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含西岭千秋雪———个不该被遗忘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被遗忘论文,千秋雪论文,窗含西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匆匆译罢这本《清流传》，面对一堆还未誊正的译稿，笔者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那段早已逝去并掩埋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种种“盖棺定论”之中的不寻常的晚清社会历史及其一宗宗动人心魄的事件、一个个风云际会的人物，不禁重又在我的脑海中活泛起来，是的，我甚至触到了那个时代那跳动着的脉搏！
哦，清王朝的后半生，在辜鸿铭这位快被人们遗忘了大半个世纪的的贤人学者笔下（仅此一本小册子），像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那样，在经历了诞生、成长、壮丽和辉煌之后，接着是衰老、生病、经过治疗部分康复而再身陷沉疴，再往下有个回光返照而弥留衰朽，直至寿终正寝，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它全部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
于是，我脑子里先前从教科书和一些文艺作品中得来的有关晚清社会历史变迁的块状印象（看似条分缕晰实则突兀矛盾互不挨边），这回竟哗啦一下全给打通了。比如关于晚清政坛人物，我一直纳闷怎么净出腐败堕落、卖国求荣、阴毒变节的大坏蛋，也不知那么多大坏蛋何以竟会一个个先后登上了晚清政坛的权力宝座，一会儿是这个亲王那个亲王，怎么又冒出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会儿还是康有为，转瞬间又出了个荣禄、袁世凯，真是只见城头变换大王旗，或来或去无踪迹……然而，我面前这么一本小册子，（可以说它有明显的局限乃至不少论述上的疏漏，而且远远算不得历史专著），却像一扇奇妙而不显眼的窗口，你只要轻轻地把它推开，喝，那晚清政坛的风云变幻，乃至于绵亘二百五十多年的清王朝的兴亡走势，便让你一饱眼福看得有些明白而心中有个子丑寅卯，甚至不由得你不感慨系之而思之再三。
于是，我不禁冒昧地浮想到——
我们的史学家应当感到些不安了，因为他们对于那段历史写了那么多专著，得了那么多头衔，结果，实在地说，除了一堆毫无历史感的空泛结论，以及仅仅作为其注脚的干涩巴巴的现象描述之外，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文学家应当感到不安了，因为对于晚清以来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故及其由此可能生发的拓展——尤其是心灵的拓展，精神境界的拓展，除了暴露、抱怨或走马灯似的概念图解，他们（就整体而言）也几乎再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家应当感到不安了，因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及其观念的悉通融合及拓展的可能性、可行性，他们除了像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那样轮轴提倡着“弘扬”、“引进”或者“批判”、“坚持”、“发展”之外，实在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东西……
不过，若一味地这样想，这样苛求似乎又不很公平。不管什么“家”，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演化之中的。晚清以来的中国，西洋列强群盗纷至，我大好美丽中华，骤间沦为肥肉酒色任人宰割，于是救亡保种的严峻问题无情地摆在每一位爱国志士面前，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典型社会心态。从忧思“亡国灭种”，到耽虑“球籍”，像梦魇一样，长期吸附在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中枢神经上。为了挽救祖国的命运，为了振兴中华，也难怪他们大多只能在“中西取舍”（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始作俑者）的两股殊路同归的轨道上转圈圈。他们或希冀从传统的文化精神中弘扬出一条民族振兴之路，可是要从传统的精神文化中发展起强大的能与西方匹敌的物质力量又确乎相距甚远；于是，许多人转而期望通过借鉴、引进现代西方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自辟振兴中华之道，可所谓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良莠雅俗，优劣美丑并存，一旦真要全面引进其物质文化，那与之血肉相连的精神文化（包括那些很不合中国“口味”乃至“倒胃口”的东西）也将接踵而来。个人的生活延续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每一代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能够全力用于文化事业上的生命活动（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及个人原因）就更是有限，因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便一代一代地重复局限于“中西取舍”的轨道上兜圈子（当然也有高下优次之别），也就可以理解而不应苛求了。
而辜鸿铭，是一个例外，且就其一生而论还是一个不很成功的例外。所以，自其仙去至今半个多世纪了，除了作为怪癖名士的辜鸿铭，人们几乎已经把他给完全遗忘了。
然而，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辜鸿铭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学者贤人。不说别的，仅就本世纪初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应当在近代文化史上大书一笔。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甚至严复等人，可以说，他是近代唯一一位能在西方引起强烈共鸣，并受到广泛尊敬的中国人，他还是中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人物。可遗憾的是，在论述近代文化的文章与论著中竟然连辜鸿铭的名字也不易见到。
