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概念论文,工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7)01-0033-09
近几年来，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的特点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生产正趋向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由大量工人操作的工厂正在被取代，工业劳动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过去在办公室所需要的智力技能正在被计算机所取代，随着服务业工作岗位的大量增加和信息技术运用的增加，新型的劳动形式正在产生，这些变化时常被概括为社会形式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阶段转变。富有争议的是：虽然经济体系仍然停留在工业领域，但现在它却是在全球范围内运行；如果说工业在西欧和北美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那主要是因为在一种新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中，它已经被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
然而，这远远不止是劳动形式变化的争论。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新型劳动形式已经得到发展。哈特和奈格里试图用理论来阐述这些变化及其产生的特殊影响。他们认为，那种老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工业形式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正在被新型的“非物质”形式的工作包括媒体、管理、公共关系、信息科技、服务业等所取代，这些行业并不生产物质产品，或者说它们生产的是观念、影像和其他象征符号和文化内容，而且它们创造并且改变社会关系，它们是生产“诸主体性”和人际关系的“生态政治”活动而不是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动。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仍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新的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被重新思考。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劳动作为劳动的主要形式，而且他的劳动概念是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的。为了描述新的后工业形式的劳动，马克思的理论必须要把“非物质劳动”和“生态政治生产”补充进去。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批判这些观点，首先我将会解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表明哈特和奈格里的批判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误读的基础上，然后指出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是混乱无用的，应该恰当地理解并且合适地发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从而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工作形式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是一种有目的地、有计划地使物质世界产生变化的活动。在早期著作里，他把劳动理解为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通过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劳动“得以体现，并在一种对象中成为物质的存在”[1] 324。后来他把劳动理解为一种人类赋予物质以形式的活动并且通过这一活动在世界中实现自身：“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是一种借助劳动工具事先计划好的有目的的并且实现对世界的改造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过程最终生产出产品也就是后来说的使用价值，自然物质可以按照人的需要改变其形式。劳动已经在其产品中结合，成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2] 180这一理论通常被推论为“生产主义”的模式。对马克思的很多批评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哈特、奈格里和许多其他人一起指出有很多种劳动不适合马克思的这一图式，这些劳动有些是马克思所熟悉的，其他的则是新出现的。
关于劳动过程马克思有一种生产主义的解释之观点存在两种见解。一些人像哈特和奈格里指责马克思给劳动预设了一种工业性的观念[3] 255 [4] 140。其他一些人则相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建立在一种手工业模式甚至一种工艺学的基础上的。在这两种观点中，生产主义的解释要么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如亚当斯)，要么就成为对马克思的用语和比喻一种貌似真实的理解(如哈贝马斯和本顿)。这些评论是表面的，也不够令人满意。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仅仅以隐喻和想象为基础的，它是一种系统的哲学的核心成分，这是一种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的哲学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劳动概念扮演着一种基础性的角色。这一理论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白清楚地陈述出来，虽然他在许多地方都讨论到了劳动的总特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讲清楚它的哲学依据。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源于黑格尔。黑格尔的思想一直体现在他关于劳动概念的理解上，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所有著作。所以就像我将要说明的那样：要想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关键是要将其放在黑格尔的语境中。然而我所论及的这些评论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背景。当马克思的思想被重新放到一个其自身的语境中并由此加以解释时，就会发现这些批评家是把他们所理解的劳动观念投射到马克思的身上。尤其要指出的是，劳动是一种“对象化过程”并且是一种赋形活动的观点起源于黑格尔。
