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忠[1]2015年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高等职业教育无疑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随着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的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的发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未能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的良性互动;社会仍然对高等职业教育持有偏见;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引导规范作用仍有待加强;办学经费仍显不足;校企合作的广度有待拓宽,深度有待提高;教师队伍建设仍显落后。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家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述,梳理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嬗变轨迹,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数据实证阐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国际国内新的经济环境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实现与经济发展有效契合的经验,最后提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如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进而做到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戴国强[2]2013年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的扩招,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这其中高等职业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高等职业教育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学校数、办学规模等均已经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和要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如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质量问题、成本收益问题、市场供需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经济贡献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问题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提出并研究本课题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相关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和分析、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既有利于指导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为建立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做一些基础工作。本课题研究从分析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入手,分八个部分分别进行了阐述,力求较为系统、全面地剖析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经济学问题。第一部分为导论。分析了课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了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情况,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小结了课题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是课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概述。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供需、教育经济贡献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教育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与阐述,为课题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第叁部分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基本情况介绍。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叁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是高等职业教育内部剖析的一个部分,也是为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经济学分析做铺垫。第四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即以经济学视角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内部剖析。先从宏观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及效益问题进行了分析,接着从微观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社会成本,以及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分别进行了剖析。第五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供需与资源配置分析。即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外部分析。首先建立一个高等职业教育供需模型,从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供需矛盾,以及调节两方面进行了剖析。随后,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角度,运用实证数据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主体和客体两大阵营对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进行了对策分析。第六部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贡献分析。首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分析,接着通过建立理论模型、作用机理剖析,以及数据分析,作出了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短期和长期贡献的分析,然后分析了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后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借助实证数据,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为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重点剖析了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以及给我们的启示。最后一部分,综述了课题研究的结论,提出了六点对策建议。
王芳琴[3]2013年在《嵌入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分析》文中指出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育、发展和成熟起来,但由于受到自然、社会、体制、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其它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劳动力市场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己经逐渐影响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功能的发挥,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面对整体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劳动力市场,应该如何加大培育力度,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劳动力供求失衡和纠正市场结构性失衡,提高运行效率、构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与其它市场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急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当前,西方经济学通常采用的分析法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其理论核心是存在无穷多商品种类的市场条件下对各种商品一般均衡价格的决定。其研究背景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基于此构建一般均衡模型,应用数理推导,从交换、生产、资本形成和货币流通四方面来确定各个市场相对价格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通过价格摸索实现均衡,均衡价格的形成需要具备条件:信息的完备性、对称性;价格的变动是自由的、灵敏的、迅速的;每个市场都存在一个报价者,他能够迅速向交易者提供价格信息,而且在达到均衡价格之前不进行交易。显然,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些条件,交易不一定能够按照均衡价格进行,市场也不一定结清,以及制度背景也不一定是完全竞争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正是研究供求不一致的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各种数量约束和价格约束情况下,如何调整他们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以使经济达到一种配额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也称为非均衡理论,是借助更一般的假设,应用了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已经获得成功的方法,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标准来衡量它是非均衡的。