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市场与道德——兼论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的文化与道德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经济特区论文,文化与论文,意义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1-0011-06
现代社会的人们对道德产生了某种怀疑，且这种怀疑的情绪是较为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这具体表现为：对于社会目前出现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人们不禁会问，道德的力量和作用何在？道德与良知在人们心目中还有多少份量？就目前的社会现实来说，应该承认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怀疑恰恰表明人们对构建有序社会和重建伦理的要求和期望。而且，这种怀疑越是普遍，就越说明人们对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愈加强烈，因为“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制定社会道德原则，是为了约束群体间的过分行为、减少掠夺性行为和违背良心的行为，培养对邻人的关心，从而增加和谐共处的可能性。”[1](P360)只要我们敢于承认和面对问题，从理论角度加以认识和分析，加上政府、传媒和大众的共同努力，就能够重塑我们的道德理想，重树我们的道德信心。
一、道德观念的现代嬗变
（一）技术与大众消费时代的影响
包括道德在内的所有观念与价值都处在变化之中，这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原因就在于，这些价值和观念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环境在不断地、快速地改变。例如，在规模和批量生产的模式形成之后，不管是厂家、商人还是媒体都一致鼓励人们多消费、甚至浪费（过度的消费事实上就是浪费），因为没有大量的消费，生产就不能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国外学者把规模化生产后的社会发展阶段称为“大众消费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也就不会再去恪守和珍惜“勤俭”、“节约”等这些原来被尊崇的传统美德了。在鼓励消费的时代必然形成相应的弃旧置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文化，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造成人们观念上的一种错觉——似乎弃旧换新是应该的、合理的。这对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其他的一些道德与价值观念同样也会受到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的冲击和影响。比如，“克隆”技术的出现，使生命的唯一性和尊严受到挑战，原来的伦理和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2000年6月26日科学家宣布人类的基因组草图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基因密码即将破解，人们在欣喜若狂的同时不免忧心忡忡。喜的是，人类距离最终揭开自身秘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人们将可以按照意愿来塑造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忧的是，基因技术是否像核技术那样，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又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原有的家庭伦理和现有的婚姻制度等也都受到挑战，如家庭作为哺养后代的功能将削弱、受到质疑等，人类又面临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二）法律生存空间的扩大与道德生存空间的缩小
道德命令或道德要求不断转化为社会法律规则的趋势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强化。正如博登海默所言：“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1](P361)法律的加强显然维护了社会秩序，但不得不承认道德的生存空间却由此而被挤压，以致会使人们产生某种误解：或许道德已经不重要，法律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换言之，人们会更加相信和依赖法律而忽视或淡化道德的作用。作为依法治市的试点，深圳自1992年全国人大赋予市人大立法权以来，已经先后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法律、法规，成绩斐然。但在法律强化的同时，必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淡化的趋势，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惩罚而制定法律，法律强化的目的也不是要使人们放弃原有的良知或道德，而是为了强化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从根本上讲，制定法律最终是为了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发展，为了人类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而和谐与高质量的生活显然离不开人们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品格。因此，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在强化法律的同时还应有目的地去拓宽道德的生存空间。
（三）道德的淡化趋势
道德的淡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文化和艺术的多元化和丰富的发展，生活的艺术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更加注重追求审美的价值（美与丑）而淡化了对与错的道德与价值判断。”[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网络的普及，虚拟世界出现了。在虚拟世界里，鼠标和键盘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似乎与现实世界的道德观念和规范没有任何瓜葛，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道德淡化趋势也就不可避免。这也可以称为网络对生活的异化现象。深圳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前沿地区，2000年以来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网络用户和网民的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年8月全市各类网络用户已超过40万，有3万多人利用手机上网。[3]种种迹象表明，网民的数量还在迅速增加。从一方面看，值得欣慰，它表明深圳市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它有可能使部分人生活异化，道德约束力减弱。根据统计资料，深圳网民中30岁以下的占85%，18-22岁的占20.5%。年轻人的控制力和辨别力都不强，容易上当受骗，受诱惑和毒害，特别是对青少年。主管部门应该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网吧，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工作，防患于未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违背道德规范甚至违法行为，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加以有效打击，杜绝各种事故发生。
二、市场、个人自主与道德
市场经济为个人自主性的发展创造和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这一观点一直为哈耶克等人推崇，也是对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智慧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弗里德曼在论述到这一点时给予了高度评价：“亚当·斯密的真知灼见，在于其认识价格是出于买卖双方的自愿交易。简言之，在自由市场上价格能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藉着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利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识活动，竟能衍生出经济秩序来。”[4]因为在市场中，个人可以通过价格的参考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且这种选择必须是在全国、理性分析基础之上作出的，否则自己的利益就会受损。关于深圳文化特别是移民文化中已经培育出一定程度的个人自主性的观点，不仅可以从笔者的亲身体会、而且也可以从许多深圳人身上得到确证。[5]显然，市场经济环境十分有利于个人自主性和理性的培养和发展，而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虽然只有不到10年的历史，但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市场机制的发育却较完善。例如，深圳最早打破铁饭碗，引进劳动合同制，并形成了全国最早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市场。市场经济的较早和较成熟的发展已经催生出了具有一定自主意识的深圳人。这无疑是具有文化与道德意义的，“因为中有自主的和自由的个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和责任主体”。[6](P34)
