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软力量到东亚软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力量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主义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同时，软力量的概念也开始进入各国政策话语体系。地区主义与软力量有着怎样的关系？作为东亚融合进程中的大国，中国的软力量如何影响东亚地区主义？在软力量观念不断强化的今天，东亚地区主义将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
“软力量”无疑已成为当今的热门话题，受到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热烈讨论。对中国软力量的论述尤为瞩目。国家软力量固然是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软力量并非只属于国家，它同时也可以为地区所拥有，特别是当蓬勃发展的欧洲一体化不断促使人们思考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软力量时，软力量的地区属性就越来越值得我们去关注。一种成熟的地区主义运动将塑造具有独立行动能力和“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地区。“地区软力量”应当成为软力量话语中的一个重要词汇。面对开始步入地区主义快车道的东亚，中国除了提升和有效运用其软力量之外，还应与其他国家一道培育和塑造东亚软力量，使东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
软力量与地区主义
“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软力量是通过源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而非强迫手段实现目标的能力。①其内涵是吸引力而不是令对方感到恐惧的震慑力。在国家的互动中，软力量更易形成稳定的正面评价，而不是以武力相威胁而导致的屈服感。软力量能够使双方了解对方的战略思维和价值取向，有助于建立亲近感、减少隔阂。处于同一地区的国家，由于交往互动更为频繁，因此，软力量的作用更加突出。实际上，软力量早已被运用在地区主义的实践之中。“早在软力量的概念被提出以前，东盟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展活动：软力量的方式可以成为减少潜在冲突的有效手段。”②许多国家也有着运用软力量处理地区事务的传统，比如，巴西外交的重要特征就是对软力量的运用，③“巴西外交不将军事威慑奉为国际或地区声誉的来源，而是建立在调解与和平解决争端的文化基础之上。”④
相对于全球和双边层次而言，地区往往更易陷入安全困境。同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由于接壤或临近，使得国家对邻国的军事动向更为敏感。如果两国存在着军事上的竞争，安全困境就会被维护边界和领土安全的目标所强化，导致地区性军备竞赛逐步升级。因此，在军事对峙和军事竞争的地区文化(接近于建构主义所概括的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之下，真正的地区主义运动无法形成。而地区主义的萌发和壮大，则意味着一次地区文化的转变。如今的法国和德国，分别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支撑着欧洲地区主义的演进。很难想象法德在“二战”时的军事对抗关系下还能够引领欧洲走向制度化的地区整合。只有在军事对峙文化式微，而软力量成为地区交往的主要工具时，地区主义才得以兴起。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地区主义首先是建立在和平与合作的交往基础之上，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贸易和投资关系日益密切。对软力量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内国家军备竞赛的投入力度，使国家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发展问题上。软力量也促使国家更多地关注地区共同制度及其有效性问题。目前，国家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对地区制度建设的影响力上，而非像历史上出现过的那样靠军事征服他国的能力。“地区可以通过相关地区组织的成员资格来界定。缺少有组织的合作，地区主义的概念就没有太大意义，这种有组织的地区可称为‘正式’的地区。”⑤组织形式、制度框架和规则设置日益成为地区各国讨论的主要议题。同时，软力量所倡导的平等沟通与协商也是地区主义发展的要义所在，多边主义成为地区主义的天然“副产品”。当然，地区主义与国家软力量也并非完全契合。对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永续性的担心，也会使国家在文化产品的出口和文化潮流的渗透方面有所警惕。同时，国家之间对于地区制度中的领导权与发言权问题也会有所顾虑，国家不希望地区制度被一国或几个国家完全控制和主导，也不希望失去在地区事务中应有的影响力。
目前软力量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国家的范畴，而忽视了正在崛起的、拥有独立作用的地区。“地区安全的相对独立性是构成国际安全关系的一个特征，与界定冷战的超级大国的僵硬两极格局迥然不同。”⑥地区远非散乱的国家的组合，经过地区主义运动的不断塑造，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提出，地区不只是地理上的实体，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尤其是冷战后，地区的重要性上升，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应当从“一个地区的世界”(a world of regions)入手。⑦之后，卡赞斯坦又以专著的形式继续阐述其对地区主义的关注。他认为“二战”结束后，在东西方阵营的分野对抗中，北约和华约相继建立；美国在东亚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则寻求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保卫来之不易的主权独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逐渐发现地区主义日益具有吸引力，它可以促进贸易和投资，加速国内发展。⑧这种从被动的地区联合自强到主动的地区合作也伴随着地区主义焦点的转移，即从建立军事联盟和封闭的经济堡垒转移到共同创建地区规范和制度，共同应对本地区不断增长的跨国问题。相应的，在军事力量无法有效解决地区性跨国问题的情况下，地区主义也开始更多地包含文化、道义和政策吸引力等软力量要素。地区的外部形象及其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和平的特性和持久繁荣的基础——地区软力量。
东亚地区主义中的中国软力量
中国软力量的国际运用突出表现在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③尽管中国软力量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有限，但它“强化了在亚洲赢得朋友和影响的努力”。④中国软力量也推动着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本文将国家在地区主义中的软力量分为四种形式：文化吸引力、政策感召力、地区创制力和地区公信力。中国的软力量在上述四个方面都不断提升，在东亚地区主义中发挥着突出作用。
