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东北：对老工业基地振兴主导思路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基地论文,透视论文,主导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4)03-0004-06
自中央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定以来，东北各省从政府到学界，对如何“振兴”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形成了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多种思路。但在“什么是主导思路”的认识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应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有的认为，应以更新观念为主；有的认为，应以改变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还有的认为应以治理软环境、转变政府职能为主……。应该说，这些思路虽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确有极大的意义，但它们并不能成为振兴东北的主导思路。笔者认为，主导思路应由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关键的问题首先是要把东北的问题研究透，把东北经济为什么发展缓慢这个“病根儿”找到，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本文现对此问题作出如下论证，并提出新的主导思路和操作方案。
一、对东北经济状况的整体认识
在中国大的经济区域中，很难找到像东北三省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市场、体制、人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等都十分相似的地区。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整体看，经济虽说都很发达，但三地彼此间各有鲜明的特点。在西部地区，各省间经济发展参差不齐。而对东北来说，辽、吉、黑三省，共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总的来说，辽宁省所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黑龙江和吉林所存在的问题。三省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只不过是谁先走了一步或两步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东北现象”。那么如何认识东北呢？
东北经济的地位。东北三省是我国“一五”、“二五”时期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基地，无论是沈阳、长春、哈尔滨，还是鞍山、大庆，以及大连、吉林、齐齐哈尔等，都是全国重点的工业城市，基本涵盖了全面的工业体系。这里的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军工等重大工业企业，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出于一定战略的考虑，将前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中的58个安排在东北三省，这些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机械、石油、化工和冶金等行业。“一五”期间，国家在东北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124.34亿元，占当时全国的20.33%。“二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3.67亿元，比“一五”增长了42.5%，工业总产值达到1413.4亿元，比“一五”时期增长了120.5%。之后，又围绕“一五”、“二五”的重大项目，相继投资基础建设资金316.6亿元，建成了各类国有企业5683个，涉及八大部门，三十多个行业，工业体系更趋完善。一直到1985年的“拨改贷”，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就更加牢固了。到1990年，在全国165个工业门类中，沈阳就占了142个，形成了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长春，国家从1953年开始投入巨资，先后兴建了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长春拖拉机厂、东北光学仪器厂等一批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在哈尔滨，包括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和哈尔滨电机厂在内的“三大动力”闻名海内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的装备制造业装备了全中国。就是至今，东北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依然举足轻重：原油产量的2/5、重型卡车的1/2、造船的1/3、商品粮的1/3、汽车的1/4、木材的1/2、钢产量的1/8等等，都出自于东北。
东北经济的贡献。客观地说，在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甚至是改革开放，都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大工业应以鞍钢、大庆、一汽、沈飞、吉化、东重为代表，代表着新中国的工业形象。东北不仅贡献了“工业宪法”，也塑造了“三老四严”的铁人精神。仅就大庆而言，第一口井喷出油，象征着中国的贫油帽子被摘掉。40多年来，大庆累计上交税金4061亿元，还承担着原油价差4190亿元，两项合计等于为国家贡献8251亿，相当于我国现有11万亿国有资产的7.5%、7万亿经营性国有资产的11.8%。同时，还创汇495亿美元，相当于全国现有外汇储备的12%。东北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每年6000万吨的粮食产量，占全国1/7。从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沈阳的工业大约以30倍于国家投资的上缴利润回报给国家；同时它还创造了我国工业史上近百个第一：制造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台精密丝杠车床、第一台1.25万吨卧式挤压机、第一台大型斗轮挖掘机、第一台巨型变压器等等；……还为全国各地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装备、技术、人才和资金。无论是国家，还是经济发达的省份，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东北过去的贡献，就没有经济发达省份的现在，甚至是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
东北经济的困难。在改革开放后，对于吃惯了指令性计划“饭”的东北三省来说，对于被“固化”了的重化工业结构来说，对于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来说，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使东北经济发展落后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所有制方面等诸多矛盾全部都暴露出来。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濒临倒闭破产的边缘，许多企业停产半停产，大量的产业工人下岗，开工不足、设备老化、三角债、银行呆坏账资金等等，故使东北三省在发展战略上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思路。主要困难表现在：
其一，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的发展步伐明显落后于其他沿海省市。1978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人均GDP仅次于三大直辖市，但是到了2001年，在全国的排位却下降到第8、10和14位。如辽宁省的工业总产值过去多年居全国首位，但近年来已降到全国第10位左右。
