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九边延绥镇之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九边延绥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的九边是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关于九边各个军镇的形成之研究也是代有其人，以延绥镇而论，它是何时形成的？是初设还是继设？对此各家观点颇有不同。本文拟对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的形成作一考察，以使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并就教于学者和方家。
关于明代九边军镇形成的研究，从明代中叶就开始了。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成书的《九边图论》称：“国家驱逐胡元，混一环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六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专命文武大臣镇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弘治间设总制于固原，联属陕西诸镇，嘉靖初设总督于偏同，联属山西诸镇，又设总督于蓟州，联属辽东，镇戍益严密焉。”①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成书的《皇明九边考》称：“国家驱逐胡元，混一环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弘治间设总制于固原，联属陕西诸镇，嘉靖间设总督于偏同，联属山西诸镇，镇戍之严，未有过于今日矣。”②
这两份史料除了数字(带甲六十万与带甲四十万)及个别字句不同外，基本一致，反映出明人对九边形成的认识。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云：“明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弘治间，设总制于固原，联属陕西诸镇。嘉靖间，设总制于偏关，联属山西诸镇。”③清人修《明史》亦谓：“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④
以上明清时人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即基本面目一致，显然是后人修史照录前人材料所致。然考诸史实，则这些记载多有错误。其一，初设之谓，具体时间段不明，按今人理解，明初当指的是洪武时期，再往后延长一下，也只应到永乐时期，绝不应到宣德以后，更不应到正统年间。其二，初设、继设所云之军镇不符合明初的实际情况。如初设之四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其中延绥镇不属于初设之列，是以本文要对其进行考察。即宣府镇也是永乐时期才设立的；继设之三镇：宁夏、甘肃、蓟州，甘肃乃明初即有之军镇，将其作为继设实属错误；而于洪武年间之大宁镇则只字未提。
对于上述问题，今人已经多所纠正。但具体到延绥镇的形成时间，诸家观点仍有不同。如韦占彬认为：洪武后期东胜设卫，延安、绥德无事。永乐、宣德时期，随着东胜卫的内徙，延安、绥德一带的重要性有所增强。到正统年间，延安、绥德一带已屡有边患，明朝开始以都督镇守其地。到景泰年间延绥仍边患不断，尤其天顺初鞑靼部崛起，出入河套，直接威胁到陕北的安全，所以，“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明朝封镇守延绥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这是延绥总兵官设置之始，此后相沿不变，成为常设官职。所以，延绥设镇时间应为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成化九年(公元1472年)，在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的建议下，移镇榆林，故也称榆林镇”⑤。于默颖论道：有学者以延绥镇“总兵设于洪熙元年以前，巡抚定设于景泰元年”，主张其最后形成于景泰元年，也有人认为延绥设镇时间为天顺二年，以杨信充延绥总兵官为标志。她提出：“延绥设镇不晚于永乐，至正统初都督王祯镇守其地，延绥即开始称镇。”⑥
赵现海则支持了韦占彬的说法，认为：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诏书中已出现延绥一词，统一的军事地域与制度单位色彩愈加浓厚。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已经开始划分宁夏与延绥地界，延绥镇遂拥具有独立镇守地域，军镇雏形逐渐呈现。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设总兵官，“延绥镇遂正式建立”⑦。
以上诸家各持一说，那么延绥镇究竟形成于何时呢？我以为应该形成于明英宗正统前十年的时候，兹述其详。
