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民参政意识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国民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参政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与政治运行、政治输入及输出关系有着高度的认识。在晚清，由于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国民参政意识可以理解为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自身在维护民族独立、变革传统社会秩序中所应担负的责任有着自觉认识的主体性参政意识，以及在原有体制中本能地或被动地履行自身政治责任的无主体性参政意识。国民参政意识的强弱程度及其属性，是制约中国近代化程度深化与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
一
自秦伊始，国家家族化、家族父权化使中国日益成为宗法等级至为缜密的专制大国。从家天下的狭隘政治目的出发，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利用专制王朝的政治强制系统和封建伦理的心理调节机制，来遏制国民那种对于自身生活范围以外事物的探求欲望，压抑他们因不满社会现实而希图有所作为的创造灵性，以致历代“中国之人，以国家为朝廷之私物，……故于国家之兴亡亦视为朝廷之私事”[①a]。在整个民族心理机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参与意识，养成诸如“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的政治依赖与盲从心理倾向[②a]，使得国家和民族的沿革成为少数上层分子操纵下的周期性政治循环。
时至晚清，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群众，依然“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垄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③a]。他们是清王朝得以生存下去的主要社会基础。然而，农民这一庞大社会阶层，却是晚清自觉参政治意识中最为薄弱的。他们广泛的政治淡漠感，决定于以下几种历史条件：
农民的生存环境是造成他们非参与意识的最根本社会条件。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曾经论道：“一国中政治资源在人民中的分配方式，趋向于因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异，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在农业社会的国家中，政治资源的分配最不平等”[④a]。在漫长封建社会的中国，分散闭塞的单一村落自然经济，农民群众“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⑤a]。在如此社会环境下，农民男耕女织，生息繁衍。久而久之，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⑥a]。其政治影响最终表现为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更有甚者，晚清殖民经济的冲击和腐败朝廷的多方盘剥，使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又进一步窒息了其参政意识，虽“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之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其典子而后已，然若辈不敢动也。朝廷派设官吏，以某官剥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辈不与闻也。而遑论夫所谓参政权，而遑论夫所谓选举权！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①b]。农民生存环境的封闭和经济上的贫困，从根本上制约了他们自觉要求参与政治的欲望。
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以及传统习惯势力，是阻碍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的又一社会因素。
俄国专制女皇叶卡捷林娜曾经语及臣下，如果农民到了受教育的时候，也就是她的统治垮台的时候。这可谓道出了所有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心声。没有一个专制君主希望其百姓掌握一定的知识以越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而导致统治秩序的紊乱，故而他们把农民的不识不知看成是顺天之责，“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②b]。这样，中国农民所受专制愚弄之苦最为严烈，“驯伏柔顺，安之若素，似性质然者，驯之易姓受命之事，而恬然不以为怪”[③b]。封建王朝惯用的愚民政策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人曾说他们“蠢如豕鹿，姓名不能书，条教不能读者，吾反见其如林鲫也”[④b]。更何况“廿四朝历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感触”[⑤b]。在此种愚昧状态下，农民获得社会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传统习惯、家长的训诫和政府的法令。于是，非参与意识就通过父辈与习惯渗透到下一代心理中去，对于民族国家生计，往往是置若罔闻，无怪乎革命党人愤然慨叹：“政治思想之薄弱，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幼稚，莫吾中国人若也”[⑥b]。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这种政治淡漠态度，使得中国的社会进步失去了最为主要的群众基础，极大地削弱了推动近代中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基层力量。从而可以说，广大农民的消极参与意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惰性力量。
革命志士陈天华出于对农民政治淡漠感的焦虑，说他们“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任凭什么昏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⑦b]。这可以说是冤枉了一部分农民群众。在被逼到死亡线上的农民心里，也曾经被求生欲望激发起参政意识，产生向封建统治者或外来侵略者争夺生存权利的要求，像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等，都以暴力手段向中外邪恶势力显示了他们对于不公正社会的极度不满，使历代受到压抑的潜在参与意识得以被动地发泄。然而，尽管他们这种无畏的义举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使农民的参政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种意识毕竟是一种不自觉的低层次的政治效能感，其内涵无非是固有政治结构在农民头脑中的翻版。由于农民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和村落社会中，传统等级伦理观念虽然受到他们一时的反叛，但它在农民心理中造成的定势和沉淀却依然顽固地存在，规范着他们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视野。所以，农民不可能孕育出一种对于变革旧统治秩序真正有所裨 益的意识，农民参政意识的最高境界只不过是“有福同享”的乌托邦平均主义构想。他们只能是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⑧b]，而决不是新制度的缔造者。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晚清农民群众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对于封建专制政体的破坏活动，是他们在近代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因素。
