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立足于数字化时代的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立足于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建于19世纪50年代，它位于墨尔本商业区的边缘地带，造型典雅，恢弘大气。近日，该馆前庭添置了一座后现代雕塑，名为“建筑碎片”，它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根廊柱深深嵌进柏油路面，有约两米长的一段暴露在地面之上。廊柱上以特殊方式标有“LIBRARY”字样，一面以正序排列前五个字母“LIBRA”，后两个字母则沉在路面以下；另一面以倒序排列，只能看得到“RY”。由此难以判断这段石柱是下沉或上升状态。这座雕塑反映了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现状：新兴数字化技术将把图书馆推向灭亡，还是引领一次新的飞跃？
迈进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入口，踏上阶梯，圆顶阅览室在眼前缓缓展开，空气永远维系着一份安宁，学者埋首于布满灰尘的古籍中久久沉思。倘若瞧瞧其他地方，便能感受到时间所带来的剧变：在底楼，徒步旅行者和学生为了免费上网而争用电脑；隔壁的媒体实验场，用户享受着最新的电脑游戏，亲身体验先进的数字化产品；馆舍走廊上的“名流图片展”，一幅幅硕大的明星肖像陈列其间……
图书馆的种种努力显示：由公众资金支持的文化机构在获得资助机构认可的同时，还必须在文化领域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贝尔菲奥雷（Belfiore）强调了公共艺术机构出现的相关现象，并将这些情况总结为所谓的“合法性博弈”。就目前而言，大型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像某些艺术机构一样，陷入政策上的被动地位，但卷入这场“博弈”已经在所难免。
在动荡的数字化环境中，大型公共图书馆怎样迎合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投身于“合法性博弈”中？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是焦点，也影响着地方图书馆事业。
1 图书馆的蜕变
在我们这个时代，纸质书刊正经历着“数字化”的蜕变。得益于大量图书的数字化，每个网民都能借助搜索引擎获取各领域的各种信息。一份名曰《危言耸听（Provocative Statements）》的文件在网络广泛流传，这份来自taiga论坛的声明宣称，2011年之前，“包括图书馆资源利用在内，所有信息披露的工作都将纳入谷歌的职责范围”，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图书馆员’也将不复存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究竟数字化时代是否还需要图书馆？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进一步讲，未来的图书馆及其馆员又将以什么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一类的问题，学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过相关的讨论，甚至已经具体到大学图书馆、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地方性公共图书馆等各类不同形态的图书馆。如今，随着馆藏设施和参考咨询服务的地位渐渐下降、渐渐变得次要，我们又重拾旧话，许多图书馆更以此为契机，开始对自身进行彻底改造，试图重新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1.1 数字化的追逐
在许多案例中，图书馆不仅欣然接受新兴的数字化技术，更忙于在网络世界重塑服务。爱墨瑞得·杜蒙（Emerald Dumont）是个迷人的图书馆员，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只不过，她只是个虚拟人物，其“真身”是一位澳大利亚图书馆员，是400个在“第二人生（www.secondlife.org）”中提供虚拟图书馆服务的工作人员之一。目前，虚拟图书馆正在网络世界缓缓铺展开来，事实上，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厄本那／香槟分校，图书情报科学研究所还开设了虚拟世界图书馆学的相关课程，而“第二人生”正可看成整个网络世界的缩影，许多虚拟图书馆就在“第二人生”的“信息岛（Information Island）”上安营扎寨。根据澳大利亚虚拟图书馆官方网站的统计，该岛每日访问量超过4000人次。在“信息岛”上，有些图书馆让实体馆藏通过链接供大众利用，有些则针对“第二人生”推出了专门的服务。“第二人生”的虚拟参考咨询台前，图书馆员们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去留；至于访问者，他们也可以随意加入中意的读书小组，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除了“第二人生”，图书馆员还试图在社交网站如“MySpace”或“FaceBook”上开展相关的服务。以卡罗莱纳州州立图书馆为例，它在该馆的MySpace主页中添加了119名好友，从文化机构、图书馆员到图书馆学学生再到普通用户，其“交友”范围十分广泛。
