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演义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我国层见迭出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独称巨擘。它是我国古代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也是我国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由于它历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起到了形象化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课本的作用。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异常深远的影响。清末的小说评论家就说：“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作者举了许多事例，论证这部小说对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和清朝的君臣的影响；又称它“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作者还看到清末“西人之居我国者，稍解中文即争读《三国演义》；偶与论及中国英雄传记则津津乐道者，必此书也。”（《小说林》第一卷，1907年刊）
随着时代的前进，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国外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不断加强，《三国演义》不仅被认为是一部可供借鉴的军事文献，而且还被视为指导商业竞争的理论武器；研究《三国演义》所阐发的领导艺术、人才学、谋略学者，亦大有人在。1995年在国内由于上映84集《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而引起的《三国演义》讨论热，已在向国外传播：亿万群众争谈三国故事，争读《三国演义》的热情，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因为《三国演义》不同于一般的小说，而是一部历史小说，它是以南朝刘宋裴松之注陈寿撰著的《三国志》作底本写成的通俗文艺读物。读了它，可以使我们对三国时期的历史面貌基本上有所了解，从而有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这一历史时期古人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今天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的借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这一历史时期某些著名人物对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滞作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弄清小说采用的素材即历史资料是否信而有征；小说作者对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是否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一本至公，而不含有较大的偏见。显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客观地评论小说家在发掘历史材料，探索历史背景，描写历史事件和艺术地再现历史人物形象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的成就，又有哪些明显的不足，甚至是重大的失误。
为此，我们就应该要求广大的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不能仅以单纯地接受这部历史小说给予我们的艺术享受为满足，而且还要有一种参与意识：要把对《三国演义》的文艺鉴赏和从史学角度出发分析评论作品的成功与否结合起来。要理解小说作者是如何运用辩证的方法，采用了哪些虚构的情节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而又能使这些虚构的情节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不出现矛盾冲突。这就是说由于作者能把小说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融为一个有机体，并注入到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中，从而使读者能够从思想上进入特定的三国时代氛围，并“尚友古人”，和小说中自己喜爱的人物的苦乐悲欢相共鸣。如果一个读者真能做到这一点，无疑地就会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同时又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的辨析与驾驭的能力。恩格斯说：对于一部历史剧，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加以“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47页）显然，这也就是说：鉴赏、评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不能不尊重历史。
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要先读三国史，而后再来读《三国演义》；而是说：多少懂一些三国史的人，他读《三国演义》时的收获必然会多一些；人们完全可以在读了《三国演义》以后，再去读一读三国史。但最好的方式则是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史结合起来读；这样，收获就会更大一些。
二
