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新世纪论文,广义论文,屏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释放出“修辞学转向”的信号，作为“转向”目标场域的“修辞”实际所指是什么?在什么关联性场域发动?存在什么学术逻辑?“转向”如何调整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出场形象?如何刺激二者互相融入的学术生产?与此相关的学术能量及其学术面貌、学术视野如何描述?与此相伴的学科问题如何面对?以上是本文拟讨论的要点。 一、修辞学转向之“修辞”的广义所指、“转向”的场域关联和学术逻辑 20世纪末，中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①，传播了广义的“修辞”在西方当代学术风景中的在场形象，两书目录展示给读者的，即为散点透视意义上的广义修辞菜单。书中所论，以广义“修辞”的蕴涵回应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美学研究的“修辞论转向”，也预热了21世纪更大范围内学术研究态势的“修辞学转向”。如果说前者更多属于学者对一种美学研究可能性的个人敏感，那么后者至少在文史哲场域产生了联动效应②。 观察文史哲类的高关注度刊物，如《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在中国知网以“精确”方式搜索2000年以来论文篇名含有“修辞/话语/语言/言语/言意/隐喻/象征/文体/符号/语境”等词语的研究成果，流向上述刊物的论文共1192篇。其中成果流向最集中的前三种刊物分别是《文艺研究》(192篇)、《文艺理论研究》(159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41篇)，这一景观显示了“修辞学转向”的学术动向。需要注意的是，此“修辞”的实际所指，不是遣词造句的修辞技巧。通过文献阅读可以获取若隐若现的信息：21世纪以来，流向几十家刊物的相关研究成果释放的学术信号，实为“广义修辞学转向”③。下文所涉学术文献的关键词“修辞”，除特别注明或区别性表述之外，均在广义上使用与理解。 2004年，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译本出版④，该书清晰地描述了修辞之于改写传统史学理论的思想能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远离修辞的历史研究都无法摆脱修辞思维，那么与修辞之间距离最为贴近的文学研究更不应该“至亲而疏”。除了如何在技术层面进行语言加工之外，寻找文学与修辞未经阐释的学术领地，成为减少重复性研究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探索。 学术市场不会忽视符号资本博弈的可开发空间，文学研究很快在修辞学场域聚集了人气。这方面成果流向集中度最高的《文艺研究》，作为文学和艺术诸多学科共享的高端话语平台，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引导并推动了文学研究从文本外围转向文本自身乃至语言本体。当然，此前“语言工具论”被文学理论长期消费，透支了文学活动的主体对“得意忘言”的精神自足，促使文学理论与批评在“语言转向”的时间节点，转向本体意义上的“语言热”。从早期的“语言转向”，到其后的“修辞论转向”，再到近年的“修辞学转向”，《文艺研究》是“转向”研究成果最受关注的学术频道。修辞学转向通过刊物的学术形象，吸引了注重学术含量的研究成果，汇聚了一批可以进行跨学科阅读的学术文献，促进了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信息交换及交互性生长：文学问题从修辞维度被重新观察、思考和解释；修辞学研究为文学研究打开更宽广的空间，其学术品质也获得高认同的传播载体。这类刊物选定学术文本并推向学术市场，以刊物倡扬的学术理性，参与文学理论与批评格局中文化权力的角逐及其场域的转换，成为整合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理论资源、拓展学术空间的话语集散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修辞学转向有自身的学术逻辑： 横向观察，全球视野中的当代修辞学多方位介入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本土风景中的当代修辞学研究对此做出了反应。这种反应和文学理论与批评在新形势下的价值开发相互撞击、映射，合成了本土相关学科领域的阶段性学术影像。 纵向观察，阶段性学术影像呈现的研究热点可以理解为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召唤结构”，每一次填入的中心话题，都会召唤同类学术文本批量生产和读者关注点的相对集中。避免“召唤结构”拥堵与研究的创新要求互为因果。在文学研究成果的密集生产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修辞学转向由文学界和修辞学界共同推动，有着来自文学和语言学学科双方的驱动力量。 就文学研究而言，学科外围的联动效应形成了学术市场合力，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修辞学转向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态势，符合当代国内学术走向中的文艺学科思想活跃的特点，及其在理论建设中的惯常身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内学术研究的几次转向，都由文艺学发端。与学科外围的影响相呼应，学科内部从“重写文学史”到“重绘文学地图”；从“文学媚俗论”、“文学终结论”的失落与沮丧到“纯净文学之魂”的坚守；从文学“反本质”研究到“审美意识形态”论；从“新××”文学/精神到“后××”主义……充满激情也略显疲惫的文学研究频繁变换填入“召唤结构”的主题关键词修辞学转向是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术填空。 就语言研究而言，受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国内语言学研究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形式感和技术路线，修辞学研究面临不同的学术选择：或者割断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向语言学研究的技术倾向靠拢，以维系现行学科目录中修辞学隶属语言学下位学科的边缘化归属感；或者承续中国修辞研究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同时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滋养，向共享学术空间突围⑤。