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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6）02—0046—（06）
大体上说，俄罗斯已经在立法程序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制度转型已经进入“后转型期”。如果按照一些学者对于“转型”的定义，“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也即“宪政制度的转变”的说法，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新制度安排的框架已经显现。俄罗斯新制度安排架构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所推行的治国理念与实施政策方面，其核心是加强社会的“可管理性”和改革的“可控制性”。进入本世纪，俄罗斯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一是政局和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二是国际油价上涨和国内需求大幅拉动了经济增长；三是制度转型的积极方面逐渐显现出效应。普京治国理念与实施政策的核心，就在于加强对整个社会的可控制性，包括“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那么，如何看待普京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手段？本文认为，普京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政策以俄罗斯民族价值观为底蕴，与俄罗斯的制度惯性和文化传统有着亲和性，因而也能够为大多数民众所接纳。由于俄罗斯已经走出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那么今后时期俄罗斯将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加适合俄罗斯的具体国情？本文认为，俄罗斯正在向一种转型后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即“可控式”的制度安排演进。
一、俄罗斯力图构建一种“可控式”的制度安排
本世纪伊始，普京执政后面临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或者是继续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式”制度安排，或者是实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可控式”制度安排。所谓“自由式”的制度安排，在这里它被理解为：在发展道路和经济观上，俄罗斯沿着叶利钦时期所奉行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理念，继续采取以“华盛顿共识”为主体的经济社会政策，按照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宪政和经济制度改造俄罗斯。所谓“可控式”的制度安排，在这里指的是：在社会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观上，俄罗斯放弃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和“华盛顿共识”为主的政策，转而实行以俄国传统和文化为核心，以其历史惯性和民族价值观为基本理念，又汲取市场经济一般制度原则，并采取政府“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新制度安排。俄罗斯推行这种具有“可控式”特点的制度安排表明，现阶段，俄罗斯正在从叶利钦时期极力主张实行的所谓“自由式”的制度安排，向一种既非计划经济、又有别于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过渡。
普京治国理念和实施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俄罗斯推行，主要基于以下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历史上，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萌芽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是自始至终地延续着一种集体、集权或者强权统治的制度轨迹。从俄罗斯转型的历程中可以发现：俄罗斯制度的演进路径和历史惯性，决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制度很难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被移植到俄罗斯。在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以村社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是俄罗斯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村社制度是俄罗斯历史上一种产权制度、社会组织形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上的土地共有、集体劳动，政治上的“村社民主”、集体至上和“畜群式管理”。这完全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村社制度，无法培植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而只能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土壤。[1](P26) 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的共同耕作，人与人之间长久保持着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又由于国家政权与普通人之间的分离，俄罗斯社会的自由度很低。这就导致一个后果：一旦俄罗斯发生变革，人们更倾向于自上而下地由统治者来实行变革，从彼得大帝变革到叶利钦改革，俄罗斯一直没有能够摆脱这个传统。综观俄国，在其历史长河中从未有过商品、货币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缺乏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的传统，从沙皇统治直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集权式统治”是苏俄的重要历史遗产。
第二，转型中，俄罗斯从外部（西方国家）引进的规则和政策，与本国的制度和文化（在这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明）之间的“鸿沟”、“裂痕”很深。在俄罗斯，转型时期新产生的正式制度与文化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这个“裂痕”被俄罗斯的学者归结为：（1）“弱国家”；（2）影子经济；（3）没有秩序的所有制分配；（4）社会差距的拉大；（5）犯罪；（6）官僚主义和腐败的盛行。[2] 非正式制度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文化习俗、道德观念，往往是一种历史积淀的结果，这些结果一旦形成，不易在短期内被摧毁，因而，它们表现为一种制度的“裂痕”，这是俄罗斯现行社会经济中各种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俄罗斯在前10年转型进程中严重受挫的一个根源。所以，当俄罗斯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的转型时，从外部引进的制度（包括立法和一些具体的法规）就与本国的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文明和习惯等）之间形成巨大的冲突。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我们通常可以体会到这种“冲突”。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导致来自外部引进的制度与俄罗斯本国非正式制度之间产生“冲突”。在社会变革期间，这种制度和文化的冲突通常表现得最为突出。俄罗斯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民族特性的国家，因而其非正式制度特征也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使得俄罗斯很难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就立即接受来自西方国家的所谓的非正式制度，而只能出现社会抵御和抗拒。在俄罗斯转型初期，社会和民众的这种抗拒和抵御演化成为俄罗斯社会的激烈动荡。