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加上《后汉书》、《晋书》中的若干纪传，并旁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籍荟萃成书的。但是研究者却忽略了它的直接蓝本乃是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大型史书，它对汉末及三国的历史已经作了系统的整齐排比，而胡三省的注解更有助于读者理解三国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这就为小说作者按时间顺序编写三国的历史小说提供了借鉴。
在《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小说出现之前，我国在元朝至正年间(1321—1322)刊行过一本《三国志平话》。此书的作者是一位佚名的民间艺人，他显然是继承了北宋东京“说三分”的著名艺人霍四究的传统，并参考了宋金戏文和元代有关三国故事的剧本、民间传说、历史文献，也大体上参考了《三国志》而编撰的。但由于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这本书错别字甚多；其篇幅也仅七八万字；许多故事情节，又都没有展开。虽然从中可以看出它以《资治通鉴》为蓝本的痕迹，但究其内容则荒诞不经，与史实相悖谬之处甚多，且文词简陋，有时竟至不通。可见作者的历史修养与文学技巧都很差。不过应该肯定：我国从此总算有了雏型的“三国演义”。
15世纪末由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成熟的标志。由于此书作者有一定的历史素养，艺术技巧也比较高，因此他能比较认真地参考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注文，特别是《资治通鉴》及胡三省的注文，对三国历史按年代先后作了鸟瞰式的叙写。但这个本子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才得以出版，大约出版时又由张尚德有所增饰。由于它塑造了一系列风云人物的形象，又生动地描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和重大战役的场面；这样此书虽然不大为史学家所重视，但却很受群众欢迎。因此《通俗演义》从万历年间到明末多次被一些文人和出版商修订刊刻，至今可考见的当时的刊本，尚有二十余种。
蒋序盛称：这部《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概括地说，就是这部小说有三个特点：1.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2.排除了《三国志》中一切荒唐无稽的内容；3.从《三国志》及裴注中吸取了大量的史料。
蒋氏在序中阐述了自己所尊奉的儒家的历史观：他推崇孔子修《春秋》“立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和孟子的言仁义而不言利；至朱熹的《通鉴纲目》“亦由是也；岂徒纪历史之事而已乎？”这就是说：史书是为“劝惩警惧当世”而作的，它不仅是为了纪往事而已。为此他特别强调此书是贯穿了尊蜀汉，特崇孔明，并尊刘、关、张，贬抑孙权和极端反对曹操的思想。他的这一主张都为明末的一些文人尤其是清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所继承和发扬。
康熙初江南省苏州府长洲县人毛宗岗，在其父毛纶（字声山）的启发下，摹仿他们的同乡——我国17世纪大批评家金圣叹批改《水浒传》的笔法，并且依据金氏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把在明末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修改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作了进一步地加工，并细心地加上洋洋洒洒的总批和细致的夹批。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最后定本。从此，由明末人翻刻并任意修改的多种《三国演义》版本遂不复通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迨清康熙时，毛宗岗字序始，师金人瑞批《水浒传》及《西厢记》成法，即旧本遍加改窜，自云得古本评刻之，亦称“圣叹外书”，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中国小说史略），下引该书不再注）
鲁迅分析：毛宗岗修改旧本《三国演义》手法是：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
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本除了增加诸如“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事，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诸故事，以丰富小说的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以外，还特别注意围绕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来删去小说旧本中某些与这一主题相矛盾的故事情节，而补充以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表现这一主题的内容。例如《通俗演义》写曹后闻献帝骂其兄丕为“篡国之贼”，即大怒曰：“汝高祖只是一嗜酒鄙夫，无籍小辈，尚且劫夺秦朝天下。”她又斥献帝曰：“若不得吾夫兄，汝为齑粉矣！”这种表态，殊不近情。而毛本改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也！’”又骂曹洪等“希图富贵，共造逆谋！”此外，还增添了“孙夫人投江”的情节，并删去了“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毛氏认为旧本这样写，“冤古人太甚”。
毋庸讳言，毛宗岗之所以要删改或补充小说的某些内容，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崇诸葛亮和有力地鞭挞曹操这个大奸雄的形象之故。
从文学角度来说，作者根据突出主题和塑造典型的需要，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的某特征加以强调：有时是增饰，有时是削弱，有时故意把某甲的行事移植到某乙身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如狄德罗所说：