中国在东亚地区主义中拥有较大的文化吸引力。地区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亲缘性作为支撑。在文化认同方面越是拥有共性的地区(比如欧洲)，越容易发展出成熟的地区主义。一个地区由于地缘上的邻近和历史上的长期交往，一般会形成带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化。由于历史上大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东亚各国无论是建筑、绘画、饮食、文学艺术，还是服装礼仪、传统风俗等等，都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历史亲缘关系。儒学、汉语、中医、中餐等都逐渐成为一些东亚国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上的亲缘性为相互间的合作和融合奠定了基础，也是未来东亚地区主义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其吸引力也日益增强。“中国最终将在亚洲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连同其儒家文化一起，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力量。”(11)中国也加大了在本地区推广自身文化的力度，在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推广和传播汉语，加强亚洲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但由于历史上中国与东亚之间的朝贡关系，如今的东亚国家也担心中国再次成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其他国家臣服其文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12)因此，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但长期历史交往所形成的文化亲缘关系持久存续，已经渗透到各国国内结构的各个方面。当然，中国仍需对自身文化进行不断挖掘和提升，增强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吸引力。
政策感召力是指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所认可、遵从和推崇。“政府的内外政策可以强化或挥霍一国的软力量。苛刻、傲慢、漠不关心他者意见或者基于狭隘国家利益的内外政策都将削弱软力量。”(13)中国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对外政策，意识到维护亚洲的稳定对于中国国内建设具有战略意义。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未来的发展态势和战略选择遭到猜疑，“中国威胁论”在亚洲有一定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冷战思维的误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亚洲政策和战略，使其他亚洲国家在与中国开展机制化合作方面犹豫不定，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疑，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威胁论”以可乘之机。(14)持此论调的学者，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会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经济发展使中国更加自信，更加不愿与邻国合作，中国的国内特征使之相对来说更可能使用武力以实现政治目标。”(15)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亚洲地区事务，倡导东亚合作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东亚一体化开始步入正轨。中国的东亚政策也开始孕育，在金融合作、贸易框架、朝核问题、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都成为地区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负责表现大大增强了中国的软力量。“中国如今已不是前现代的那个中华帝国，今日的中国——尤其是自中国幸免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确信与邻国的双赢多边安排会促进其崛起和力量的提升。这是近来中国地位和软力量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16)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对东亚国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全球化成功经验深刻地影响着其邻国。印度从中国那里学到了更加开放的经济的优势。”(17)越南、老挝等国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18)尽管中国从未要求其他亚洲国家学习自己的改革开放经验和发展模式，但中国式的经济腾飞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市场的强大吸引力也给东亚国家带来了机遇。“与早先的担忧相反，中国的崛起刺激而不是剥夺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商投资。中国新近的加速增长的确复苏了日本经济并使重要邻国免于经济衰退，或许也阻止了一个危险的全球低迷时期的到来。”(19)
地区创制力是指一国在地区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和提出地区倡议的创造性。约瑟夫·奈认为，软力量是一种同化式力量(co-optive power)，是一国观念的吸引力和设置议程的能力。如果得到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那么国家则更容易实现目标。(20)冷战结束后，东亚作为东西方冷战阵地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将经济发展作为政策基调的亚洲各国都试图大力繁荣本国经济，中国不再被其他东亚国家视为冷战的敌对方，而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中的主要角色。正如有学者指出：“当恐惧感平缓下来，共同目标感就浮现了。与中国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实现繁荣的稳定双边框架。”(21)在地区创制力方面，中国首先倡导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主张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中国的新安全观在亚洲获得了高度评价。其非争论性原则在渴望彼此融洽相处、避免冲突和对抗的亚洲领导人中间获得了认可，对在中国市场寻求机会的有影响的东南亚华人也有吸引力。”