它允许市场处于非出清和非完全竞争状态,它研究市场由非均衡态调整到均衡态的时间调整过程,强调通过价格-数量信号的变动,使得每个市场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达到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认为,完全依靠价格调整使供给和需求在一切市场、一切时间都相等的可能性很小。交易者在市场上同时获得了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同时受到价格约束和数量约束,可以选择同时调节价格和数量来操纵面临的配额约束,这种价格-数量混合调节方式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由于该方法在实现西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结合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更接近经济的实际情况,能够解释一些用一般均衡分析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背景产生的,它所提出的价格-数量共同调节的配额机制、短边原则的应用,以及市场之间非均衡的溢出影响,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众多经济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Barro,RobertJ.,and Herschel I.Grossman和Benassy,Jean-Pascal的非均衡理论模型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因素融入这一框架中,讨论非均衡假设条件逐渐放松的模式下,非均衡模型构造差异性,人力资本对不同非均衡区域的影响,以及对比分析两种情况下(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无人力资本因素),处于不同非均衡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针对参数位于不同非均衡子区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意见,最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模型构建中,将产品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归属于叁个不同的非均衡子区域。首先,在工资和价格完全刚性的非均衡分析中。在劳动力超额供给和产品超额需求的区域,降低实际工资水平才是改善就业状况的关键。变动名义工资水平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中存在差异。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在此区域具有比较不合意的效果。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凯恩斯主义政策有效,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起推动作用。人力资本因素的引入不影响政策效应的发挥,而且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效应。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无论是否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均不会改变抑制型通胀区域的特征。但是,相比于具有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不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政策变动带来的就业效应更明显。其次,在价格具有伸缩性的非均衡分析中。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传统凯恩斯主义全部效应的获得不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当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变动名义工资的古典政策对生产和就业无效。嵌入人力资本因素后,产出和就业是名义工资的减函数。此区域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水平获得缓解产品超额供给和降低失业率的双重功效。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古典主义政策在具有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下有明显差异。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由于就业水平达到了最大值,此时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完全失效,私人消费被政府支出完全挤出。古典主义政策在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和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情况下的效用有所不同,当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变动名义工资的“古典主义政策”不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当嵌入人力资本因素时,从长期来看,对于厂商来说,通过改变成本来间接操纵配额约束是种获得更多利润的有效方式。再次,在工资指数化的非均衡分析中。指数化能够显着地修正各种反失业政策的相对有效性。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工资指数化后我们仍可获得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全部效应,但古典主义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在嵌入人力资本因素的非均衡模型中,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对消除失业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都有效。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供给的区域,随着指数化程度增加,凯恩斯主义需求政策的有效性逐渐减弱,甚至在名义工资按价格实行完全指数化的情况下,它甚至变得完全无效。加入人力资本因素后,凯恩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有效性变小。在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都超额需求的区域,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明显提高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古典主义政策的产出效应和就业效应。第四,在行为人依据需求曲线自主定价的非均衡分析中。根据行为人自主定价模型,嵌入人力资本因素不改变货币中性,初始禀赋对产出和就业无效性等特点。根据工资既定厂商依据需求曲线定价模型,当不考虑人力资本且劳动力需求受配额约束时,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就业和产出效应失效。但是,价格效应和人力资本水平效应很明显。当劳动力供给不受配额约束时,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的价格效应和工资效应与市场需求弹性有较强的相关性。在嵌入人力资本因素且劳动力需求受配额约束中,短期内产出受限制,操纵配额约束的空间较小。长期中,提高工资水平促使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如果劳动力供给不受配额约束,厂商制定价格为市场中所有需求都能被满足的价格,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人力资本效应十分明显。最后,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实证研究中。通过建立劳动力单市场非均衡模型和实证性检验,可以看出,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和无人力资本因素的模型构建和估计都存在差异,前者拟合效果更好一些,且嵌入人力资本因素提升了解释变量的整体影响力,相比较于其它要素,人力资本因素对总体效用贡献最大。通过对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度考察看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处于较明显的非均衡状态中,劳动力供给过剩和过度需求交替出现是常态。从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的双市场非均衡模型的实证分析中看出,市场间存在较明显的溢出影响,且有逐渐增长的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和应用非均衡理论,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把握劳动力运行规律,更好的进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评价与设计,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沈燕萍[4]2003年在《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也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已于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承诺于5年内完全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随之而来的将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我国银行业经营环境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与国外大型跨国银行之间的竞争趋势已经由原来模糊的理论推证,悄然转化为国内银行作为个体、与跨国银行在外部经营和内部管理等具体环节的直接较量。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以高附加值为标志的产业,依托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将成为其主要的利润源泉,人力资本将是金融企业最大的财富和资本,也必将是竞争的焦点所在。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数代经济学家的完善,已日趋成熟。外国银行作为完全的盈利性企业,其人力资源管理包含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之中,因此以银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很少;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银行管理与一般企业存在较大差异,但直到近年银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才开始引起人们较为广泛的关注。 