其二，传统工业的优势地位在逐渐下降。对资源的长期开发，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采掘和原材料工业难以再有昔日的辉煌。如辽宁的有色金属、煤炭资源，黑龙江的石油、木材资源等都已无优势可言。制造业面对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举步维艰。如沈阳、哈尔滨的制造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利税等指标明显低于沿海新兴工业地区，而资产负债水平却高于这些地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国内市场将进一步趋于联通，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制造业将直接承受来自进口产品的强大压力。从产业结构上看，东北三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这样的产业结构是造成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周期性振荡的主要因素。从产品结构上看，由于长期搞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初加工，东北的工业经济形成了复杂产品制造与初级产品加工并重、最终产品少，中间产品多的局面。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城市的工业都是传统产品多，而新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少，市场竞争力差。
其三，企业的设备老化、技术陈旧，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改造。如“六五”以来，沈阳全市只有十分之一的大中型企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目前全市主要工业企业生产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的仅13.4%，国内先进水平的仅19.2%，两者之和不足1/3。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设备70%还在运转。哈尔滨市工业企业设备役龄在20年以上的约占23.8%，30年以上的占9.2%，全市还有1/4以上的企业仍然沿用60年代陈旧落后的装备。长春市工业设备的平均役龄在20年以上的约占60%。很难想象，用如此落后的技术装备能生产出现代市场需要的产品。
其四，资金短缺、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从“一五”奠定东北的工业基础后，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东北工业始终维持着原有的规模和格局。国家对东北地区投入相对在减少，固定资产投资不足，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更少；同时由于上缴过多，企业长期以来留利水平低，几乎没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由于东北企业历史负担沉重，企业的流动资产损失极为严重。再加上一些企业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决策失误，盲目生产，造成各种损失，使企业背上特别沉重的债务。
其五，企业的社会性负担过于沉重。各种非生产性支出（如职工住房、医疗等）占压流动资金现象十分普遍。企业长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加之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就业观念的影响，企业冗员较多。在市场竞争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过去隐性失业的矛盾逐渐凸现，下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目前，辽、吉、黑各类下岗失业人员分别达到167万人、118万人和150万人，四项保障资金缺口100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在东北地区贷款的不良资产率达3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而且在全国的不良资产总额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东北经济的制约。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是较晚退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积累的一系列体制性与结构性矛盾在当前条件下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制约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国有经济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过大。从1996年沈阳市各类资本的分布状况看，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接近70%。从不同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业中国有资本的比重高达99%，在建筑业中国有资本最低为51%，在其他行业中国有资本的比重也有63%。吉林也是如此，国有经济占82.5%，比全国高出21.6个百分点。从所有制结构上分析，辽宁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偏低。辽宁不仅非国有水平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之多，而且经济增长率比沿海平均水平低近5个百分点。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也使人们的经营观念与就业观念僵化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国有经济几乎遍布东三省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且在多数行业都占有较大比重，在工业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布局过散，国有企业规模不大。国有资本分布过广、过散和管理不尽合理，也是导致部分国有经济竞争乏力和国有资本存量运营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1996年，沈阳市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接近70%的国有资本只创造38%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大量国有资本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从各行业的情况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与净资产之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国有批零商业企业与餐饮企业的营业收入与总资本之比也较行业平均水平低。从微观上看，大量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有的濒临破产。此外还有许多企业处于潜亏或微利状态。如吉林能源交通总公司1988年成立至今，投资114个项目，共花费71亿元，形成34.4亿元资产，去年清产核资后，资产总额只有26.82亿元，减少21.34%，流失7.27亿元；每年能够有收益的项目只有3个（吉电股份、四平合营、交行）；10家直属企业无一赢利；公司银行负债12亿元，对外担保10.2亿元，每年支付利息3150万元，管理费1800万元，红利收入3500万元，亏损1500万元。
造成国有资本运营效益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资本管理的角度考察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问题在制约着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是产权虚置。长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没有真正明确，造成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无人负责，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也往往不是从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这一原则出发，导致经营行为的扭曲。二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由于产权关系没有理顺，名义上是由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管理国有资本，但实际上国有企业是由为数众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管理的。这些主管部门划地为牢式的管理，在阻碍资本流动的同时，也使国有资本的所有权被人为地分割。这就使国有企业很难成为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主体。