劳动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劳动是人的(精神的)活动。通过劳动，人类以一种与动物有根本区别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其他非人的动物纯粹是一种自然生物，它们受本能欲望的驱使，仅仅通过吞食自然中的直接存在物来满足它们的本能需要；在此过程中，物质仅仅是简单地被否定和消灭，欲望再出现这一过程又会自身重复，它仅仅维持一种没有任何发展的自然生命。相反，人类劳动创造了一种与自然欲望和周围自然的中介关系。劳动不是受本能的驱使，劳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消耗和否定物质。相反，我们通过劳动创造出可供消费的产品时，本能的满足被延迟了；而且通过劳动，我们可以培育和塑造对象并赋予我们人类的形式，于是我们就在世界中“复制了”我的自身。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以劳动为中介建立了人与自然界以及我们自己关系的联系。我们把自己对象化在我们的产品中，然后逐渐意识到人类的力量，并在世界中具体化。我们把自己发展成为有反思能力和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而且，黑格尔断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劳动不单纯是一种为了适合个人需要的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经常性的社会性活动，它包括并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 118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这些观念，认为它们不仅适用于工业或手工劳动，或其他特殊形式的劳动，而且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劳动。黑格尔说得很清楚：“在经验条件下，既定的形式可能会呈现出最多样化的具体形态。因此，我所讨论的领域是既定的形式。至于无机界，我并不总是直接为它赋形。例如，我制造了一架风车，但在造的过程中，我并没有规定空气的形式，而是建构了一种可以利用空气的形式。……即使是我保存猎物的事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赋形的方法，因为它是一种旨在使对象得到探究的行为模式。当然，训练动物是一种更直接的给予它们形式的方式，在训练的过程中我起了巨大的作用。”[6] 86在这里，黑格尔把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看作是将形式注入材料的赋形行为，它创造了物质产品，如手工制品和工业制品，这种劳动的“生产主义”类型扮演了劳动的特殊类型；但很清楚的是，黑格尔并不打算把所有的劳动都吸收到这种模式中。相反，他强调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工作的结果不必局限于物质产品的创造，也可以是对象的保存、动物或人的属性的改变、社会关系的转型等等。黑格尔理论的更大目标是作出一个关于不同劳动形式的系统说明，而这一系统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的一部分。黑格尔最有效和最富启示性的观念之一就是：主体和客体是在彼此的相互关联中改变和发展的。由此，他对启蒙观念产生了疑问，后者认为一个不变的、既定的主体面对的是独存的、不同于人的外部世界。而黑格尔认为随着主体行动的发展，与主体相关的客体也会因此产生改变和发展，这就是黑格尔劳动理论的组织原则。黑格尔将不同种类的劳动看作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不同形式，劳动的不同形式是以特殊的方式根据主客体之间中介的水平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得到组织的。马克思广泛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因此，这些思想是理解马克思劳动学说的关键。下面我将对它们展开论述。
1.直接占有。最简单的劳动形式是从自然中直接占有对象物，如打猎、捕鱼、采集植物等，它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最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劳动形式中，人按照自然原来的、直接给定的样式对其进行占有，这种状况是有限的，仍然接近于非中介的、自然的占有形式，因为它并不涉及对象物自身的改造。但不管怎样，它是特殊的属人的劳动，而不是纯粹本能的、非中介的行为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是有意识地、社会性地组织起来的并且通常涉及工具和武器的应用。本顿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并不包括这种劳动模式，“‘劳动的内容[也就是客体]’转变成使用价值的过程不能被完全描述为‘大自然的物质通过某种方式的改变适应了人的需要’。这种转变过程意味着从事选择、提取和重新安排自然环境中要素的活动，以便能够将它们置于其它实践活动(生产、消费)之中。而这种原始劳动过程只是占有物却非改造物。”[7] 69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种(原始)劳动确实改造了对象。占有本身就是一种改造方式，把占有和改造看作两种互斥的活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占有是在使物和自然分离的意义上实现了物的改造，物由此成为可用的，可以被人捕获、猎杀、采摘、提取、移动等等，劳动通过一种形式的改变得以体现和对象化。我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反对者认为仅仅是位置的改变只会对物体的“外在”关系产生影响而不会改变物体本身。这一反对假定物体的外在关系不是它存在的一部分，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种看法遭到了具有“内在关联”传统的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质疑。但在经济生活的语境中，打到猎物或捕到鱼这个事实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一鸟在手胜于双鸟在林”。