本论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在金融开放背景下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薪酬激励制度进行分析。金融开放既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若想要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对一系列制度进行改革,薪酬制度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论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首先剖析了全球金融业的变化以及入世后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挑战,通过对我国银行业所处经济环境的分析导出银行业竞争的焦点所在——人力资本的竞争; 第二部分则回顾了国内外人力资本的理论发展,重点介绍了我国部分学者和银行界人士对我国银行业人力资本管理的研究成果; 第叁部分详尽分析银行人力资本的成本收益,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探讨了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本成本的可能性,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本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薪酬激励制度,并且通过对各类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外资银行之间薪酬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薪酬体系中存在的制度劣势;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金融开放背景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第四部分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薪酬体系中的制度劣势,提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市场决定的薪酬制度、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等,同时提出一些适时可行的建议,以构建一个适合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特点的科学完善的战略薪酬体系; 第五部分引入了股票期权制度,分析其作为一种薪酬激励制度,应用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现实意义与障碍; 论文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重申作者的主要观点。 本论文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将银行的竞争力与银行人力资本的激励成本、激励效果直接相联系,将银行人力资本激励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进行经济学分析,从而将人力资本竞争在银行竞争中的地位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在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现有薪酬激励制度进行分析时,论文引用了大量的实证数据,做了一系列的现实对比,并客观地分析比较结果,既肯定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薪酬制度中的优势,也指出其中不足,提出中肯的意见。在外资银行尚未大举进入我国、金融开放承诺还未完全兑现的现在,银行业的人力资本竞争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激烈,因此本论文可以说是未雨绸缪,为完全金融开放背景下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薪酬激励制度提出一点改革的建议;也正因为如此,论文的某些假设、观点可能会与现实,以及将来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出入,希望各位专家、老师多提宝贵意见,多多指正!
许烜[5]2006年在《中学教师流动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合理的中学教师流动可以优化教育系统的人力资源配置,使人才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对整个教育事业的高效运行和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采用文献法、调查法、比较分析法、构建数学模型的方法,通过经济学实证分析研究我国中学教师流动和流失的深层原因,并揭示相关因素影响中学教师流动的内在机理,从而提出促进中学教师合理、有序的流动的对策和建议。对中学教师流动的分析以中学教师知识人假说和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中学教师人力资本作为一种专用性人力资本,他具有专用性和自励性、投资主体不断变化、收益的递增性和外部性、使用价值度量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实现价值过程的增值性、能动性等特征。中学教师作为知识人则具有利己性、逐利性、公益性以及理性预期等特征。为对中学教师流动进行有针对性的经济学分析,笔者选择了湖南省湘潭市和邵阳市进行了中学教师流动情况的实地调查。通过小样本并结合文献说明我国中学教师流动呈现以下特点: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流动越频繁。流动中学教师中,男女比例相当,以学历高、职称高的中青年教师为主,其中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等高考科目教师居多。中学教师的职业趋向主要是中学教师职业内部流动和读研究生,这与以往流向企业和政府机关的现象不一致。流动教师的特点,在中学教师职业内部流动中以中教一级以上职称的教师为主,读研究生则以初级职称即中教一级以下的教师为主。在区位流向上,中学教师主要从城郊流向市区,从小城市流向中等大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的单向流动,这与其他实证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在知识人假设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学教师流动的特点进行了经济学分析。中学教师人力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是通过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信号的传递机制和甄别机制以及约束机制共同起作用的。在中学教师人力资本市场上,作为供给方的中学教师选择流动要考虑相对成本收益和效用的变化,流动后的预期总净收入(或总净效用)大于零是中学教师流动的必要条件,成本收益分析与效用分析相比,效用变化更能解释中学
徐昕[6]2011年在《我国医生人力资本现状研究》文中指出医生人力资本作为医疗卫生部门的核心,其质量和效率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绩效水平。我国医生人力资本质量和效率水平低下,并且经过多年的医疗改革也未能扭转这一状况,这就迫切需要针对医生人力资本的研究指导卫生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探究导致我国医生人力资本质量和效率水平低下原因以及提高我国医生人力资本质量和效率水平的对策。全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叁大部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对我国医生人力资本现状进行经济学研究。本文的叁大部分研究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叁章是结合我国卫生体制的变迁分析各阶段我国医生人力资本存量、质量、使用效率、配置效率状况,并提出我国医生人力资本现状。首先根据我国医生人力资本质量差异大的特点将医生人力资本进行分层界定,提出高等级医生人力资本和基层医生人力资本的含义,并将医生人力资本放在“投资—积累—运行—产出”的资本运动中,提出医生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含义。在此界定基础上,笔者从历史的视角对我国卫生体制变迁叁个阶段的医生人力资本状况进行分析,并得出我国医生人力资本现状为:医生人力资本质量水平不高且在各级医疗机构间差异显着;我国医生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水平较低。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从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行为角度分析我国医生人力资本现状。通过经济模型的分析从患者行为和医生行为两个方面推导出:其一,我国社会平均就诊非诊疗费用、各级医院间诊疗费用差距、社会平均患大病概率以及医疗保险共付率等四大因素引起患者“无序就诊行为”从而导致医生人力资本现状;其二,我国医生的竞争模式、激励机制、流动机制以及卫生政策促使医生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诊疗行为选择从而导致医生人力资本现状。第叁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国际上其他以公立医院为医疗服务供给主体的国家(地区)旨在提高医生供给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水平的医疗改革进行国别(地区)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医生人力资本质量和效率水平的对策。这一部分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纵向一体化的医院集团是提高我国医生人力资本质量和效率水平的对策。