第三，实际上，所谓“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本文所述“自由式”的制度安排与“可控式”的制度安排，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在思想领域，人们对于转轨的不同认识反映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它们表现为两种思想——西方化思想和本土化思想的对撞[3]。在政策趋向上，它体现为代表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政策和目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目标。当时，广大民众对于民主政治的幻想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交织在一起，使政府失去了对社会经济和大多数领域的控制。在政治上，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街头政治、黑社会等猖獗。在经济上，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改革政策导致经济下滑，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广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大多数人被抛到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官僚和寡头垄断相互勾结，掠夺和瓜分社会资源。在叶利钦时代初期，俄罗斯的上上下下对于西方式自由民主有着强烈的渴望；但是到了叶利钦时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期望社会秩序和结束动乱。作为总统的叶利钦，尽管俄罗斯宪法也赋予他有很大的权力，但是由于受到来自地方势力、反对派以及寡头干政等影响，他已经不可能拥有掌控大局的决策控制权，最终，叶利钦政府完全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能力。
俄罗斯转型10年的实践表明：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长久集权统治传统的国家，很难滋生出诸如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很难移植诸如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念。
二、普京治理与俄罗斯“可控式”的制度安排
普京执政以来所提出的治国理念和实施政策，都是围绕着加强社会的可管理性和改革的可控性而展开。几年来，俄罗斯正是沿着社会的可管理性和改革的可控性不断走出衰退的怪圈。俄罗斯的社会学家把普京当成了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象征。应该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提出的“可控的民主”[4] 和“可控的市场”的说法，是普京“可控的”政权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俄罗斯本土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也是本文提出的所谓“可控式”的制度安排的主要特点。
几年以前人们还在议论：普京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吗？几年后，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的曙光。这个曙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普京政策和治理手段。由于普京的强权治理及其治理方式的强硬性，近年来，俄罗斯和国际上围绕着普京、普京时代、“普京主义”、普京强化中央政权、俄罗斯发展到极权化或变为独裁政治的可能性，乃至“新专制制度”、普京“正在把俄罗斯带回苏联极权主义时代”等等说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普京的改革具有更多的“独裁主义”，因而对于俄罗斯是危险的，他们将普京治理称为“集权统治”[5]。但是，根据俄罗斯现实状况分析，从普京的个人威信、 从普京的总统选举投票中都可以看出民众拥护普京。他所倡导的以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和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社会团结相结合等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被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所接受。这说明：普京政府所推行的这种强权的“可控式”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现阶段的国情民意。
普京之所以提出“可控性”的理念，则渊源于上述俄国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即俄国民族思想和集权传统。他汲取了叶利钦时代的深刻教训，在构建一种新制度安排的过程中，将俄罗斯传统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融入其国家治理的理念中，实行“强总统、小政府和弱议会”的强权治国模式。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前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俄罗斯“竞争力的实现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思想”。[2](P5) 因此，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政府逐渐实施一种“强总统、小政府、弱议会”的治理机制，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向更加务实的国家经济发展，推行以经济发展带动制度变迁和社会改革。这一思路，从根本上扭转了叶利钦时代为改革而转轨、重转轨而轻发展的战略和思路。在总统第二任期里，普京表示将坚持既定的改革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他在2004年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不会发生任何改变”；那种“彻底改变经济政策，全面修正外交政策，偏离历经磨难的俄罗斯所选择的历史道路的做法，只会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6] 按照普京的理念和民族观念，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和构想，具有俄罗斯民族特性，体现出俄国的历史传统。这种经济发展的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强权治理、民族特性、资源禀赋、国民素质等。
在俄罗斯国家发展路径、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与策略，乃至俄罗斯的对外战略等方面，俄罗斯这种“可控式”的制度安排都得到体现。在俄罗斯政府的政策和策略上，可以看到以下特点：