延绥乃延安、绥德之合称。明初洪武时期，延绥地区相对比较安定，这里仅有卫一级的军镇。但是这些卫级军镇却是从明朝一夺得西北地区就开始建置的。如延安卫的建立是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五月，其时徐达率师出萧关、下平凉，“指挥朱明克延安，遂以明守之”⑧。当年十月，“置延安卫，命怀远卫指挥使许良领兵守之”⑨。至于绥德卫的建立，史书的记载和历史事实则有一定的差距。以理度之，绥德卫的建立应该和延安卫相差无几，如洪武二年五月，元朝“绥德、葭州守将孙知院、孔荣、关二俱诣大将军徐达降，达调指挥章存道、朱明等收集各镇官军分守之”⑩，这应该看作绥德立卫之始。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曾“赏延安、绥德及潼关军士白金”(11)，说明这时的延安、绥德均有军队戍守。更能证明绥德立卫的材料是这年的七月，“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来归，诏赐冠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仍赐袭衣靴袜银椀诸物及其从人衣服有差”(12)。十月，朱元璋给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写信，其中谈到他写信的缘由说：“近绥德卫擒送平章彻里帖木儿，问之为君旧用之人，特令赍书致意。”(13)十一月，《明实录》更明确记载：“延安卫指挥李恪、绥德卫指挥朱明等追败故元残兵于燕山只斤，禽获五百余人。又攻阿不剌思寨，获马三百余匹。”(14)以上史料清楚表明，延安卫、绥德卫的设立就是在洪武二年，而此后洪武六年正月《明实录》所记的“置绥德卫，以宁夏卫指挥佥事马鉴为指挥使”(15)则不足为据了。由于洪武时期明朝处于兴起的强势地位，蒙古人远遁河外，延绥地区以及宁夏地区相对无事，因此朱元璋在这里只设立了卫级军镇，说明其地位还不足与当时七个都司级的军镇相并列(16)。
永乐、宣德时期(公元1403-1435年)，蒙古诸部由于受到洪武、永乐两朝的军事打击，一时无力南下，明朝北边相对平稳。但是，在这种相对平稳的形势下，由于明成祖北部边防政策之失误而给以后的北部边防埋下了诸多隐患，这些失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大宁都司的内迁；其二是东胜卫的内徙。
大宁在明代初期的北边防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地在喜峰口外，为古会州之地，在洪武时期所建立的北边防御体系中，大宁“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17)。为了使大宁成为北部边防体系的中坚，朱元璋在征讨纳哈出时，就命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率军出松亭关，修筑了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当年九月，又设置了大宁都指挥使司及一应卫所。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兀良哈三部投降明朝，朱元璋又在大宁路北境兀良哈三部之地“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自领其众，以为声援”(18)。这样设置起来的大宁都司，与东边的辽东都司、西边的开平卫声势联络，成为北部边防的第一道防线。但朱棣起兵“靖难”即了皇帝位，却把这些建置做了改变，一方面将宁王徙封南昌，另一方面将设在大宁的北平行都司迁往保定。正是由于大宁都司的内徙，才给明朝北部边防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之后，朱棣未再在大宁之地重新设防，这等于在辽东和开平这条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由此造成明朝北边防线声势隔绝，蒙古军则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它的最致命之处在于使朱元璋所设计的北边防线出现断陷而致动摇，然后不得不南撤。
在大宁都司内迁的同时，东胜卫也作了内撤。东胜卫是朱元璋设在黄河河套地区东北角的重要卫所，在整个明代的北部边防中，它是惟一一个可以从整体上控制河套地区的卫，其地在唐朝张仁愿所筑之东受降城之东。《明史》叙述东胜卫的沿革说：“东胜卫(元东胜州，属大同路。)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二十五年八月分置东胜左、右、中、前、后五卫，属行都司。二十六年二月罢中、前、后三卫。永乐元年二月徙左卫于北直卢龙县，右卫于北直遵化县，直隶后军都督府。三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正统三年九月复置，后仍废……西距行都司五百里。”(19)将东胜卫迁入内地，是成祖北部边防政策的又一重大失误。关于东胜卫的战略地位，明人魏焕曾说：“国朝扫除夷虏，恢复中原，复申命致讨以靖边宇，一时虏酋远遁穷荒，仅存喘息。