由于修辞与文学相互缠绕共生，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修辞学研究突围的目标领地之一；又由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修辞学转向不限于狭义的修辞技巧分析，而是挖掘文学生产的修辞策略和修辞运作、作家编码方式、读者解码方式等诸多更具理论诱惑的话题，因此修辞学研究突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多为倾向于广义修辞观的学术选项。 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跨学科能量及其表征 广义修辞学转向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相关学科对文学与修辞关系的重新认知，催生了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开放性局面，同时为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注入了跨学科再生产的能量。对跨界的双方来说，既是整合相关资源、智慧的机会，也是自我生长的机会，二者均延展了自身的学术空间。这在文学界和修辞学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文学研究的能量积聚部分转向修辞维度 近年文学研究打修辞牌的频率趋高，可以理解为文学与修辞互相纠缠的关系被不断发现、不断阐释。新的发现与阐释，驱动了文学理论与批评转向修辞学场域的再生产。一些学者重新审视文学修辞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阐发修辞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之于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和实践调整的借鉴意义，以及从叙事学向修辞学转换的理据⑥。 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修辞学转向，改变了文论和批评的出场形象。从这一时期相关学术文献的叙述内容、理论资源和问题指向，可反向读出多元化学术市场格局中形象持重的刊物对转向修辞学的部分研究成果的价值识别。赵毅衡、赵奎英、申丹、周宪发表在《学术月刊》、《外国文学》、《文艺研究》的文章有较强的关联性，几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修辞学与符号学、叙事学、文化诗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纠结。赵毅衡《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符号修辞》的理论指向是符号修辞学，但文中还有另一条线索——修辞学作为符号学和叙事学的源学科，在符号学基础上重建符号修辞学，在叙事学基础上重建叙事修辞学⑦；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所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游移于经典和后经典两种立场之间，在同期不少美国资深学者中颇具代表性⑧；赵奎英《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与语言文化诗学》论证语言学转向和修辞学复兴共同促进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的语言文化诗学的产生⑨；周宪《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论述从索绪尔等人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到福柯等人的话语理论在文学“大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影响，以及超越的可能性⑩。 转向修辞维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汇入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学术走势，辐射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也辐射中国古代文学等不同领域。赵宪章《语图传播的可名与可悦——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从语图互文性角度阐释文学传播的修辞成因与机制(11)；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论述时间作为修辞学问题决定作品的美学特征(12)；朱大可《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异曲同工：论析文学记忆的修辞化如何符合国家主义尺度，“思想事件”的修辞运作如何成为可能(13)；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的新变期待与修辞维度》主张“戏剧修辞—社会修辞—语言修辞”与“语言修辞—诗性修辞—哲学修辞”融通，重构古代小说写人理论体系(14)。 文学理论与批评修辞学转向的一个主要聚焦点是“语言/话语/汉字”。高玉强调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决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15)；文贵良从话语生成机制、言说方式和话语主体三个方面描述大众话语的生成史及其特征，考察知识者被改造和同化的存在状态(16)；南帆论述文学话语和文学批评在意义生产中的特殊功能(17)；张卫中则从“字本位”修辞策略观察“五四”以后文坛的口语中心主义潮流及被稀释的汉字修辞意蕴，分析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传承汉语文学“字本位”修辞传统方面的探索(18)。这契合于广义修辞学的观点：汉字不仅是书写单位，也是修辞单位，同时还是体现修辞原型意义的元编码单位(19)。 (二)修辞研究的能量释放部分地转向文学空间 由于与文学的天然联系，修辞学研究向外部拓展时较多以文学为突破口，由此扩大文学修辞研究的外延。