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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中国的道德变迁史上，自由主义道德曾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它是与儒家道德“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它又与儒家道德、社会主义道德“三分天下”。正是这三种道德之间彼消此长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近现代中国道德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因此，反省中国自由主义道德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道德变迁的历史规律，以及中国道德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
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大都未能保持其伦理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但作为一种对近现代中国的道德变迁发生实际影响的观念和价值模型，自由主义道德仍有其前后一贯的核心和基本框架，这就是：
1.个体本位主义倾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几无例外地都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幸福，伸张并肯定个性的价值，充分肯定自利自救或自我实现的合理性。中国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严复，就把个人自由视为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根源，主张既不“损人利己”，也不“损己利人”。梁启超则提倡合理的利己主义，认为“生人之大患，莫甚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①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胡适，大胆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真实的为我，便是最大益的为人”。②鲁迅批判了中国那种抹煞个性、党同伐异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视“张大个人之人格”为“人生之第一义”。周作人亦认为，“中国所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③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个体本位主义的倾向，使中国自由主义道德与儒家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根本区别开来。
2.视个人为“实”，社会为“虚”的倾向 中国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个人是实体，社会国家是“虚位”，离开个人，社会国家即化为虚幻的乌有；社会（国家）的利益只有还原体现为个人利益，方为真实和有意义；谋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即是为社会谋自由和幸福，个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终极目的。梁启超说“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④陈独秀则提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因为“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无非“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社会利益“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⑤胡适公开主张“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更是为国家争人格！”⑥因此，中国自由主义者多倾向于认为个人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社会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
3.道德上的西体中用论倾向 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特别是儒家）道德，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以开放的心灵拥抱西方近代道德。他们不仅认为作为价值规范的传统道德不如西方道德合理，而且中国国民的道德水准亦低于西方公民。严复、梁启超对传统道德就颇多微词，认为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表现不佳，主张输入西方道德以改造民德。陈独秀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奴隶道德，认为“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⑦胡适干脆直接了当地说“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⑧鲁迅则以近乎绝望的心情揭露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虚伪、冷漠、自私、残酷、愚昧、麻木……在他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所谓中国历史，不外由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样两个时代构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⑨因此，对传统道德不仅要破坏，而且要“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⑩以全盘开放的“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以改造中国国民的国民性。
4.科学主义倾向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强调科学和知识的重要性，重视民智的开发和科学的普及，认为科学方法是解决道德问题的重要手段，知识的普及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和改造国民性的有效途径。严复把“开民智”作为“新民德”的前提，梁启超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11)医治中国思想界内容贪乏、求学问之路被堵塞的病根，“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12)陈独秀把科学列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之一，认为只有科学和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3)在20年代的“科玄论战”热潮中，胡适坚定地站在科学派一边，为科学派辩护，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同样，鲁迅也认为，要医治中国这个“不长进的老大民族”，使之由弱变强，唯一的良方就是科学。而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的高低与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呈现为正比。他们批判了那种认为西方以物质文明取胜、中国以精神文明见长的观点，认为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正是其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物质文明的贫乏正是其精神文明低下的表征。
二、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历史轨迹
中国自由主义道德滥觞于戊戌变法前后，兴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以后，其势渐弱。抗日战争期间，几呈余绪。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主义道德从中国社会舞台上消失，而变成了某种力量微弱的历史潜流，只对少数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影响。