假使历史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冲淡它。（《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1>）
毛宗岗之所以要补充一些强化曹操狡诈、阴险、毒辣的性格的故事，削弱一些对曹操的赞美之词，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刻画曹操作为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形象，使之以一座人物浮雕独步于文学史。
毛宗岗的另一贡献是用他的评本淘汰了杂有许多庸俗的特别是谩骂诸葛亮的评语的、署名李卓吾的评本。在长篇小说的各篇前后，正文之下、之旁，或正文的上栏写评语，始于明万历年间的刊本。正如在金圣叹评《水浒传》之前，所谓“李卓吾先生评”的《水浒传》已经流行一样，在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之前，所谓李卓吾评本《三国志》已占优势。毛宗岗在所批书的《凡例》中写道：
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实则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
按万历时的叶昼（字文通），惯冒李卓吾之名批书，《水浒传》100回本、120回本李评，学术界大多认为至少有一种为叶昼伪托。今此本《三国演义》中恰好有三处出现了“梁溪叶仲子曰”，则此本之为叶昼评本，殆可论定。叶昼为人狂妄，而且语言粗俗，在评语中竟至谩骂刘备、诸葛亮为“老贼”、“奸贼”，说诸葛亮劝刘备诛刘封是为了将来便于实现篡权的阴谋云云，像这样的批评只能淆乱听闻，也无助于读者对这部小说的欣赏。幸而有毛氏评本出现，才淘汰了这种本子，此不可谓非毛宗岗之功也。
鲁迅还分析了《三国演义》为什么比其它的历史演义更能为广大读者欢迎的原因：
因为三国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
鲁迅通过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上《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留其相当价值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这说明鲁迅不仅赞扬《三国演义》为历史演义中的压卷之作，而且还肯定它具有永久的魅力。
曾经参考鲁迅的《小说史讲义》为新式标点本《三国演义》写序的胡适，虽然把这部小说和《水浒传》比较，认为它“无法能出奇出色”，但他毕竟不得不承认《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比得上它的魅力”。他称“《三国演义》是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还说：“我们都曾尝过它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它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
不过，对于《三国演义》毕竟只能称它为至今最受欢迎的通俗历史，却不宜过分推崇它为“绝好的通俗历史”，因为历史小说的第一个要求，乃是它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应该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
三
谈到读三国史，大家自然会想到晋朝陈寿撰的《三国志》，以及大大丰富了《三国志》内容的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总共引用了210种文献为它作的注。这本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的《三国志》，不仅行文简古，难以为一般读者所理解；而且由于它是纪传体的史书，在体例上和大体依据《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写成的《三国演义》不相吻合，这样也就降低了一般读者阅读它的兴趣，甚至误以为要了解三国史，只看《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史书就够了。这样一来，人们往往就会把小说中不少虚构的情节视为实事。试以毛宗岗定本120回《三国演义》中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回目为例，可以说有的是完全出于附会，有的大体上则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之作。可是它们几乎无一不为广大读者所津津乐道，视为之真人真事而无异词。这就可见《三国演义》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普及三国历史知识、促进人们评议三国史事和人物的兴趣的作用，却也有很不小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它把一些民间传说和文人精心杜撰的故事情节乃至捕风捉影之词都当作“信史”予以广泛宣传，使之到了积非成是、难以澄清的程度。
请看下引的毛本《三国演义》章回目录（括弧中的目录，摘自《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1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祭天地桃园结义》）
第2回：张翼德怒鞭督邮（《安喜张飞鞭督邮》）
第4回：谋董贼孟德献刀（《曹孟德谋杀董卓》）
第5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虎牢关三战吕布》）
第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凤仪亭布戏貂蝉》、《司徒王允使貂蝉》）
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张辽义说关云长》）
第26回：关云长挂印封金（《关云长封金挂印》）
第27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关云长千里独行》、《关云长五关斩将》）
第28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云长擂鼓斩蔡阳》《刘玄德古城聚义》）