文学修辞研究是修辞学的传统品种，但传统的做法通常以文学作品为语料来源，研究者从提问方式到学术目标，从理论资源到技术路线，更多倾向于狭义修辞技巧，分析遣词造句或作家的语言艺术，与本文所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不同。对此高万云《关于文学修辞批评的批评》在元研究的意义上评述国内文学修辞批评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分析国内文学修辞批评的得失与走向，认为文学修辞批评即从修辞的角度对文学做出评判，系统阐释文学修辞行为的全过程，包含读解修辞含义、理清修辞关系、给出修辞评价(20)。这也在某个侧面概括了此类研究的广义修辞蕴含。例如朱玲从叙述长度、叙述语义、叙述节奏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修辞诗学问题，从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层面分析西方文学经典(21)；潘红对勘文学翻译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阐释文学翻译的修辞重构及其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功能(22)；谭善明透视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的出发点(修辞)，解析耶鲁学派强调文本的修辞本性以消解形而上学的干扰(23)；肖翠云“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终结论’这一论断中所涵蕴的两大修辞策略：话语修辞和图像修辞，揭示这一命名的虚幻性”(24)；谭学纯建构整合语言学—文艺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文学修辞研究模式，并用于修辞批评实践(25)。 (三)跨学科能量：学术面貌和学术视野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多元格局，在更为开放的场域吸引了文学学科和修辞学科的共同参与。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跨学科能量，在文学和修辞学的交叉地带刺激了学术生产力，推动了文学修辞批评在本土语境中的生长，体现出某种追求大气象、大格局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视野。 就学术面貌而言，此类研究走出了狭义的修辞技巧论，转向广义修辞学。巴赫金曾经言辞激烈地批评文学修辞研究搁浅于“书房技巧”(修辞技巧)(26)，但在公共阅读领域影响甚广、在跨学科视界中学术关注度甚高的著作，如罗兰·巴特《图像修辞》、W.C.布斯《小说修辞学》、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亚当·斯密《修辞学和纯文学讲义》、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等等，都不限于修辞技巧。了解西方修辞学学科背景以及“新修辞学”研究状况的学者，通常不会固守“修辞技巧=修辞学”的观念。国内学术界指摘修辞技巧研究失之琐细，疏于对研究对象整体结构和宏大格局的把握。事实上，如果过于关注“书房技巧”，修辞学研究的学术性可能在技巧性中稀释，价值提升可能面临理论和实践向上突破的双重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修辞技巧的观察单位是词句段，通常指向文本内部，且往往是脱离文本整体的；而文本叙述结构、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文本生产过程与文化市场的关系、文本话语秩序与社会文化秩序的关系等等所体现的修辞策略，仅从词句段观察毕竟受限，要求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修辞学关注大于词句段的语言单位(27)。 如何定位一种修辞观，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与某种修辞观相适应的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面貌。客观地说，修辞技巧的研究空间虽然收窄，但并不是没有价值。为此，走出“修辞技巧论”的广义修辞学区分语义的修辞功能包含“三个层面”，即：修辞技巧(话语层面)、修辞诗学(文本层面)、修辞哲学(精神层面)，其研究不限于修辞技巧，还延伸到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28)。 倾向于广义修辞观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现出相近的学术面貌：从知识谱系到思想资源，从学理依据到学术操作，阐释的中心都不限于语言锤炼，而是更多地关注学术“生产—消费”的修辞运作。不仅研究技巧层面的文本话语形式，也研究诗学层面的文本修辞设计和叙述结构，同时涉及哲学层面修辞在社会文化和主体精神世界建构过程中的能量。一些成果的标题话语即显示了广义修辞学意向(29)。另有一些研究成果，从切入点到叙述面，从信息量到纵深感，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修辞的广义指向，包括挖掘中外文学理论的修辞资源，阐释作家修辞行为，解析文学叙述的修辞变异，透视修辞与文学意识形态的关系，论析修辞细节与文体演化大势，阐释古代特殊文体的政治修辞，考量互联网时代文学媒介修辞体现的娱乐偏向及其得失等(30)。 就学术视野而言，此类研究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文学修辞研究的支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不等于“纯语言学”研究。它既不提出“纯语言学”问题，也不解决“纯语言学”问题。正因为从学术研究的问题驱动到话题提炼，乃至学术目标的实现，都超出了“纯语言学”边界，所以从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都批评此类研究的“纯语言学”视野，主张向“超语言学”扩散(31)。在这方面，广义修辞学做出了一些调整：一方面认为“纯语言学”的修辞研究确实很难实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目标；另一方面主张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吸纳“纯语言学”的理论资源，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研究的支点。换一个角度说，不因为修辞学在国内现行学科目录中属于语言学学科，转向修辞学的文学研究就限于“纯语言学”视野，而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目标，向“超语言学”场域开放。 