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梅小说的叙事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格论文,小说论文,叶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土家族文学中，女作家叶梅的小说创作成就令人振奋。她的小说以恩施境内清 江及长江大、小三峡流域土家人的生活为背景，描写土家人的现实生活与历史变迁，着 力展现土家人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精神，所取得的实绩让文坛有目共睹。而从小
说的叙事风格或艺术个性上看，其小说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与品位，不仅洋溢着浓郁的民 族生活色彩，呈现出抒情或诗意小说的格调，而且展示着交错叙述的魅力与富于整体的 象征意味，堪称土家人生活神奇瑰丽的画卷。
土家人生活在我国西南腹地，是典型的山地民族。恩施籍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主 要描写故乡土家父老乡亲的生活。如果说，孙健忠、蔡测海等当代湘西土家族作家的小 说描绘了湘西土家人的地域背景与生存方式的话，那么，叶梅的小说则向读者展示了恩 施北部土家人的地域背景与生存方式。翻开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厮守》、《回 到恩施》等小说作品，一幅幅美丽而又奇险的土家自然风光画图扑面而来，土家人艰苦 卓绝的生存方式及顽强的民族生存能力，得到了生动而充分的体现。阅读叶梅的小说， 能够一览无余地领略到土家人在行船、狩猎、恋爱、婚姻、饮食、娱乐、宗教等多方面 的民族风习。寻绎与张扬土家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是叶梅文学创作的根本旨趣所 在。对此，叶梅不仅有着高度的自觉性，而且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叶梅在小说中大量地 描写了土家人的历史传说、英雄故事、现实斗争以及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交往，全方位 、多角度地透示了土家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
关于叶梅小说的文化蕴含，笔者已有另文探讨。(注：《寻索土家族文化的秘密——论 叶梅的土家族文化小说》，见《民族文学》2003年第5期。)此文将着重讨论叶梅小说的 叙事风格。
诗意或抒情小说的格调
“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注：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附记》， 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第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版。)如果说，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性小说注重追求故事性或故事起、承、转、合的 完整，以写实见长的话，那么，以抒情为中心的抒情小说则更着意于对诗意的追求，偏 重于写意。叶梅的小说并不局限于抒情，也不排斥叙事与说理，但从总体上却显示出抒 情小说的主格调。在叶梅的小说中，处处氤氲着一种浓厚的诗意氛围与浪漫情调，呈现 出诗意美的韵致。
这种诗意美首先可以理解为对写意美的追求。也许是出于对中国国画艺术的深刻领悟 ，或者是出于对中西方现代文学写意性品格的特别倾心，叶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立了 以抒情小说或写意小说为主、以写实小说为辅的路子。换言之，相对写实小说的纪实效 果而言，叶梅更注重对小说意蕴或神韵的追求，并以此为中心，来决定材料的取舍、安 排作品的结构与选择笔墨的粗细与轻重。因此，在叶梅的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 ，她虽以描写土家人的生活为题材，但在艺术上并不局限于讲故事，更不停留在琐细的 写实上，而是以写意的笔墨来描画土家人的民族魂或凸现土家文化的神韵。比如，在《 撒忧的龙船河》、《厮守》、《回到恩施》等作品中，为了表现土家人艰苦卓绝的生存 景观，叶梅特意地对土家人山高水险的独特地域生活背景施之以浓墨重彩——或渲染龙 船河的“奇险刁钻”、清江的水急滩险与长江三峡的湍急无比，或描画野三关的苍茫雄 浑、土司通天洞的神秘险要，从而有效地映衬或烘托了土家人改造自然的无畏勇气和超 人智慧。这种突出以环境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精神的手法，与主要依靠行动描写或讲 述故事表现人物性格的写实小说技巧，显然是大有分野的。特别是在《撒忧的龙船河》 中，为了突出土家人乐观、豁达的生存观念与生命意识，则不惜运用抒情性的笔墨，从 方方面面对土家族的撒儿嗬歌舞反反复复地进行描写，从而使小说意蕴的呈现有如音乐 变奏般得到不断生发。