王海兰[7]2012年在《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的交流和社会经济活动离不开语言,基本上每个人都至少熟练掌握一种语言。语言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论证了语言技能的人力资本属性,认为语言技能资本投资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教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入,个体所面临的语言环境越来越多元化,经济社会活动对人们所掌握的语言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地适应国际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更具竞争力,各国民众都在努力学习和掌握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面对越来越复杂而多元的语言教育,在时间、货币等资源约束下个体该如何进行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理性的个体如何进行外语投资决策,学习哪种外语,学习一种还是几种外语,进行语言选择和投资决策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变得日益普遍而现实。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本国的语言教育也日渐重视,一方面是加强本国的外语教育,提升本国居民的外语技能以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大优势,另一方又在积极向外推广本国语言,提升本国语言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无论是对内的外语教育,还是对外的语言国际推广,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对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和改变。那么政府到底能对个体的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是如何影响的?在对微观个体的行为决策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变量,探讨政府影响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措施和影响机制,显然对我们深入研究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行为和政府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主流经济的理论和方法,以语言经济学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基础,从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特殊性入手,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主线,以语言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进行供求分析的起点,对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进行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对个体的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和解释,完善语言经济学关于个体语言行为的基本理论,为我国的外语教育和汉语国际推广提供学理支持。本文试图回答叁大问题:(1)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如何构建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基本分析框架?(2)如何建立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在无政府影响和有政府影响两种情况下,个体如何进行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其投资决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3)年龄、母语、国籍以及父母的收入等个体的微观特征对其语言技能资本投资行为是否有影响,有哪些影响?围绕上述叁个问题,全文共分7章,第1章是导论,第2章是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基本原理,第3、4章是分析无政府影响下,基于语言技能资本投资不同收益形式建立两条分析路径,分析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第5章加入政府变量,以孔子学院为例分析政府对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影响,第6章以母语非汉语者学习汉语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实证分析年龄、国籍以及家庭背景等个体微观特征对语言选择和学习行为的影响,第7章是回顾与总结。具体安排如下:第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缘起、现有研究成果、论文研究思路与框架。第2章为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基本原理。本章从语言本身的经济属性和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特殊性两个角度阐释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介绍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研究的主要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本文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文章首先,从功能属性、产品属性和价值属性叁个维度阐释了语言的经济属性。其次,深入剖析了语言技能资本及其投资的特殊性,提出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收益特性和外部性特性,并分析这种特性对个体语言投资的影响。最后,以成本—收益为主线构建了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研究的主要分析要素图,列举影响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第3章为基于经济收益的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分析。本章分析无政府影响下,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的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建立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模型和包含人力资本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分析理性个体如何将时间和产品在工作、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和消费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市场变量变动对个体投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提出叁个观点:(1)投资回报率是个体决定是否进行语言技能资本投资以及投资多少的重要决策因素,其主要由语言技能资本存量、语言教育产品价格、语言技能人才的工资率等因素决定。(2)语言技能资本投资通过影响个体的财富约束间接影响个体效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满足用于语言技能资本生产的时间和用于家庭生产的时间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3)劳动力市场是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收益得以实现的社会中介,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约束”的影响;语言教育产品是个体购买生产语言技能资本投入要素的场所,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受语言教育产品市场中产品“获取难度”的影响。第4章为基于交际收益的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分析。本章分析无政府影响时,以获得交际收益为目的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交际收益是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区别于其它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特性,从该视角进行分析为我们研究语言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本章梳理了多种语言、多个社区和两种语言、两个社区两种情况下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博弈模型,得到一些重要启示。在评述现有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叁种语言、叁个社区情形下个体的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模型。分析得出,与基于经济收益的投资决策不同,在交际收益视角下,个体是否学习一种语言主要由他国语言的使用者数量、他国居民学习本国语言的人口数量和代表性个体学习他国语言的成本等因素决定。第5章为政府影响下的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分析。本章引入政府变量,探讨了政府对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产生的主要影响,特别以孔子学院为例进行分析,从学理层面解释了孔子学院对个体投资汉语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从经济收益视角看,排除以强制手段干预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的情况,政府主要通过影响语言教育产品市场的供求和劳动力市场上对掌握某种语言技能资本的劳动者的供求等因素来影响和改变个体的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从交际收益视角看,政府的目的是提高本国居民的交际收益,政府可以通过给本国居民提供外语学习补贴或向他国居民提供学习本国语言补贴的方式来实现。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为实现国家效用最大化,政府应该选择最优的本国居民学习外语的人口数量比例和使他国居民学习本国语言的人口数量比例的组合,使得二者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本国居民全部学习外语的成本和他国居民全部学习本国语言的成本之比。同时,文章从孔了学院在国际汉语教育市场的定位和作用以及对个体投资汉语的成本与收益的影响两方面,阐释了孔子学院建设不仅满足了国际社会对汉语的需求,而且创造了更大需求。第6章为母语非汉语者汉语学习行为的实证分析。本章以母语非汉语的汉语学习者为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分析人们习一种语言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以及个体的微观特征对语言选择行为的影响,是对本文前面关于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理论分析的呼应和补充。调查结果显示,为获得经济收益和个人兴趣是当前母语非汉语者学习汉语的主要的动因和目的,同时个体学习汉语的原因和目的受到国籍、母语等因素的影响。