三、再开发、屏障和越过屏障的可能性 21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走出修辞技巧论之后的研究主题广泛，更深化与细化，但也留有可进一步开发的学术空间，例如：有无可能从修辞学角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重写中国文学史?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学科史?进而梳理中国文学研究思想史?有无可能从修辞学角度重新诠释多种版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修辞思维、修辞选择及其互文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剖析20世纪以来的重要文学事件?能否利用以修辞学视角“重绘”、“重写”、“重释”的理论资源库，重新考量当代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文学“生产—消费”与修辞行为的互动?面对文学和修辞学的边界移动所开放的场域，如何重建文化资本的角逐机制?学术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文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信息交换、资源整合过程中的身份和功能如何描述?相同文学题材转换为不同传播载体的艺术形式，如何进行修辞化的再创作?同一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是否可以进行修辞学考察(32)?文学文体的历时演变和共时融合是否可以进行修辞学阐释?中外文学经典的序跋是否可以进行广义修辞学的比较研究?是否可以从修辞哲学层面反观中西文学序跋话语和序跋文本的建构途径? 如果说海登·怀特考量“历史叙述的修辞化”开启了历史叙述的另一条通道，那么修辞对文学研究的多方位、多层面介入，既是学术事实，更是有待挖掘的文化蕴藏。重要的是，理清其间的学术逻辑并参与其中。 反向的思考是：修辞学研究如何在“转向”过程中丰富自身?自我的充实伴随着对“他者”的关注。《文学遗产》发表的一篇文章《上古礼仪称谓的修辞学史意义》颇具启迪性。作者王秀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他提出礼仪称谓作为语辞修辞的重要形式，在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展示出上古修辞活动的生动场景。修辞从语辞走向文辞，开启了修辞学史上口语和书面语并存而以文辞修辞为主体的时代，修辞的功能从此获得了实用性和文艺性两条路径，语言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送的实用功能，还具有艺术形象塑造的文艺性审美功能，因此上古礼仪称谓在修辞学史上具有转型性和标志性意义(33)。这种“微观修辞细节—宏观学术走势”互为镜像的观察与解释，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类成果中有较高的出场频次，较多地出自非语言学科的研究者。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需要文学学科和语言学(主要是修辞学科)共同开发，不同的学科群体各有优长和弱项，有感于此，本文作者此前提出并践行从语言学/文学的文学修辞研究，走向兼容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文学修辞研究(34)。既然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进入跨学科场域，学术操作理应探索出跨学科视野的研究范式。 无须避讳，国内的学科分类格局和学科分割运作模式，客观上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隐形屏障。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学科，往往在符号资本争夺的同时进行学术圈地。学科之墙内外，不同的学科背景、理论资源、话语方式、技术路线，包括成果流向、学术评价等，对学科生长的影响，既体现为知识的权利，也体现为学术体制的管控。研究主体长期被学科定位的结果，是习惯于向既定学科寻找归属感。这种心理源于并不合理的认知逻辑：学科的价值可能被附加到归属某学科的学者身上；学者的附加值又有可能被迁移到对该学者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从而形成学术评价的一种倾向：学科＞学者＞学术成果。 假定有两项研究成果出自同一研究者之手，例如都是北京大学已故教授王瑶旧稿，一项是关于鲁迅作品的国民性批判和现代性启蒙研究，另一项是关于鲁迅作品教材的教法研究，如果这两项成果在同一学术评价环节相遇，即使后者的学术含量超过前者，胜出的可能性也远远小于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两项研究成果的学术鉴别，不如说是研究成果所属学科强势或弱势的没有悬念的游戏。这实际上是将知识的权威置换为学科的权威。因此作为学术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我个人倾向于：学科＜学者＜学术成果。 然而，究竟是“学科＞学者＞学术成果”?还是“学科＜学者＜学术成果”?或者，是以学科认定学者，以学者认定成果?还是从成果看学者、从学者看学科?在学科分类导向学科分割的体制力量面前，就是跨学科研究最大的认知屏障常常屈从认知惯性。 跨学科研究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主体协同合作，一种是具有不同学科知识结构的同一研究主体打通学科界限。前者可以在符号资本的场域博弈和个人的学科归属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成为较通行的跨学科运作模式，但可持续性似不如后者，一旦跨学科合作结束，跨学科的临时共同体自然解体；后者较少这一弊端，但在个人进入更开阔的场域博弈空间同时，也承担着体制性风险，因为跨学科本身不是能够进行利益分配的实体。不过同一主体的跨学科研究不太受制于他者加盟，因而更具可持续性，也较多地成为尊重学术、从容面对体制性风险的个人行为或团队行为。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广义修辞学转向，从阐释中心到阐释路径，不同于“纯文学”研究，也不同于“纯语言学”研究，这在理论上可以进行跨学科探讨，而且理想状态是上述后一种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但实践层面的学术操作较难获得松绑条件。