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奇逢的理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孙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奇逢（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河北容城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此后年长历事，黑暗、腐朽的社会政治使他无心于登科入仕。长期讲学著述、高扬修身立命之学，由于其为人诚挚平实，加之年高望重，孙奇逢终成为明清之际北学宗师，与南方的黄宗羲、关中的李颙共享“清初三大儒”（全祖望语）之誉。
孙奇逢一生著述很多，主要著作有《读易大旨》五卷、《书经近指》六卷、《四书近指》二十卷、《理学宗传》二十六卷、《畿辅人物考》八卷、《中州人物考》八卷、《岁寒居集》三十卷（后改为《夏峰集》十六卷）、《年谱》一卷、《游谱》一卷，还有《甲申大难录》、《圣学录》、《两大案录》、《苏门纪事》、《日谱》等书。
一
孙奇逢作为明清之际理学正统流派①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反对为学立宗分派。“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语录》）。对程朱、陆王既肯定其长处，又不避讳其短处。孙奇逢认为做学问各有所见本是正常现象，后来者当“正借有此异，以证其同”，“自浑朴散，而象数之繁，异同之见，理气之分，种种互起争长，然皆不谬于圣人，所谓小德之川流也。有统宗会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贯之，所谓大德之敦化也。学者不能有此大见识，切不可专执一偏之见。正宜于古人议论不同处，著眼理会，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陆不同，岂可相非？”（《夏峰语录》卷一）。要树大胸境，切不可怀小偏见，要能就众异中“以证其同”，切不可因不同而“相非”不已。“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与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所以孙奇逢强调“学人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著意求同。著先儒无同异，后儒何处着眼”（《夏峰语录》卷七）。“有心立异”与“若意求同”都源于“执一偏之见”。万川入海，殊途同归。“学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夏峰语录》卷四）。在孙奇逢看来，程朱也好，陆王也好，同为成圣之学，皆“一衷于理”，朱陆之异是同中之异。所以他坚持反对后人“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的作为，主张从先儒的同异处着眼，求得成圣成贤之学。孙奇逢不仅如此讲，而且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历经干戈的扰攘、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艰辛而笔耕不辍，终给后人留下了《理学宗传》一书，作为自己这一思想的落实。
孙奇逢一生以理学家自勉，高扬主体人格，注重心性修养。自然他的《理学宗传》所要传的“宗”，与他平日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相一致。“学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则放之家国天下者，而理未尝有所增；不得志，则敛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尝有所损。故见之行事与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视之。舍是，天莫属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术遂为天下裂矣”（《理学宗传·序》）。进可以治国平天下，退可以安身立命，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这就是他所传的“圣学之宗”。“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同上），只有扬明“学宗”才能内则使门户之争自休，外则使王治与圣学相统一。这个“宗”就是能使“跛者能履”，“眇者能视”的“天理”法系。