农民以外，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所产生的工商阶层和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是晚清国民中又一支数量可观的社会力量。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因之而形成的“民分四等，商居其末”的社会观念[①c]，使工商业者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除了少数兼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于一体的富商大贾以外，工商阶层中的大多数成员与封建官府有着较强的政治离心力。在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和中国近代化的初步实施，工商资产者阶层的力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壮大，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导致了整个工商阶层在政治上的软弱，始终不能像西欧工商业阶级那样成为产业革命的社会推动力量。近代产业工人势单力薄，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他们所进行的反抗活动还只是停留在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上，并没有触及到封建政体本身，其参政意识没有体现出多少主体性自觉。中小商人以及中小资产者阶层因自身力量的薄弱，外加传统习惯势力的钳制，在政治上始终受到压抑排斥，无从激起他们参与政治的渴望。除了极少数从他们当中游离出来的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代言人代表他们试图向封建官府索取一定的政治权限以外，他们很少身体力行地组织与参加为本阶级谋取正当权力的实践斗争。难怪时人论道：“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贱之曰市井，不得与士大夫为伍。……中国之商人，不过一供给财用之奴隶而已”[②c]。清末新政以后，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其政治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许多人开始越出资本经营的小圈子而对政治活动产生兴趣，从而成为清末拒俄、拒法、反美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的群众基础。
至于那些同封建统治集团有着较密切联系的大商人、买办和资本家，虽然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也有积极参与政权的愿望，但大多数人却因为自身的利益同旧秩序息息相关而仅仅具备了无主体性参政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只希望晚清政治经济的变革限制在于自己有利的范围内，而对于旨在维护原有统治秩序的基本政令法规则采取了消极服从的态度。这种无主体性的参与意识，对于晚清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二
“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传统上把社会各阶层依次分为士、农、工、商，即显示出知识分子在国民中社会地位的优殊。由于封建统治者向以华夏文物典章、礼乐教化为荣，再加上“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官制，中国旧知识分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与国家政治有着直接的缘份。
在近代，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而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引起了先前那种同心同德的旧知识分子的变异。就文化素质来看，晚清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传统型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以及深受西学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参政意识的属性与发挥程度，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士人阶层是一支庞大的官僚后补队伍，由于他们所受的文化训练是获得官职的基本手段，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他们自然成了国民中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晚清的所谓士人与以往历代大多数士人一样，自有一套区别平民百姓的处世模式，“瞻其衣冠则褒衣大袖，所谓居社会之上流也；叩其学术则王道霸功，所谓孔孟之学派也；聆其议论则虐今荣古，所谓言必称尧舜也”[③c]。通常说来，“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使晚清大多数士人皆有较强的参政意识，而且科举制度也给全国学子们造成了一种公平参政的假象，从而驱使凡数百万的老少学子竞相为金榜题名而日录夜作，苦读寒暑。但是，科举选官的限额又给他们出仕入仕的机会大打了折扣，僧多粥少的现实使许多人难遂参政之志。即使如此，学子们仍百折不挠，皓首穷经，屡败屡战，投考意志未尝稍懈，因为“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①d]。这样，晚清绝对比例的传统型知识分子自束发受书之后，即“沉溺于帖括，糜烂于词章，膏肓之疾中毒已深，凡哲理、科学、政治、法律之属，茫乎未有所知”[②d]，使这一国民中文化素养较高的阶层，反而成了知识结构陈腐、政治见解愚钝的书呆子，只有少数人因科举顺手而得以跻身仕宦行列，使潜在参政意识得以变为实在。于是，大多数人“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③d]。他们心理中所具备的潜在参政意识，终因“得官甚难，治生无术”而付诸东流[④d]。在整个晚清，传统士人所进行的主要社会活动，便是从维护封建道统、谨防以夷变夏的目的出发，在地方上倡导了这样那样的、消极或积极的反对西学与排斥外洋的活动，虽在民族运动中起了有限的一点作用，但这点作用，却远远不及他们因顽固反对新学而对于社会思潮进步所起的阻碍作用为甚。
至于学子中那些在科举中得以金榜题名的佼佼者们，因“三篇文章做得好”而步入仕宦之列，使其参政愿望得到了实现。但严酷的封建专制桎梏以及他们本身所具备的知识结构，扭曲了他们思维的创造灵性，不能适应于“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晚清社会[⑤d]，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受到了极大钳制。由于他们是传统知识分子中与国家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所受专制之毒害也最为深广，本来八股取士已经把他们的政治视野规范在有限的空间内，清朝统治者又尽其所能“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驭之，多方贼之，待其垂老气尽，阉然躯壳，而后鞭策指挥焉”[⑥d]。这一批出自专制圈毂中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制政治的工具，科举成功所赋予他们的实在参政意识，在专制淫威下被扭曲成了一种无主体性盲从意识，当权者“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为治”[⑦d]。只是各自在自己的权限内呆板地为维护封建统治效力，很少去认真探究晚清国家日趋衰弱的社会原因而产生变革旧制度的新思想、新观念。
为此，梁启超曾气愤地谴责当朝官吏的昏聩麻木：“中国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机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动。……全国官吏，其人数不下千百万，……皆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所以为驾驭计者则得矣”[⑧d]。诸如此类的知识分子从政，非但不能充实封建政治的内在变革力量，反而会进一步加速晚清政治的腐败。当然，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一小部分头脑较为清醒的大小官僚，比较努力地面对现实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潮流而力图摆脱无主体性地位，希望对晚清政治经济体制有所影响，但终因势单力孤，有唱无和，受到朝廷、地方顽固官员的多方掣肘而少能奏效，因而无法改变这整个阶层的参政意识与近代化思想在实质上相悖之历史事实。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指出，除非统治者“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⑨d]。晚清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严肃认真地谋求政治与知识在平等基础上的结合，而是化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政治服从本能，使得他们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无从养成近代意识以顺应历史潮流，反而成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最为顽固的反对者，这一事实对中国整个近代化进程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晚清知识分子群体有别于以往历代知识分子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了游离于传统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是晚清近代化过程中新的经济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言人，是具有不同程度近代化意识的社会先进分子。同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相一致，他们大体可以分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及其前驱；包括立宪派在内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是晚清时期对民族与社会危机有着清醒认识，对变革传统社会有着最殷切期望的一个社会群体。故而他们是近代参政意识觉悟程度较高的阶层，活跃于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他们的参政意识由弱到强、不断觉醒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