（一）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实行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强势控制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实行强权统治，扭转和改变“软政府”与失控的局面。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规定了俄罗斯国家职能：第一，国家要对制定总的游戏规则负责，成为规定并遵守游戏规则的保障人；第二，国家要在统一的规章制度范围内开展经济活动；第三，国家要提出社会目标并表达社会利益。此外，国家还是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人。[7] 普京政府确立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包括以下方面：（1）国家保护产权，国家保障股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知情权，保护公民的财产权；（2）提出加强国家竞争能力的概念，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3）国家放弃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简化企业注册程序；（4）改革金融体系，保障银行活动的透明度，使证券市场成为动员投资的有效机制，并投向最具有前途的经济部门；（5）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压缩多余的社会义务，保障养老制度的金融稳定，实行累计性的退休制度，等等。[8] 目前，普京领导下的强力集团力量已经形成，并在逐渐取代过去的所谓“黑手党”势力。
普京政府强化国家权力和政府职能，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全面加强国家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与垄断。他表示，“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有关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对所谓自然垄断的大公司进行改革”。[9] 这种改革包括打破寡头集团对经济的垄断和寡头干政，合理调节自然垄断部门的活动，扶持那些支持现政权的一些金融工业集团。2004年8月，普京签署了一项命令，限制对549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但是，普京不会使俄罗斯回到旧体制，不会使俄罗斯恢复国有化，不会从总体上改变私有化的结果。对于俄罗斯巨大型企业进行国家垄断与控制，是普京治理经济的重要战略手段。在这方面，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已经形成的自然垄断组织在全国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分析垄断组织的经济活动时，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在当今世界中，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主体。俄罗斯现有的垄断组织，如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公司等，只要对它们做理智而全面的权衡就会认识到，它们不仅能将俄经济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使俄经济到21世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应该把俄罗斯自然垄断组织视为民族的骄傲，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有许多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提出建议：在经济改革中不应采取简单的非垄断化措施，将它们化整为零，而是应调整国家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促进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因为它们能够进行产品的结构性改进，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0] 其实，这就是普京的经济思想，也是俄罗斯现实所使然。能够预计，俄罗斯经济增长与崛起的经济主力，仍然将是凭借国家所扶持的大型工业集团的力量。
（二）遏制寡头参政和干政，防止寡头经济对国家命脉的垄断
在对于寡头企业整顿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首先整治石油天然气部门。众所周知，一方面，俄政府确立以能源特别是石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点的政策，将石油天然气出口作为拉动外贸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强项；另一方面，2003年起普京展开打击寡头的斗争，剥离寡头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改变叶利钦时代寡头参政、垄断国家重要经济部门（如石油天然气等部门）的现象。在这方面，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强硬的措施：
一是委派手下直接管理战略行业。梅德维杰夫从2002年起就一直担任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2002年6月， 总统顾问伊万诺夫出任重要的军工集团阿尔马斯—安泰防空武器康采恩董事会主席；2003年4月， 普京的外事顾问普里霍季科当选为俄罗斯战术导弹武器集团董事长；2004年6月，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入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总统顾问舒瓦洛夫任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
二是打击寡头，严格限制寡头干政。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2003年7 月将尤科斯公司总裁、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逮捕入狱，这一做法的目的不仅是普京在第一任期内大力打击寡头垄断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切断寡头参政和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局面。目前，俄司法部门追缴尤科斯公司拖欠税款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三是加速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石油天然气的国家旗舰企业。2004年9月， 普京同意并批准俄罗斯天然气垄断企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100 ％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合并，组建俄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这两家公司将正式互换股票，俄罗斯石油公司将成为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下属的子公司。
（三）普京政府虽然实行对经济的强权治理，但却不是“大政府”的治理，而是不断地对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进行精简，这是普京治理经济的一个特点