(22)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在亚洲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不同，新安全观倡导的是新的安全图景，为中国以积极的外交行动参与地区事务铺平了道路，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对非军事安全的关切。(23)中国也是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六方会谈——的创建者，这一机制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提供了平台。有学者指出：“通过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扮演中枢角色，中国已经积蓄了在国际体系中的负责的和合作的大国声望。”(24)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地区规则和规范的设定，在打击贩毒、走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各领域，都是地区联合行动规范的主要制订者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表明，中国开始主动倡议创建地区贸易制度，沿着多边主义的外交路径激发东亚联合。通过建立在软力量基础上的多边主义，中国试图影响地区合作制度和规则的设计和发展方向。(25)随着各种实践的成功，中国在地区事务议事日程的安排上也变得更为活跃。比如，在谈到东亚地区机制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指出：“中国在提出特定的方式和立场上变得越来越主动。比如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这些方式和立场涵盖了关于地区性讨论的进度和方向，包括坚持不干涉内政，坚持一致性原则(意味着全体一致)，坚持使参加者感到合适的渐进进度。最近，中国倡导在如下领域开展地区合作：军事医学、国防工业转型的多边协作、高级军官的高层次访问交流、海军舰队互访、联合搜救、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26)
中国以道义和信用逐渐赢得了东亚各国的肯定，地区公信力使中国的外交承诺、宣言和行动具有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和连续性。地区公信力是指一国的战略意图、政策和对外行为被本地区其他国家信任的程度。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和军事规模，更重要的是其取信于他国的能力。拥有较强地区公信力的国家，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焦虑和担心，与之合作的国家对合作的成果也有稳定的预期，因为他们相信该国不会随意采取单边行动，破坏双边或多边协议和规范。一国拥有地区公信力也意味着该国具有较强的地区责任感，在地区危机和冲突中，会以负责任的行动帮助其他国家。约瑟夫·奈认为：“既然通行的软力量是基于共有价值，那么多边协商比单边宣称这些价值更能够产生软力量。”(27)随着中国全方位参与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和奉行多边主义政策，中国认可和接受了主要的地区规范(包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已经成为地区规范的支持者和负责任的实践者。中国倡导以公平的原则处理地区事务，各国不论大小均为平等的主体，反对恃强凌弱和霸权主义。中国还充分履行地区责任，已成为亚洲最主要的对外援助国之一，向缅甸、菲律宾、老挝和柬埔寨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也是柬埔寨和东帝汶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具有公信力的外交原则使中国和东亚各国之间的互信加深，中国软力量外交的和平性质逐渐得到地区内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这种背景下，和平与合作的地区文化开始在东亚初露端倪。
东亚软力量的培育
国家软力量固然是一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有力后盾，但单纯依赖国家软力量也有其局限，国家需要推动地区软力量的培育。首先，国家都主张自身软力量的独特性、优越性和排他性，将使一种新的“软竞争”和“软对峙”不断蔓延，甚至会使国家产生对“软霸权”的忧虑，这将削减地区主义发展的势头。从全球层面上看，各个地区的软力量则不具有严重对立的性质。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它在聚合了国家多样性的前提下，涵盖了极其众多的人口和文化样式，形成了超越国界的普世主义的宏观软力量，因此，尽管不同地区的软力量的内涵各不相同，但并没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排他性。其次，只有所在地区具有坚实的国际影响力，国家才能真正在全球层次上有效运用其软力量和获得应有的地位。东南亚国家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成就并非经济上的腾飞，而是地区组织——东盟——的形成。在东盟日益扩展的全球影响力下，这些中小国家即使是在单独行动的情况下，也能够被大国视为谈判桌上实力不容小觑的博弈者。再次，软力量与国家形象不可分割，地区软力量的塑造能为国家提供更为深厚的国家形象的根基。例如，欧盟成员国身份本身就使各成员国分享了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形象(比如和平主义和积极的对外援助)。最后，地区软力量为地区制度化和地区高度融合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一个对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地区，将有更多的机会以集体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这种外力推动着地区内的各个国家建构更为成熟的地区框架，以应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和变化。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除了自身的软力量实践之外，更需要关注和推动东亚软力量的形成和壮大。
在东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想要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28)朝贡体系的一个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关系的基本方式。”(29)它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各省的关系延续扩大到外国和周边，将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看待，并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体制来把握。”(30)尽管朝贡体系是和平的和怀柔的，但它是建立在封建臣属关系上的经济关系。(31)这种臣服与庇佑关系之下的地区体系在当代已经没有重新建立的根基。与古代亚洲体系不同，当代亚洲地区主义处于主权原则广泛普及和深入人心的时代。与中国一样，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亚洲各国，都具有十分强烈的主权观念。因此，亚洲地区主义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自由选择的地区发展道路，而不是靠个别国家的霸权强制形成和维持的地区体系。