于是设东胜城于三(受)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20)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指出：东胜实际上起着将东边的辽东和西边的甘肃联系起来的联结点的作用。(21)然而成祖刚即位，就将北边防线上两个重要的都司和卫级军镇撤向内地，从战略格局的角度看，这使北边防线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是在辽东与开平之间，一是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而使开平卫势孤援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顺便说一句，永乐时期除了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卫内迁外，还将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级军镇也作了内撤，限于篇幅在此暂不考究。
宣德后期和正统初年，蒙古诸部由于内部的斗争及永乐帝五出漠北的威慑，一时间顾不上整军南下，因而明朝的北部边防仍然相对安静，即便有些小部落也曾陆续袭扰明边，但不足以造成边防的危机，仅明朝的边防部队或其巡边之军即可应付。但此时成祖弃大宁、东胜对北边防务所造成的损害已渐显露，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开平卫的内撤。
开平卫本是元上都所在地，洪武三年李文忠再克上都，“设开平卫守之，置八驿，东四驿曰凉亭、泥河、赛峰、黄崖，接大宁古北口；西四驿曰桓州、威虏、明安、隰宁，接独石”(22)，属于北平都指挥使司管辖。成祖即位后，一度也曾将开平卫内迁，史称“永乐元年二月徙卫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23)。看来成祖在废弃大宁和东胜的同时，也曾将开平卫迁入北京，只是到永乐四年又迁回了原地。永乐二十年三月，阿鲁台攻破了明朝北边重镇兴和，成祖不得已将其“徙治宣府城，而所地遂虚”(24)。这样一来，开平东面的大宁都司内撤了，开平西面的兴和又因残破而内迁，开平就成了深入蒙古高原的一座孤岛，三面受敌，后方补给非常困难，于是不得不在宣德五年撤至独石。这是明朝北边最后一个前沿阵地的后撤，它使明代的北部边防呈现出全面内缩的态势。
以上我们考察了宣德以前明朝北部边防的演变，却未论及本文的主题——延绥镇的形成，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宣德以前的延绥地区确实相对安宁，仅以延安、绥德等卫级军镇即足以应付边境局面，是所谓：“国初，敌遁河外，居漠北，延绥无事。”(25)但是，随着明朝北边防线的全面内缩，三十余年不敢南下牧马的蒙古人逐渐开始进入河套并不断袭扰明边，由此而使延安、绥德等卫所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有延绥镇的形成。
延绥镇的形成和两个军官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是王永，一个是王祯，而以王祯更显重要。王永最初就任延安卫，后调绥德卫任指挥使，因有孝行受到过朝廷表彰，曾调任岷州卫，因在绥德卫有人望，又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被调回绥德卫(26)。五年后他被升任“陕西都指挥佥事，仍于延安、绥德巡督”(27)，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王永的升任都指挥佥事；一是仍于延安、绥德巡督。从职级上他进入了都司一级军衔的底层，从职责上他可以巡督延安和绥德两个卫，这与过去只任绥德卫指挥使是不一样的，反映出延绥地区开始联为一个整体。王永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三月升任都指挥佥事直到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九月由都指挥同知王祯代替，在职时间三年半，其间朝廷开始派遣文官前来整饬边备，如宣德十年十月，“升行在河南道监察御史郭智为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命往绥德、延安，同守备都指挥佥事王永整饬边备，俱降敕谕之”(28)。郭智(知)于正统元年正月被召回北京，当年十一月朝廷又派来了监察御史章聪“督边备于延安、绥德”(29)。这期间朝廷也曾派遣“甘肃总兵官太保宁阳侯陈懋守备延安、绥德”(30)，但职责、职权均不明，难以说明问题，实际上主要负责边务的还是王永。值得注意的是《明实录》在提到王永时多用“守备”、“提督”及“都指挥”来称呼他，最后称王永为“镇守”，而实际上王永的职级是“都指挥佥事”，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王永任职期间，明朝已经把延绥地区当作都司一级的军镇看待了。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如正统二年五月，“守备延安绥德监察御史章聦奏请：‘每岁八月，以各卫操备官军选三千六百人，分三队，令都指挥或指挥领之，一自府谷抵榆林庄，一自榆林庄抵大兔鹘，一自大兔鹘抵保安塞门，往来巡哨，寇至则合兵追剿。仍以都指挥王永提督如故。’