由于管理体制特别是传统观念等原因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量国有资本一直分布在那些“纯”国有企业中，企业经营也仅局限于产品经营这一层次，即使有些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也难以通过资本运营方式使国有资本向效益好的环节流动。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现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制约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发展经济的观念也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成为制约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东北经济的优势。尽管东北经济发展有那么多困难，有不少的制约因素，但是辩证法和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重工业偏重，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困难，另一方面又是它的产业优势所在；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又是发挥它的产业优势的资产基础；国有企业冗员和下岗职工多，一方面是盘活国有资产的重要负担，同时又为振兴它的装备制造业提供了可靠的熟练劳动力源泉。在东北地区，除了这些优势之外，它完整的相互配套的重化工业体系和装备制造业体系，以及完整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加之便利的出海条件，都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的优势所在。另外，它的高密度的人才储备和它的高密度的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更是发展它的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产业的有利条件。同时在东北，经济区域的活力和城市张力还在，这些都是东北经济振兴不可多得的优势。
结论：东北经济的发展机会和出路。由于东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它所面临的巨大而又复杂的困难，中央提出了重新振兴东北的战略，这为东北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机会；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这又为东北的重型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由于东北的重型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几乎是以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的，因此盘活这种企业的存量资产是东北经济发展的主要出路。东北经济过去对全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做过巨大的贡献，现在又面临着国有企业沉重的历史和社会负担，国家对盘活东北存量国有资产，不仅应给以政策上的支持，而且还应给以资金上的支持，这是国家应该支付的改革成本。
二、东北的“病根儿”：经济落后的深层原因
目前，总体来看，东北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产品和产业结构偏“重”，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二是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比重偏大，非公经济发展缓慢；三是国有企业乃至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不够，体制僵化，企业改造不足。从逻辑上说，这三个问题都需要解决；一个不解决，东北经济重新振兴就难。同时，逻辑上又告诉我们，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从这里入手，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就能盘活。存量盘活了，老国企才能得到改制和改造，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才能得到调整。而现在东北巨大的国有资本存量却不活，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即主要是由于在我国选取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东北三省在过去“重优”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的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国有企业，已经严重缺乏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再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那种特有的社会性负担，就更加严重地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东北三省大量的国有企业来说，所在的行业、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结构，多数都是资本密集型的，甚至是高度资本密集的，其资本有机构成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就不符合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匹配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加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立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不需还本付息的财政拨款改为需要还本付息的银行贷款，并且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放开，产品价格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的增加而下降，东北三省老国有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就更加暴露无遗了。除了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之外，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是低工资制度，职工退休后的养老，由国家以财政拨款的方式通过企业进行支付；改革开放后，这部分负担也转移到企业来了，这就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另外，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资本投入很大，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却相对很少，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经常是一个岗位安排好几个人去干，这就造成了许多冗员，无形中也就增加了企业的工资负担。
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可以称为“先天构成性”负担，即企业在先天设立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过高具有的负担；由养老、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等问题所导致的企业负担可以称为“后天社会性”负担。因此，合称为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必然导致政策性亏损，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以各种政策性优惠或补贴。可是，政府在不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情况下，难以分清哪些是政策性亏损，哪些是经营性亏损。这样，企业就有可能把任何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于是，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承担起来，从而形成了经济学所说的那种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就是说，企业的一切亏损都由国家来包葫芦头儿。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可以不断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来弥补其亏损，维持其生存以及发展，那么，国有企业的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发展缓慢也就顺理成章了。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国有企业负担沉重、缺乏活力、经济发展缓慢的“东北病”的病根儿也就在于此：政策性负担减轻了经营性责任和竞争性压力，政策性亏损掩盖了经营性亏损，国有企业变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