2.农业。黑格尔认为由于生产活动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主体和客体也相应产生了变化。他的这一重要理论被马克思继承和发展。而这一点却为本顿、哈贝马斯、哈特、奈格里及其他很多学者所忽略。随着农业的发展，我们不再按照自然既定的样子和它发生联系，我们不再完全依赖当下直接呈现的偶然性。通过饲养繁殖动物，收集播撒种子，耕种收割庄稼，我们主动地改变了自然环境使它满足人的需要。由此，我们开始将自己从对自然偶然性的消极依赖中解脱出来。此外，在农业中，我们是以既有劳动为中介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农业中使用的原材料、种子、耕地、家畜等等本身就是先前劳动的结果，而通过使用这些原材料我们不但创造了有用的产品如庄稼和牲畜，也提供了以后生产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不但满足了人现在的需要，而且使得以后的劳动计划和以后需要的决定成为必需。通过这些方式，农业关涉比直接占有更复杂和高级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本顿认为农业又是一个不符合马克思生产主义模型的例子。农业产品不是人为塑造的而是自行生长的。人类劳动不是使种子变成植物或庄稼，而是保证种子自发的有机变化所需的条件。通过把农业劳动与用工具改变一块木头的木工活对比，本顿坚持农业主要是起支持、调整和复制作用的劳动而不涉及对物体的改造。[8] 60黑格尔和马克思当然知道农业劳动依赖于自然过程，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一点与农业劳动是一种赋形行动相矛盾。抱着一种固执的观念，本顿再次把塑形行为的观念明确定位于物质生产。但正如我强调的，这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读。因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我们利用自然的时候意识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一点上认为农业是一种赋形活动。它包括为了人类的目的控制自然条件和自然进程。尽管农业是通过利用自然过程本身来达到这一点的，但农业成果并不单单是自然过程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体现了人类劳动的使用价值。
3.手工业和工业。手工劳动关涉我们与劳动对象和自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农业相比，手工业较少依靠自然过程和自然偶然性，它意味着工人通过直接行动创造物质产品，因此手工业是一种直接的塑形行为。尽管如此，正如我说的，它并不是唯一的赋形行为。与农业不同的是，在手工业中工人用自己的技术把原材料变成客体，而原材料自身就是先前劳动的产物。手工劳动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首先是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随后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也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马克思称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传统的劳动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即劳动的分工却发生了变化。随着机器的引进，劳动过程本身发生了改变。这被马克思称作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手工生产中，工人控制工具。在工业生产中，工具不再由工人掌握而由机器管理。手工因素随着劳动的进步被劳动过程淘汰了，工厂建立起来。主体和客体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此外，随着手工业向制造业和工业的过渡，劳动成为社会合作的过程。产品不再是由一个工人单独创造的东西，而是集体活动的集体成果，生产的规模极大地扩大了，生产计划不再是为了满足特殊的、局部需要，生产成为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进程，它以满足普遍范围内的需要为目标并通过普遍的交换媒介——货币来实现这一目标。[6] 204，236
劳动的日益普遍化也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议题。手工劳动根植于特殊性，它涉及与特殊资料和产品紧密联系的专门劳动过程与技术。手工劳动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地方性需要。工业摆脱了这些限制。“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完全失去了它专门化的特征……自动工厂消除了专家和手工白痴。”[9] 随着机器的应用，劳动简化为程序和机械管理，或来自机器命令，或出于机器的输送、照看和保养。然而工业化和机械化为更加彻底的自动化开辟了道路。劳动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它被机器完全取代的可能性就越大，最后，人让位于机器。[10] 这样，通过工业的发展，工人和产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中介化，越来越疏远，劳动过程不再涉及工人对劳动对象的直接改造，手工因素完全离开了劳动活动本身。人类目的的实现依赖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的应用，手工生产模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这个概念作为一种赋形活动不再适用，相反，工业生产仍然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赋形活动，因为它仍然是有意识的行动，它导致了材料的塑形，创造了体现人类劳动的使用价值。
4.普遍劳动。工业造就了工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世界联系的高度中介性和抽象性。劳动越来越远离直接的生产过程并且不再以直接的方式满足特殊需要。然而，即使是自动化也不是我所追溯的生产发展的最终阶段。因为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产出了全新的劳动，它看上去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满足任何物质需要。这些劳动形式包括商业的、管理的以及其他服务性劳动。这种劳动在现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黑格尔和马克思见证了这些发展的开端。黑格尔把商业看作是一种从属于制造工业的劳动；但他把行政管理和教育看作是和一个从事普遍性工作的独立阶层——公务员阶层有关的特别领域。这种劳动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不仅不同于以满足特殊物质需要为目的的特殊物的创造，而且它还是普遍的、智力的、理性的力量运用的结果。马克思也把这种劳动看作是对智力的雇佣以及对工人和对象之间更加普遍、抽象的关系的创造。当然，尽管如此，马克思对社会阶层的理解与黑格尔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他反对后者的“普遍”阶级观。商业、管理和服务劳动与物质生产并没有直接联系。然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这种劳动看作是赋形活动的一种，并且把它们和其他种类的劳动都纳入到了同一个理论框架内。经济活动从局部范围到工业范围的扩展要求独立的管理和商业对它们进行管制。生产需要管理机制、分配机制和交换机制对其进行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需凭这些机制才得以维持。正是由于它们才形成并维持了这些经济和社会关系，商业、管理和服务工作才成为塑形活动。