从之。”(31)同在五月，英宗又敕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曰：“安边在得人，而尤贵谋略。今将帅多玩愒不事事，而卿夙夜在公，朕甚嘉之。特命卿往宁夏，抵延安、绥德，遍历边徼，其大小政务，同总兵官史昭及都指挥王永从宜区画，务致允当。卿所奏设墩堡及委官巡督方略，其再相度可否，可即行之，毋俟再奏。”(32)又正统二年八月，“行在兵部奏：‘泰宁卫都督拙赤奏：顺宁王脱欢遣部属剿杀阿台，其言未可轻信。宜严督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延安绥德等处总兵官用心哨备。’上命遣人驰驿报之”(33)。这里的王永既被称为“都指挥”，又与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总兵官相提并论且负有相同的职责，正说明延绥作为都司一级军镇的地位已经成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永和王祯交接之时，《明实录》称：“命镇守延安绥德都指挥佥事王永回陕西都司署事，敕都指挥同知王祯代永镇守。”(34)
如果说王永和王祯交接之际延绥还刚刚被作为都司级的军镇看待的话，那么在王祯任职期间，延绥已经完成了都司级军镇的一应建置，成为可以和其他军镇并列的九边重镇之一。王祯是西安人，曾任职于延安卫，接替王永时他的职级是都指挥同知，比王永高一级。他到任后仅过了三个多月，就因御边有功而晋升为都指挥使(35)，这是都司一级的最高职级。王祯在延绥地区任职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九月直到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三月被召回，时间长达二十年，他的职级也不断晋升，继正统三年正月升为都指挥使后，正统六年二月升为右军都督佥事，后来因为战事失利及私占官军而被降职，但不久到正统九年九月，英宗复“升镇守延安绥德都指挥佥事王祯为都督佥事，仍旧镇守”(36)。土木之变后的十一月，王祯升为都督同知(37)。一年多后的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二月，王祯又升为右都督，协赞军务右佥都御史马恭也被升为右副都御史，“各赐银十两，彩币二表里。敕之曰：得尔等奏，二次率领官军于打狼山追杀贼寇，生擒四名，斩首三级，夺所虏人口头畜，并获其马匹盔甲等物，余贼败遁。今特升尔祯为右都督，尔恭为右副都御史，仍各颁赐彩币。尔恭仍将杀贼有功并射伤官军从公开奏，毋容下人作弊妄报”(38)。此时的王祯已是官居一品，一直到天顺元年三月被杨信取代，史载：“召镇守延安绥德都督王祯还京，敕都督佥事杨信代祯镇守，张钦副之。”(39)值得注意的是：一则王永在延绥任职时的职衔称谓是从备御到守备到提督到镇守，而王祯从一接任起在实录中就被称为“镇守”，直到离任，反映出从正统二年起延绥地区已经被作为都司一级的军镇对待，其地位和九边其他军镇相当；二则接替王祯的杨信职衔是都督佥事，比王祯的都督职衔低了两级，但是仅过了半年，英宗即“升镇守延安绥德都督佥事杨信为都督同知”(40)，又过了不到半年时间，英宗就“封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命都督同知张钦充右参将，仍守西路”(41)。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杨信虽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晋级、封伯、佩印充总兵官，但职责仍是镇守延绥地方，这和王祯的职责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关于延绥镇的形成，如果说王祯任职时期还不是军镇，只有到杨信有了总兵官头衔才能称镇，窃以为那是割断了历史，有违史实，因此难以服人。
以上我们是从王祯的职级方面进行的考察，下面再看军镇建置及运行的情况。实际上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朝廷就已将延安、绥德合为一体并与九边其他军镇同等对待了。当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骥和右侍郎邝埜因迟议边情之故被下狱，“公、侯、伯、五府、六部、太师英国公张辅等上备边议，谓甘肃、延绥、大同、宣府各边俱有镇守、总兵等官”(42)，正说明了这种情况。王祯任镇守以后，当年十一月，英宗敕镇守延安绥德都指挥同知王祯等曰：“大同总兵官都督陈怀奏：瞭见鞑贼约三千骑自东而西，意者兀良哈三卫贼徒，欲往延绥一路劫掠。又指挥岳谦使残虏阿台、朵儿只伯处，还言此贼探知甘肃有备，亦欲来延绥、宁夏一路侵扰。卿等其整饬军马，昼夜戒严，贼至多方剿杀，毋或怠误。”(43)这是皇帝直接给王祯下的命令，反映的是王祯已然是独立战区的军事首长，在战时征伐体系中要独当一面的。年底，王祯上奏英宗：“延安、绥德、庆阳皆极临边境，人不通医，市无善药，官军病者多致伤生。乞敕陕西布政司关给药品及于属县拨医随军，候边境宁日乃止。”(44)这里反映的一是王祯的管辖范围起码有三个卫，二是明朝已经有了随军医生，表现了其战时军事征伐体系的一个侧面。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八月，王祯上奏英宗：“先年奏请召商中盐，止于绥德高家堡、榆林庄近处上纳，以致边远仓分无储，而近处则又陈腐虚耗。