那么，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呢？答案是：国有企业必须彻底改制！
三、如何改制：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思路
我们认为，振兴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改制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解决存在于现有国有企业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
那么，如何改制呢？根据国有企业产品的特性和国内市场的大小，可用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一是产品有很大国内外市场容量的企业，可以和国内外的同类企业合资改制，或合作经营，或改制后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去上市，获取国外的资本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而且对国外资本来说，如果该国有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和这个国有企业合资或是购买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便是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捷径。这是一个双赢的措施。一汽就是最成功的典范。二是产品国内民用市场很小的企业，如一些老军工或部分老重工企业，产品老旧且市场容量小，但拥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和管理力量，也有相当完好的固定资产，可以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和其大部分固定资产，转产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较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可以使这类国有企业形成新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剩下的那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工程设计、管理力量上的优势，缺乏转产的可能，则只好让其破产。这样一来，东北老工业国有资产就盘活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能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以上三种形式能够盘活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资产存量，如果以上三种形式能够顺利地实现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不言而喻，这种思路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主导思路。然而，它是否具有操作性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即：
如何盘活？→改制！
怎样改制？→剥离！
剥离什么？→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剥离冗员！剥离企业的历史性负债！……
怎样剥离？→三种方案：
其一：中央拿钱。理由有三：1、这是必须支付的改革成本，中央拿，符合逻辑；2、东北老工业为中央财政做的贡献无可估量，中央财政现在好了，作为受益的所有者，“反哺东北”，于情于理，都符合逻辑；3、中央拿钱盘活属于他所有的国有资产，以期得到更大的收益回报，算经济账是合算的。如中央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可考虑下个方案——
其二：中央财政担保，发放专项国债。可在全国发放，也可在东北区域内发放。如此方案尚不取，还可考虑下个方案——
其三：虚拟剥离，即不动现钱的剥离。历史性债务进行挂账，社会性负担和冗员用出售部分优质资产产权，如股权则更好。
当然，上述三个方案可有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综合方案。有钱剥离了，就能改制；改制了，就能盘活；盘活了，就能发挥出优势；发挥出优势了，就能振兴。
如按以上操作的话，那么共需多少资金呢？以辽宁为例：1.剥离办社会、职工转制和“三保”缺口，据况算，需资金162亿元。（见下表）
辽宁省国企剥离办社会等项负担所需资金
项目 职工身份转制补偿 “三保”资金缺口 分离办社会 其他 合计
金额 15亿元 33亿元
80亿元
36亿元 162亿元
2.历史性债务1910亿元。两项大约需资金2072亿元。按此推算，吉、黑两省充其量也就3000亿元。也就是说，只要有5000亿资金，就能实现上述操作。按此操作，可收到“一石三鸟”之功效：一是结构调整在市场中进行了，在盘活中进行了，在改制中进行了；二是企业改制了，资产盘活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问题解决了；三是经济发展了，也就减缓了就业压力。这样，用不多久，所支付5000亿资金的改革成本也就回来了。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四、切忌新一轮“比学赶超”争项目
在解决好历史遗留的国有企业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剥离企业的社会性负担的基础上，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可以轻装上阵。但是，东北三省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抛弃赶超的传统观念，顺应比较优势，才能使东北的经济取得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对此，中央政府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温家宝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时，明确指出：要坚持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企业重组，都应主要依靠市场来决定；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划和政策，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东北三省具有非常好的生产要素条件：大量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比较雄厚的机械、装备制造能力，稠密的高等级的交通网络，比较便利的出海条件等。因此，利用东北现有的比较优势，盘活现有国有资产存量，进一步壮大装备制造业，从而形成新的发展优势，肯定是上策。但是，绝对不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旗号下，发动新一轮的争先恐后的赶超上项目。各级地方政府尤其要避免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发动和鼓励当地企业进行产业、技术赶超，再创造出新的“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教训已经非常严重，不应该重走同样的弯路。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转变职能，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创造条件解决国有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的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这样东北三省才能利用其资源、人力资本和优良的工业基础的优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再次胜出。［收稿日期］200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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