二、后工业工作
面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劳动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上的这些观点将如何成立呢？正如我们所见，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一种在他那个时代出现的工业社会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呢？哈特和奈格里对此并不明确。有时他们会建议通过发展并延伸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和政治，他们将机器化和自动化描述为一直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相伴，用电脑操作的后工业劳动形式仅仅延续和扩展了这一过程，从而使得工人越来越远离其劳动的目标，而劳动本身也越来越抽象和非专业化。然而，他们又通常认为劳动的后工业形式是全新的，它促使一种同样全新的理论路径成为必要；他们暗示，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解释预设了一个基于工业企业的生产主义模型，这种模型已渐渐不再适用，因为工业生产正在被信息经济的“非物质”生产赶超[4] 107-115，新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哈特和奈格里从Lazzarato那里借鉴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其发展为他们解释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概念。和所有的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承认并包含物质活动：它之所以是“非物质的”，是因为它所进行的生产的形式。Lazzarato将其定义为“生产信息化和文化商品的生产劳动”[11] 133。依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它创造“非物质产品，诸如知识、信息、通讯、一种关系或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这样的劳动是非常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假设所基于的那种物质生产的，它不仅生产客体，而且还生产“主体”[3] 32，它是“生态政治，是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其中，经济、政治和文化越来越重叠和相互涵盖”。[3] xiii
这些观点看似相当具有独创性和合理性，但是当我们考察其更多的细节时，问题一下子就很明显了。严格说来，这些概念究竟指涉的是哪些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解释是模糊和含混的。在《帝国》中，他们区分了三种非物质劳动：“第一种出现在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会了通讯技术的大工业生产中，这种融会的方式改变了生产过程自身……第二种非物质生产带有分析的和符号的任务……第三种……涉及感情的生产与控制。”[3] 293最近，他们把名单上的第一种工作去掉了[4] 108，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尽管制造工业中电脑程控的应用包含了信息科技，但如果因此就将其描述为“非物质”生产将会是个误导。比如，现在汽车生产的许多方面都是自动化和电脑控制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汽车制造不再是一个物质过程，或者说，汽车工人不再从事“物质生产”。尽管现在是机器在工作，普通工人不再“弄脏他们的双手”，然而，通过控制这些机器，他们仍然拥有物质财富并生产物质产品。他们的工作依然是物质的。
1.象征性劳动
哈特和奈格里不再将电脑控制的工业劳动归为非物质性劳动。这样就留下了这种劳动的两种“标准类型”：符号性或智力的劳动，以及处理感觉和态度的“情感”劳动。考虑到它们既没有物质生产也不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他们坚持认为，这两种劳动都是非物质劳动的类型。因此，这类劳动似乎摆脱了长久以来所形成的马克思式的劳动方式。符号性劳动主要是智力的或艺术的，它“生产观念、符号、编码、文本、语言、想象以及其他类似的产品”[4] 108，主要包括电脑编程、绘图设计、各种媒体工作如广告、公关等。这类劳动确实没有直接创造物质产品。从这点看来，它们的确类似于商业性的、管理性的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性的工作。但是，如果将这类劳动归入非物质劳动的新分类中，则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应该把这类“符号性”工作想象为是没有物质结果的，并且认为仅仅是那些直接创造有形产品的劳动——如工业或手工业——才是物质活动。符号性劳动并不只是创造符号或观念——纯粹主观性的、无形的产品。正如马克思所坚持的，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符号性劳动也不例外——它在纸上作出记号，制造声音，在电脑系统中制造电子脉冲等等。只有在这一层面上，这种活动才会被客观化并且作为劳动而被意识到。在这种程度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