乞将今年坐拨高家堡、榆林庄之粮，斟酌转拨边寨粮少仓分，庶得远有储蓄，近不腐耗。命行在户部议行之。”(45)这是就辖区内部队的粮饷提出建策。正统七年正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上奏英宗说：“臣与右副都御史陈镒先奉敕同镇守陕西，凡事从公计议而行。既而镒奉敕：遇冬往延安、绥德等处提督边备，至春暖黄河冻解方还陕西。后命右佥都御史王翱代镒镇守，亦复如之。切惟陕西地方广阔，所属府州卫所多临边境，每有军机重务，遣人赍文会议，往复日久，诚恐误事。臣窃以为：延安、绥德惟备边一事，已有都督佥事王祯统领军马，又有副使陈斌协赞军务，自今乞命陈镒、王翱止遵先敕，同臣镇守。其延安、绥德等处凡军机事务，悉听陈斌、王祯协同整理，庶得事体归一。上从其言，仍令兵部移文示翱等知之。”(46)这段史料的意义在于，它明确了延绥镇和陕西镇之间的权限划分，如果说以前的延绥军机事务还要受陕西镇守的辖制，那么从那时起，延绥等处的军机事务就都由陈斌和王祯协同处理，正说明延绥独立军镇地位的确立。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九月王祯又奏请朝廷，“乞与宁夏分画地界，于花马、定边二营之中，各认分守，有警不致推调。兵部请命参赞军务佥都御史卢睿等躬临其地，如奏处置”(47)。这是与宁夏镇划分各自防区的地界以明确职责，朝廷委派佥都御史卢睿前往处理。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十月，英宗“命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黄真、镇守延安绥德都督佥事王祯、守备偏头关都指挥马贵巡视塞外”。《明实录》追溯事情的缘由说：“先是，真奏：乞于天暖草青之时，会大同、延绥、偏头关边将，各率轻骑出境巡历，起自东胜黄河，西抵百眼井，按视贼来径路，豫知地利所在，遇儆乘便，易于追剿。兵部下其事于冕等议，冕言：大同距宁夏颇远，难以合兵。大同与偏头关近，臣与马贵各整军马出境，会于东胜。宁夏与延绥近，宜令黄真与王祯各整军马出境，会于百眼井。从之。”(48)这是英宗命令大同、宁夏、延绥、偏头关四个军镇的首领率军出巡塞外，是边境军事征伐体系运行的一个例证，更是延绥已经成为明代九边军事重镇之一的一个例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明代延绥镇的形成应该是在正统初叶，亦即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至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之间。我们所注重的是九边军镇的实质，即军事镇戍与征伐体系的形成与运作，它主要以都司一级的镇守一职之常设为标志。其实在史籍中，镇守、总兵官意义是相同的，明人称：“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其中“挂印专制者曰总兵”(49)，这里总镇一方是镇守和总兵官的共同职责，挂印专制则更具战时体制的特点，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敌统帅权力的大小，如是否可以先斩后奏及战场上可以处置的军官的级别等，因此我们不能说镇守的设置不算称镇而只有总兵官的设置才算称镇。实际上在明朝人眼里，镇守与总兵官的意义是等同的，如正统六年五月，延绥地区因为打了胜仗，军官晋升了一大批，又“赏延安、绥德等处杀贼有功官军一千八百四十三人。总兵官银十两，彩叚二表里；冲锋破敌都指挥各银四两，彩叚一表里；指挥各银三两，彩叚一表里；千百户等官各银二两，绢二疋；旗军人等各银二两，布二疋；齐力当先指挥各银二两，绢一疋；千百户等官各银一两，绢一疋；旗军人等各银一两，布一疋；官旗士卒阵亡者加赏一倍，仍敕有司赐祭；被伤者加赏半倍”(50)。此时的延绥是王祯任镇守，并无总兵官的设置，因此这里所说的总兵官应该就是指镇守而言，也就是说，镇守相当于总兵官，有了都司一级镇守的设置，相应的军镇也就此形成。至于三十年以后余子俊迁镇榆林，那是镇治的迁移，本文就不涉及了。
以上我们考察了正统初叶延绥镇的形成，那么，为什么延绥镇会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别的时间形成呢？这主要是由明蒙双方的形势变化所决定的。
延绥镇地处河套，它作为军镇的形成是蒙古诸部重新南下进入河套的直接结果。明初洪武时期，将北部边防线向长城以外推进有四五百里，并且对残元势力实行招抚与打击并行的政策，蒙古人的力量处于分化瓦解与重新组合之中，因而一时无力大举南下。永乐时期瓦刺与明朝关系相对稳定，成祖重点打击鞑靼，蒙古人一时也难以南下。在此期间，河套地区相对宁静。在正统以前的明朝人眼里，河套并未被看得十分重要，他们将河套看作人烟稀少的荒漠之地，虽然已归入明朝的统辖之下，但并没有想到从巩固边防的角度进行开发，因而史家论述道：“河套，古朔方郡，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也。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里，饶水草，外为东胜卫。东胜而外，土平衍，敌来，一骑不能隐，明初守之，后以旷绝内徙。”(51)