深圳是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来到深圳，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和立足的问题，所以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自我奋斗等优良品质在新移民身上得到发扬。在不断进取的奋斗中，自主性必然会逐渐形成。这种自主性表现在以下方面：自主择业；较强的法律意识；不断学习的进取精神；较强的竞争观念；较强的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比较自律；等等。而且深圳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为个人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来讲，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必须指出，自由不仅是一特殊价值，而且还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渊源和条件。一个自由的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远远多于他仅作为一个自由者所能做的。”[7](P8)也就是说，自由具有深刻的道德价值和意义，一个人越是摆脱了约束和压制（当然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他就越自由和自主，就越会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起责任（包括道德责任）。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人生自由的奴隶是根本谈不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就更不要奢谈什么道德责任了；而一个自由的有行为能力的人是可以也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虽然他可以选择不负责）。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市场的确为个人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自主与自由的个体也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为的后果，接受对其行为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而且，“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来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7](P83)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一定会逐步认识到这一点。
三、中国伦理重建应实现由家庭到个体的现代转变
如何实现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变，不仅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重建，并不是对传统道德理想的简单抛弃，它包含着对传统的分离、辨析、撮取和再造。”[8]那么，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再造，或者说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变的关键在哪里？儒家传统道德架构的基点是家庭（亲情），传统道德的合理性和亲和力也在于此。换言之，传统道德是由家庭出发而演绎社会伦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国人自主意识已经觉醒，那种为了家庭或家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感情甚至幸福已经成为往日的故事；那种一人有罪，诛连九族的悲剧也已经是消失的噩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饭碗已被打破，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中国带来了生机，“市场经济的本质其实内涵着对个人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它是一种建立在理性的个人自愿交换与自由合作的基础上的经济制度。”[6](P34)因此，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变也应顺应这一客观历史发展的逻辑，在道德架构的基点上实现由家庭（家族）到个体的转变。换言之，应该由个体出发演绎社会伦理，而不是由家庭出发演绎社会伦理。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和责任主体，才能在观念价值上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于一致。
在深圳，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成熟，深圳人的自主意识正逐步确立，并向责任主体和道德主体靠近，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验证。早在90年代初，深圳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有关制订市民行为道德规范的讨论，并于1995年出台了《深圳市民行为道德规范》，这可以说是深圳人的一种道德自觉。后来，又由《深圳商报》发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怎样做一个深圳人？”的大讨论。近来，在庆祝特区建立20周年之际，深圳人开展关于“全国关注深圳，深圳应该怎么办？”的讨论。这些活动充分展示了深圳人在文化和道德上的自觉。当然，不可否认，特区社会与其他地方一样，也存在着少数道德败坏分子，但在整体上市民的文化与道德素质正不断提高，特别是“特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正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特区文化的优势资源”。[9](P86)许多深圳人富而思进，物质生活富裕后，转向追求文化精神上的充实，涌现出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多年如一日不留名不留姓给福利院免费送大米的好人，不断发展壮大的深圳义工队伍，踊跃报名参加支持边远山区教育的青年，几十年如一日帮助别人的特区活雷锋——陈观玉，等等。这些事例都说明特区人的道德自觉正在加强，并逐步凸现为责任主体和道德主体；深圳正在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圳市民的道德修养等精神素养正不断提高。
四、经济特区的实践也是文化与道德的探索
深圳虽是经济特区，但其建立与发展的实践必定超越纯粹的经济发展的限域。这是因为，不仅经济活动是人参与的社会活动，而且任何社会都必定是经济、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特区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体现在标志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数据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道德和人的素质的发展和提高上。“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腾飞，政治的稳定，中国人特别是特区人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和思想免疫力。”[9](P88)也就是说，特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意识、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已经具有对外来文化与观念进行筛选的能力。
特区文化与道德形成、发展过程中最有意义之处在于，以个体为基点构建的文化与道德体系正在形成，这是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后的一种自然转变过程。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家庭为基点而构建的，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传统道德体系已经解体，但传统道德的理念和精神是需要传承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延续我们的文化生命。“中国构建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10]显然，在道德基点上实现由家庭到个体的转变就是一种对传统道德的重构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也正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区实践也说明，能够立足于传统并发扬传统文化精华的企业与个人最终是会成功的，如深圳的“鱼”牌服装、中式快餐“面点王”等。这些企业和个人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实践和创造着深圳的文化与道德。
早在1988年9月，李光耀访问深圳时就曾经坦言：深圳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今天看来，他确实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政治家。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深圳出现了标志着文化与道德进步的一道道风景线：“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南岭村人；华侨城集团颁布了“华侨城宪章”，并在不久前举办了具有文化意义的华侨城狂欢节；以深圳企业——万科牵头而组建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协作网络”提出了“新住宅运动”的口号，开创住宅的新文化、新观念，并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深圳私营企业家、人大代表郑卓辉建议国家宪法增加保护私营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内容；深圳佳顺通公司的士司机吕宗宝自愿推出“军警老病残免费乘车”服务，决心以这样的行动来回报社会，为市民做一点好事。所有这些都说明，特区的社会环境和人的进步（道德与精神的提升）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发展。由此可见，特区的实践绝对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实践，同时也是文化与道德上的实践，是新经济、新文化、新观念、新道德的实践。毋庸置疑，经济特区的建立和成功发展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的囿阈，具有文化与道德上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