严复和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先锋。他们俩的伦理思想各有侧重，但在传播自由主义道德方面却殊途同归。他们之所以把自由主义道德作为中国道德变迁的方向，主要是有感于自强运动的失败和维新运动的流产。失败的耻辱和痛苦使他们认识到，要想学习西方之用（科学技术），就必须同时接受产生这种用的体（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要想在用上超越西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体，特别是传统道德。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价值层面的逻辑展开。因此，尽管当时的卫道士们对自由主义道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但是由于自由主义顺应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和要求，因而在20世纪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11年，随着王权的崩溃，儒家道德最终失去了它的“政治保护伞”，而自由主义道德却获得了自己的“政治监护人”——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使自由主义道德从此名正言顺地与儒家道德争夺中国道德旗手的角色。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自由主义道德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道德与戊戌变法前后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前后的自由主义者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道德，但并未对传统道德完全绝望，亦未把它与西方道德完全对立起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却视二者为水火不相容，并对传统道德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这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的偏激，一方面也展现了自由主义道德的强大。戊戌变法时期，自由主义道德还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所追求的理想，是一种停留在精神领域中的“乌托邦”。它对思想界的影响，也主要限于哲学、政治领域。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道德却成了大多数知识精英的共识，并化为广大青年学生的现实行动。这些区别表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道德获得了更多的现实色彩，已成为一股对社会和人们的行为产生愈来愈大影响的实际力量。
新文化时期的中国社会，为自由主义道德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有利的历史机缘。这些机缘主要有：1.多元而混乱的政治格局。这一格局使得自由主义道德能够免遭大一统政治权力的强力驱使，获得了某种相对轻松自由的发展环境。2.政治权力（如袁世凯）对传统权威的滥用，从内部败坏了传统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导致了传统道德进一步瓦解，也使得传统道德在与自由主义道德竞争时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它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金箍咒，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会。中小资产阶级历来是自由主义道德最忠实的信徒，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无疑为自由主义道德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然而，中国自由主义道德好景不长。20年代后，《新青年》队伍内部出现了分裂，大多数人都转向了社会主义，只有胡适、周作人等还在为自由主义道德继续呐喊。同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自由主义道德也愈来愈不利。随着中国共产党党的成立，社会主义道德从此加入了争夺“道德旗手”的竞争行列。20年代初，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的梁启超发表了《游欧心影录》，宣告了西方文明的破产。这多少给自由主义道德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不少人开始怀疑或放弃了自由主义道德。西方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以及“五、四”爱国运动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使许多人开始怀疑甚至拒绝接受西方文明。源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道德，自然也被包括在拒绝之列。北伐战争的爆发，使得启蒙运动让位于实际的救亡统一运动。战争强调的是个人对团体、上级的归属和服从，而非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道德遭到人们的冷落是顺理成章的。况且，1927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治权力格局的基本形成，自由主义道德也就失去了它此前那种群龙无首似的自由，而遭到了来自政治权力的强制干预。国民政府所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实际就是试图统一中国道德的一种努力。这种以权力作后盾的统一运动，对自由主义道德的发展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发展每况愈下。1935年以后，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救亡问题再次以空前尖锐的形式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救亡御侮不仅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把自我牺牲给民族大众，而且也需高扬民族传统以增强人们的凝聚力。自由主义道德强调自我，对民族传统持批判态度，这使得它与时代的脉搏格格不入。整个抗战期间，除胡适、梁实秋、胡风、巴金等少数人外，人们很难在当时的文化精英身上找到自由主义道德的影响，更不用说普通大众了。
抗战的胜利，并未给自由主义道德的发展带来转机。当时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何种共和国的问题。然而，此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已不再是学理的探讨，而是由民心的背向所决定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由主义道德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从此，自由主义道德在中华大地上难以生根发枝了。
三、有待清理的“遗产”
从长远的观点看，自由主义道德的出现和消失，不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昙花一现。然而，在这昙花一现的瞬间，它却触及到了中国道德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深层历史课题，这些课题至今仍在困惑着我们。
1.理想与现实 不论在何种时代，都有许多值得人们去追求的理想。对于这些理想，我们不仅要从价值上判断其是否值得追求，而且要考虑实现这种理想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现实的历史是否提供了这种条件。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模型，自由主义道德的价值取向或许无可厚非；但自由主义道德的实现需要以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作为其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缺少这两个基础，无论自由主义者的才力如何伟大，自由主义道德都难以在中国扎根。然而，近现代中国缺乏的正是这两个基础，在近现代中国，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和自我发展所需的经济条件，无力自救自助。因此，对于以自救自助为灵魂的自由主义道德，他们只能敬而远之。而且，中国人历来都有较严重的依赖心理，不敢孤身一人与命运抗争，没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因此，以相互帮助、集体奋斗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更适合他们的心理定势。对于那些生活于冷漠的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披着温情脉脉的宗法外衣的儒家道德，也比自由主义道德更具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道德就很难成为广大民众的“福音”，而只能成为少数有产阶层和经济有了保障的学者的精神寄托。