也许，辜鸿铭是因为其政治观点相对保守、“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而遭到世人反对和遗弃的。不错，他虽然长于西学却近似迷狂地热烈赞扬中国固有的文明之美及其道德价值，反对抛开中国传统而向西方学习的做法，这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为第一要义的时代氛围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宜乎受到批判抨击，一如徐桐、曾廉、文悌所受到的批判一样。但是，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辜鸿铭与徐、曾、文仅仅是在反对西化的态度上相近，但其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却完全不同。徐、曾、文作为顽固的封建官僚，夜郎自大，对西方因一无所知而本能地排斥。辜鸿铭则是基于其对东西文化及其社会生活方式的广泛了解，基于其对西方社会的伦理组织与文化精神之弊端的深透剖析，更重要的是基于其受西方浪漫诗人与保守主义思想家（如爱默生、阿诺尔德、卡莱尔等）的影响，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当初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对顽固派感情上的憎恶而把他们归为一类，那么，在“向西方学习”早已成为国是的今天，有没有必要重新对辜鸿铭其人作些具体的理论分辩呢？
无论怎么说，辜鸿铭像先知一样对西方社会的扬弃是深刻而独到的。他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伦理组织的崩溃，道德的沦丧，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商业化人生与人际关系以及由于资本积累与输出的造成的对内的剥削与对外的殖民扩张。同时他心中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逐渐生成的拓展（expansion）尤其是心灵的拓展（soul expansion ）观念以及广泛的进步理想深表推崇（参看本书作者自序）。但是，辜鸿铭与托尔斯泰、甘地也不同，他并不一味否认现代的科学文化，他只是批判抨击那些失去人文精神的人们误用科学文明于杀戮、侵略与过豪奢生活，他主张有良知的人们应当为公理（right）取代强权（force）而奋斗（参看本书结束语）。
同样，辜鸿铭对清封建社会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赞扬与维护，而是借此维护中国传统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不致沦失，他只是把“清室”当作“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象征。他的理想是复兴汉唐时代的开阔精神，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文明将其用于高尚的社会生活。他的这一理想除了本书（包括《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还可从他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等著述中明确看出来。
他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围绕这样的中心立论的。他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出路，具体说来，中国的君主制度，中国传统的“尊王”精神，使社会有统一的意志，可避免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参看《尊王篇》）；中国重义轻利的观念与传统的纲常伦理使社会组织更为稳定，避免西方社会金钱本位与人际间的交换关系； 中国的礼、 乐传统， 使中国人以心灵情感生活（souland motion），而不像西方人总是发生理智与情感、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从而一次次导致精神文化的危机（参看《春秋大义》第一章）；有了这样的精神，中国人不是不能发展科学，而是不愿像西方那样误用科学；中国文化振兴国家，正像日本迅速崛起，但不单是靠学习西方（参看本书《送日本少佐松枝新一序》一节）。他的这一番分析，未必尽可令人苟同，但他却是尽量在维护中国传统精神下仍试图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而不蹈西方覆辙的道路。
这一理论在西方社会中颇有市场。辜鸿铭所要努力复兴的文化精神，恰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所缺乏而最需要的，因而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共鸣。随着西方社会各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共鸣当年是愈益强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无可避免地爆发，西方列强间的厮杀，带给所有西方国家的无疑是一场前所未见的灾难。大战不仅使物质文明受到一次重伤，影响更大的却是人们思想信念（对西方文明的价值）的幻灭。人们厌恶战争，祈求和平，可这种偏重物质的文明除了科技与武器的发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辜鸿铭在大战爆发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向北京的欧洲人发表演讲，分析欧战的原因及欧洲的出路。他说，欧洲已陷入两难境地。基督教作为约束力量已然失效，欧洲社会只能靠军队巡警来稳定秩序，于是：如果保留强大的军队和巡警，这种强权崇拜必定终将消灭他们的文明；反之要是他们消灭了军队和巡警，那么无政府主义同样会使他们的文明毁于一旦。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只有采取中国文明方能补此过，弥此祸（参看《春秋大义附录：战争与出路》）。这在当时极度厌战的西方，尤其是战败国德国反响甚为强烈。他们从辜氏的论著中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辜鸿铭的著作也几乎全被翻译成德文，由许多名家作序或写文章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书在各大书店橱窗陈列。人们专门成立辜鸿铭研讨会研究其思想理论。在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他的书被作为哲学课的教材或参考书，许多人引用其语言作为重要论据，把他当作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来看待，一度家喻户晓。
正当辜鸿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愈益扩大时，与此相反，在中国当时条件下，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不切实际而迂阔的。故而他在国内却相当不洽人望。这便造成了他在国内长期被冷落乃至渐被遗忘的悲剧。这本是很不应该的。
或许，我们受极“左”思潮特殊语境影响的缘故吧，在我们的脑子里，“保守”（conservative）一词几乎等同于顽固、反动。一个人在人们印象中落到“保守”的坑里，便似乎无异于反动派了。