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孙策怒斩于神仙》）
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舌战群儒》）
第45回：用奇谋孔明借箭（《诸葛亮计伏周瑜》）
第47回：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进献连环计》）
第48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曹孟德横槊赋诗》）
第49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七星坛诸葛祭风》）
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曹操败走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
第51回：孔明一气周公瑾（《诸葛亮一气周瑜》）
第54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玄德娶孙夫人》）
第55回：玄德智激孙夫人，孔明二气周公瑾（《锦囊计赵云救主》、《孔明二气周瑜）
第56回：孔明三气周公瑾（《诸葛亮三气周瑜》）
第57回：柴桑口卧龙吊孝（《诸葛亮大哭周瑜》）
以上都是前60回中属于由小说作者虚构的回目。由此可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确是吸收了元《三国志平话》中许多由说平话人编造的内容加以修饰和丰富，从而为这部历史小说增加了浓郁的浪漫色彩；这样既能提高读者的兴趣，而且又使小说中尊刘、反曹、贬孙的倾向更为鲜明。特别是对几个主要人物：诸葛亮、关羽、刘备、张飞，作者是用崇敬之笔通过编造的许多情节予以高度的美化的；而作者对于处于偏霸地位的孙吴名将周瑜和颇有眼光的政治家鲁肃，则是任意予以贬抑，竟把他们当作诸葛亮的陪衬人物或铺垫来处理，至于曹操则被塑造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反面典型。
小说作者还极不满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以魏为正统，而把蜀与吴等量齐观，都作为地方割据政权处理的态度；因而一反其道，把蜀汉尊为正统王朝，并把诸葛亮塑造成小说的主人公（可以说是全书的魂灵），为他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无比崇高的形象。像作者这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手法，如果单从艺术角度来看，它可以说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从历史家的角度来评议，却不免使人感到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内容太多；这可以说是《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的最大遗憾！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整理出版《三国演义》时，确有必要采取妥善措施，以帮助广大的读者分清《三国演义》的素材，哪些确是引自《三国志》，而哪些则纯属作者的虚构。
我们知道前人对于某些误以三国故事为史实的学者的讥评，是颇为尖刻的。鲁迅就曾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第一就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是《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实不仅王士祯这位提倡“神韵说”的著名诗人有过错认小说中的虚构为史实的遗憾；连有名的校勘学家，被学人称为义门先生的何焯也因误用《三国演义》中“既生瑜，何生亮”二语，而终生愧悔不已。袁枚就为此强调读《三国演义》者一定要学三国史。他写道：
崔金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贵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生惭悔。某孝廉作关公对联，竟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解学耶？（《随园诗话》）其实，错用“生瑜生亮”的典故者还不止是何焯；王应奎《柳南续笔》云：
“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话》亦有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与？
试看自近年提倡《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以来，如雨后春笋般的论述《三国演义》的人才学、谋略学或领导艺术的论著，粗略一看，这些书似乎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旁征博引，所用资料似乎都有出处。但仔细一看：不少作者所举的“史实”，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的有关章回中抄录下来的片段。例如：某一位《三国演义》专家在其专著中谈到《赤壁之战》时就这样写道：
面对着浩浩荡荡沿江而下的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孙权只有五万多军队，刘备只有两万人马，力量对比是很悬殊的。
谈到官渡之战时，此书写道：
袁绍在乌巢之战以后……聚集剩下的二三十万人马来与曹操决战，曹操采用程昱十面埋伏之计，背水死战，使袁绍全军覆没，从而结束了整个官渡战役。
谈到彝陵之战时，此书又写道：
身经百战的老将刘备率领七十五万大军……刘备几十万大军顷刻之间，瓦解覆没。
以上是随手引的例子，类似这样错误地评述三国时的三大战役的文章不少。作者大都误认为《三国演义》写的内容都是史实，因而随意加以引用，同时又根据小说的这一类的叙述大发议论，这就不能说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了。
