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的经营理念和宗亲情结——以叶向高《新安里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安论文,宗亲论文,明清论文,经营理念论文,情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7)03-0101-03
明清时期徽商已遍布全国，徽州“贾人几遍天下”，“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徽商主要从事茶木盐典四大行业，陈去病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陈去病《五石脂》）“新安大贾，鱼盐为业”，“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江淮两浙是其营盐主要地区，扬州为清代徽籍盐商记者麇集地。
徽商与晋商等明清十大商帮在明清时代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萌芽，特别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充当长途贩运商，对形成国内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商品生产必须建立在广泛、繁荣的商品流通基础之上，没有商品与市场，商品生产是无法进行的。自明中叶以后，徽商已注意到商品的再生产，把流通领域中所积累的财富，很快转移到扩大再生产领域，将商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中去，如从事矿冶、纺织、造纸等行业的开发，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对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
当今对徽商的研究多侧重于徽商的经营行业、地域和“贾安好儒”诸方面，而对徽商经营理念、宗亲情结等方面的研究则嫌不足。近在阅读史籍时发现明天启间内阁首辅叶向高专为徽商撰写的《新安里记》 （雍正《常山县志》卷十上），这一文献充分显现了徽商的特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以此文献为中心，对徽商的经营理念和宗亲情结加以论述。
为叙述方便起见，先征引叶向高的《新安里记》：
定阳之有新安里也，盖鹤旸郑子创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鹾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氏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邱垅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额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吏部殷君宗器与郑子同里，至戚相友善，殷尝为余言郑子天性孝友，气谊敦笃，颇有郭有道徐仲车遗风，且长材宏略，雅志经世，间有所论述亦不类经生家言，殆伟士也。余心识之久矣，及余司铎南雍，郑子以祠部儒士加授中翰，寓金陵，因久与之游益稔。其令德冰操，始终无间，尝出所著榖似巵言质余，余读之又知为博物善作，乃信殷君之言诚不诬也。谈次及新安里事，辄神往之，今蒙子告南归，取道定阳，亟命刺相访，获至新安里观焉。往余尝由新安趋陪京访吾邑宰汪君，见新安门第阀阅甲于江南，今兹闾闬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安故里云，昔人居拟丰邑，乐操南音，皆倦倦有首邱不忘之意。故君子仁之兹里之创也，微独俾新安人士咸知有本不可忘，亦将使闻其风者，莫不安乡重土而萦怀邦族，其为功于世道人心尤未可量矣。余既稔郑子之为人，又嘉兹里之创之有合乎仁也，因为之记。
叶向高（1559～1627年），福建福清人，字进卿，号台山，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旋进编修，南京国子司业，万历二十六年充皇长子侍班官，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三十五年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与王锡爵等同列为辅臣，后又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少师兼太子太师。天启元年复入阁任首辅，居中枢，极尊崇。叶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裁断善处大事”，“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明史》卷二百四十），为晚明一代高官名士。政务之外勤于编著，存世著述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收《说类》62卷（《说类》编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32册，齐鲁书社，1997年）。此外，有《四夷考》（中国丛书综录），《苍霞草》 20卷（万历刻本，北大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下同不列，仅注书名），《纶扉奏草》30卷（史部36、37册），《续纶扉奏草》14卷（同上书，史部37册），《苍霞续草》22卷（同上书，集部125册），《苍霞余草》14卷（同上书册），《大明光宗贞皇帝实录》8卷（与张维贤等纂修，同上书，史部37册），《许文穆公集》6卷（许国撰，叶向高辑，同上书，集部40册）。经查上列诸书，未见《新安里记》，此文仅见于上引方志中，可见是一佚文。