数字化技术已成为公共图书馆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员看到Web2.0中将为信息资源共享带来更多便利，为言论开放获得更多自由。澳大利亚部分州立图书馆联合召开了以图书馆2.0和Web2.0为主题的会议，内容涉及博客、维基、聚合内容（RSS）、播客、虚拟世界、即时通讯、Library Thing、MySpace、FaceBook、Youtube、第二人生等等；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更在该州图书馆中发起了“二十三项技能在线学习计划（The 23 Things Online Learning Program）”，作为一个自主学习项目，其目的是让参与者熟练掌握诸如博客、维基、自定义标签之类的网络服务。
1.2 编目工作、纸质书刊和参考咨询服务的危机
与此同时，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在数字化技术冲击下经受着巨大的变革，也许我们将迎来编目工作、纸质书刊和参考咨询服务的消亡。
上世纪80年代起，图书馆经历了卡片式目录到联机式目录的过渡。不久的将来，国会图书馆可能将不再采用《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标引馆内文献，像谷歌那样的一体化界面，还有基于关键词的相关度排序可能是代替编目工作的方案之一。
纸质书刊同样遭遇威胁。如“谷歌纸本图书馆计划（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和“开放内容联盟（Open Content Alliance）”等数字化项目，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2010年之前，借助互联网公众将可以获取无数纸质图书的电子版。
以前图书馆为到馆的用户提供参考咨询，近年这种服务扩展为在线参考。如澳大利亚的AskNow！服务作为一个全国性在线参考咨询服务项目，整合了10所图书馆的资源，每年解答大约35000个提问。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广泛应用，参考咨询服务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当亚马逊、苹果（apple）和谷歌的检索方式深入人心，用户是否更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获取图书馆的资源？业界对各种展露苗头的新趋势也是褒贬不一：是否应该维护传统的编目工作，是否需要限制谷歌的发展？图书馆界为此争论不休。
2 澳大利亚的全国性图书馆数字化日程
看到各个图书馆对新兴技术的反应和开发在线服务的热情，各类组织和政策的推动作用更是重中之重。美国第二代因特网K20计划开始铺设100GBPS带宽的基础网络设施，图书馆界也借此时机改头换面。而在澳大利亚，大型公共图书馆组成的“政策共同体”是推进图书馆数字化的主要动力。
2007年6月，“澳大利亚国家与州立图书馆联合会（NSLA）”出台了一份政策性文件：思维大爆炸：创造新的图书馆体系（The Big Bang:Creating the new library universe），其基调类似于Taiga论坛的《危言耸听》。该文件与前一年颁布的《数字化环境中的图书馆（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关系密切，表述了澳大利亚对建设新兴图书馆体系的渴望，被图书馆员们视作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数字化图书馆日程表”，它指出：数字化技术已然成为主流，并将持续改变着用户的期望和行为，面对这种形势，图书馆需要从头开始，重塑自身服务，图书馆员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工作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对数字化资源的偏好已经超过了纸质资源”，强调随时随地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重要性。
“日程表”呼吁图书馆界尽快对新兴的数字化技术做出反应，若不紧紧跟上技术的步伐，就会被时代抛在后头。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slv21计划，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其宗旨在于：为了满足21世纪的信息需求，需要完成图书馆服务模型向数字化方向的转变，同时构建一批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
3 数字化环境下恒久不变的主题
在数字化环境下，新兴图书馆体系创建迫在眉睫。围绕新技术争论或探讨的是恒久不变的主题——图书馆有何作用？具体细分为三个方面：图书馆实体空间的作用，图书馆馆藏的作用和图书馆在信息组织、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
3.1 图书馆实体空间的作用
关于图书馆实体空间利用的争论由来已久。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抑或一个潜心学习和研究的场所？定位不同，对实体空间的利用方式自然大相径庭。不少图书馆建筑恢弘大气，其本意是诱发人们对知识的崇敬之情，象征文化带来的巨大进步，但奢靡的风格常常让用户感到压抑、心生疏远，因而备受指责。
围绕图书馆实体空间的讨论近来延伸到虚拟世界，催生了“虚拟空间”的问题。2006－2007年度，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有超过100万的到访者，与此同时，图书馆网站达到了两倍以上的访问量，扩展到提供服务的各类网站，点击率超过了2200万人次。伴随着馆藏的数字化，虚拟空间对固有的实体空间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