从经济学上来说，符号性劳动主要不是创造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分配、交换和市场等等来实现其价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活动在发达工业经济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是必不可缺的。它们被用来建立、维持和促进生产所需的经济、社会关系。现代的经济缺少了管理者、会计、电脑程序员、设计者等等将无法运转。他们的工作不是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然而，这些工作却产生了这样一种物质效果：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和经济的关系，并且使人们的意识发生转变。这样看来，这些劳动也还是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非物质性的方面。但是，其他类型的劳动也是如此。所有的劳动都既有物质性的又有非物质性的方面。因为，所有的劳动都发生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中。在改变物质世界的同时，劳动也维持并改变着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它影响、创造、改变主观性。这里必须强调，所有劳动都是如此，这里不存在某种例外的特殊的“非物质”劳动或者单纯的“生态政治”活动。
“人们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的麻布一样繁多。新的生产力要求人们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其维持生活的方式，最终，他们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同样是这些人，他们遵从物质生产力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又遵从他们的社会关系生产出规则、观念以及范畴”，哈贝马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批评了马克思的解释[12] chapter 2，他将劳动设想为满足个体需求的纯粹工具性活动，并且把交往行为和社会互动领域视作独立和自主的，结果在工作和社会关系领域就出现了二元论的区分。哈特和奈格里批评哈贝马斯把劳动和交往活动区别为不同的领域[3] 404，他们提出，在非物质生产发展的后工业时期，劳动开始变得“生态政治化”且实质上具备了交往和社会的特征。通过将社会关系分离出工作的领域，哈贝马斯把它们与自身真实的、物质的基础分开并使其理想化了。对于哈贝马斯的这种批评是有根据的，但它应该走得更远，因为这种批评总体上是适用于哈贝马斯对劳动和社会关系的解释的。通过将其论点仅限定在非物质劳动上，哈特和奈格里最终重新构造了物质活动和非物质活动的二元论，并以此来批判哈贝马斯。所有的人类劳动都是社会的且必不可少地包含交往元素，同时所有的人类社会关系都植根于物质劳动，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哈特、奈格里和哈贝马斯都不能对此提出有力的批评。
2.情感劳动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出的另一种非物质劳动形式即情感劳动中。这是一种生产或制造舒适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感或激情等感情的劳动。我们可以从诸如法律助理、空中服务员和快餐工作者的工作(微笑服务)中辨认出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同样也包括护理和救助工作。根据哈特和奈格里所说，这是一种马克思所无法解释的、“非物质”劳动的深化形式，因为它没有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证，他们借助于汉娜·阿伦特的哲学。阿伦特提出，在“劳动”和“工作”之间存在着马克思没有作出的基本区分，“劳动”是指一种满足快速消费需求的活动，它主要与维持自然生活相关，而不生产持久性产品。阿伦特对此给出这样一些例子：打扫、烹饪和其他形式的家务活。但她的解释同样也借助于其他种类的服务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情感”劳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阿伦特所说的“工作”则是为了“使用”而非快速消费生产持久耐用的物品，她批评马克思把所有的生产活动仅仅当作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工作”，而忽视了许多生产活动并非致力于生产持久产品的“劳动”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再次避免认为只有产出物质产品的工作才是工作或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赋形活动。这是以阿伦特以及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的评论为基础的。去想象阿伦特的“劳动”或者哈特和奈格里的“情感劳动”没有产品是不正确的。这类工作和其他劳动一样，通过某种程度上有目的地生产物品并且改变物质环境，包括通过对话和其他交往活动形式，来实现自身的运作，它不会简简单单消失，它在世界中具体化，并且创造使用价值。
情感劳动对于建立和维护经济、社会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创造并维持一个家需要家务劳动，生产社会化的个体需要教育。维持现代经济中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需要接待人员、社会工作者、清洁工、商店售货员等等。这些活动中没有一个是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虽然如此，它们仍然是对象化的赋形活动和方式。与之前所讨论的其他几种所谓的“非物质”生产一样，它们的物质成果在于推动社会关系和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
哈特和奈格里意识到了非物质劳动概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他们承认“所有非物质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仍然保有物质性……非物质的是他们的产品”，这样考虑非物质劳动是非常模糊的；将其理解为“生态政治劳动”，即不仅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创造关系和社会生活自身的劳动，可能会更好些。[4] 109“生态政治劳动”的概念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们比哈特和奈格里所意识到的要更加深刻。如我所述，就像所有的非物质劳动必需涉及物质活动一样，所有的物质劳动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方面，因为它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在物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差别，诉诸“生态政治活动”的概念也没有任何帮助。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所有生产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政治”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改变了关系和社会生活，所有的劳动最终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形式。简言之，作为一种区别于工业工作的方式，“生态政治活动”的观念并不比“非物质劳动”的观念更加合适。