文章提出关于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四点启示和建议:(1)获得经济收益是当前母语非汉语者学习汉语的主要目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国际劳动力市场中创造更多与汉语技能相关的就业岗位,是“汉语热”持续升温的根本推动力;(2)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喜爱和兴趣是当前母语非汉语者学习汉语的重要原因,加强中华文化建设和国际传播,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既是汉语加快走向世界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重要途径;(3)学习成本是影响个体学习汉语的重要因素,但目前母语非汉语者对学习汉语“成本低”的认同比较低,通过降低学习者学习成本的方式来吸引个体学习汉语是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4)母语非汉语者学习汉语的原因和目的存在显着的国别差异、母语差异,同时受到年龄、是否华裔等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为更好地满足和适应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应加大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别研究、群体研究,针对不同学习者的特征采取针对性的策略。第7章为回顾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创新与不足进行总结,提出后续研究方向。本文对个体的语言技能资本投资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研究,是语言经济学深入分析个体语言学习行为的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为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国际推广提供了微观基础。本文在经济社会对个体的语言技能要求越来越高,个体面临的语言技能资本投资选择问题日益复杂而重要的全球化背景下,基于语言技能资本投资的经济收益和交际收益建立个体投资的两条分析路径,使得对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行为的分析既清晰又有针对性,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一方面以劳动力市场和语言教育产品市场为基础分析市场变化和政府对个体语言技能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个体微观特征对个体语言学学习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和学术延展性。
张卫国[8]2008年在《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框架》文中研究指明这篇论文是一项考察语言与经济(理论)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理解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新的经济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语言有某些新的认识,同时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于一门学科(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及有效运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主体部分所要回答的问题有如下几个:(1)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学科性质及其定位是怎样的?换句话说,语言经济学是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产生的,其研究内容包括哪些,又是怎样进行研究的?(2)语言与经济关系的已有研究基本上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它们是怎样统一在语言经济学这一概念之下的?(3)语言与经济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进而,建立在这样一种关系基础之上,语言经济学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作者还尝试构建了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这一研究本身也构成了对于语言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发展。一般而言,对语言的传统认识是停留在哲学和语言学层面上的。哲学上,人们探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学上,人们探讨语言的符号性以及语言的交际和认知功能等。而当社会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语言的交际功能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民族主义崛起和文化多样性也使得民族语言的提升和保护问题凸现出来。在不同文化间交流的语境下,语言越来越多地与经济联系在一起,个人的语言行为就和他的语言价值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关在不同语言或文化间交流的成本和收益、劳动力市场对不同语言群体成员的不同选择、语言不同或不平等所导致的各种经济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发展中语言的各种作用、经济学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设计与评价中的优势等等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在近叁、四十年悄然兴起。不过,目前为止,语言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理论体系也不够健全。虽然近十几年来,语言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其自身活跃的同时,依然存在着某种混乱。语言经济学研究人员相互间的沟通远远不足,他们依然凭自己的兴趣以问题为导向而各自为营,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沟通、深化和扩展。本文则是对已有的语言与经济关系研究进行综合、沟通、深化的一个尝试。在研究方法上,还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本文主要的分析工具,同时兼顾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希望通过对语言经济学的缘起、发展脉络及现有基本理论做出系统梳理,总结语言经济学的已有理论体系,揭示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其次围绕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其主要研究领域和内容做出深入评析;再次,尝试对某些新的问题进行研究,力争在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以期丰富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促进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做出总结,找到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或方法,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广义上,语言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语言本身的问题,或者研究经济或经济关系与语言及言语行为的相关性,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语言和言语行为的产生、发展与变迁,或研究语言及言语行为对经济理论、方法或经济绩效的影响与作用。(2)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语言学习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双语乃至多语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作为人力资本,语言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就业及人们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适合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分析,尤其是在政策效果的评价上,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而且,作为公共产品,语言本身就可以直接影响到语言政策的选择与制定。语言还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不仅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还影响着其他制度安排的效率。进一步分析语言这种制度有可能对制度经济学某些基本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也有可能对人们理解一般性制度产生某种启示。(3)就已有研究而言,围绕“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的研究已经是语言经济学中非常成熟的一个领域,而围绕“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的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前景极为广阔,都是语言经济学亟待研究和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通过全文分析,有理由认为,语言经济学的后续研究大体上可以以这叁个命题为支撑,或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或是围绕它们而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可以构成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领域的创新:语言经济学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领域,国外也只有叁、四十年的历史,国内仍鲜有人涉足。本文是国内第一篇对语言经济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的博士论文。