3.2 图书馆馆藏的作用
倘若解决了“图书馆应该以研究为中心，还是以娱乐为基点”的问题，还需要继续追问：如果以研究为中心，应该如何建设馆藏；如果以娱乐为基点，又该倡导什么样的活动？
对大众传媒的崛起，图书馆是“欣然接受”，还是“全力对抗其不良影响”？更具体一些，图书馆该不该收集DVD和电脑游戏，是否应该参与到如MySpace和FaceBook之类商业网站的服务？
某些图书馆大量引进非书资源（诸如CD、录像带、电脑游戏、动漫作品等）的做法引起了激烈讨论。他们将大量引进流行的——或者说缺乏文化修养的——电子资源的做法，称为“重磅炸弹”模式。有人认为，这是在经费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吸引用户的重要手段，另一些人认为此类馆藏在吸引新用户的同时，也使得部分读者与图书馆渐行渐远。
3.3 图书馆在信息组织、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
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在民主社会，唯有当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不受约束和限制时，他们的自由方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围绕“图书馆在信息服务中具体作用”的讨论，图书馆学界产生了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方认为图书馆在大众教育方面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此体现图书馆在信息服务方面的职能，而另一方则对此持中立态度。数十年后依然未能达成一致。在数字化时代，在线参考咨询服务等信息披露工作是图书馆的职责，还是留待谷歌等网络公司来完成？争论继续延伸。
图书馆在信息组织方面的工作也备受质疑。谷歌的目标是“组织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使得人人皆可使用并从中受益”，在此之前，图书馆已经在信息组织领域进行了漫长的探索，这种探索可以追溯1595年，现知最早的目录在荷兰的莱顿出现。经历了漫长年月的发展和改良，诸如杜威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等编目系统都是严谨的信息组织体系，它们利用事先划分好的类目明细表和受控词表对文献进行分类，其优点在于整体的划分富有专业性，各主题词间也具有一定逻辑关联。不同的编目系统根据其分类方法还能表达出各自不同的世界观。
随着因特网技术的兴起，严谨的编目系统可能会被大众分类法（folksonomy，又可称为“自由分类法”、“分众分类法”）所替代。大众分类法由用户自定义标签衍生而来，用户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义标签。其缺点是，不同的用户随意使用不同的术语，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分类结构失去存在的意义。Library Thing是大众分类法应用的具体案例，其功能是帮助人们对自己的藏书进行分类。该服务被许多公共图书馆采用，以补充分类法的不足，在这些图书馆，我们可以看到，“unread”、“own”、“living room”等并不规范的词汇和“经济学”、“政治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等传统上的受控词一起，都用来标引《共产党宣言》。挖掘下去，还有更多的质问，诸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否应该用关键词来取代《主题标引词表》”，“公共图书馆是否应该像书店一样，以主题法代替杜威分类法”，等等。
围绕馆内空间利用、馆藏配置和图书馆在信息披露、组织中的定位等问题的争论许久。此三者可以统归在“图书馆存在意义”的大主题之下。但时下图书馆为技术而技术，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忽略了价值与作用方面的考虑，其后果不可小觑。尽管韦伯斯特（Webster）声称“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旧时代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提出技术引导图书馆的发展乃是当代图书馆事业的特征之一。但他恰恰忘了，上世纪40年代末，收音机、电影和电视作为当时的“高新技术”，也曾一度对阅读习惯和图书馆造成巨大威胁。
4 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
公众之所以从未对公共图书馆提出任何要求，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图书馆的服务和内涵，不清楚其存在的必要性，甚至不知道各种馆藏的真正价值所在。唯有主动走进群众之中，才有机会让他们见识图书馆的强大魅力。在这种情况下，供给诱发了需求。
图书馆是公共资金支持的机构，必须依靠民众在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大型公共图书馆必须在民众中确立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美英两国一样，图书馆在澳大利亚被视为公益性设施，将税收用于图书馆建设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仅2004年，就有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公民注册成为图书馆的借阅者。但在越来越紧张的经济形势下，大型图书馆必须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而非安于“公益性设施”的地位。
