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伦理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随着中国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萌芽和发展，中国以“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主导[（1）]的传统学说受到了挑战。尤其是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形成了与这一时期经济社会背景相关的独特的经济伦理观点。同时，由于中国的一些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接受并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伦理、社会发展等学说，其中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最为广泛，这就使得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加强了“西方味”。还需提到的是，中国近代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通过到国外的考察和了解，接受到一些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独特形态。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畸形状态下发展；又由于中国近代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实业家受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影响甚深，同时又乐于接受西方一些经济伦理观念，因此，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痕迹，又有近代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证；既有外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影响，又有自身特有的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而且，作为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形态，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有许多历史的进步意义，以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处在逐步完善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主张德、利一致
中国历史上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尽管认可“以义取利”之利，反对不讲仁义之利，但道德和利益在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往往是在“主”、“从”上去阐释和理解的。似乎没有义就无从谈利，利离开义就是小人之利。所以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是“恶利”的，即“恶”单纯的利之利。由此可见，在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经济和利益始终是作为伦理要素去思考的。作为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的阐释上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尽管诸如王安石、李觏等人提出过“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2）]“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3）]以及讲仁义就是为了利的思想，但总的思想倾向是主张利即义，无利无从谈义，将利和义割裂开来。
所以，中国历史上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始终没能获得较妥贴的阐释，而且事实上，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义轻利、重义贬利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更由于西方经济、伦理等思想的影响，道德和利益的关系获得了比较全面而又较为深刻的阐释。
首先，早于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公开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4）]认为，讲伦理道德是为了利益，只有利益本身才能体现道义。
李塨就指出：“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5）]换句话说，不利让人得利，就不是仁政。当然，启蒙思想家们所谈的利是偏重于私利的。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人各自利也”。[（6）]并指出，个人“不享其利”是不合于天下人情的。任何对私人利益的侵犯和对私有土地的课税的行为都是“不仁之甚”的扰民行为。这说明，启蒙思想家承认人的私心，提倡私有制度。这在当时唤起民众的觉悟，反对封建专制，促进社会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社会主义制度下讲伦理道德，其目的是全方位的，所理解的利益也是多角度的辩证的，决不可能象启蒙思想家们理解的那么狭窄。但是，对社会主义个人利益的重视和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甚至直接体现到集体利益的发展效果，全社会各个个人利益要求的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往往体现整个社会的伦理觉悟和道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
其次，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他们一方面强调不能不言利，因为，“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虽有神圣，不能徒手救饿夫”。[（7）]同时指出，不能因利而让世人争利，而应让义抑制不公平之利，即所谓“唯人竞利则争，争则乱。义也者，所以剂天下之平也，非既有义焉而天下遂可以无利也”。[（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也讲利，然而这利既有社会之利，也有私人之利，而且这公、私之利又客观上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不过，能否实现真正有公、利之利之统一，确实需要有一个道德协调过程，只有符合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取向的谋利行为，才能真正既利在社会、又利在个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允许恶性膨胀，那必然将失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市场经济将会在畸型状态下发展。
另一方面，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在坚持古今融通、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义为事宜”、义引导利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义为事宜”，他说：“故礼无定而义有时，苟合于时，义则不独创世俗之所无，虽创累千万年圣王之所未有，盖合事宜也。如人道之用不出饮食宫室器械，事为先王皆有礼以制之，然后世废尸而用主，废席地而用几桌，废豆登而用盘碟，千年用之，称为文明，无有议其变古者而废亡，后此之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皆可例推。变通尽利，实为义之宜也。拘者守旧，自谓得礼，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10）]康有为的“义为事宜”的思想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探讨，把“义”解释为“事宜”，既反对了儒家的义重于利的思想，又区别于传统功利主义把义与利益直接挂钩的观念。义引导利的思想是谭嗣同从另一角度阐释义利关系的观点，它不仅完善了近代资产阶级的义利思想，而且揭示了道德的协调趋善性和指导性。他认为，世界万事统一于“仁”，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以“仁”协调万事万物之关系，万物的存在才是合理，才有可能发展。他还解释说，“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以“仁”为本，即所谓的“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于塞，通塞于本，惟其仁不仁”。[（11）]站在现代角度来理解谭嗣同的观点，那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需要确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明确了社会发展之应该不应该的崇高道德境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实现真正的有序和高速。