在西方，自由主义道德主要是中产阶级的道德。在中国，中产阶级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十分弱小。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成份相当复杂，与政治联姻的官僚资产阶级，需要权力的荫蔽，对权力具有巨大的依赖性和亲和性，他们对自由主义道德的热情是相当有限的。1927年后，官僚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上升，至解放战争时期，它的资本额在中国资本额中的比例已上升到70%左右。这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有限。缺少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作后盾，自由主义道德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只能是江河日下。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最终消亡了，于是，自由主义道德则寿终正寝。
3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又开始传入中国。异彩缤呈的个人本位主义也时起时伏，但一个个都如走马灯似地匆匆而过，未留下具有深厚历史内含的影响。究其原因，仍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在一个大多数人的生计都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连的社会里，自由主义道德是不会结出丰硕果实的。当前，中国虽然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和经济个体阶层，但经济实力还非常分散和弱小，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和自我意识，人文素质不是太高，因而也很难成为自由主义道德的自觉追求者。
2.价值一致与价值分离 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内在弱点之一，就是把自由主义道德当作反抗传统道德、使国家强盛的一种手段或工具，使之与政治价值、文化价值一体化。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种价值一致的倾向是与价值分离的现代趋势相悖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再具有一个“等级化”、“一致化”的价值体系。作为文化价值，政治、经济、道德、宗教、艺术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标准和运行规则，社会稳定的发展得益于这诸多相互独立的文化价值之间的相互制约。所有的进步都是通过各种价值之间的互动，在动态平衡中一点一滴地稳步取得的。也可以说，现代化所致力实现的目标就是“价值分离”格局的形成，各种文化价值各司其职，在互动过程中把社会推向前进。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价值一致化”的道路，企图把道德作为救世于危的上方宝剑，超越并代替其他文化价值的功能实现。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的这种迷惘使它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价值解构与价值整合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社会主要由社会——经济系统、文化——价值系统、人格——行为系统三部分组成。象中国这类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得使传统社会实现某种“解构”，特别是要把人格——行为系统中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剔除掉，代之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后者与前者重新整合，纵观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工作，他们在使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解构方面做得比较出色，而在把自由主义道德整合进中国社会的人格——行为系统中方面却几无建树。实际上，自由主义道德要想在中国立足，不仅要与人格—行为系统实现整合，而且要与社会——经济系统实现整合。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者未能把视野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近代西方，传统价值解构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新的价值整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在文化机制内部力量推动下自然完成的。其过程尽管漫长，但却比较平稳。但在中国，这两个过程都是在外力的催逼下，被迫人为地进行的，带有揠苗助长的色彩。由于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使价值整合的过程跟不上价值解构的过程，因而出现了比较尖锐的“价值空白”、“价值脱节”现象。中国自由主义道德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没有解决好价值解构与价值整合协调发展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道德走向现代化所遭到的“历史悖论”之一。
4.个体与集体 中国自由主义有感于传统道德抹煞个性，忽视个体所带来的各种悲剧，奋起高扬个性、竭力突显个体，可谓一针见血。然而，20世纪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却使自由主义道德无法施展其抱负，空有一腔热情。20世纪的中国，救亡压倒一切。救亡强调的是去为广大民众请命和牺牲，把个体融化到集体中去，与集体保持高度的认同和统一。在这里，个人的个性和自我实现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影响集体的团结和力量。生不逢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强调集体在现代中国的必然性，而是试图超越集体、径直地肯定张扬个体，这也就注定了它必然凋零的命运。事实上，如何摆正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使集体成为为每一个个体的充分发展提供条件的“有机集体”，而不是成为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桎梏和异化为为少数人牟取暴利的工具，这也是中国道德走向现代化所遭遇到的又一个“历史悖论”。
由上可见，自由主义道德在现代中国虽然飘逝了，但它所触及到的时代课题（历史悖论）仍象谜一样困惑着现代中国人。因为它曾经认真地思索过、探索过，历史还是为它重重地写下了一笔。
注释：
①《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②《介绍我自己的理想》。
③《〈潮州峰歌信〉序》。
④《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⑤《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⑥《文化偏至论》。
⑦《答佩剑青年》。
⑧《文化偏至论》。
⑨《灯下漫笔》。
⑩《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11)《人生观与科学》。
(12)《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13)《“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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