大型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不仅仅应该被大众和资助机构认可，也应该被图书馆界所认同。早在1968年，当时的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面对着未知的将来，曾力图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图书馆存在合理性”问题其实贯穿了图书馆事业的始终，为了符合利益主体的需求，图书馆一直处于转变之中。19世纪的图书馆是免费的，工人们便能借阅那些对他们而言过于昂贵的书籍。后来的公共图书馆为了弥补教育系统的缺陷而建立，通过鼓励阅读来提高读者素质，为社会带来了经济和道德方面的双重利益。此外，州立图书馆也为出版物提供了合法的收藏场所，宏伟的地标性建筑还常常被视作该州的荣耀。自那时以来，已有许多人探讨过图书馆的存在价值。例如，参考咨询工作一直是图书馆员核心价值的体现，在图书馆传播知识、促进民主、支持市民教育的事业中，它被视为一项“光荣的传统”。但舆论却普遍认为，图书馆并没有一致公认的存在价值。例如，根据兰德里（Landry）的调查，英国的公共图书馆就有11项传统业务，这些传统业务或基本理念，即使放在澳大利亚的公共图书馆也同样适用，可以佐证图书馆存在的价值，但很难说明其中哪项是不可或缺的。
艾尔斯坦（Alstad）和科里（Curry）提出，“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以促进民主”和“吸引更多的用户”是图书馆两项传统任务，对两者不同的侧重，将带领图书馆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需求是互补的，只是在一项事物的获取是以另一项事物的失去为前提时，往往会出现抉择的困境。
许多评论者抱怨，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图书馆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而牺牲了公共的利益。这种做法其实和某些存在价值受到置疑的文化机构如出一辙，像贝尔菲奥雷提到的艺术机构一样，它们利用绩效指标来说明“艺术是大众的艺术，而非少数人的艺术”的道理，试图论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显然，为了生存，图书馆在“提高公众素质”和“吸引用户”之间会更偏向于后者。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资金取决于其利用情况，而利用情况的具体估算则靠“关键绩效指标（KPI）”来加以判断，该指标包括了网站的访问人数，到馆的用户数目等等。图书馆对维多利亚州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的贡献都将通过“关键绩效指标”反映出来，因而，为了向资助机构证明其存在的意义，“关键绩效指标”自然而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吸引用户”以提高这些“指标”也成为问题的纠结。
“关键绩效指标”虽然可以获取资金，却无法向民众或者图书馆界证明其存在的意义。自英国图书馆界认识到这一点以来，该国某些图书馆开始把视线从“关键绩效指标”转向“社会审计”。简单来讲，这种变化意味着图书馆不再单单关注定量数据的收集。在数字化的大环境下，图书馆对自身实际效用展开了探讨，并摸索更远大的存在意义。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明确图书馆的价值所在，还应该关注实际的用户体验。
5 网络技术：危机还是转机？
5.1 危机与转机
图书馆业界对因特网、数字化技术和搜索引擎的广泛应用有着不同的两种态度，一些人感到担忧，另一些人则将它们视作机遇，认为技术将帮助图书馆证明其存在价值。
根据韦伯斯特的说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图书馆因为跟不上最新的科技而备受指责，图书馆员被看成是“老套的公共信息保管者，这些家伙迷恋陈旧的书本，却对现代的电子信息传递模式视而不见”。图书馆员的一成不变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图书馆学领域渐渐丧失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这时候，新兴数字化技术大量涌现，为图书馆员改头换面、重塑新形象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从今往后，图书馆员的职位描述将大为不同。澳大利亚一家大型的公共图书馆甚至制定了自愿离职计划，从而防止老馆员们对新技术的抵制情绪，以便在新环境下提供更好的服务。
汉德（Hand）发现，在英国，图书馆界将因特网视为威胁的同时，又奉其为救星。一方面，因特网掌握着阐述现代知识和文化的话语权，似乎对图书馆的存在构成了直接威胁；另一方面，网络又被描述成图书馆在“信息”和“后现代文明”方面的拯救者，持这种观点的人坚信，网络服务（包括各种科技型信息，多媒体服务，信息传递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唯一选择，是确保图书馆文化、经济地位的重要手段。1997年，一份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新型图书馆：人民网络（New Library:The People's Network）》中，这种想法显露无遗。该文件试图推动英国图书馆的整体改革，并明确指出：为了帮助英国走进信息社会，应当满足国民接入因特网的需求，同时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在这份报告中，技术不仅充当着图书馆的拯救者，更肩负起振兴英国经济的重任，图书馆员将如同《圣经》中的布道者一般，引领人民走近并拥抱新型技术。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也正以VicNet为中介，帮助该州民众了解、熟悉信息通讯技术（ICT），掌握熟练的网络技能。
