁。对此，一些后SSK② 学者，如阿什莫尔（Ashmole）、依尔雷（Steven Yearley）、波特（Michael E.Porter）等人已通过反思“科学话语”与“知识世界”的关系来审视这种局限性。
概括来说，当今的SSK研究已经在整体上趋向于STS研究。广义的STS是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总称。[14]新兴的STS秉承综合的实践科学的研究视角，以众多犀利的案例研究以及从案例研究中获得的洞见和方法而闻名。它要求取消SSK中的K（知识内容）和第一个S（科学），要求人们承认并考虑知识的地方性改变，主张对知识的研究要与特定的地方性情境和具体的民族情境联系在一起。可以说，STS不仅涵盖了SSK研究的所有丰富性，而且在SSK研究的丰硕成果上，带有明显的向传统科学主题回归的倾向。在这方面，STS尤其强调科学知识实际上是各种知识在科学实践中的一种情境性、功能性的联合，各种力量的活动能够功能性地有效结合在一起去限制或者转换其他事物或人的“活动环境”。此外，STS还就SSK针对科学知识的研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重新进行哲学层面的概括和反思，对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或正效或负效的作用与影响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如，由单纯的对科学知识的关注逐步走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整体实践的关注，在整体上从关注单一的社会利益建构逐渐走向关注多元异质性要素的参与建构等。当下的STS研究方兴未艾，它出现的新的声音正在超越既往研究科学及科学知识的理论框架和路径，已发展成为今天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最有生命力的领域之一。
四、科学（知识）的统一性问题
在不少科学哲学家看来，知识门类之间的无序和混乱只能表明科学是不成熟的，知识的离散状态以及诸学科之间的孤立和封闭是不可容忍的，甚至是有害的，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不同的知识和学科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和严谨的结构。而谁能揭示世界上各种事物形态变化的统一规律，谁就能把握科学统一的脉络和世界有机的整体，因而实现世界科学的统一，一直是西方先哲和科学大师执著追求的事业。为此，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出发，努力为人类的知识寻找体系化的途径，试图寻觅开启科学统一王国大门的钥匙，并从方法论、知识论和本体论等角度明确提出科学的统一性纲领。③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尽管科学的全部成就都表明，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无数事物形态的统一体，但为科学（知识）统一性进行的辩护却始终受到质疑。如，孟强分析：
实现知识统一性的途径一般来说有三种。一是方法论，即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那么不同的知识之间就有可能相互通约，获得知识的方法可以为知识的统一性提供保证；但方法论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并不是那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二是知识论，即从科学的内容着眼，要求科学语言的统一，甚至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学，所有其他类型的知识最终都是可以从物理知识中推导出来的；从这一角度寻求科学的统一性明显步履维艰，甚至会得出荒谬的结果。三是本体论，它与知识论的策略是相互联系的，即使世界遵循了还原主义的模式，也不必然意味着科学是统一的，就如我们把握了基本粒子的性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解释动物的行为习性和模式一样。[15]
应该承认，科学领域必定具有统一的理论性理解，至少在其内部一致性这一有限的意义上是如此的。从理论性的观点来看，地方性的环境对于被研究和被检验的内容来说并不重要，知识必定组成一个前后一致的、连贯的、也许最终是完备的整体。不过，从以上对科学知识的探讨和对科学统一性的辩护中，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在对科学的理解上正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境遇：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把握科学的整体图像，这个整体图像并不意味着寻求统一性的终结，而是比以往更加丰富与迫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对科学的任何单一的解释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复杂科学现象的时代，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科学哲学寻求统一模式和唯一模式的理想，而要通过多元探索的并存和互补来面对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科学世界。[16](P168～169)
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表明，知识生产条件的差异势必造成知识本身的差异。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每一门具体的科学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改变着，我们无法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物理学体系还原到牛顿时代的经典力学的框架中，经典力学也无法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框架中得到同化。从文化角度看，即使是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科学实践也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如，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在对美国和日本的高能物理学群体的人类学研究中认为，两国的物理学研究工作在教学、小组与实验室组织、领导风格、传统以及历史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17](P171～179)再从横向角度看，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组织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即使物理学本身也是由不同的理论文化、实验文化等子文化构成的。科学研究实践及其产品和规范具有历史的可变性，它们在不同的学科之间，甚至在同一个学科之内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那种试图从统一性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做法被认为是不妥当的。