其实，在朱棣刚继位不久，河套地区就有蒙古部落潜入活动。当时掌后军都督府的云阳伯陈旭曾经奏报说：“延安府府谷县灰沟村黄甫川虽延安属地，然相离五百余里，猝有缓急，应援不及。比者虏入其地杀人畜，山西巡边将士相去仅十五里，乃曰非吾境内，拥兵不救，请治以罪。”(52)朱棣为此而切责了大同守将吴高。由于东胜卫的内撤给河套内的延安和绥德的防御带来了压力，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曾奏报朱棣：“陕西神木县在绥德卫之外七百余里，盖极边冲要之地，虏之所常窥伺者。洪武中，每岁河冻，调绥德卫官军一千往戍。后设东胜卫，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今东胜卫率调永平、遵化，神木虽如旧戍守，然兵少不足以制寇。且县治在平地，四山高峻，寇至凭高射城中，难为捍卫。县城东山有古城，颇险峻，且城隍坚完，请移县治于彼，益兵戍守为便。”(53)朱棣批准了何福的请求并从绥德卫增调一个千户所前往神木戍守，但他却没有考虑到内徙东胜卫的失策。宣德中叶，镇守山西都督佥事李谦奏报宣宗：偏头关戍守人少，“向因虏贼犯境，已增官军一千人”，“今境外屡报声息，请循大同边卫事例，添拨神铳手于灰沟村三堡防守，庶警急易于策应”(54)。到宣德七年九月，李谦又奏报：“偏头关沿边诸处有虏寇出没，防守不足”(55)，要求将支援大同的士兵调回。及至明宣宗去世、英宗即位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十一月，“敕大同宣府等处总兵等官都督方政等曰：‘近得延安绥德守备官奏：达贼二千余人入寇神木县，我师奋勇追剿出境。朕以此贼迫于饥寒，虑必复来侵优(扰)，卿等其皆饬兵严备，相机行事，朕不中制’”(56)。从以上史料记载可以看到，从永乐到宣德，河套地区一直有蒙古人活动，只不过可能其规模不大，冬入春出而已。到正统二年三月，备御榆林庄陕西都指挥王永向英宗奏报：“累年黄河冻消，将西安等卫发来备冬官军放回。今闻达贼在河套，逼近府谷等处，恐探知无备，窃来犯边，乞暂留守哨。”(57)这里反映的问题是自正统以来，蒙古人在河套已经不是冬入春出，而是常年留居，由此使延绥地区的边防压力加大。而此时明朝在这一地区的边防很不成体系，这从正统元年九月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史昭的奏报中可见一斑：“宁夏城池屯堡营墩俱在黄河之外，备御西北一带，其河道迤东至察罕脑儿直抵绥德，沙漠旷远，并无守备。拟于来春相地于花马池筑立哨马营，增筑烟墩，直抵哈刺瓦刺马营。”(58)可见正统元年时延绥、宁夏一带守备设施、防御体系均不完备，在此情况下，明朝迅速加强边防、设置军镇、完善战时征伐体系就是很自然的事。史载：“先是，东胜设卫，守在河外，榆林治绥德。后东胜内迁，失险，捐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正统间，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建缘边营堡二十四，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军分戍”(59)，正反映了正统初叶延绥镇形成的历史过程。
前面我们分析了延绥镇形成的历史原因，那么，今人在延绥镇之形成以至九边之形成的问题上何以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呢？愚以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就是关于如何判定称镇标准的问题。余同元最早提出：“九边(镇)设置以镇守总兵官之常设为标志。”(60)韦占彬也持此种观点。范中义提出：军镇的建立“一是要有武职大臣，即总兵的镇守，一是要有文职大臣，即巡抚的提督”。因此每镇都有一个初设和最后完成的问题。(61)肖立军也持这种观点，并认为“不设巡抚说明此镇还不够典型”(62)。赵现海也提出：“明代九边建置的标志为总兵镇守制度的建立。”(63)而于默颖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若以巡抚设置为各镇形成的标志，就会普遍推迟各镇设立和称镇的时间”，这“显然割裂了边镇的历史”。她提出：“九边各镇情况各异，不应简单地以总兵官和巡抚的设置作为设镇的惟一标志。就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诸镇而言，设镇应以洪武时设立都司、卫所为标志，武臣镇守或总兵官的设置则应是称镇标志”，其余各镇设立称镇情形不可一概而论，“延绥应以镇守武臣的设立为称镇标志”(64)。以上诸家观点可以概括为总兵官设立说、初设—完成说、设镇—称镇不可一概而论说。然则，初设—完成说拉大了军镇建设的时间段，于默颖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总兵官设立说割裂了都司作为军镇的历史过程，有抽刀断水之嫌；设镇—称镇不可一概而论说注意到了上述观点的缺陷，但只是分别作了论述，未提出可供参照的标准。