(2)理论创新主要有叁点:第一,综合、沟通已有语言经济学理论,总结了语言经济学的叁条学术主线;辨析了当前语言经济学的几种提法,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理论和应用语言经济学;分析了语言经济学与相关学科([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及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语言经济学的边界,揭示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定位;第二,提出并分析语言经济学的叁个基本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其中,命题一是建立在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与收入已有研究成果之上的一个总结性提炼,命题二、叁是作者从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对语言所进行的一个新的尝试性分析),将其作为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丰富了语言经济学的理论;第叁,在深入评析已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同时,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首次论证了语言、制度和交易成本叁者的关系,并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从制度的视角研究了语言的起源、变迁及变迁方向。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简短的导言之后,首先在第二章回答了“什么是语言经济学”这个问题。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考察,详细梳理了语言经济学的缘起与发展脉络。在综述的基础上,对语言经济学的边界进行了探讨,辨析了当前语言经济学的几种提法,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理论和应用语言经济学;分析了语言经济学与(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及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思考。本章还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叁个基本命题,将其作为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后继章节基本上由此框架而依次展开,同时也是对此框架的进一步分析论证。第叁章:语言、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收入。继“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命题,分析论证了双语竞争力及语言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进而揭示了语言与劳动收入相互间的关系,就二者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评述。不同语言群体间之所以存在着收入差距,一方面因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语言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因为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作为人力资本,语言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就业及人们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与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第四章:语言、公共产品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详细梳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对二者进行经济学分析与研究的意义和可行性,并围绕“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一命题,分析了它在官方语言的确定和语言推广等语言规划中的应用。作为公共产品,语言本身就可以直接影响到语言政策的选择与制定。本章最后对语言规划的社会语言学传统分析和语言经济学分析进行了比较。第五章:语言·制度·交易成本。进一步分析论证“语言是一种制度”的命题,较为深入地分析考察了语言的制度性质和内涵及其对制度、交易成本的影响机理等问题。作为制度,语言不仅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还影响着其他制度安排的效率。第六章:语言的起源与变迁:制度的视角。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的起源与变迁。对语言的制度生成、语言符号的不变性与可变性、语言变异与语言变迁的关系、语言变迁的主体、动力与方式以及语言变迁中的集体惰性和路径依赖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七章:语言的多样化与语言同化:兼论语言变迁的方向。基于与拉波夫命题相似的两种事实观察或判断来讨论语言变迁的方向。对语言同化和语言多样化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并分析了这一对貌似相反的变迁方向均衡的可能性。最后本章讨论了一般制度的多样化和趋同与语言多样化和语言同化的相似性。在第八章对上述章节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之后,余论中作者讨论了经济学的语言与经济学原则。通过对经济研究中数学使用的争论背后的实质、数学滥用的评判标准及其解决之道等相关问题的考察与评析,引出了对经济学语言的思考。关于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对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范围与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涉及到经济学对其语言的一个选择问题。经济研究需要数学,尤其是在那些与经济运行量及量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研究中,但数学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有益的辅助工具,数学分析并不是惟一的研究方法。那种认为只有数学才能使经济学成为科学乃至“硬”科学的观点,是犯了“诉诸权威”的逻辑谬误。然而,对于数学滥用的判断,不能只以经济学文献中数学形式化的量的多寡为依据,还应该结合经济研究的层次——基础研究、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通过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衡量。数学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语言。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经济学语言的选择,经济学语言的使用也要符合经济学原则。本文的不足: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还并不成熟,其理论往往是孤立的,很难把握。因此,因此,由于本文基于作者自身所梳理总结的语言经济学理论框架来进行写作,其逻辑结构并不一定严谨,文章结构安排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另外,文章主要以理论分析和评述为主,模型建构有待加强。有待进一步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特别是对叁个基本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围绕作为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的相关研究;有关语言经济学的应用方面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胡秋明[9]2009年在《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养老金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总是与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相辅相成、互为犄角的。换言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丰富了养老金理论研究的内容,并推动着养老金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而养老金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又反过来推动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并指引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政策取向。进入21世纪以来,实现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构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制度同样也是当前我国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难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客观上要求从理论上明确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及其运行机制设计的内在要求。只有在理论上首先明确了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及其运行机制设计的内在要求,方才能明确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亦才能正确选择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制度优化路径。论文以可持续养老金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构建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分析框架为主题,以明确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模式选择及其运行机制设计的内在要求为主要任务,进而提出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及其制度优化路径。