辜鸿铭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的甘地相近。他们几乎同时在欧洲的英国留学，接受同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影响，又同处于遭受西方列强践踏的东方国度，他们同样以复兴各自的传统文化精神为己任。在当时又同样地受到本国激进人士及其追随者的指责（甘地因此被刺）。然而，他们在身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甘地在印度受到广泛重视，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而辜鸿铭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怪物”与顽固派而已，鄙弃犹恐不及，遑论对其思想作系统的研究。
辜鸿铭，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都是一个爱国的学者。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遭受西方践踏、劫掠和蔑视的情况下，中国人几乎因此失去对中国传统的一切信心，只有辜鸿铭以其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精通而对之予以抨击，从根本上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和自信心。他的持论不免偏颇，有些观点也未必正确，然而其立论之本在我中华，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中国辩护，向西方宣扬中国的优秀传统，其动机无疑是可嘉的。在滔滔天下者皆为向西方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时代潮流中，他孤身一人大声疾呼，给国人以忠告，也值得人们一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辜鸿铭用那清纯晓畅的英语著文，向世界舆论呼唤正义和公理，为中国人民仗义执言，从而也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尊重。
在晚清反洋教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激于义愤，反对外国人及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正义行动，遭到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清政府的镇压。中国人民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只有辜鸿铭敢于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他用英文撰写文章在上海西文报纸上发表，又经伦敦《泰晤士报》转载，把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罪恶行径公诸世界，西方人士纷纷投书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行动，对帝国主义给予谴责。
当义和团行动兴起时，叶赫那拉氏为其卑劣的政治目的利用义和团团民的爱国热情与外国人开战，而当义和团浴血奋战以死报国时，那拉氏又两面三刀，向帝国主义献媚而酷剿义民。中外人士因受蒙蔽，指责义和团为“拳匪”、“乱民”。西方列强侵入北京，叫嚣瓜分中国。辜鸿铭仍以他的过人胆识，用英文向世界呼吁，说明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干涉中国的内政，才导致了拳民的反抗，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江南五省独立的力量为后盾，向西方列强发表声明，敦促和平解决此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对事态未向更坏方向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史稿》说他“以英文著《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他认为义和团的行为，是中国人传统“尊王”精神的体现，并认为这种尊王精神即是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的根本所在。他的看法多少比时人对义和团的一般看法更客观些。诚然，辜鸿铭为了自圆其“尊王”之说，为那拉氏开脱责任并加以推崇，把义和团事件嫁祸于康有为及其同党身上，这是他的偏见，也不符合实际。如果我们涤除这些错误之外，还是应当承认他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然，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看，作为纯粹的学者和文、史、哲融通的思想家的辜鸿铭，恐怕其意义更为深远。
我们说过，自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我们的学者和文、史、哲大家们，一代一代地重复囿闭于“中西取舍”的轨道上兜圈儿（姑不论其高下优次之分），只有辜鸿铭是例外。其实，这个耗尽了几代人脑筋的“圈儿”（且不论其付出了何等代价），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才开始从中走出来，逐渐明朗地归结为一个问题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共识，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然而说起来让我们当代中国人难免感到尴尬的是，辜鸿铭在世纪之初一开始就超越了“中西取舍”的思路，他在批评了张之洞“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主张时，殚精竭虑探索的仍属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辜鸿铭看来，无论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他热切期待的是，在中国涌现出能将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与现代欧洲文明之拓展精神及其广泛的进步理想集为一身的新人。在辜鸿铭心目中，由这种新人建设起来的新中国，将不仅是中国人的新中国，而且是一切有着良好文明传统的人类之新中国，是全世界的新中国（参看本书第4章）。
对辜鸿铭而言，他不仅仅是要在现今社会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及其价值， 而且要探究从传统文化（包括中西文化）中拓展（expansion）出现代化的生长机制。而不管什么样的现代化，一定都是富于理想的高尚生活方式。理想，是可以通过心灵的拓展，精神境界的拓展亦即创境（created world）来获得， 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习（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学习才是可取的），弄通中外古今的一切文明成果。拓展后的理想与高尚的生活方式应当永远是相通和一致的，而高尚的生活方式又可以也只能从悠久古老的传统文化（