与此同时，为科学统一性的辩护也由于知识的地方性、情境性特征而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正如哈金（Ian Hacking）所说：“科学的统一性曾经是战场上的呐喊，但是今天在科学中强调分离却是一种时尚。”[18](P29)为此，库恩主张，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必须历史地、动态地考察科学，把科学置于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察。[19](P265～267)库恩之后的科学研究者秉承了这条思路，分别从社会学、人类学、科学史等学科来考察科学家实际上是如何活动的，实际参与科学活动的有哪些要素，事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等等。如拉图尔、伍尔加、诺尔—塞蒂娜的实验室研究，卡龙（Michel Callon）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不一而足。这类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性成果就是，从地方化和情境化的科学观来审视，则科学统一性的论题是不可能的。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地方性或情境性意味着科学方法、理论、实验、概念和程序等都必然要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意义，不仅其构成要素是各不相同的，而且随着情境的变化，理论、方法、仪器、概念等都在发生着变化，离开具体的情境抽象地去研究科学及其逻辑和概念结构的做法都是不合法的。[15]
此外，正如SSK所受到的质疑一样，科学的统一性问题也遇到了“反身性难题”。有人认为，反身性是最富有争议的概念，这个概念质疑人类思维的一切基础，其所蕴含的自我指涉特性具有强烈的解构意向，往往导致悖论、理论消解，甚至将“自身置于被解构的境地”。[20]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由于人类对科学进步的不断追求，也出乎意料地让潘多拉打开了罪恶的盒子，随着“天使”的降临，“魔鬼”也接踵而至，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各种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等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SSK兴起之后，套在科学上的神圣光环被摘下，科学成为利益的、社会的、文化的科学，这时，反身性问题通过自我指涉，使得SSK面临自我知识的合法性危机，涉及科学的性质、涉及知识生产场所的学科便遭遇了反身性难题。其原因在于：知识都是在特定情景中由特定主体来完成的，当科学的统一性探讨知识的本性时，无法超越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认知框架，而真正的知识或且说最终合法的知识却要求具有最终的普适性，然而人们却永远无法寻找到一个使我们的思维可以最终依靠的“阿基米德点”。这样一来，科学统一性问题自身合法性的最终基础便暴露出走向自身反面的弱点，亦即“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更为始料不及的是，科学统一性的反身性难题还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后真理”（After Truth）时代。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始终导向“绝对真理”，认为只有真理才能够挽救人类于狭窄的思想，并为实践与信念找到最终的落脚点，这不仅成为科学家的信仰，同时也是哲学、政治学等所试图获得的成果。但反身性难题使这种知识观遭遇了信任危机。随着理性知识观的破灭，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批判科学客观性的运动，知识界更是掀起了一股相对主义、多元论、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一些学者甚至宣扬“彻底的解构主义”、“异延”④ 等。在“后真理”时代，科学知识的经验品格是不可还原的指涉关系在地方性建构中的产物，而不是对适用于任何地方性情境的普遍规律的发现。当按照标准的、普遍适用的方式制作物质的或思想的时候，科学就失去了与特定的人、任务或情境之间的所有内在的指涉关系，它们的功能性就“平均化”了。对情境的预先准备，消除科学成果的情境性起源的痕迹，反映了人们在更大的实践性介入领域所做的选择，这种预先准备和描述往往构成了地方性知识的形式，而不是从地方性的实践性介入走向普遍的理论立场。因此，只有以得到理解的社会背景为前提，特定的科学统一性才有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外论证科学或科学知识的统一的主张是无人理会的。
由此看来，知识的生成和辩护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观点，使得我们只能承认科学是非统一性的、不连续的、异质性的，甚至是断裂的。然而，科学的非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学科之间以及不同的研究群体之间不可通约、无法交流。一般来说，科学的非统一性不会削弱科学的力量，也不会把科学推向混乱和孱弱的边缘。如，威利（Alison Wylie）认为，正是科学共同体的无序和科学的非统一性，才赋予科学以力量和连贯性。[21](P296)亦即非统一性并不意味着不可通约性，科学的最优关联模式不是一个超越于情境的问题。不可通约性和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实的科学虽然是断裂的、不连续的和杂乱的，但是各个知识门类及其子学科之间实际上有可以沟通的可能性。科学虽然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具有还原论色彩的整体，但具有不同学科和知识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依然是可能的，特别是当科学由自由的“小科学”转向集体的、社会的“大科学”以后，这种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更显得不可替代。
