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否存在论文,城乡居民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2001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0%，同时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年均21.4%的增幅持续增长，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自1993年以来，我国成为了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大东道国，2002年则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最近20年来，以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十分活跃，并在影响国与国之间利益分配的同时，也对一国内部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保持居民总体收入有所提高的同时，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我国而言，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积极作用的同时，深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促使我国更好地利用外资。
二、文献综述
从FDI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在理论上的探索比较完善和深入。主要分成两个学派，其一为“发展／现代化”学派，以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为该观点的核心代表。虽然持该观点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并且明确地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作用，但他们将外资内资一视同仁。资本，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有促进经济增长并最终让整个社会受益的作用。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最初只会促进某些最主要或者享受其利益程度比较高的部门的增长，最终它还是会推动更加平衡的收入分配。另一学派为“世界体系／依附”学派。该学派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存在恶化效应。他们认为影响收入分配的不是GDP和财富，而是生产的社会支配体制。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位置，是处于核心还是边缘，对该国的收入分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方芳，2007）。在实证研究方面，Aitken，Harrison和Lipsey(1996)对美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东道国人均工资基尼系数；Feenstra和Hanson(1997)的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恶化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状况（周华，2006；方芳，2007）。
在我国FDI和收入分配研究方面，不少国内研究者也作了一些重要的实证性工作。例如，赵莹(2003)就我国对外开放与贫富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了FDI与基尼系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张昊光、姜秀兰(2004)对FDI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其结果表明FDI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陈利敏等(2004)的研究表明：第一，FDI的参与程度对整体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工资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第二，FDI提高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较小；第三，FDI投入比例越大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而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越低，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对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明显不同；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提高有显著贡献，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韩琪、尹铉哲(2006)对FDI结构与中国收入差距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实证分析结果揭示出，FDI的流入对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影响迥异，熟练劳动力因享受了良好的教育程度而拥有较高的收入，而非熟练劳动力主要由农村劳动力与城镇中教育层次低的居民构成，其收入水平本来就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FDI又加剧了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贫富差距，这个观点与陈利敏等(2004)的观点有相同之处。沈毅俊、潘申彪(2008)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实际利用FDI金额、各地区商品出口总值、国内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作为解释变量，并重点关注FDI变量与出口总值对地区内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结论为FDI流入增长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互为原因和结果。此外，何璋和覃东海(2003)、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高展军等(2005)、万广华等(2005)等研究也就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多种因素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也各不相同。
三、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
（一）FDI通过就业结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
外商投资企业吸纳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可以计算出我国2003-2007年这5年中外商投资经济体新增从业人员720万人，大大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一方面，对农民而言，FDI的大量引进可以促使他们在比较优势高的非农产业就业，获得高于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使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大部分FDI仍然青睐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制造业无论在投资项目个数还是在实际投资额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比重分别为69.94%和62.28%。从制造业的产业链来看，FDI主要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环节，使得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较大。其中，大量吸收的就是低技能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和城镇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二）FDI通过区位性选择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由于外商来华投资主要是看好我国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最根本的动机。由于其逐利性，外商投资必然会在区位等方面有所选择，由此导致地域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地，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大型跨国公司的涌进和对并购的逐步放开，这种影响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般情况下，FDI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是因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而对第一产业的投资额很少。
（三）FDI通过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
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技术外溢”及其“学习效应”可促使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持续改进。而且，技术又会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人员的流动以及技术的学习、合作和引进扩散开来（范言慧、段军山，2003）。相对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在这方面不占有优势，因而便形成了地区差距。当然，这其中也包含城乡居民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
（四）FDI通过贸易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要素所有者将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将因贸易而受损。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资金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提高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而降低技术工人的工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但在我国却同时存在着另外一种现象：对外贸易扩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因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例如，2007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的90%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为10%左右，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另外，由于职业转换的困难程度不同，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在东部沿海地区较强而中西部地区较弱，这也可能会间接地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状况（韩琪、尹铉哲，2006）。