叶向高为什么要写颂扬商人的文章？首先应注意到二点：其一，徽商郑鹤旸经任职吏部的乡人殷宗器介绍与叶认识，有过较多的交往，文中有详述，并对郑有好印象。因此，当郑邀请他赴浙江衢州府常山县游览，他欣然接受，偕同前往，为他留下良好的观感，为此才写下情文并茂的《新安里记》。其二，更须注意到晚明士商渗透现象已十分普遍，四民界限逐渐淡化，而徽商本身具有“贾而好儒”的特性，徽商中不乏儒商者，因此叶向高并不贱商。这也折射出晚明社会贱商思潮的消退，“工商皆本”的思潮抬头。如李梦阳则倡：“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四）赵南星曰：“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四）冯应京：“士农工商，各执一业”，“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万历首辅张居正：“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八）他是从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与流通、农商互动的关系为出发点，进而论证商业的重要性。儒学大师王守仁更直言：“四民异业同道，其尽心一焉”，“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王守仁《王文成全集》卷二十五）。余英时高度评价王阳明的见解，认为此是“新儒学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2](P198)。所以冯应京就说：“工商亦本业。”黄宗羲大声疾呼：“工商皆本。”（黄宗羲《明事待访录》财计三）晚明高官名士为商人树碑立传者不乏其人，王阳明为方节庵写墓表，李维桢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王士贞为书商童珮写传，这些碑传流布甚广，说明在高官名士意识中四民界限已经淡化乃至消失，重视了商贾的社会作用[3]。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有叶向高为徽商郑鹤旸写《新安里记》之举，这也是《新安里记》诞生的社会背景①。
从《新安里记》中亦透露了徽商的经商理念，他们并不完全热衷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的投资，凡是可以发展产业有着投资环境的偏僻地方，他们不惮其僻，也愿意去干一番事业，如郑鹤旸等徽州盐商，携亲带戚来到浙西山区衢州府常山县去开创自己的天地。衢州虽为“八省通衢”，毗邻浙皖赣闽，但在浙江还是属于经济滞后地区，然而徽商却看中了衢府的山林开发的良好环境和经济发展潜力。常山县，“土瘠赋重，敝甲海内”，“山多田少，耕作之家，终岁勤劳，不过给仰事俯育之资，倘遇旱乾，岁收一歉，即向邻境运粮或补种黄粟杂粮以济之”。但是有“竹木之利”，以竹木为原料所制的“球川纸擅利一方”，“民多造纸”。正因为交通不便，土瘠民贫，“富商大贾则未有也”（光绪《常山县志》卷二十一）。而善于经商的徽商则看中可开发的资源，大批地来到衢州来开发，在开化县参与“拼木”，开化“栽杉为生……杉利盛时岁近十万，以故户鲜逋课，莅开者颇称易治。数十年来杉利大损，缘徽商之拼木微”（崇祯《开化县志》卷三，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徽商在常山除了经营盐业外，多投资山林纸业。这就表明徽商经营理念：凡有利可图之地之业，必挤身进去。他们眼光远大，不完全着眼于眼前短期的赢利，敢于投资长线的山林开发。在常山“徽商亦得为之”纸、桕油、糖蔗、蓮桔等行业（光绪《常山县志》卷二十八）。在后进地区经济开发中，徽商当有其不可忽视的功劳。
郑鹤旸作为一个徽州盐商，凭着良好的文化素养与高官名士叶向高结成好友，这说明了徽商的儒化成功，自身已具备了进入主流社会的儒士气质。郑鹤旸如同其他徽州儒商一样，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入仕，成为亦贾亦儒的新社会阶层。郑鹤旸往来常山与南京，诵读儒学，还撰著了《榖似巵言》，得到了叶向高赞赏，称之为“博物善作”。在叶向高眼中，“郑子性孝友，气谊敦厚，颇有郭有道徐仲车遗风，且长材宏略，雅志经世，间有所论述亦不类经生家言，殆伟士也”。曾获“祠部儒士加授中翰”称谓，非一般商贾儒生，而是“令德冰操”的“伟士”，所以才成为叶向高座上客，“与之游益稔”好友。这就表明了徽商郑鹤旸通过积累资金，“寓金陵”习儒，成为杰出的亦贾亦儒的“伟士”，进入了主流社会，他是明代徽商成功的一个范例。