意味着经久磨砺汰芜而永恒不灭 ——conservative）中鉴取或生成。因此，任何现代化都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在一个已经大为拓展和开放（open）了的世界上，任何传统文化也都意味着现代化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活泼律动的文而化之的过程）。辜鸿铭在《清流传》中反复强调采纳中西文化共同的真精神，振兴增强中国的血脉，而非仅仅学习西方的洋炮，巨舰和制造技术，便正是从这种观念和思路出发的。我们恐怕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设身处地，才能理解他在学术思想（文、史、哲诸方面）上的价值，退一步说，起码不致于误解他。
辜鸿铭独树一帜的历史性贡献，在具体的学术方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时至今日仍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首先表现在中西比较研究上。由于辜鸿铭精深的英文造诣，使得他能在东西文化间游刃有余地加以研究。遇到问题，他总是自觉不自觉作出东西对比。尤其是本书与《春秋大义》更是全面的比较研究，这无疑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史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辜鸿铭同时或早一些的学者，如王韬、容闳、马建忠、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中外比较亦时有之，但多属为政治上引进或拒斥西方制度而作的简单比较；且流于零碎，只有辜鸿铭把比较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贯穿于自己学术生涯的始终。
这种研究也给传统的国学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从而突破了传统自身的故道，把国学一下子放到了世界性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在东西方的比较中分析，优劣利弊自然易在对照中显现。比较研究必备的条件是对东西文化具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这不是一般的传统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等所能真正做到的。而辜鸿铭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诚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比较结果都尽善尽美。事实上，辜鸿铭往往带着“后入为主”的偏见，掺进自己过多的感情因素，影响到他对中国文化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同时，他忽略东西方存在的具体差异的某些不可比性，不节制地一味进行东西平行性比较研究，也曾引起过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参见[德]凯译林《中国》“北京”一节）。同样的不足也出现于他对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忽视中日文化精神的差异，过于强调其同构因素。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把辜鸿铭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不如把他视为一位浪漫诗人更确切。他一辈子脚跟坚定地扎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但却始终未脱浪漫主义诗人学者阿诺尔德、爱默生、柯勒律治以及卡莱尔对他气质与思想的影响，正如浪漫主义诗人对前现代化社会的农村自然风光与纯朴生活赞不绝口一样，他对传统中的一切包括纳妾、缠足、留辫子也近乎狂热地维护（这实在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与观念保守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气质、性格与情感的特殊性，是先天的偏执型气质与后天受浪漫诗人思想感情影响而形成的）。他这种个性特征体现在他的比较研究中，就表现为明显的感情倾向，在学术研究上这或许不很适宜，可是当他用于社会生活及历史人物的研究时，只要不太漫无边际，则会比那些看似滴水不漏而过于学理化（难免割裂历史）的做法，更能给人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感（这正是笔者阅读翻译本书时最深切的感受）。再说，在比较研究日渐成为中西传统（既有）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的今天，我们起码不应数典忘祖吧！
辜鸿铭实在是中国所从事文、史、哲之学术研究者，以及一切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人们所绕不过去的“槛”，而奇怪的是，人们竟把他给遗忘了60年！
老实说，遗忘辜鸿铭，实际上是遗忘了一种笃实忠诚的生命态度，遗忘了一种独具创意的思维方式，遗忘了近世文化历史上一个曾经的精彩——而在这个精彩的个案之内，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内涵实在不是现成文化史论所能概括的。
辜鸿铭以他超前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招致了时人的不解，以致落下一个保守古怪的印象，就其时代而言，这不是辜鸿铭的不幸，而是文化界由误会而造成的遗憾；但时至今日，学界高倡东西比较研究和中国学以及“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那样笼统因循地看待辜鸿铭，这就不再是辜鸿铭这位逝者的损失，而实在是我们的悲哀了——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我们的思想情怀是否足以博雅，我们的学术眼光是否达观通透？
其实，辜鸿铭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他的足痕清清楚楚地刻划在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成了历史的印证。我们遗忘的仅仅是一个发现的良机，一个“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视野。辜鸿铭以他渊博的学养、超拔的胆识，以及通达阔大的学术胸怀成就了这个独特的视野，从这“窗”、这“门”（槛）望出去，可能会望见一个前所未见的文化景观……
辜鸿铭，一个不该遗忘的人；一个任何“遗忘”都不可能淹没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