普京削弱和改革政府机构，果断地进行三大改革：一是把89个行政主体，按地域划为七大联邦区，并直接委派负责人，全面协调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二是修改不符合分权原则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法，使各地行政长官不再自动兼任上院议员和立法机构领导人职务。这样，就从源头上纠正了行政负责人为自己立法的违宪状况，从而也结束了对一些权势者无法进行监督的混乱局面；三是把原来政府的几十个部委精简为十几个，把各部委的审批项目由原来的500多个减少到102个。在中央政府中减少了200多个副部长级职位，只保留一位副总理。这使俄罗斯政府的行政开支大大削减。现在，俄罗斯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都大于财政支出。例如2003年，俄政府财政收入占年度GDP的比重为19.6％，支出占年度GDP的比重为17.9％，收入大于支出1.7％；2004年，财政收入占年度GDP的比重为20.4％，而支出占16.1％，收入大于支出4.3％。[11] 2003年，政府节约了100多亿卢布行政经费。
三、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俄罗斯在完成制度变迁后将演变为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我们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从制度经济学对于一个国家制度安排的研究中可以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而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则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略上。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作用这一论点得到广泛认同。那么，俄罗斯等国的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是否能够促进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应该承认，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走向稳定，社会经济逐渐处于有序发展的态势。一个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俄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和实现增长，GDP 总量已经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居民消费已经超过1991年的水平。[12] 在2004年俄罗斯政府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过去长期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的经济潜力几乎丧失一半。但是在最近几年中，俄罗斯已经弥补了转型以来40％的经济潜力。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率高达38％。[13]；2005年，俄罗斯的GDP已达21.67万亿卢布，约合770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5300美元。[14]
在俄罗斯转型的历程中可以发现，俄罗斯经济领域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它的政权体系和政局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变化与俄罗斯重新崛起，与普京政府致力于“可控式”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被人们所认识，即：普京治理经济社会的“强权政府的治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这一理念，对于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发展与未来崛起都将起着关键作用。一些学者强调，俄经济增长以及能否保持增长态势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一个是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另一个是当局所奉行的经济政策。[2](P4) 这样的论点大致囊括了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但是同时，俄罗斯舆论针对西方一些媒体宣称“俄经济增长全靠油价上涨拉动”的论调，俄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最近指出，“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石油对俄经济的拉动只占1／3左右，内需的强劲增长已成为俄经济猛增的重要因素之一”。[15] 因此，在探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原因时，还需要认识普京治理俄罗斯的理念以及这个理念对于“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意义。自2003年高盛集团首次提出“俄罗斯重新崛起”的说法后，② 各国特别是西方媒体对俄罗斯实力进行评估的文章日渐增多。以美国“尼克松中心”主任迪·赛姆斯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了俄罗斯近年发展后认为，俄罗斯仍然是“一只熊”，而不能将其看作叶利钦时代的“病弱大国”。[14] 在国际上，人们已经意识到“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很多学者提出了谨慎乐观的预测。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逊接受日本双周刊《追求》杂志专访谈到俄罗斯经济时指出，俄罗斯经济将迅速增长20年后才会减速，30年后将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16] 如果俄罗斯能够沿着具有其制度特性的方向发展， 那么俄罗斯重新崛起将不是“神话”。
综上所述，从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历程可以看出，基于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权治理，相对于叶利钦时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言，其优势和效果越来越得到显现，这就为俄罗斯逐渐形成一种符合其国情特点的新制度安排提供了可能。尽管这种“可控式”治理和制度安排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的学者还从“可控民主”的风险方面进行了阐述[17]。但是毕竟这样的理念、政策和制度安排为俄罗斯快速增长和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环境。如果俄经济增长是基于普京的政策，如果俄能够延续普京治理的理念和政策，以及俄罗斯如果延续具有俄国特点的“可控式”的制度安排，那么，普京开创的这样一条治理路径，就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注释：
① 本文中的制度指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institution）。
② 高盛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 Wilson）在2005年2月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BRICs概念，他们预测，在今后的40年左右时间内， 上述国家经济总量将超过目前的西方6国（G7除去加拿大），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BRICs国家转移，并将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见《中印俄巴崛起，现实与前景》，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17/content_2586661.htm。新华网，2005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