需要指出的是，叶梅小说的这种写意笔调，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传 统小说的情节中心模式，显示了抒情小说的风采，而且妥善地处理了虚写与实写等小说 写作技巧之间的关系，为小说艺术的拓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与写意美紧密相关的是叶梅小说的意境美。为了进一步强化抒情功能或追求诗意的效 果，叶梅大胆地突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界限，将诗歌、散文的表现手段移植于小说之 中。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当数对诗歌或散文意境美的引入。叶梅往往将小说人物情感描 写与自然环境描写浑然一境地组合在一起，形成情景相生、水乳交融的境界。其作品随 处可见她对恩施土家人生活环境如诗如画的描写。姑引《厮守》中的一段：
端的好所在。一明两暗三间瓦房背靠青山，面对绿水，竹林环绕，门前一块平整的场 坝，又栽种些柑桔葡萄，异香袭人，蝴蝶蜜蜂乱飞。眺目四望，山川寥廓，零星炊烟如 云似雾，却是相去甚远。
静谧之中，尚有峡谷波涛奔涌，击起潺潺水声。门前就是一条江。
那江名字好美——清江。
从这段文字优美的环境描写中，我们不仅领略了清江流域山青水秀、炊烟袅绕的纯美 风光，而且感受到文字背后叶梅对于土家人生活环境的由衷赞美，体会到叶梅运用如此 纯美的自然风景描写，来衬托土家人善良、纯朴等人性美、心灵美的用意。这种情景交 融的境界，营造出了一种浓郁的诗意氛围。在《黑蓼竹》中，叶梅则运用通感等艺术手 段，以鸟儿的欢声歌唱、种种姿态等来比喻与渲染土家乐器——咚咚喹吹出的动情曲子 ，已是摇曳生姿，但同时又将这一切描写楔入吴先生的回忆之中，在曲子中化出吴先生 淡淡的思乡愁与相思情，使人物的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浑融交织，具有古典小说的意境 美。
叶梅的小说中还跳动着传奇文学的精灵。或许是缘于生活在峡江一带的土家人的生活 本身所具有的传奇性，也因为对传奇文学精神的钟情，小说不是描绘了土家人的传奇性 生活场景，就是对土家人的生活给予传奇式的描写。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土家汉子 覃老大一生的故事，无论是在龙船河上“走豌豆角”、在陡峭的“岩壁”上裸体拉纤， 还是在山洞中与客家女子张莲玉的一夜欢爱、在剿匪中对解放军大胡子军官的舍身相救 ……都充满了令人荡气回肠的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性审美追求，既是叶梅小说对传奇文 学长处的一种发扬，也是其追求诗意美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交错叙述的魅力或张力
交错叙述也可以称作“交替”，是西方结构主义小说家惯常使用的叙事手段，其含义 大致就是“同时叙述两个故事，一会儿中断一个故事片，一会儿中断另一个故事，然后 在下一次中断时再继续前一个故事。”(注：[法]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508页，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4年版。)这表明，交错叙述不仅突破了故事或故事线索的单一性，形成了两个 故事或双线并进的新格局，而且冲击了以往小说的线性叙事，实现了故事时空上的任意 切割或转换。为了拓展小说叙事艺术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了寻求小说“结构”的力量 或叙事的张力，叶梅在小说中吸收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广泛而灵活地运用了交错叙述 的叙事模式，并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现代性叙事品格。
她的小说大都采取了双线并进、交替叙述的结构模式。为避免以往小说故事或故事线 索的单调起见，作品大都同时设置两种事件，交替叙述，使故事发展得以双线并进。根 据主题的需要，叶梅对小说中的两种事件又有着灵活多样的划分。有时，设置两个人物 ，形成一人一事的划分。有时，把一件事从时间上划分为两段，构成前后两件事情。有 时，把一件事从空间上分成两处，构成了左右两件事情。此类例子是相当多的。《花树 花树》描写土家两姊妹昭女与瑛女的人生轨迹，时而叙述昭女的生活，时而叙述瑛女的 生活，形成了两个主角轮番出场的格局。《撒忧的龙船河》则把覃老大的一生分为生前 与死后两个时间段，分别叙述覃老大死后亲人举行的跳丧歌舞和覃老大生前的人生经历 ，并以前一事件为故事外壳或外在情节线，以后一事件为故事内核或内在情节线，对覃 老大一“后”一“前”两件事件进行交替叙述。《黑蓼竹》描写吴先生、竹女、田佬三 人的情感纠葛与传奇人生，叙述上却以空间为基点，分别而交错地叙述吴先生的台北生 活与竹女、田佬在土家山乡的生活……对叶梅来说，在小说中安排双线并进、交替叙述 的叙事结构并不单单出于对文学技巧的追求，更是为了寻求叙事的张力。如《花树花树 》通过昭女与瑛女各自人生轨迹的交替叙述，说明了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势必造成不同 的人生命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