孙奇逢为了缕出这条“学宗”，他把整个古代学术思想作了一番整理总结。“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乾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同上）。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线索是个由元、亨、利、贞所纵贯的大圆圈，这是整体看法。“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元其仲尼，亨其颜、曾，利其子思，贞其孟子乎。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同上）。由元亨利贞四阶段组成的大圆圈的每个阶段又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即各自又有元亨利贞四阶段组成的小圆圈。宋明理学在古代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处于“贞”阶段，而它自身的演变过程，简单地讲，则是“元”起于周敦颐而“贞”收于王阳明，具体说来是由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宪和顾宪成十一人组成“大宗”，属理学宗传之“主”。另外又列了“诸儒”一百四十六人，包括汉朝董仲舒等五人，隋朝王通等五人，唐朝韩愈等三人，宋朝杨时、胡瑗、张栻、吕祖谦等五十四人，元朝刘因、许衡等十八人，明朝曹端、陈宪章、湛若水、罗钦顺等六十人，并将宋以后的诸儒标分出“程门弟子”、“朱门弟子”和“王门弟子”，表明理学中重要学派有许多弟子。这“诸儒”一百四十六位是理学大宗之“辅翼”。孙奇逢以“主”“辅”表明他对“大宗”与“诸儒”在理学宗传中的不同作用的肯定。除此之外，他还设了“内”“外”的另一标准。十一位“宗师”与一百四十六位“诸儒”皆归于自家属“内”，而另外“补遗”杂于禅道的张九成等六人为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十一子其主也，诸儒考其辅也；十一子与诸子其内也，补遗诸子其外也”（《理学宗传·义例》）。孙奇逢本着“主辅”、“内外”这两条经法，将汉以来的主要思想家，尤其宋明理学诸家作了名次、地位的排列。当然作为理学“辅翼”从董仲舒说起，未免延及的太长；作为理学“宗师”，所列十一位也自有不妥当之处。然而尽管如此，孙奇逢毕竟以“主辅”“内外”为主架，构筑了一个能容纳由汉到明诸学术大师的殿堂，并通过大宗、小宗、内家、外杂的次递排列，展现了古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宋明理学宗传的演变过程。
《理学宗传》居于周汝登的《圣学宗传》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之间。这三部书都是理学史著，相比之下，《理学宗传》不象《圣学宗传》那样远起伏羲、神农，包括周公、孔子以及孟荀而漫无中心，也不象《明儒学案》那样带有很浓的宗派“枝叶”而多有王学成见。这说明孙奇逢看到了宗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并坚持以公正的态度作平实的评价。他为理学研究开了个好头，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
孙奇逢与所有正统派理学家一样，在振兴理学的道路上缺乏锐意创新，而把重点放在结束末流颓废、弘扬正统精华，以续接理学道统上。在这方面，他与另一位正统派大师陆世仪相比又有区别。陆世仪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既注重修身，也强调济世，主张不知“理学”害及身心、不知“经济”害及天下，提倡学习济世之学。而孙奇逢则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王学末流，由突出心性本体导致随心所欲，以致于社会上，尤其是官场、士林中人欲横流、鲜廉寡耻，决心从强调主体“存养”起手，将无形之“理”落实于具体之“礼”，使玄谈转成实修，通过修身立体，高扬人格来挽救世俗人心。这种侧重点的不同，使孙奇逢尽管“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同上），说来朱学的底子较厚，但在实际中他走了更近于陆王的路子。