愚以为：考究明代九边军镇的建置，第一要结合都司卫所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考察。洪武时期的都司和卫就是军镇，只不过级别不同，负责的防区大小有别，所则因其单位太小而称不上军镇。当时的军镇职能有二：一是平时的军政管理；二是战时的军事征伐，这其中包含着日常军事镇戍和遇警随时出征两种职能，是一种临战体制。第二要结合领敕行事的军事长官的任命及其责任来考察，至于其是否称为总兵或总兵官则在其次。洪武、永乐时期的都司卫所长官，包括朱棣派往北边军镇的总兵官如何福、吴高等，平时要管理军政事务，防区内有警要率军出征，朝廷有征调要统军听从朝廷指挥，以后也同样如此。第三要结合明代当时人对军镇的称呼和习惯看法来验证，而作为九边的军镇，应该具有相当于都司一级的职能，如管辖数个卫，长官有相应的职级和职权，有相应的防区，等等。据此，明代九边军镇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军事布防体系，它的形成就是洪武初年及以后续有变化的都司和军卫的建立，都司是由卫一级军镇组成的防御体系，都司所在地就是一方军镇。至于很多人以为标志的镇守总兵官的设置，那是洪武时期大将防边体制的一个新变化。九边总兵官的派遣使得明朝北边军事防务两种职能发生了分化：都司卫所的平时军政管理职能主要由掌印的军官来执行，镇守总兵官则着重执行大将统兵镇戍边境及战时军事征伐职能。随着九边形势的变化，这种战时征伐职能的作用越到后来越明显。因此，本文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有都司一级的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二是要有战时军事征伐体系即日常军事镇戍和遇警随时出征两种职能的完成。至于军镇长官的军衔，可以是伯、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也可以是都指挥使或者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可以挂总兵官印，也可以不挂总兵官印，不可一概而论。
其次是关于史料依据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研究者多依据《明史》、《皇明九边考》、《四镇三关志》、《图书编》等材料为基础，看似纵横捭阖，细读起来难免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这类史料多为后人追记，与史实尚有诸多差距。以《明史》而言，其记述明代北部边防每多疏误，所以只能作为印证材料而不能作为立论的根基，决定的是应以明朝政府的档案亦即《明实录》为基本史料依据；二是有些研究者也做到了依据《明实录》来立论，但是对实录材料的搜集和爬梳尚有欠缺，经常是选择了后面某一点类似结论的材料而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有价值的史料，因而在分析和论述时总会出现各种错误和疏漏，这里决定的是要穷搜极讨，排比分析，以寻求事物演变的蛛丝马迹，使我们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注释：
①许论：《九边图论》，《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元年苕上闵氏刻朱墨印兵垣四编本。
②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6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
③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九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排印本，第811页。
④《明史》卷九一《兵三·边防》，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35页。
⑤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⑥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博硕士论文库。
⑦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博硕士论文库。
⑧《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丁酉条。
⑨《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乙酉条。
⑩《明太祖实录》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辛酉条。
(11)《明太祖实录》卷五○，洪武三年三月戊申条。
(12)《明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七月丙申条。
(13)《明太祖实录》卷五七，洪武三年十月辛巳条。
(14)《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一月戊辰条。
(15)《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正月是月条。“是月”乃每月卷末概述无具体干支日期之事时的用语。
(16)洪武时期的七都司级军镇即陕西都司(西安)、陕西行都司(甘肃)、北平都司(北平)、北平行都司(大宁)、山西都司(太原)、山西行都司(大同)和辽东都司。