在叙事技巧方面，叶梅小说极力寻求各种叙事手段的灵活变换。为了消除叙述的单一 化，有助于主题的凸现，她突破时空限制，变换叙述视角，交替使用顺叙、倒叙、补叙 、追述、预叙等手段，使叙述艺术具有灵活多变性。拿《撒忧的龙船河》来说，对覃老 大死后亲人为其举行跳丧歌舞的叙述，采取的是顺叙，侧重突出其现场感；对覃老大生 前的人生经历的叙述，是倒叙或追述，以突出其历史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叶梅从马 尔克斯等拉美著名作家那里获得启发，广泛使用了“提前叙述未来事件”(注：[英]戴 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第85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的预述， 达到多种叙事手段之间的不断变换，使之成为有效表达小说主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试看 《黑蓼竹》中的一段：
唱歌的地方叫板壁岩。
一座很陡峭的山，明晃晃直立的岩壁，门板一样遮挡了板桥人的目光。吴先生就是从 这匹山上走去的。四十年后，田佬在唱歌的地方碰到穿绿制服的乡邮员……
这段文字可谓叶梅实行追述与预叙两种叙事手段相互转换的一个范例：前面是对竹女 、田佬以山歌结情并路遇吴先生故事的追述，着意交待与描绘了二人会歌及三人路遇的 地点——板壁岩；接下来则是以板壁岩这一特殊地点为叙事契机而展开的对“四十年后 ”田佬晚年生活大段文字的预叙。预叙结束，再回到前面的追述之中。对叶梅来说，这 种预叙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暗示存在着”“明了整个故事内容”的“一个叙述者” (注：[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第153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而更是在于通过对两种或多种生活画面的连接与拼贴，以实现对变幻莫测的生活 的宏观观照，揭示生活的整体性内涵。因为预叙中的事件与前面追述中的事件不仅有着 直接的关联，是三人情感纠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形成了显著的对照，显示出人 生命运的多变性与不可预知性。追述的故事中，田佬在与竹女对唱“龙船调”、互诉衷 曲时，青春浪漫，活泼年少，是何等的“快活”与“情绪高涨”；吴先生偶尔从山路经 过，有幸获赠竹女的咚咚喹。预叙的故事中，田佬已“两鬓斑白”，虽妻、子安好，孙 辈绕膝，但却落落寡欢，情感生活十分落漠，其原因正是下文交待的——他错失竹女手 中的咚咚喹，以致未能与竹女结成夫妇而终身抱憾。读者不禁会问：对田佬、对吴先生 以及对竹女，生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故与不幸?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历史的冲击? 由此看出，叶梅的这种预叙不仅将两种大跨度时空范围内的生活情景进行了比照，突出 了时空的强烈反差与历史的沧桑感，形成了对人生命运、对生活意义的迫切追问，揭示
着生活演变的某种内在逻辑，从而也形成了叙事的张力。而这样的预叙与叙述转换，在 包括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在内的叶梅的其他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且卓有成效的。
以议带叙或使用议论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也是叶梅展开交错叙述的重要手段。试看《黑 蓼竹》第二节开头的一段话：
竹女和田佬从薄雾笼罩的垭口走到平坝上时，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样的一个平常的早晨 会给他们一生的命运带来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段议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或叙事人对作品故事的介入，即向读者点明竹女将 咚咚喹送给吴先生这件事对竹女与田佬一生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却毫无 疑问是一种推动小说叙述的手段，在故事中起着承上启下、推动叙事发展的作用。首先 ，它是对前一节叙述的照应。在前一节里，作为叙事人的作者曾借吴先生的思绪，回忆 了几十年前竹女、田佬这对青年恋人与青年书生吴先生相遇，继而竹女将咚咚喹送给吴 先生的故事。这段议论连接了前文，起到了呼应作用。它又是本节叙述的开启。借助这 一议论，或以这一议论为叙事动力与叙事枢纽，作者不留痕迹地实现了叙述对象、生活 场景以及叙事重心的多重转换。从叙述对象看，主角在这里由前面的吴先生转为竹女与 田佬。从生活场景看，由台湾台北转向大陆西南腹地的土家山寨——板桥乡。而从叙事 重心看，叙事镜头由对锁定三人路遇转向对他们此前生活情景与此后生活遭遇的聚焦— —通过追述写路遇前竹女、田佬的自由相爱，通过预叙写几十年后三人生活的奇变。显 然，这种议论不同于以往小说中的夹叙夹议，它是一种变换叙述角度、推动情节发展的 有效手段。这种手段的使用，显示了叶梅小说的独特叙事结构与非同寻常的智性色泽。
整体象征或隐喻的意味