三、政治意味
哈特和奈格里正确地指认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形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然而，非物质劳动和生态政治活动的范畴在理解这些改变方面并未提供多少帮助。作为对象化和赋形行动的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如果得到确切的理解和恰当的发展，将会提供一种对理解劳动的本质更具有说服力的概念框架，包括对劳动的后工业形式的理解。根据这一理论，不同的劳动类型包含了我们同自然界关系的不同中介程度，从直接占有的无中介关系到最抽象普遍的劳动形式，这首先是一种逻辑的而非历史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对此的说明还存在一种伦理和政治的维度：通过劳动，我们与自然关系产生了发展，相应地，人的自我意识从一种直接的自然状况转向一种发展了的、思考的和中介的状态，而与之相伴的是自由的成长。马克思是否采取了一种相似的立场并不非常清楚。他的劳动理论也是在经济学语境中发展的，根据纯粹的经济学术语，马克思并未在不同的劳动形式之间作出区分，更没有进行过等级划分。像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在劳动价值理论中他将不同的劳动形式视为相等的“抽象”劳动。这似乎表明他并没有对不同的劳动形式进行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区分。但这不是真实情况：马克思的理论明显带有一种评价性维度。我所讨论的所有思想家都是在这一方面作出批评的，他们这样做并不算错，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的影响，因此没有理解其深意。
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建立在一种“手工业劳作的浪漫主义理想化原型”之上的观点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马克思拒斥工艺学的理想，他对手工业劳动所产生的“愚蠢行为”和狭隘思想持蔑视态度。正如我描述的那样，他的批判态度建基于对劳动过程的说明，并将手工劳动看作是一种有限的和纯个体化的活动，并以满足特定的和局部的需要为目标。
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业的到来意味着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这是其发展的积极方面。但是，从手工生产到工业生产的转变是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条件下发生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中通向普遍性的内驱力同私有制以及工业发展所依据的自由市场发生了冲突。结果是“社会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毁灭，这种社会无政府状态把一切经济进步都变成社会灾难”[2] 487。但是，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工业的来临意味着残酷的体力劳动的消除以及重复性和机械劳作的缩减。劳动变得更加多产、合理、普遍，因此“更加符合……人的本质”[13] 820。
这些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关的要点得到了广泛的理解。根据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常被理解为一种根源于工业条件的哲学，这些条件将工业劳动和工业资产阶级视作偶像，这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立场，然而，我提出的理解指涉了一种不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应被看作是与工业性立场永恒地联系在一起，其潜在的哲学表明工业并非我们的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的最高发展，它指向更高级的一种超越工业、更加普遍的工作类型中的劳动形式，黑格尔将其主要与一个普遍的公务员阶级结合起来。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设想了一种最终的劳动形式，其中现代工业的普遍趋势得以实现，并且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 488人们太容易把这当成乌托邦的梦想打发掉，但这是个错误，它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现实，虽然还处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条件之中。正如奈格里和哈特所看到的，在后工业社会中，“职业大部分是高度流动性的，并涉及各种灵活可变的技术……其一般特征在于知识、信息、情感和传播处于核心地位”[3] 285。在更好的情形下，这些劳动可以扩展我们的普遍的理性创造力。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将不仅不受到经济必然性的强制，而且还表现为自由的活动，这正是马克思的理想。“[这]只能存在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之中，他们合理地调节他们同自然的交换，使这种交换处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被它所统治，仿佛它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并随着精力的最小耗费以及在最有利于他们天性发挥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点。”[13] 820这样的工作是一种普遍的、合理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集体类型的创造性活动：有意识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创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然可以提供一种比“非物质劳动”和“生态政治生产”观念更有帮助的理论工具来把握这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