“养气者养心，知言者知心，此孟子得于心者也。告子只论求不求，孟子只论得不得。人身只是一气所生，掀揭事业，俱由胆力上生来。养气者，识定之为大识，力定之为大力。气必统于义者，统于义之为正气也。义必反于心者，反于心之为本义也。养之成浩然者，进于浑然一团元气。知言工夫从养气中来……总要归到不动心上，任百感之纷纭，众缘之攻伺，只是行所无事，动而不离不动之主者也。”（《四书近指·则不动心章》卷十三）养气即养心，养气到浩然之境，自成不动心之功。“气与心非二”，若能如此，便可“动而不离不动之主”。所以“对人心体光明洞达，如水澄镜净，千条万目以一心印之，全不费力”（同上《多学而识章》卷十）。圣人存心为了心体光明，而“心体光明”为的是“以仁行道，以知勇行仁”。而这些即是起于“修身”。“人存，在于修身。修身者，以仁行道，以知勇行仁。……所以示诚，所以成仁了。所以求人道，所以存其人也。……说仁又说诚者，真心归之实意，方可为行政之本。”（同上《哀公问政章》卷二）以诚修身，以仁行道，真心实意，既是立身之根，又是“行政之本”。所以“存养”“心性”是圣学之根，“‘心性天命’四字只一样，人具之为心，心之灵为性，性自出于天，天之一定为命。只要人从本来处探讨得真切，而下手‘存养’二字，存养工夫又须做到尽头，不可歇手。静时默存，动时惺存，是谓存心；静是寂养，动是顺养，是谓养性。心性合而成身，存养合而成修。寿则心性与身俱存，夭则心性不与身俱灭。天命自我植立，有常存宇宙间者，故曰立命。此知天之至，事天之极，而天命之性完全于心之结果处也。知天，是知自心之天。事天，是事自心之天。立命，是立自心之命。总之，心生天、生命也。”（《四书近指·尽心知性章》卷十七）“存心”有“默存”“惺存”之分，“默存”是默省自存，此为静时“求放心”，此心易存。“惺存”是动时之“求放心”，由于“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真”，故此心难存，是真需下功夫处。“养性”分“寂养”“顺养”。“寂养”就是下“慎独”工夫，而“顺养”则是属于“事上磨练”。存、养工夫做到尽头，也就完成了修身，心具天命之性而“生天、生命”。但圣学“本天”而不“本心”，这是儒佛之别，也是孙奇逢心学与阳明心学之别。他的“生天、生命”之心既无本体论意义，也无认识论意义，而完全在修身论范围内。此心是以具“天命之性”为前提的，它已到了“心性合而成身”的境界。这种理论上的“存心养心”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就需要一个有形的“把柄”、有效的“主宰”，而使“虚灵之心”有个着落之处，所以孙奇逢“说礼不说理”，著实而免空。“提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向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而成象者见本原也。惟不胜乃能自胜，惟有制乃得从容。克非克去，此在心上初起念时用工。一念回头，万火自降。说礼不说理者，用功必有下落。离却显然条理，说凭么不睹不闻，天下归仁者。乾坤浑是一个礼，盖舍了天下，即无处寄我之仁”（同上《颜渊问仁章》卷八）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处见本原，避虚求实，“说礼不说理”，这与其说是孙奇逢以“礼”代“理”，倒不如说他是用有把柄、有成象的“礼”解释“理”。“乾坤浑是一个礼”与宋儒“宇宙间无实于理”似极相近，然而宋儒之理是不睹不闻之本体，孙奇逢之礼是有把柄、有成象之本原。所以说孙奇逢之以“礼”释“理”在某种程度上开了后来戴震以肌理、文理释“理”的先声。孙奇逢讲“天命心性”、存养工夫，其落脚点是想以具体有形之礼规范、塑造一批“狂狷者”以顶替“乡愿之徒”，从而超拔于世俗中。俊伟的人格来自于高尚的心灵和豪迈的气魄。“不要在境界上讨效验，要在方寸内求自尽”（《夏峰集·语录》卷七）。“能处人之所不能处之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之所不能堪之忧”（同上卷一）。孙奇逢一生以身行验心思，以心思督身行，“不问祸与不祸，只问是与不是”。当言则不惧权贵而直言，当行则冒死而力行，确是无愧“真儒、名士合并为一”（同上卷二）。他担道自任、自强不息，想要恢复的是从孟子到王阳明高扬主体的理想人格。至此我们可以说，孙奇逢的“存心养性”之学与李颙的“悔过自新”之学在高扬主体人格方面有相似处。他们对心学末流的入禅论空和寡廉鲜耻有共识，而对王阳明历难坚志、卓绝不俗的心性之学皆表赞赏。所以他们是理学正统流派中继承阳明心学较多的两位，也是正统派北学的突出代表。
孙奇逢以年迈资深、人格高尚、性情诚挚、侠义壮举，而深富众望。加之学问平实，又聚徒讲学，故门生子弟遍天下，“屹然成为北学重镇”（梁启超语），形成了夏峰学派。该学派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治学反对立门户、树宗派，尤其反对朱、王水火、纷争不休的鄙习。培养目标是“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尘之想”，穷则励行、达则经世的人才。培养方针是强调道德修养，注重心理训练，该学派以孙奇逢为首，主要成员有汤斌、魏象枢、魏裔介、赵御众等。夏峰学派经孙奇逢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其在民间士林学界的影响显赫一时。它是明清之际理学正统流派中极有力的一支，与当时南方的桴亭学派共享秋色。
注释：
①关于明清之际的理学流派，请参阅拙作《明清之际理学的特点及其流派》。见《晋阳学刊》198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