19世纪中下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相继输入，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指陈时弊。他们当中许多人“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方，涉重洋”[①e]，对西方政教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这些人开始认识到自我存在的社会价值，以及自己对于所处动荡的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他们的参政要求已不象传统型知识分子那样仅仅局限于无主体性地参与国家政治，而是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变更原来的政治体制，增加国民参与政治的机会与权力。他们认为：“夫政者，民之事也，……民之疾苦，唯民知之为最，真事之顺逆，唯民知之为最切”[②e]。他们把设立议院当作国民参政的理想机构，指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必自设立议院之始矣”[③e]。尽管他们对于参与政事有着热切的希望和初步的构想，但他们所代表的毕竟只是非常幼小的工商业资产者阶层，其参政意识的主体性受到限制，这些人所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议院，充其量不过是要求“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④e]。他们刚刚脱胎于封建士子队伍，参与政治的要求还达不到从根本上变革专制政治的程度，而且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他们参政意识的自觉，只不过是专制黑暗中的曙光，无法照亮整个政治舞台。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研读西学的风气日盛，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了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他们痛感“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⑤e]，要打破这种“上尊下媚，中塞外侮”的沉闷格局，达到公平清明的政治境界，就需对旧有专制政体实行大手术。他们已触及到了旧政治体制的敏感神经中枢，从废八股、采西学、兴学校、开民智直至设议院、变官制，提出了一整套君主立宪政治纲领，力图以和平手段变封建政体为资本主义政体。与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相同的一点是，他们也把设立议院作为士民参政的理想机构，但维新派知识分子指的议院已经不仅仅是咨询机关，而是一个有权“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能够与专制中央分庭抗礼的参政机关[⑥e]。他们不仅在理论上阐发了改革专制政体的迫切要求，而且身体力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倡导于前，张謇、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响应于后，分别发起了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进行了以非暴力手段变革旧制度的可贵尝试，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他们的理论与行动，说明他们的参政意识已具备了相当大程度的主体因素。只可惜他们为本阶级力量所限，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开门纳新之举，使得这种参政意识的主体性在现实中被专制势力所室息。
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近代化思想意识最为强烈的阶层，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专制政体愈来愈不能为他们所容。他们“以制造新国民为起点，以组织新政府为终局”[①f]，立志要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②f]。这批知识分子文化素质的属性，说明他们已基本上具有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因而其参政意识主体性在整个晚清是程度最深的，他们在改造传统社会秩序方面取得的成效也最大。在他们的积极组织领导和参与下，人民起而革掉了专制清王朝的性命，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使整个晚清近代化进程达到了最高境地。但他们毕竟只是整个社会成员中的少数，全国农、工、商阶层的广泛政治淡漠主义以及维新派、立宪派参政意识主体性发挥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在努力进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和同盟力量，再加上民族斗争的严峻和小资产阶级本性的软弱，他们无法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倒了一个专制政府，却起了许多届军阀政府；现实中的皇帝被推翻了，而人们心目中的皇帝依然存在。因此，彻底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仍然要留给以后的中国人去继续。
参政意识的强弱与否，更准确地说参政意识主体性强弱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因素之一，也是反过来验证一个民族整体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因此，重视教育，创造环境，消除广大国民的非参与心理，提高国民的政治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前提。
注释：
①a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72页。（下称《时论选集》）。
②a 《论语·阳货》。
③a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第50页。
④a 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译：《现代政治分析》第119页。
⑤a 《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8页。
⑥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①b 《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5页。
②b 《严几道诗文钞》卷3，第7页。
③b 《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8页。
④b 《时务报》第33册，第28页。
⑤b⑥b 《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53页；下册，第582页。
⑦b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77页。
⑧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
①c 《论商会依赖政府》，《东方杂志》第1卷，第5页。
②c 《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5—76页。
③c 《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27—428页。
①d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页。
②d 《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58页。
③d④d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4、368页。
⑤d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0页。
⑥d 《邹容文集》，第47页。
⑦d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⑧d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32页。
⑨d 柏拉图：《理想国》中译本，第214页。
①e②e③e④e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40、197、57—58、228页。
⑤e⑥e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04、152—153页。
①f 《女界钟》，第84页。
②f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