徽州是中国宗族社会的一个典型，素重宗法礼教，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教育核心，构建了尊老爱幼、富济贫、强扶弱的和谐社会环境。隆庆四年修的《汪氏统宗正脉》②对宗族社会有详细的规范：“宗族之间，群居稠聚，毋得以尊凌卑，毋得以少慢长，毋得以富吞贫，毋得挟贵骄族，毋得率众暴寡，毋得负力欺弱，毋得纵仆犯分，礼义尽怨忿消而睦道兴矣。不然，则敌者发忿而起，不敌者蓄怨以待，为祸滋蔓。今后各宜深省，痛加惩戒，违者众议行罚。”（汪直蓉《汪氏统宗正脉》隆庆四年刻本，浙江图书馆善本室藏）徽州，“自唐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所在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嘉靖《徽州府志》卷二）。赵吉士描述曰：“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郑鹤旸等徽商怀着浓厚的宗族情结，移居到浙西衢州府常山县后，遂将徽文化中宗族文化播种到常山，他们环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购地建房聚族而居，构筑了以新安里命名的徽人居民区，过着浓浓的新安人重里谊的宗亲生活。郑瀛《文公祠记》：“天启七年，徽商诸先辈捐资鬻里建祠于城之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同事者十三姓，合业者二十九人。”（光绪《常山县志》卷六十七）该祠入清多次失火，又多次在原地重建。祠堂为宗族聚会祭祀之所，凡宗族聚居之处必有祠堂。新安里除郑氏外尚有十余姓徽商聚居，形成一个徽人的社区，这是徽商宗亲情结的寄托。而徽商亦多凭着宗族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将宗族子弟纳入经商的群体中，成为得力助手，也是其事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因此，相对而言，在封建社会中宗法观念和宗族社会尚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和某些积极意义。
徽商寓居常山县，与当地土著融洽相处，以儒家仁义为修身养性的根本，多礼让，好善乐施，如吴暲（璋），休宁人，“以盐筴来常（山），喜土风淳朴，遂入籍”，“性慷慨，好行其德。旱则施粥，冬尝给棉，设薑茶济贫”。吴
，休宁人，“孝友谦让，多长者风。岁饥赈粥，冬寒捨衣，桥梁道路多所修葺”，常山县人“乡评”推为“志洁行芳”的长者（雍正《常山县志》卷八）。姚嘉全，“贾于衢之常山，嘉庆甲戍乙亥（1814～1815年），迭赈岁饥。道光中，衢饥，捐银三百助赈，浙江巡抚奏给九品”（同治《黟县三志》卷七）。这是徽商之所以能很快成功地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他们奉行儒学核心“仁”的结果。《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徽商在经商活动与处理人际关系时，本着“仁”为出发点，宽容、礼让，对弱势群体怀着恻隐之心，团结互助，好善乐施，自然会协调好人际关系，这也是徽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任何科学研究之新拓展必须依靠正确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和新资料的发现为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在徽学研究中，新资料不断发掘，尤以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整理最为显著。但是，对徽商的研究，新资料的提供并不多，因而在研究中尤须重视它的经营理念和传统文化对徽商的影响。徽商之高明于其他商帮，最主要的在于它的文化基因。
《新安里记》的发现，对诠释徽商的经营理念，亦贾亦儒的特性以及徽商将徽文化播扬全国的业绩，做了充分的说明。透过这些文献，也可窥见明中叶、特别是晚明以来士商渗透、四民界限的淡化、工商皆本思潮的出现都是很有意义的。
宗法制和宗族社会在封建时代对协调社会诸关系、缔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似乎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到了革命时代，它是属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必须予以否定，乃至推倒，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收稿日期：2006-11-28
注释：
①有关明代“工商皆本”和重商思潮，参见拙著《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汪为徽州望族著姓之首，素有“十姓九汪”之谚。此谱珍稀，制版精良，署名“歙西黄钱刻”，为研究中国宗谱和刻版艺术的重要文献。大畈汪姓参见明戴延明等著《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