五、余论
应该明确，科学作为“大写的常识性知识”存在于精确的表象中，其精确性需要通过认知者才能得到认识和辩护。为获得关于事物的真实秩序，追求表象的“理性”概念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与主导的地位，人们在努力追求一种超越历史、文化，超脱于社会发展之外的“终极实在”。但由于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象，知识的表象模式在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表象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因此，人类知识对于世界的终极描写极有可能也是不准确的，科学知识也始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知识本性相符合的事物？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自然科学这个“理性最坚固的堡垒”被拉下神坛、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凸现其负效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科学知识所彰显的工具理性对于人类控制的负作用和对传统价值理性的销蚀，认识到所谓“终极实在”的事物也许并不存在。为了探索知识的表象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人”的因素才开始登上重要的历史舞台，重视张扬人性、寻求自身解放、强调具体的知识生产场所等越来越体现在科学的实践过程中。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知识是一定实践场域中的人类知识，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其批判性。任何科学知识都是特定时空、特定智力条件下的“人”的理解与解释，它既来源于经验，又必须超越经验。在人类实践和物质力量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科学的生存和发展既吸纳着整个世界的丰富性，又沿着自身的轨迹演化，其知识的强势积累造就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丰富性和方向性的统一。虽然有学者认为科学理论是可变的、历史的、主体负荷的，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各种非理性要素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到科学理论的形成、传播与评价过程中，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可以由“主体”、“情景”、“不确定性”来解释，即使最为成功的理论也不会免于“被批判”、“被评审”甚至被“被遗弃”的命运。[22](P1)我们只能说，一个成功的、合理的科学理论应该被这样表述：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人类的思维限度内是最成功的，人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最为精确、最为广泛地解释了自然，给出了最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在这方面，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更应该超越其自身的情感、社会所属、利益、意识形态，通过一系列精确的科学概念、确定的方法规则、普适的评价标准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与评价，努力做到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与人类维度的统一与平衡。
收稿日期 2010－05－29
注释：
① 1994年，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一篇论文以及另外两位科学家发表的著述《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指责》引发了一场“科学大战”。这场大战首起在美国，随后蔓延至欧洲。在这场大战中遭到批判的主要是包括SSK在内的后现代主义者，特别是被称为“学术左派”的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其中有福柯、费耶阿本德、德里达、利奥塔等人，还有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后现代文化论者等。这是正统科学观的守护者对后现代学术思想的激烈反抗。详细内容可参见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超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30.
② 后SSK特指“科学实践”或后实证科学研究。这类研究的出现显示了社会建构主义（SSK）的内在矛盾，以及“社会建构”向“科学实践”转向的必然性。
③ 详细地对科学统一性的研究，可参见庄世坚．统一科学初探[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④ “异延”（différance）是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自创的一个词，是来自法语动词différer的拼错了的名词形式，代表一切差异的根本特征，也包含全部差异。“异延”在颠覆现有的结构中呈现自己的存在，是不确定的、随意的、无目的性、无中心的，它存在于一切在场、实在与存在之中。这个概念表达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最典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