再次，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的梁启超在更深层次上考察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梁启超认为，“生利之力”有两种，“一曰体力，二曰心力。心力复细别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在这里，梁启超明确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生产过程及其生产的效益，或者说获得利益的多少除体力外是由人的智力素质和道德品质所决定的。梁启超将一向作为获利过程中价值取向和善恶标准的道德，当作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力量来理解，是难能可贵的。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离开了道德，离开了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市场经济将无规则可循，将会处在坑蒙拐骗、投机倒把等无序状态中，一只看不见的罪恶之手将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向垮台境地。因此，敝开梁启超的思想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将他的“利”—“智”—“德”思想用来启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
二、强调民众是经济之目的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思想观念到社会实践主要奉行儒家伦理学说，主张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仁义”，反对“人欲”。人若成为封建社会制度的卫道士就是圣人和君子，谁要是从“我”考虑、展现个性，都是大逆不道之行为。因此在封建社会，虚伪的“整体至上主义”统一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全体社会成员被“铸”成一种生存样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为了生活，但在中国封建社会更注重它的伦理意义，伦理是经济的目的，经济是伦理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近代社会的转型以及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碰撞，比近代更早些时候的启蒙思想家们以评击封建礼教传统著称，他们首先把“人”从封建的宗法关系及其封建的道德学说的桎梏中抽象出来，企图给人以适当的社会位置。“泰州学派”的李贽认为人都有私心，人的行为动力也是私心所致。他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者，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12）]“颜李学派”的黄宗羲也认为，“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人各自利也”。[（13）]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指出，人有私心是合情理的，因此，人都有趋利避害之心，李贽说：“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14）]因此，“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15）]在封建社会末期，启蒙思想家们提出如此观点，确实需要相当的胆识。尽管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来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潮流的反映，它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必然要求的人性解放提供了理论前提，但它面对的是顽固的封建专制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要真正使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成为社会现实，非彻底推翻封建专制不可。然而，作为反传统的个性解放理论，为近代经济伦理观念的根本转型提供了依据。
康有为则强调了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他说：“人有天生之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七情，受天而生，感物而发，凡人之间，不能禁而去之，只有因而行之。”[（16）]“人之欲甚多，然大者莫如饮食男女，为其切于日用也。人之恶甚多，大者莫如死亡贫苦，为其切于身体也。”[（17）]严复则在研究赋税问题时，直接指出经济的目的是民众。他认为，国家征收赋税应该考虑是否合宜，同时，不应为私，而应取于民，还于民。他说：“国家之赋其民，非为私也，亦以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而已，故赋无厚薄唯其宜。就令不征一钱，而徒任国事之废弛，庶绩之堕颓，民亦安用此俭国乎？且民非畏重赋也，薄而力所不胜，虽薄犹重也。故国之所急，在为民开利源，而使胜重赋。”[（18）]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更是在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内阐释了民众是经济目的的观点。孙中山首先指出：“人类之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人类之生活，切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19）]因此，民众的生计是一切经济等活动的目的和中心，“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20）]事实上“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象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21）]为此，孙中山指出的“平均地权”的经济主张，实质是强调经济权益平等，反对对民众的剥削。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22）]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的经济主张，实际上是反对垄断反对少数人操纵国民之生计，反对经济上不顾民众利益的独占专横的不人道行为。以发达国家资本，实现民富国强，让民众都能享受公共之利。他说：“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家；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23）]