基于以上分析，FDI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负相关，其内在传导机制也比较复杂。FDI并不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而是间接地通过促进就业、行业选择和其投向的区位性选择等因素来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究竟FDI与我国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性？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或者是其他关联（比如U形或者倒U形曲线的关联）?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利用我国近十年来的分省面板数据做实证研究就十分必要。
四、实证分析设计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状况
总体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呈现波浪式上升态势（如表1所示）。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2）。1997年的城乡收入比为2.47∶1，绝对差额为3070.2元。1998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7年城乡收入比达到了3.33∶1，绝对差额为9645.4元，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迹象。
（二）计量分析模型的设定
在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方面，库兹涅茨基本模型是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起点，并根据现实经济系统的运行特征和数据的可得性，不断地引入其他一些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对于研究我国收入分配的学者来说，这些因素常常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外开放程度、外资以及经济增长率等。其中，方芳(2007)等人在库兹涅茨基本模型中先后引入了贸易开放度、外资依存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经济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这五个因素。笔者认为，在实证分析前，这五个因素都可以被纳入实证分析设计中的第一个环节，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前文指出，既然外资依存度(FDI／GR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存在着多种模式，那么，在解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就不能单一地考察外资依存度变量一次项的影响。从计量经济学和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引入外资依存度的平方项则能够使我们观察到外资依存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着U形或倒U形曲线的关系。如果在实证检验中，外资依存度平方项的系数能够通过严格的显著性检验，那么，仅仅用正相关或是负相关这些词语来简单描述FDI利用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在库兹涅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研究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要引入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观察外资依存度平方项的影响也显得十分重要。这一研究设计上的改进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复杂模式。
根据上述分析，以库兹涅茨基本模型和我国1997-2006年期间的分省面板数据为基础，引入FDI和其他重要的控制变量，提出如下计量模型：
在式(1)中，下角标i(i=1,2,…,30)为我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代号；下角标t(t=1997,1998,…,2006)分别表示不同的年份；μ则为该计量模型中的误差项。此外，该模型中的各变量分别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INE为各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笔者的研究中，每个省级单位的城乡收入差距用城镇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实际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即：INE=城镇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农村实际人均纯收入。该变量值越大，就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2)PCGRP为各省份的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笔者在计算各省市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时，以1997年数据为基期进行了折算。根据库兹涅茨基本模型，PCGRP及其平方项是研究收入分配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控制变量之一。
(3)TRADE为各省份的贸易开放度。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习惯，定义各省的贸易开放度为：TRADE=各省份进出口总额÷GRP。其中，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数据为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对于用美元表示的进出口总额，采用统计年鉴上相应年份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价将其换算成人民币。GRP则是各省份的区域生产总值的缩写。在笔者的实证研究中，TRADE变量没有取百分值。
(4)INV为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该变量为各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该省份GRP的比例。它也是该类研究当中一个常见的控制变量。另外，INV变量也没有取百分数。
(5)FDI为引进外资程度。这个变量是笔者重点观察的因素。该变量被定义为：各省份当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该省份GRP的比例。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为了表现FDI的这种长期作用的特征，采用FDI存量在GRP中所占的比重作为指标是比较合适的。遗憾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并不提供这个数据。因此，这个FDI依存度指标需要人为的估计，但有损客观性。基于这个原因，在笔者的实证分析当中采用FDI流量指标，并按照统计年鉴上相应年份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价将其换算成人民币。另外，FDI变量也没有取百分数。
(6)YGR为各省份真实人均GRP的年增长率。在笔者的实证研究中，对其取百分号后的数值取自然对数，因此，该变量取自然对数后皆为正值。在很多实证研究当中，各省份的真实人均GRP增长率被普遍用于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可以大致判断出各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7)PRI为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指标，现实中很难有单个指标能对其进行全面的衡量。国内学者如樊纲、陈宗胜等人专门就我国市场化指数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并构造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根据笔者实证研究的特点以及基于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的原则，希望被纳入计量模型中的变量能够从定期公开的年鉴或出版物中得到。显然，国内学者的现有成果无法满足这一点。因此，笔者更愿意选择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替代反映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综合考虑后，笔者认为PRI这个变量是合适的。PRI被定义为各省份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与职工总数的比值。同样，这个变量也没有取百分数。
（三）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
笔者选择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30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作为样本（由于西藏自治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将其剔除）。一方面，在FDI数据的成序列方面，大多数省份仅在1990年后才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序列数据；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我国很多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很少。此外，对于所重点观察的FDI变量，《中国统计年鉴》只在2004年之前公布过各年度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当然，2004年后的数据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区统计公报查出，也可以从历年《中国经济年鉴》得到。出于上述关于FDI数据收集过程当中的种种原因，笔者经过多方努力后也只能整理得到截止到2006年的分省FDI数据。因此，综合考虑后，将分析时间确定在1997-2006年这一时段。有关的基础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7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经济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表3为对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主要给出了算术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和标准差这五个参数；其余则不再赘述。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其解读