5.2 采用网络技术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学界针对某些处于技术最前线的图书馆展开了争论，其焦点是：科技素质的提升能否带来经济优势。正如普·L（Pugh·L）所说的那样，当时制定的人民网络的政策框架体现了深刻的寓意，在其定义中，图书馆及图书馆员是人们通往信息社会道路上的引渡者，其作用是“承前启后”，而非信息社会本身的构成要素。这么推论下来，一旦互联网走进每家每户，那图书馆就可以寿终正寝了。
如今看来，我们还可以在人民网络中找到不少“技术乌托邦主义”思想的痕迹，正如早期的电子民主声称，因特网世界将赋予每个公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但实际上，这种思想却略显稚嫩。此外，十年来，人民网络倡导的许多技术已经是明日黄花，但它却无法预见搜索引擎的广泛应用和社交网站的崛起。
2007年以来，围绕图书馆是否应采用数字化技术的问题，依然议论纷纷，但焦点已然开始转移到“用户期望”上来。例如，在澳大利亚，数字化技术被认为是回应用户期望的手段之一，成为图书馆吸引用户的新途径。
6 对用户期望的构想
图书馆决策者设想的用户总是和真正的用户有所出入。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学界对用户需求的构想和用户的实际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着鸿沟。“思维大爆炸”计划和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相关文件都将用户设想成技术高手，它们的制定者认为，这些用户要求图书馆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随时随地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比如，有些用户可能希望通过手机将信息传递到互联网上。这些设想中的用户简直像未来学家描绘的古怪天才一般，作为新兴技术解决方案的“尝鲜者”，他们无疑是市场调查的关注对象。他们是真正的“新新人类”，是所谓的“数字原生代”，如此看来，他们对图书馆的期望自然应该得到满足。但事实是，该类用户并不能代表所有民众的意愿。市场调查报告也有其片面性，在了解技术应用情况时，它们更侧重从用户的消费能力入手，特别是收入在前40％的用户。相较之下，OCLC在2005年的调查报告《图书馆与信息资源的理解（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为图书馆决策者提供了更多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报告的调查者来源于哈里斯互联网调查小组，用户以自愿方式参与到在线研究学习中。据该报告统计，在澳大利亚，15岁以上人群中有四分之一不曾接触过网络；另一份2006年的调查也显示，四分之一的用户除了图书馆，并无其他上网的途径。与网络绝缘的这部分人群，其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往往偏低。
基于澳大利亚图书情报协会公共图书馆“服务人人”的理念指导，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理应肩负起服务维多利亚州公民的使命。贝雷尔森（Berelson）曾提出，图书馆并非因个别人存在，而应该切实服务普通大众。维多利亚州的公民中，包括那部分利用图书馆服务的群体，当然也要包括那些并不利用图书馆的民众；既包括少儿读者，也自然包括老年用户；既包括与图书馆比邻而居的人们，也包括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用户（特别是各个不同的文化群体）；既包括可以接入互联网的家庭，也包括那些与网络绝缘的群众等等。因而，把用户期望的问题落到实处，会发现，对公共图书馆最大的挑战将是在民众间实现信息资源的最优配置。
7 走近用户
若对图书馆的用户群和非用户群没有一个总的了解，又何以把握图书馆的未来？
兰迪（Landy）认为，我们需要针对用户群和非用户群的特性开展调研工作，并进一步探究，是什么吸引人们来到图书馆，又是什么让另一部分人与图书馆绝缘。但目前的状况是，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极度缺乏用户群和非用户群的具体资料。像许多其他大型图书馆一样，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用户并不能充当全州民众的代表，他们的文化水平往往更高一些，也更年轻一些。其实，如果你发现该馆的地理位置是在大学旁边，那么其三分之一的用户是大学生的情况，也就见怪不怪了。