从启蒙思想家到孙中山的关于民众是经济之目的的经济伦理观念，曾经为启迪民众、唤起民众推翻帝制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社会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得这些新的主张不可能成为社会现实。即便如此，站在今天的角度，沉思这些思想，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无启迪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基本经济特征来说，它仍然是竞争经济。但社会主义制度承认和维护每个成员的正当利益和正当追求，竞争的目的也是为更好地实现利益需求。并进而促进经济建设。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的完善与否和市场经济建设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切身利益的实现程度。因此，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始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广大民众利益以及体现和维护民众利益的集体利益而展开的。离开了这一基本前提，一切经济活动也失去了基本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要时刻注意给人民以实惠，其深刻的哲理之一，是民众的利益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已经和正在充分发挥着各自的能量参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基本的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密切联系在一起，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从实践中深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辩证的统一体。因此，始终把民众利益作为经济发展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基本原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源泉。
三、确认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之先决条件
权利不平等是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极其迟缓、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不平等。以反封建礼教著称的李贽深知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之社会病症，他强调，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才能做好治生、产业等，也只有实现真正的平等，人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人们才能依据自己的愿望施展自己的才能，李贽实际上是在企图为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理论根据。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在李贽思想基础上，系统阐释了权利平等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一方面，有学者提出，权利平等首先要实行土地私有，唯此才能促进生产和增加财富。梁启超指出：“经济之最大的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已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使财物归于自己之支配之欲望是也。”[（24）]“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值，此利已心之作用，而私人经济所以息息影响于国民经济也”。[（25）]在梁启超看来，权利平等就应该实行私有制，私有欲望促进人们一切经济举动。这当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观念。但是，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封建专制针锋相对的问题，即人若失去所有权，就意味着人之行为不由自主，社会物质财富也无权支配，欲望也难以实现，这就势必置人于被动生存状态中。联想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权问题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主人。但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所有权问题上还存在国家、集体、个人之区别，还存在三者关系如何协调完善、实现最佳处置的问题。而且，事实上三者关系处理不好，最终要从根本上影响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的完善。因此，作为一种平等权利，作为一种内涵社会主义伦理精神的经济体制，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强调，权利平等就是民权实现，民权解决了，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孙中山看来，第一，民权就是人民是主人，当官的是奴仆，他说：“这种民权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人的，以官吏为奴隶。……到了民国成立，便是以民为主的世界，人民便变成了主人，皇帝变成了奴仆。……大家知道现在民国没有皇帝，究竟是什么人做皇帝呢？从前是一人做皇帝，现在是四万万人作主，就是四万万人做皇帝。”同时，孙中山强调，只有实现“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26）]才能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热情。孙中山还特别提出，权利平等应十分重视公平分配，这是激发民众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前提。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27）]又说：“按斯密亚丹经济学生产之分配，地方占一部分，资本家占一部分，工人占一部分，遂谓其深合于经济学之原理。殊不知此全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方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则每一工人所得，较资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远乎？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28）]因此，孙中山认为，分配不公就意味着有剥削、有不平等，就意味着“民权”不能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没有“动力”。所以，孙中山主张，第一，让“耕者有其田”，“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民，农民一定是高兴去耕田的。大家都高兴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产”。[（29）]第二，“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30）]
孙中山关于官民一致、公平分配的权利平等思想，以及权利平等对经济发展关系的务实性表述，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还在程度不同地削弱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分配不公现象仍然明显地存在的今天，更需要强调权利平等，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人；更需要加强对干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实现官民的真正平等。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失去支撑力。人民群众将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失去希望。至于分配不公问题。更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或焦点。尽管中国现阶段分配不公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实际分配过程中矛盾复杂的原因等等。但是，分配不公现象能否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逐步合理的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忽视了这一点，将会是历史的遗憾，甚至是历史的罪过。
