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政论文,外交论文,前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抗战前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与胡适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积极参与议政，其后以学者身份直接参政，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主张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活动产生过一定影响。本文试图对他抗战前的内政外交主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蒋廷黻对内政问题很重视，他曾说：“中国近代的厄运之主要原因”，“是现代化迟缓”，“就是内政改革的失败”。（注：蒋廷黻：《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蒋廷黻选集》第二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79页。）在《独立评论》独立之初，蒋廷黻在草拟《独立评论》编辑方针时就系统地提出其内政主张：“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第574-575页。）
第一，重视国家统一问题，赞成国民党武力统一。
蒋廷黻认为“无统一决不能有大建设，因财力将费于军事，且治安不能保全”，“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我产生矣。”（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574-575页。）他比喻中国“很象一个破烂的旧船。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已有不可终日之势。遇着这种狂风暴雨，唯一的希望在内部团结”，（注：蒋廷黻：《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61-362页。）强调“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52页。）表示“我们不解决这个统一问题，其他问题都无从下手”。（注：蒋廷黻：《新名词，旧事情》，《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64页。）
关于统一的方式，蒋廷黻认为“武力统一自较民意统一为优”，“中国的统一与世界他国有不同”，（注：蒋廷黻：《统一方法的讨论》，《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22、27页。）因为“物质的及意态的中国大致既是传统的中国，我们统一的方案亦离不了传统的方案”。（注：蒋廷黻：《新名词.旧事情》，《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64页。）虽然他也觉得民意统一最好，但武力统一可能性最大。蒋廷黻认为国民党若能利用时机，可以“促进武力的统一”。（注：蒋廷黻：《统一方法的讨论》，《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22、27页。）
第二，主张国民党实行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
为了完成统一，蒋廷黻主张国民党实行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
1933年5月，蒋廷黻指出：“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只要有个强有力中央政府能维持国内的安宁，各种的事业——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注：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策》，《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04页。）“福建事件”发生后，蒋廷黻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的奢侈品”，“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变不统一，政府不得好”。（注：蒋廷黻：《革命与专制》，《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48-452页。）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主张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中国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我以为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注：《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56-460页。）
蒋廷黻赞同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认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88、290页。）蒋廷黻进而以欧洲历史为例，指出了农民问题中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是个迫不及待的政治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当代的一个大潮流”，批评“政府曾未大胆的宣告农民苏维埃的土地分配是政府所要求的，维持的”，“这是釜底抽薪之法，政府未曾实行的”。（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88、290页。）蒋廷黻所谓新式“专制”其实就是国民党“以党训政”的“开明专制”。（注：《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56-460页。）
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统治政权，结束了国民党内部多年的纷争。蒋廷黻表示“南京大可利用这个机会来作建设的事业…南京的政治设施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建议，“第一，直辖各省的地方行政必须比其他省份更加廉明，更加现代化。第二，军民须分治。第三，党不可成为人民的负担”。（注：《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68-169页。）“正当的办法是一面开发经济，一面澄清吏治”。（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69页。）他指出“最近这四五年是我民族的一个大关键”，“现在的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建议“建设应急速进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建设，火速的建设，大规模的建设”，呼吁“社会中坚分子应负起重担”，“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设一个国家起来。别的等到将来再说”，“破坏统一和阻碍建设者都是民族罪人”。（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61-362页。）
至于改革行政的具体方案，蒋廷黻认为“中国政府的大弱点……在于有政不能行，是在缺乏有效力的行政制度”，提议：“第一，中国应聘请些外国官吏曾有特殊经验者来帮助组织各种行政事业；第二，中国应派遣些经严格选择的官吏到外国行政机关去，作较长期的实习”。（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58-262页。）2月19日，他又指出“中国政治的上轨道及经济的进步最后要靠中国人民思想的改变”（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63页。），而这改变要靠教育。
蒋廷黻内政主张中关于专制问题的观点，在当时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和支持，并引发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大公报》、《东方杂志》、《再生》及《国闻周报》等著名刊物也参与了论战。