(17)《明史》卷一一七《诸王·宁王权传》，第3591页。
(18)《明史》卷三二八《朵颜三卫传》，第8504页。
(19)《明史》卷四一《地理志》，第973—974页。
(20)《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
(21)《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昭和38年版，第80—81页。
(22)夏燮：《明通鉴》卷二○，宣宗宣德五年六月。
(23)《明史》卷四○《地理志》一，第908页。
(24)《明史》卷四○《地理志》一，第909页。
(25)章潢：《图书编》卷四六《河套叙》。
(26)《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宣德四年八月癸未条。
(27)《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庚寅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宣德十年十月丁未条。
(29)《明英宗实录》卷二四，正统元年十一月丁未条。
(30)《明英宗实录》卷一三，正统元年正月庚午条。
(31)《明英宗实录》卷三○，正统二年五月癸巳条。
(32)《明英宗实录》卷三○，正统二年五月乙卯条。
(33)《明英宗实录》卷三三，正统二年八月戊辰条。
(34)《明英宗实录》卷三四，正统二年九月癸丑条。
(35)《明英宗实录》卷三八，正统三年正月辛亥条。
(36)《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一，正统九年九月丁亥条。王祯升职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七六，正统六年二月乙亥条；降职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壬辰条。
(3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酉条。
(38)《明英宗实录》卷二○一，景泰二年二月庚午条。
(39)《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六，天顺元年三月乙亥条。
(40)《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戊寅条。
(41)《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七，天顺二年二月乙巳条。
(42)《明英宗实录》卷二五，正统元年十二月丁丑条。
(43)《明英宗实录》卷三六，正统二年十一月辛丑条。
(44)《明英宗实录》卷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己卯系。
(45)《明英宗实录》卷八二，正统六年八月戊辰条。
(46)《明英宗实录》卷八八，正统七年正月庚辰条。
(4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正统八年九月辛未条。
(48)《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二，正统九年十月丙午条。
(49)《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
(50)《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丁巳条。
(5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第8473页。
(52)《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元年十二月甲午条。
(53)《明太宗实录》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丙辰条。
(54)《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甲午条。
(55)《明宣宗实录》卷九五，宣德七年九月辛巳条。
(56)《明英宗实录》卷二四，正统元年十一月丙午条。
(57)《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癸巳条。
(58)《明英宗实录》卷二二，正统元年九月乙巳条。
(59)《明史》卷九一《兵志》，第2237页。
(60)余同元：《明代九边述论》，《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61)范中义：《明代九边形成的时间》，《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4期。
(62)肖立军：《九边重镇与明之国运——兼析明末大起义首发于陕的原因》，《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63)赵现海：《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
(64)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