四、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
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宗法等级制度，决定了传统的管理思想大多从宏观角度着眼，治国、平天下和齐家、修民等方法较系统地但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管理思想。经济管理思想也笼统地涵盖在这些管理思想中。由于农业经济的单一和手工业经济的不发达，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切以封建伦理作为出发点和基本目标，自然地经济和管理都带上了浓厚的伦理特征，尤其是论及管理的思想，其管理手段和管理原则也多半是从伦理角度考虑的。需要指出的是，封建社会这种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封建专制的需要，伦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为强制性的工具而参加社会管理过程的。
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逐步产生和发展，近代思想家和工商实业家们在吸取西方科学经济（企业）管理思想的同时，也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作为管理手段的优良伦理传统，较好地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管理与伦理的融通。
首先，在经济（企业）管理中，注重提高人的思想素质。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典型代表张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重视人在企业活动中的作用。企业中的人在他看来，是道德的人，企业可以通过精神激励来促使他们对企业发展尽责尽力。[（31）]这一思想的现代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现代经济（企业）管理理论也已经明确提出，不能把企业职工当作只为挣钱的机械的经济人，应该把他们看作是道德人。只有确立他们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建设企业、发展企业的积极性。
其次，诚实经营，扩展企业无形资产。张謇一直主张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企业的经营往来活动应“尽交易之本能，获公开之赢利，必诚必信，不诈不虞”。[（32）]唯此才能拓展经营业务规模。被称之为“猪鬃大王”的古耕虞指出：“能不能在竞争中占绝对优势，取决于商品和同类商品是否在任何时间质量均是第一。……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按：指顾客）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失掉一个顾客，就会减少利润；大部分买主失掉了，就要关门。这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33）]
再次，经济（企业）管理首要的是管人，管人的根本是实现人服和服人。近代部分工商企业家受西方管理思想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双重影响，对下属管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道德型管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业家卢作孚，他十分注意以对职工利益的关注。他认为，关心了职工的工作、家庭、生活等福利，就能赢得职工的支持，公司的发展也才有希望。工商实业家范旭东则注重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服人。他的一位下属曾深有感受地说：“范先生遇到的困难远胜我十倍，但他总是一意为我解脱，至诚相待，这种相濡以沫的精神，是我一辈子也不敢忘怀的。今日只有一意死拼，谋求技术问题的解决，以报范公之诚”。[（34）]民族实业家荣德生在企业管理中坚持“管人不严，以德服人”，调动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企业得利也明增长。由此可见，企业管人不仅仅是依靠法规或依靠物质激励，更重要的还在于依靠精神激励、道德自律和道德感化。
近代企业的劳资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负责人与职工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任何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民主、平等的关系，企业负责人更应该把管理人的注意力放到对职工积极性调动上面，唯此才能体现社会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唯此才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生命力，任何一个现代企业，其负责人如果一味地考虑企业的物质效益而忽视对企业职工的关心和爱护，那最终一定会以企业的失败而告终。
注释：
（1）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影响的有“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功利主人经济伦理思想”、“理想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和“自然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等，而影响广而深刻、影响时间长的应该是“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2）《续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九，熙宁四年正月。
（3）《王临川集》卷七十，乞制置三司条例司。
（4）《四书正误》。
（5）《拟太平策》卷二。
（6）《明夷待访录·原君》。
（7）陈炽《攻金之工说》，《续富国策》卷三，第7页。
（8）陈炽《攻金之工说》，《续富国策》卷三，第7页。
（9）陈炽《攻金之工说》，《续富国策》卷三，第7页。
（10）《康南海文集》第8册，第17页。
（11）《谭嗣同全集》第1卷，第45页。
（12）《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13）《明夷待访录·原君》。
（14）《焚书·答邓明府书》。
（15）《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上》。
（16）《康南海文集》第8册，第8页。
（17）《康南海文集》第8册，第10页。
（18）《原富》（九），第19页按语。
（19）《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20）《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17页。
（21）《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25页。
（22）《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10页。
（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1页。
（24）《梁启超文集》第32卷，第24页。
（25）《梁启超文集》第32卷，第25页。
（26）《总理全集》第1卷，第319页。
（2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2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2页。
（29）《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11页。
（3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5页。
（31）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第513—514页。
（32）转引自赵靖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第514页。
（33）转引自中国企协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新探索》第354页。
（34）转引自赵靖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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