蒋廷黻主张实行专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内部仍然派系林立、软弱无力。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缺陷，极权主义盛行。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普遍认为国难时刻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加强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增强民族凝聚力，抵抗日本侵略。从1933年起，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及《德国国社党党纲》被译成中文广为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蒋廷黻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完美印象深刻，曾明确表示过：“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制度都好”，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他从历史经验得出结论，独裁专制有利于统一，奠定建设的基础。（注：《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他对当前的政治认识也比较深刻，“吃了四十年的饭，应该事前知道政治生活几分。”他对国民党政权也不满意，“政府的处置不能令人满意。”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对中国这块专制的土壤有较深的了解：“最近几年，中国的大困难是无可替代现政府者，这总是我们的倒霉，我们不干实际政治则已，干则此其时矣，我并不是说这是理想的时候，我不过要说等到理想时候临到，恐怕大事已去矣。”（注：《蒋廷黻致胡适函》（1936年2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04页。）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的责任感使蒋廷黻更多地牵挂政治，他“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99页。），提议创立《独立评论》，其后又应邀参加国难会议。蒋廷黻的政治主张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其中包括蒋介石。（注：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2003年9月版，第151页。）1933年夏，蒋介石邀请蒋廷黻相见，听取其对政府内政外交的看法。蒋介石对蒋廷黻的主张颇为重视。1935年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即邀请刚从苏联与欧洲考察归来的蒋廷黻出任政务处长，实际是重要的幕僚机关负责人，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蒋廷黻说：“作事说话的机会虽不多，但有时也来，用之得当，不无小补”，“我们不干政治则已，干则此其时矣。”因此他希望胡适也能投身政界，“我常想您和在君（丁文江）人阁，局势定可好几分。”（注：《蒋廷黻致胡适函》（1936年2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04页。）
蒋廷黻上任后即着手实施内政改革，在行政院成立“行政效率研究会”，延聘甘乃光主持。1936年夏，该会聘请两位清华教授到各省考察地方行政，沈仲端考察县政，陈之迈考察行政督察员制度。（注：《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4页。）
二
蒋廷黻认为“单靠外交，我们当然不能救国；忽略外交，我们确能误国。”（注：蒋廷黻：《外交与舆论》，《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09页。）蒋廷黻多次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提出批评，认为汪精卫“除对日敷衍外，别无活动，此刻在欧美的外交完全停顿。这不是办法。”指出“外交决不能是单轨的，欧美方面的困难虽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注：蒋廷黻：《蒋廷黻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62页。）
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54篇文章中，外交方面的文章35篇，占65%。可见他对外交方面的关注，他在草拟《独立评论》编辑方针时也提出了外交方面的主张：“1.民族竞争是永不能免的。中国不应作任何主义之世界革命之牺牲品。2.倘国际大战不发生……二三十年内，中国需以亲日为用，自强为体。3.大借外资，以图建设。”（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575页。）换句话说，他的外交主张简而言之就是，强调中日间国力及军力的巨大差距，主张中日直接交涉或对日妥协，力图避免或推迟中日战争，主张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维护东亚和平。
第一，侧重对日外交妥协，主张“以空间换时间”，忍辱负重地进行近代化建设，增强国力，以备将来再行抗日。
蒋廷黻对日本曾怀有敬意。“日本近六七十年的进步是我们十分羡佩的”，但是，蒋廷黻进而指出：“中日亲善在九一八以前就很少实际，九一八以后，简直无从谈起了。”“据我所知，中国留日学生很少是亲日的，他们有些反日的态度反过于自欧美归国的学生。”其原因根本在于日本推行不断扩张侵略的政策。（注：蒋廷黻：《亚洲的门罗主义》，《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26-327页。）蒋廷黻认为“现在中日关系的前途”，“大部分在日人之手，那就是说，还有小部分在我们手里。”（注：《蒋廷黻致胡适函》（1934年6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44-245页。）他批评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后“不肯负责，不敢负责”的不交涉主义对日政策，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注：蒋廷黻：《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葙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09-115页。），认为中日问题现在未到解决之时，故局部妥协在所难免。（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12页。）主张效仿苏联，为争取国内建设时间，可作暂时之妥协。（注：《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65页。）“中国没能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注：蒋廷黻：《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09-115页。）“至于继续作局部的，无计划的，无准备的战争，我觉得是条死路。”对于国际联盟的李顿报告书，蒋廷黻主张“完全接受调查团所拟的方案。”（注：蒋廷黻：《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35-136页。）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不主张不抵抗……在过去这将近两年之内，我们在锦州及热河是应作死战的”。（注：蒋廷黻：《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09-115页。）热河失守后，国内主战空气日浓，他转趋消极，指出“战不易”，力主“避战外交”，更加直截了当地提出其妥协的主张，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避免战争，还是两害取其轻的好办法。“除了这妥协一路而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我看不出别的路来。”他认为长城抗战“不外吓跑了一班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同时给了河北省的小百姓们无穷的痛苦。”“想拿这种战争来刺激民族精神，充其量不过如同打吗啡针。”（注：蒋廷黻：《论妥协并答天津益世报》，《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78页。）
1934年6月8日，蒋廷黻在给胡适的信中以苏俄避战为其外交的最后目的为例指出：“国内讲抗日者奢谈民众力量”，而他觉得“这是最不可靠的了”。“如果全国合作，人人埋头苦干，卅年后再谈作战还不迟。”在此蒋廷黻痛心地向胡适表示：“在我这四十多岁之中，憾事虽多，其最大者即‘九一八’以前我当局及人民对东北问题的态度，我的胆子不够，未曾努力纠正当时的错误。假使努力而无成，我的良心还过得去。”（注：《蒋廷黻致胡适函》（1934年6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44-245页。）蒋廷黻其后在1938年所拟的遗嘱中再次提到他这是这一生中的最大遗憾。（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史馆藏），《蒋廷黻遗嘱》（1938年4月）。）