象征，“在文学理论上，这一术语较为确当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 注：[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204页，三联书店198 4年版。)“甲事物”就是具体可感的生活物象或艺术场景，而“乙事物”就是作家的内 在情感或对生活形成的观念性理解，文学象征就是寻求这二者之间的关联，用前者暗示 后者，从而避免直白式的情感表露与概念化的主题呈现。但就其具体要求而言，“文学 上的象征手法，一是力图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一是力图使意义多元化，或歧义化。”( 注：[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第153页，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既要求在“甲事物”上动脑筋，寻找到新奇、生动而富于象征意味的情景、物象， 又要求在“乙事物”上费力气，形成小说意义的多重生成空间。叶梅小说虽不是象征主 义作品，却积极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技巧，通过使用象征、隐喻等手法来表现作品的 意蕴与主题，形成整体上的象征意味。
小说善于捕捉与营造新奇、生动的生活意象来象征小说的意旨或主题。她或者从土家 人的生活中捕捉生动而绝妙的意象，或者在小说中营造贴切而意蕴浓厚的生活场景，通 过寻找或构建人生意义与生活物象之间的神妙契合点，来隐喻或暗示小说中人物的情感 、命运或生活姿态，常有神来之笔。《花树花树》用土家巫师——梯玛幻觉中出现的“ 花树”来喻示一对土家姐妹花一般凄美而又带有梦幻色彩的人生命运，既吻合土家人的 民族风习，又非常贴切。《撒忧的龙船河》中流淌的龙船河，实际上是叶梅营构的一条 土家人的生命之河。覃老大几代人在龙船河上“走豌豆角”的情景，正是生活在峡江两 岸险峻自然环境中土家人独特生存景观的象征性生活意象。《五月飞蛾》又以乡村五月 飞蛾扑火的意象，暗喻当下城市化潮流中乡村女子二妹那种挑战城市生活、直面人生未 来的生活姿态，同时暗示这种人生姿态的某种悲剧性意味。
叶梅小说中的象征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生成空间，取得了“意义多元化”的叙事效果。 《黑蓼竹》可谓最典型的例子。小说中描写的用黑蓼竹做成的土家乐器—咚咚喹(一种 短箫)，不仅是整篇小说的结穴或文眼，而且被作者赋予了多方面隐喻式象征涵义。一 方面，故事是围绕咚咚喹展开的；另一方面，主要人物如吴先生、竹女、罗篾匠、田佬 等，也几乎都与咚咚喹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因国共战争而漂泊台湾的吴先生，每当吹 起咚咚喹，那虽不中听却深沉、凄惋的曲调里无时不在诉说着一个海外游子对故乡化不 开的思念、对当初赠他咚咚喹的竹女刻骨的相思。咚咚喹几十年与他的形影不离使他坚 守着自己的爱情立场，冥冥之中与竹女终身相守，而一再拒绝珍娘、阿兰等台湾女子的 求婚。对竹女来说，咚咚喹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当年，天真烂漫的竹女无意中将咚咚 喹送给了同乡青年吴先生，由于父亲曾发下“咚咚喹跟谁，竹女就跟谁”的誓愿，便割 断与男友田佬的感情，并在吴先生流落乡外、音讯全无的情况下搬进吴家，与吴先生的 孤母相依为命。吴母亡后，为了让田佬放弃对她的追求，也是为了兑现土家女子对恋人 的坚贞相守，竹女又远走他乡。心灵手巧的罗篾匠是小说中两支咚咚喹的制作者。第一 支用黑蓼竹制成的精美咚咚喹成就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生活，生下了掌上明珠式的女儿竹 女，以至于他将竹女的终身大事与咚咚喹联在一起，发下“咚咚喹跟谁，竹女就跟谁” 的誓愿。竹女将咚咚喹误赠书生吴先生，出于对读书人的敬重以及土家人对人生诺言的 信守，他便让竹女割断了与田佬的恋情，将其许配给吴先生，安排她去照看吴母。第二 支咚咚喹是罗篾匠的绝命之作。为了满足田佬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弥补因拆散田佬与 竹女相爱而造成的过失，罗篾匠又做起这另一支咚咚喹。以信义为重的他不敷衍此事， 千方百计地在藏有毒蛇的黑蓼竹丛中精选材料，咚咚喹制成之时成了他的魂归之日。在 田佬的一生中，咚咚喹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罗篾匠给他的咚咚喹使他后来走出了 农村，当上了文化干部，成为一名优秀的民间艺术家，然而失去竹女手中的咚咚喹使他 情感上留下了终身的遗恨。至于台湾女子珍娘和阿兰，也因为咚咚喹而分别错失与吴先 生的姻缘。这两支土家乐器咚咚喹，蕴含了无限丰富的象征涵义。在吴先生身上，它是 一生精神与情感的最终归依，象征着终生无法割舍的思乡情与一辈子永不相弃的相思情 。在竹女身上，它是爱情的媒介与信物，并隐喻着道德的信念与人格的追求。在罗篾匠 身上，它则是信义的化身，是勇于自我牺牲的别名，是为创造生活美而付出巨大代价的 符号，是土家人刚烈、义气等伦理观念与民族性格的显影。在田佬身上，咚咚喹既是土 家神奇音乐的精灵，又是命运之神左右于人的使者。叶梅小说的隐喻式象征的运用无疑 是成功的，不仅使小说的结构布局别具一格，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意义，使读者生 发出无尽的艺术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