同样，对用户在馆中的行为也缺乏研究，没有人清楚地知道用户究竟在图书馆里干什么，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年度报告只能告诉我们，大约一半（49％）的访问者是来利用馆藏的，但利用什么馆藏，如何利用，利用效果又是如何呢？显然，许多用户为了馆中免费的上网设施而来，也别忘了，可能有些就是来打瞌睡的。图书馆的使用者甚至不局限于实体馆的用户，它包括了图书馆网络资源（如在线目录、数据库等）的访问者。的确，我们知道图书馆的用户比一般大众更加有文化些、更加富裕些，但除了这些笼统的概念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尽管“思维大爆炸”计划和slv21计划宣称他们的政策是以用户的期望为指导，但他们所谓的“用户期望”并非基于实际的数据，而是来源于空洞的理念或者某些典型案例。关于用户期望的研究少之又少，不同用户的不同期望又难以区分。荷兰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调查者要求用户将图书馆想象为一辆汽车，结果显示，“图书馆经常被比喻成像丰田花冠那样的家用老爷车，或者干脆就是一辆老朽的公交巴士”，用户对图书馆的厌倦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即便能准确区分用户的不同期望，又怎么知道这些期望是否适合作为依据，以制定图书馆的发展政策呢？某些图书馆研究者习惯将公共图书馆置于消费者市场中进行考虑，以下的例子却说明了：为何图书馆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卖家和买家的关系。
图书馆决策者曾擅自揣测：用户希望图书馆馆藏的利用能够像搜索引擎那样简单。鲍登（Bawden）反而指出，为了迎合这些子虚乌有的期望，图书馆将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随着数字图书馆与搜索引擎的相似度越来越高，其实用性只会越来越低”，图书馆组织管理馆藏的方法确实不如搜索引擎般简单易用，但其优点也是不可取代的，一味的“简单”、“易用”并非帮助用户的最好途径。他主张满足用户期望的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和管理用户的期望值。显然，在鲍登的分析背后，是其对图书馆存在合理性的独到理解。
结论：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
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无法对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做出清晰确切的描述——它们究竟为谁服务，提供的是什么服务，为了什么目标提供服务，服务的优先权又该如何分配？“为合适的读者提供合适的书籍”、“公共图书馆应为所有人服务”这一类的说法含糊其辞，正如某些评论家一再指出的那样，某些图书馆的决策者喜欢将手段和结果相提并论，又把服务与目标混为一谈。图书馆目的的阐述应该条理清楚、与社会紧密相关，方能证明其服务是及时的、有意义的、可获取的，进而才能充分发挥并利用已有的技术。技术仅仅是一种手段罢了，但倘若无法弄清自己的定位和职责，图书馆将深陷于“合理性危机”之中，甚至像韦伯斯特所说的那样，最终沦落为一个“了无生机的机构”。
本文并不倡导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商业化，但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图书馆及其馆员应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不断重新挖掘其自身价值。在笔者看来，引入数字化技术未必是长久之策，它无法保证大型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经验告诉我们，若不早日惊醒，图书馆最终将走向不可挽回的灭亡。正如文章开头所言，相似的境况早已危及某些其他的公共文化设施，例如艺术机构，贝尔菲奥雷做出的建议是，它们必须阐明艺术对社会独有的价值。但现实是，一些艺术部门更致力于争取高赞助费用，甚至推出了相关的政策，美其名曰“生存的政策”。这种做法受到贝尔菲奥雷的强烈谴责，她指出，这些政策将可能会成为“灭绝的政策”，它们不仅浪费了公众的税收。更慢慢腐蚀着“艺术部门存在的合理性”。也许正如拉斯穆森和兰迪所言，“平凡而全方位的服务素质”正是图书馆所独有的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恰恰是保证其继续存在的关键。
综上所述，关于新兴数字技术的争论最终还是回到关于图书馆作用和价值的讨论上来。倘若要全面评价信息产生、传播和组织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必然要考虑它们对图书馆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无疑，对图书馆而言，技术是重要的，对技术型用户的单方面侧重却是片面的。图书馆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服务大众，但简简单单地提倡“以用户利益为上”，绝不可能将图书馆界带往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亟须对其服务群体进行调研，开展在线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并对新兴数字化技术，诸如在线检索或者web2.0等形成清晰的认识。重点在于，图书馆是由公众资金支持的机构，服务民众本来就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时代之轮一直在悄然运转，不是进化，就是灭亡，这从来都是生存的铁律。故此，公共图书馆更应该认清大形势，担负起真正的使命，慎重选择其前进的方向。
校对：肖永英，女，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副教授。广州 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