蒋廷黻认为“以武力收复失地这条路……是死路。热河未失以前，努力抗日尚有一线之望；热河失守以后，这一线之望都没有了”。因此，他强调“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整理。”（注：蒋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88页。）“当前所要做的事，是集中力量来帮助和督促政府实行现代化。”（注：蒋廷黻：《论妥协并答天津益世报》，《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78页。）蒋廷黻指出：“国联及国际对日本不能施行制裁大部分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无力的根由就是中国之欠现代化”，认为“在长期抵抗中，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图中国的富强，比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制裁日本，是更容易举行的，更有实效的，更无流弊的”。（注：蒋廷黻：《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284页。）总之，他认为“在最近几年之内，我们外交活动的能力及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半要靠我们建设的成绩。”（注：《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76页。）
1937年4月，驻苏大使蒋廷黻向外交部报告“苏联所需者为和平，盖惟在和平环境中始能继续其建设事业。”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避战政策。因为“盖中日多事则苏日之间可少事矣。”（注：《蒋廷黻致外交部工作报告》（1937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因此再次主张尽量推迟中日战争。
第二，倡导中苏复交，改善与发展中苏关系。
蒋廷黻是中苏复交的积极提倡者，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应该与苏联恢复和发展关系，“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外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大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时候就不应该同时两个都得罪。”（注：《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71页。）
他认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于生死对抗之中，一面又与第二个强邻（苏联）彼此不通信问，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注：蒋廷黻：《蒋廷黻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62页。）主张与苏联恢复和发展关系，认为“从中俄复交到中俄合作以抗日是可能的。”但在短期内不能实现，我们要“咬住牙根作长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计划。在此计划之中，苏俄的合作必须占一重要地位”。（注：《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72-173页。）为达到目的，蒋廷黻曾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议“中苏应先携手，作为反日的核心，然后两国合作以促进反日的大同盟。”（注：《蒋廷黻任驻苏大使期间与苏联外交人员谈话纪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即“中苏英美之大联合”。（注：《蒋廷黻致外交部工作报告》（1937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蒋廷黻在外交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代表了《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主张对日妥协与恢复发展中苏关系，建议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局势的变化，利用日英、日法在华经济争夺的矛盾及美苏恢复合作关系的机会，以争取短暂的和平环境，努力建设，巩固国防。蒋廷黻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全国一片抗日热潮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声音，起了影响及引导舆论的作用，也很快为国民政府认可，被委以驻苏大使的重任，直接参与外交实践。1936年10月蒋廷黻出使苏联后，他积极与苏方洽商合作，切实感受到的是苏联的政策，便更有力地主张避战。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廷黻积极与苏方接洽，力促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施加影响。1937年2月至6月，蒋廷黻一直积极与苏方接洽，努力建立泛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维护东亚和平。（注：详见任骏：《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三
综观蒋廷黻抗战前的内政外交主张，大体可看出如下特点。第一，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等问题极为关心，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传统责任感和使命感。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与朋友们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他们片面强调任何言论要负责任，不唱高调，不喊不负责任的口号，“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或为一个政府设计。”（注：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44号。）强调“最严重的困难时期，我们只能用笔墨报国”（注：《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他的主张代表了部分知识阶层的心声，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反响。第二，他对国民党当政者的腐败无能，不负责任以及无休止的派争表示不满，希望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三，在抗日救亡问题上，由于他看不到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情和巨大力量，政治观念上有较严重的错误与局限性。他认为中国民众抗日的力量尚不足以依靠，理解和赞同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寄希望于英、美及国联调和中日冲突。第四，蒋廷黻积极投身政治，以政治为主，以学术研究为政治主张的铺垫，蒋廷黻参与政治的方式，是以学者身份自由议政参政，影响当前政治，以至直接参与政治实践，改良政治，既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参政的基本方式，同时也继承了曾国藩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蒋廷黻对中国这块专制生长的土壤有较深的了解，他选择了支持专制独裁，主张先独裁后民主，直接参加国民党政府，为其效力，同时幻想以此来促进政治改革。蒋廷黻觉得“现在的局面不大干不能成功，小干是无济于事的。”（注：《蒋廷黻致胡适函》（1936年2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08页。）事实上蒋廷黻许多政治主张与蒋介石不谋而合，有的甚至是为蒋介石走向独裁推波助澜。在全国“蒋廷黻们”一片独裁专制的喧嚣中，蒋介石不断增强个人权力，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实行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中国特色的“蒋记专制主义”。在确保党和领袖独裁的同时，蒋介石也部分推行“专家治国”，把蒋廷黻、翁文灏、钱昌照、吴鼎昌等社会贤达邀入政府，使其成为“开明专制”的点缀。可以说，抗战前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代表了三十年代中国留洋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的见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对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当时全国一片抗日的热潮中，蒋廷黻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自己，注重中国政治的统一，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现代化建设，以便增强国力。他所提出的对日妥协主张，表现出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身处社会上层，看不见广大底层人民群众抗日热情与力量的严重局限性，而这些主张，除了其中具有的一些合理成份外，其总体上是行不通的，这已为历史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