对于研究主体来说，学术防火墙是某种警示标志，跨学科研究往往意味着学术“翻墙”，这可能面对新的阐释空间，也可能利弊同在。谨慎的研究主体在趋利避害的同时也屏蔽了新的阐释空间。至于“穿墙而过”，要求似乎更高，尝试玩这种挑战性游戏的更少，但不是没有。有一种现象发人深思：长期在A学科耕作的学者，可能偶尔客串B学科的智力游戏，这也许是他此生唯一的一次客串，却可能比B学科“原住民”的学术表达更出彩。“学无专攻”挑战“学有专攻”的真实故事，甚至在专业性要求比较特殊的文字学研究领域也时有所闻(35)。因此，在相互交叉的文学和修辞学领域，更存在从理论到实践的外源性智慧。这对于跨界的双方来说，都值得选择性吸纳。前提是，不要模糊了学术性智慧和娱乐性智慧(36)。 学术研究的生长空间更多地向开拓型的思想和执行力开放。一些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学术信息、感悟到新的学术趋势、发现新的研究方法，并有条件与之共舞的研究个体和团队“翻墙”跨界的可能性相对更大。有学者注意并评述了这种学术风景(37)。在学术体制与学科之墙达成某种默契的压力情境中，学术研究的主体如何与墙外的学术行为互动?如何建构更为开放的自我和更为自由的学术精神——我相信每一位有思想的学术人的睿智。 注释： ①大卫·宁：《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参见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新世纪以来，“修辞学转向”的语用频率上升，在中国知网选择“哲学与人文科学”搜索领域、“主题”搜索项，输入关键词“修辞学转向”，采取“模糊/精确”方式搜索200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分别有40条和25条记录。 ③注释②的搜索记录中，绝大部分成果在广义上使用“修辞”；在注释②同一条件下“精确”搜索流向CSSCI刊物的成果，所得十条记录全部在广义上使用“修辞”，而输入“广义修辞学”，采取“模糊/精确”方式搜索的结果，分别有121条和75条成果记录。 ④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⑤谭学纯：《融入大生态：问题驱动的中国修辞学科观察及发展思路》，载《山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融入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广义修辞观的学术逻辑与学术实践》，载《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2期。 ⑥泓峻：《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姚楠：《修辞学与文学批评》，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郭洪雷：《小说研究：从叙事学到修辞学——对小说研究理论范式与批评方法修辞学转向的初步考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⑦赵毅衡：《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符号修辞》，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⑧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⑨赵奎英：《语言观念的修辞论转向与语言文化诗学》，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9期。 ⑩周宪：《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1期。 (11)赵宪章：《语图传播的可名与可悦——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 (12)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13)朱大可：《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王安忆〈启蒙时代〉的阅读笔记》，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14)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写人研究的新变期待与修辞维度》，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5)高玉：《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与文学的自由主题》，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6)文贵良：《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17)南帆：《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意义生产、符号秩序和文学的突围》，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18)张卫中：《20世纪中国文学中汉字修辞的流变》，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19)(25)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第4页。 (20)高万云：《关于文学修辞批评的批评》，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1)朱玲：《叙述长度和语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诗学问题》，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叙述节奏：话本小说的一种话语秩序建构》，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双重隐喻》，载《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22)潘红：《哈葛德小说在中国：历史吊诡和话语意义》，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3期；《林译〈迦茵小传〉：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修辞重构》，载《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3期。 (23)谭善明：《修辞与解构的游戏——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研究》，载《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 (24)肖翠云：《文学终结论：修辞制造的幻象》，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26)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白春仁、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27)朱玲、李洛枫：《广义修辞学：研究的语言单位、方法和领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8)参见谭学纯《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小说修辞学批评：“祈使—否定”推动的文本叙述》，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百年回眸：一句诗学口号的修辞学批评》，载《东方丛刊》2004年第3期；《巴赫金小说修辞观：理论阐释和问题意识》，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2期。 (29)如张瑜《广义修辞学与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冯全功《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期；高群《民间故事结构性夸张构式的广义修辞学分析》，载《江淮论坛》2012年第4期；董瑞兰《广义修辞学视野中〈文艺学习〉话语的政治性分析》，载《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2期；潘红《林译〈迦茵小传〉人物称谓和身份建构的广义修辞学解读》，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0)如郑敏惠《从概念到语义：审美语词研究维度的转换——以唐朝画论“气韵”为例》，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谭善明《保罗·德曼：重建逻辑、语法和修辞的关系》，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席扬《身份·功能·性别——试论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修辞行为》，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肖莉《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叙述语言变异研究》，载《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余岱宗《小说叙事修辞中的“审美辩护”》，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高群《“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修辞学阐释与追问》，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连晓霞《民间话语观照下的意识形态言说》，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董瑞兰《〈在悬崖上〉：关键词、意识形态及其修辞建构》，载《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任翌，孙虹《吴梦窗虚字修辞与晚宋典雅词风》，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郗文倩《汉代的罪己诏：文体与文化》，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王小英《互联网时代文学的媒介修辞偏向》，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31)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239页；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载《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32)福建师范大学近年部分硕士学论文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如刘淼《广义修辞学视角下的〈青春之歌〉版本变动分析》(2014年)；张囡囡《文革前后〈欧阳海之歌〉版本变动的修辞分析》(2014年)；柯丽华《〈苦菜花〉不同版本话语的修辞重构研究》(2013年)。 (33)王秀臣：《上古礼仪称谓的修辞学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 (34)参见谭学纯《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巴金《〈小狗包弟〉：关键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5)笔者曾就此与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交流，得知文字学研究领域确有这种现象。 (36)《红楼梦学刊》曾就刘心武的红楼“揭秘”组织了一组笔谈，有一种声音透出睿智：区分学术动机和娱乐动机，在清醒地维护学术秩序的同时，不要模糊了学术与娱乐的界限(参见方宁《清晰中的模糊——也谈“红学”论争》，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期)。 (37)参见高万云《中国修辞学的学科重建和科学再造》、高群《反思广义修辞学：学科建设价值与局限》、肖翠云《文学修辞批评两种模式及学科思考》，此三文均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标签：文学论文; 修辞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外国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艺研究论文; 语言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