毫无疑问,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基于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主,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初步构建一个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于分析不同养老金制度模式运行机理的经济学内核、人口老龄化对不同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平衡的影响效应、不同养老金制度模式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不同养老金制度模式在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可以明确预期的、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方面的功效,从理论上明确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及其运行机制设计的内在要求,从而为明确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及其制度优化路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论文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系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取向及其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并深入挖掘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制度约束条件,明确了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论文立足于中国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并充分考虑既有养老金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明确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及其制度优化路径。全文由8章和4个附录构成,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第1章导论,提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综述,分析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指出论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阐述了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总体框架和主要的研究方法,提出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首先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提出一个完整的养老金制度分类维度,目的是界定本文所使用的有关养老金制度的概念体系。然后利用两期世代交迭模型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现收现付制待遇确定型(NDB模式)、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FDC模式)和非积累制缴费确定型(NDC模式)叁种主要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进行理论推演和比较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叁种养老金制度运行机理的经济学内核,从而为养老金制度改革中的模式选择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经济理论解释框架。本章还基于欧亚六国NDC模式养老金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其改革进程(详细资料参见附录1),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NDC模式养老金制度的起源进行了解释,并简要介绍了NDC模式养老金制度的制度渊源和理论基础以及NDC模式养老金制度的基本结构及其特有的财务平衡机制。第3章首先基于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推动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决定因素,并刻画了全球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宏观背景与长期发展趋势。鉴于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主要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本章接下来同样利用两期世代交迭模型的分析方法,引入养老金制度的财务赤字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的计算公式,通过分析函数的单调性比较了人口老龄化对叁种主要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平衡的影响效应及其政策含义,并明确指出,现阶段叁种典型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均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经济产出及其增长,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制度要能够以一定的传导机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第4章则依托于以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既有的研究思路进行扩展,从养老金制度安排与物质资本积累、养老金制度安排与人力资本积累、养老金制度安排与劳动力供给、劳动者退休决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养老金制度安排与全要素生产率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着手,分析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章的分析表明,伴随基金积累制养老金制度的引入,养老基金的积累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养老基金通过促进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以及通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正面效应。第5章则从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与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可以明确预期的、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之间的内在逻辑入手,分析了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面的约束条件及其可能的政策选择、不同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特性及其风险特性。本章的分析表明,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将有助于扩展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助于预防老年贫困、有效降低老年群体的贫困发生率。因此,各国在进一步增强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中缴费与养老金待遇之间的关联程度的同时,亦更加重视引入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并合理确定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在多元化、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中的目标定位。第6章首先基于本文前面章节的分析所揭示的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模式选择及其运行机制设计的内在要求,明确提出普遍适用的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及其制度约束条件。紧接着又基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系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取向(详细资料参见附录2、附录3和附录4),并抽象提炼出其对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启示要点。本章的分析表明,以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应着力于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制度结构弹性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经验实证检验还表明,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集中于:其一,积极实施参量式改革以改善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状况;其二,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其叁,建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适度结合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其四,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组织、企业和个人在养老金制度中的责任定位。第7章立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城乡分离发展的路径依赖,回顾了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基于可持续养老金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对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其目的是明确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本章的分析表明,中国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主要包括:现行养老金制度体系残缺与制度分立并存,制度碎片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理念并未得到充分实现;政府、市场组织、企业和个人在养老金制度体系中的责任定位不清,多层次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现行“统账结合”模式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性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中国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第8章首先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明确了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而提出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及其制度优化路径。本章的分析表明,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应着力于:建立以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为主体、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为补充、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覆盖全体城乡居民、基本结构统一、适度集中、有序组合的多元化、多层次养老金制度体系。