笔者使用计量软件stata9.0结合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分别进行了变截距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其中，为了更好地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特别分两组（即是否包含FDI变量的平方项）进行对比研究。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在模型的识别和选择方面，笔者分别就两大组模型进行了检验。对采用变截距随机效应模型还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进行Breusch & Pagan检验，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原假设
，即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备择假设
，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第一组中，该检验统计量为313.11，拒绝原假设，表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适；同样，在第二组中，该检验统计量为361.73，拒绝原假设，表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适。此外，对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就两大组进行了Hausman检验，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7或8的
分布。原假设，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备择假设，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第一组中，该检验统计量为146.11，拒绝原假设，表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适；同样，在第二组中，该检验统计量为100.98，拒绝原假设，亦表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适。
另外，由于第二组的固定效应模型（考虑了外资依存度的平方项）比第一组的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合理；因此，在下面主要讨论这一模型的结果。把相关估计结果带入式(1)，可得：
根据式(2)及表4的有关结果，分析如下：
(1)
=1.1182，
=-0.0448。一次项系数的符号为正，二次项系数的符号为负，且都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估计结果表明了在我国各省之间倒“U”形现象的存在。具体来说，即在经济发展程度最落后和最发达的省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较小。倒是在经济发展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内，其城乡居民差距反而最大。但从实践的意义来看，仅仅了解这个“倒U形”还不够。还需要知道这个抛物线的顶点对应于人均GRP的什么阶段。根据二阶偏导数等于零这个条件，很容易确定该抛物线顶点所对应的数字是人均26万元，约折合人均3.8万美元GDP的水平。显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最发达的省份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可以判定，我国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均GPR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处于该抛物线（开口向下的倒U形）的左边，即随着人均GRP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
=0.0234。贸易开放度TRADE的系数的符号为正。单纯从该变量的估计数值上看，贸易开放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居民的收入分配。这是因为我国的国际贸易对象相对比较集中，国际贸易的增加主要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过，由于该参数估计结果远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于今后扩大样本作进一步的检验。
(3)
=0.0204。符号为正表明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有拉大的影响，投资率每提高1%，就会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0.02%。从宏观上看，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促进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从而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严重偏向于城镇投资，1997-2006年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值比值分别为3.34、3.80、3.88、3.92、4.16、4.43、4.70、5.16、5.49和5.61。虽然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不断增加，但城乡不平衡趋势日益严重。这不仅抵消了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过，由于该参数估计结果远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具体的实证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4)
=-0.0193。市场化程度PRI为制度变量，其系数为负，表明市场化的改革程度越高，则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越小。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降低0.02%。同样，由于该参数估计结果远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具体效果也有待于今后扩大样本做进一步的检验。
(5)
=-0.0072。ln(YGR)的系数为负，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就会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0.007%。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较快增长，财政支出也会随之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强，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从这个方面来看，应大力推动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与市场化程度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控制变量一样，该参数估计结果远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具体的实证效果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6)
=-0.026，
=-0.002。这两个参数估计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关系是笔者的研究重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参数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引入外资依存度平方项后的模型整体估计效果也要优于第一组同类模型。这说明考虑外资依存度的平方项在计量检验中是站得住脚的；同时，这也说明了在我国各区域中，外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联。外资依存度平方项为负数，说明抛物线的开口向下，即在理论上存在着所谓的“倒U形”曲线效应。此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需要知道在外资利用的什么阶段中，FDI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只有这样，提出的建议才有说服力。因此，根据二阶偏导数等于零这个条件，较容易确定该抛物线顶点所对应的数字是外资依存比率(FDUGRP)约等于1。显然，对于我国各省份来说，这个比率过高。因为根据表3中的描述性统计，1997-2006年期间我国各省份的FDI/GRP最大值也仅为0.1678，离1.0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因此可以判定，我国现阶段及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利用外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仍然处于该抛物线的左边，即随着FDI/GRP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继续增大。如果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果在外资利用的宏观管理政策、外资使用的区域结构和行业（加工环节）结构，以及外资利用背后的劳动力雇用结构等方面不进行显著的改变，那么随着外资依存度的升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继续增大。这显然偏离于目前社会各界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当然，缩小城乡居民差距并不意味着要减少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从外资利用这个角度来看，则是要通过调整外资相关管理政策来促进外资向第一产业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也要促进外资企业在增加值分配链中，以提高报酬等方式来更多地向所雇用的农村劳动力倾斜。只有这样多管齐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进行。
笔者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是数据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只取了10年的数据，因此在说服力上有些欠缺，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滚动研究的必要。其次，笔者只是着重研究FDI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在模型中对影响收入差距的其他变量只引入了地区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等，对于其他可能影响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变量（如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等）没有引入研究。这些变量并非不重要，只是限于时间和精力，此次研究中无法一一顾及。相反地，这些被忽略的因素同样能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因而在今后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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