应该说：曹操进入江陵以后，水、步、骑兵共约40万人，这是历史界已考证明确了的。我们今天怎么能仍然照小说作者所述的数字来评议这次战争的指挥者的优劣呢？至于官渡之战，本来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袁绍只率领了10万人马，而曹军则总共不足万人；但却被小说作者夸大成为一场以70万人对10万人的大战役。但只要我们检读一下《三国志》就知道人数微不足道的曹军是不可能对十倍于己之敌，行“十面埋伏”计了。还有一个为广大的《三国演义》研究者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袁绍的失败纯粹出于偶然。如果不是由于许攸的叛变投敌，导引曹操去烧袁军运抵乌巢的粮草；如果不是张郃、高览拒绝执行袁绍派他们去劫曹操大本营的任务，反而造谣惑乱军心并率领其部众主动投降于曹操，袁军何致大败？陈寿在《三国志·袁绍传》中明载：“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率其众降，绍众大溃。”裴松之也认为这是说“缘郃等降而后绍军坏也。”（后来张郃子孙作家传，为了讳言其祖之丑，故有异说，清代学者对此已作了辨析。）
而也正是由于张郃、高览的投降导致了袁绍惊惶失措，他竟匆匆与其长子袁谭仅率八百骑兵星夜逃跑，这样，他的七八万大军就因群龙无首而投降（沮授即因来不及随从袁绍以致被俘），即所谓不战而溃也。而曹操大约是因为自己受降的兵甚多，难以控制这些多于自己十倍的降兵，因而诬以“伪降”而尽坑之。《三国志》、《后汉书》都讳言曹操的这一暴行，而只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著了曹操杀降卒70,000人之暴行。
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一开始就把袁绍攻曹之兵力夸大为75万人，而后又感到这么多的袁兵不好“收拾”，于是在总结官渡之战时写道：“伪降者尽皆斩之，所杀80,000余人，流血盈沟。其溺水死者如芦苇相似，绍军75万到此皆休。”明末题为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对一段话照抄不误，而毛宗岗大约觉得有问题，就把“绍军75万到此皆休”一句删去了。今天的一些《三国演义》的评论家，大约也觉得75万这个数字太大，所以改为袁绍在乌巢之战后整顿所剩的“二三十万人马”云云。而实际上乌巢只是袁军运粮车临时驻宿之地，除由淳于琼所带兵万余人监护以外，并无其他兵力。我们怎能推测袁绍的75万人在此牺牲了大半，而此后只剩下了二三十万人呢？
又小说之所以说“溺水死者不计其数”云云，是因为小说作者按照当时黄河的走向，以为袁曹之战时，官渡是濒临黄河，故而含糊其词，使读者觉得75万袁军的绝大部分都葬身在黄河鱼腹中了。殊不知东汉时黄河乃是从洛阳之北向东北经武阳之北再北向，经德州南而流至沧州东北入渤海的。那时，郑州、开封并不靠近黄河。袁绍的兵是从今之汲县渡过黄河到延津，再由延津南下到阳武的。阳武之西的故市，是袁绍的屯粮之所，它和乌巢在东汉时，都不在黄河北岸。由此可见，小说中不仅有许多不合历史的内容，而它关于地理方位的描述，差错也很多。
他把本是在蒲圻赤壁进行的孙刘破曹操之战的战场“搬家”到夏口之东，武昌（即鄂州）之北的江面进行，亦是不明地理之误。
至于彝陵之战，刘备所率的军队，也被《三国演义》夸大为75万人，更不合理。据《三国志·陆逊传》陆逊抗蜀之兵为50,000人。刘备水军陆军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吴兵很多，试看公元263年刘禅投降时，整个蜀国人口不是只有94万人，将士亦仅102,000人吗？而此时上距彝陵之战时已有43年之久。试问刘备伐吴时，怎么会有多到75万的蜀兵被动员出征呢？
由此可见在今天大量出现的评《三国演义》的人才学、谋略学、领导艺术学等等的论著中，大都有混淆真伪而立论的失误，因而尽管从文章本身看来这些论著似乎讲的头头是道，但只要一核对史实，就知道它们对三国人物的评论和对三国史实的分析大都不足为信据。
这也就告诉我们要结合三国历史来阅读和评论《三国演义》。而且只有在分清了小说中的叙述和描写哪些与史实相吻合，哪些又是由作者作了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及夸大或缩小的处理，还有哪些完全是作者所虚构之后，才能够正确地鉴赏和评品《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形象，以及它所描绘的三国时期的某些军事冲突与政治斗争的是非得失。
因此，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虽然肯定了《三国演义》取材“颇博赡”，但他却严肃地批评小说开篇所写的“桃园结义”，乃是“事之不可训者”，因为作者“忘其为君臣”而径称之为“兄弟”，实不合于封建君主制也。他还批评小说写诸葛亮“有祭东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他认为“编《演义》者，本无知识，不脱传奇习气，固亦无足深责”，但历史小说却应不同于一般性小说，“如《西游》、《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固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这就是说历史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不仅已经被广大群众信为真有其人、其事，甚至还被一些学者、文学家以为是信史引用在自己的著述中，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副作用。但章氏并不因此排斥《三国演义》体的历史小说，而是认为“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者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所谓“有益于劝惩”者，即写历史人物应不虚美，不隐恶，使之符合本来面目，不能任意地加以美化或丑化也。为此，章氏提出了一个处理历史人物、事实的原则：“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者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综如《三国》之淆人耳。”这就是说：要使读者分清小说中哪些内容是史实，哪些是虚构，以免人们论议三国人物的是非、用人行政的得失，以及战争胜败责任之谁属等问题时，各逞臆断，聚讼纷纭。显然章氏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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