基于中国养老金制度建设的现实约束及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当前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制度优化路径应着力于:进一步完善优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并逐步建设成覆盖全体城镇劳动者、政府主导、劳资分责、互助共济、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个人账户实账运行、基础性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改革,建立公职人员基本养老金制度和年功年金制度;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方案,建立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民基本养老金制度;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非缴费型老年津贴制度,以充分实现预防老年贫困、有效降低老年群体贫困发生率的政策目标。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一是初步构建了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在充分把握国内外有关养老金制度及其变革的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主,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将一个个局部的、隔离的信息纳入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这一总体分析框架,从理论上理清了各种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初步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从理论上明确了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及其运行机制设计的内在要求,亦为明确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及其制度优化路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论文选取内部收益率这一可计量的变量,利用两期世代交迭模型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叁种主要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进行理论推演和比较分析,揭示出缴费型养老金制度运行机理的经济学内核;接下来论文基于叁种主要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机理,同样利用两期世代交迭模型的分析方法,引入养老金制度的财务赤字占经济总产出的比重的计算公式,通过分析函数的单调性比较人口老龄化对叁种主要的缴费型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平衡的影响效应及其政策含义;鉴于经济产出及其增长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论文依托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理论上理清了养老金制度安排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及其约束条件,并比较了不同养老金制度模式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由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并非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建立健全养老金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可以明确预期的、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所以接下来论文则从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与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可以明确预期的、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之间的内在逻辑入手,分析了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面的约束条件及其可能的政策选择,并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特性及其风险特性。二是丰富和发展养老金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论文依托于以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归纳、抽象演绎的基础上,对既有的研究思路进行扩展,从养老金制度安排与物质资本积累、养老金制度安排与人力资本积累、养老金制度安排与劳动力供给、劳动者退休决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养老金制度安排与全要素生产率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着手,理清养老金制度安排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及其约束条件,并比较了不同养老金制度模式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养老金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论文系统地分析了养老金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决策、劳动者退休决策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及其约束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及其行为的研究内容。而且,论文创新性地引入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并从理论上理清了养老基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养老金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叁是明确了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制度约束条件以及制度优化路径。论文以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进行经验实证检验,通过比较制度分析明确了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制度约束条件以及制度优化的基本路径。论文明确提出,以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应着力于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制度结构弹性的基础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其具体内涵体现为:实现人人老有所养,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稳定的、可以明确预期的、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有效预防和消除老年贫困,并向大多数工薪劳动者提供合理的养老金收入替代;改善养老金制度的长期财务平衡状况,提高养老金制度自身的运行效率;以一定的传导机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制度应具备动态可调整性以及一定的制度弹性。而政治支持的力度、广度和持久度、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执行能力以及养老金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等则构成为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制度约束条件。四是突破了城乡养老金制度分离式发展的既有思维惯性的束缚,基于城乡养老金制度统筹发展的研究视角,以城乡养老金制度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明确中国可持续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以及城乡养老金制度统筹发展、动态整合的有效路径。论文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改革,亦不是仅仅停留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上,而是将二者统一到构建城乡统筹、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制度的研究框架中。笔者认为,无论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都必须立足于城乡养老金制度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都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现实需要,特别是要能够适应城乡劳动力就业方式的转变以及城乡劳动力跨地区迁移的现实需要。只有将城乡养老金制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方才有助于解决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中新生群体,包括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亦才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流动时其养老保险关系的接续转移难题,也才能够实现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宏伟目标。
文雁兵[10]2014年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叁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叁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叁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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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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