从这一点来讲，发展中国软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地区平等对话、合作、协商和共赢为基础的软力量将使那种恐惧中国的旧思维不攻自破。“中国的总体目标是说服邻国相信其善意的姿态，以及获得作为一个合作的和并不危险的邻国的长期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努力非常成功。”(32)与中国在东亚的软力量相关的问题是：亚洲地区主义的未来是怎样的？地区主义意味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不断融合，形成紧密的具有明确目标和有效行动力的共同体。高度一体化的地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那么国家在发展软力量的同时，如何提高地区主义的发展程度，提升整个地区的软力量，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地区软力量的塑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地区价值观、地区参与度和地区主义构想，其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地区制度的建设，通过高度的制度化建构更加紧密的地区共同体，通过打造地区软力量保持地区对内部和外部的持久吸引力。
地区软力量首先依赖于地区文化和价值观的塑造。为各国所共享的文化传统有利于地区的发展，但文化不是既定的，而是各国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创造出来的。(33)如，欧洲是典型的已经具有强大软力量的地区。它作为一个具有自身价值观的实体，在欧盟、北约、欧洲安全组织等制度的支撑下影响着地区内外的国家。有些学者将欧洲描述为一种具有“社会化”(socialization)力量的地区，即促使欧盟成员国和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遵守其规范。(34)也有学者将欧洲形容为一种“文明力量”(civilian power)(35)和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欧洲的高度内聚性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强大的软力量。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以成为欧盟成员国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欧洲文化长期以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欧洲人在国际制度中也是重要的先行者。他们在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的欧洲共同体已成为诸多国际制度创新的源泉。”(36)相对来说，东亚地区还远未塑造出自身的地区价值观，李光耀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充满着争议。不过在不断的交往互动中，亚洲也逐渐形成了带有一定地区特征的价值理念，比如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东盟方式”等等。中国在东亚发展软力量，除了实现自身的对外政策目标之外，还需要着眼于亚洲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使东亚真正成为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地区，这是未来东亚地区主义进步的基础。
除了地区价值观，地区软力量还取决于地区各国的参与度。地区软力量的培育无法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实现，而是需要区域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因为只有国家深入参与并共同付出，他们才会有共同建设地区秩序和制度的使命感和命运感，也只有对地区发展有所付出，国家才会珍惜已有成果。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包揽地区责任和义务，反而让其他国家缺乏参与的动力，随时可能退出。同时，也要避免地区主义成为个别国家独霸整个地区的工具，如果没有最基本的主权平等关系，地区主义将会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和先行者让·莫内在欧洲融合的早期就明确了这一点。他认为戴高乐的设想“是要全欧洲以法国为中心，围绕着法国的意志转……戴高乐企图建立一个既没有共同的规章制度，有没有统一的机构，也没有各民族的平等的那样一个各国人民的共同体，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幻想。”(37)地区参与度也决定了地区各国在长期的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能否形成统一的政策和行动力。欧洲的经验表明，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用一个声音说话，是设定全球贸易议程和建立管理国际金融以及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关键行为体。”(38)同样，只有东亚各国都将自身视为东亚有机组成部分，东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实体才有可能。因此，中国在东亚运用软力量的过程中，需要鼓励东亚各国对地区建设的广泛参与，在履行自身地区义务的同时也要呼吁其他国家一同开展地区融合的实践，承担各自的义务，以真正地区成员的身份参与东亚制度的建设。
地区软力量能否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着地区主义构想。“地区主义在中国只是新近才出现。中国还没有地区发展和合作的更大的设想。”(39)因此，各国都应参与到地区构想和蓝图的设计之中，在协商和对话中找到真正的东亚发展之路，而中国需要为东亚的未来发展构想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中国显然不是期望以此来主宰东亚。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关注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对外援助、贸易、投资和文化等方式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力量对美国对外政策构成了新的挑战。(40)有西方学者依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把以往军事对峙的话语勉强地运用到软力量分析之中，认为中国在东南亚软力量的上升，是有意制造中国的“门罗主义”，是要取代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提防中国软力量威胁美国利益。甚至还有人指出，“中国向东南亚国家——并最终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的价值观和模式对一个民主不健全且公民社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41)中国所主张的地区主义构想不是对抗别国的工具。“东亚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表明，中国不应被视为威胁。中国是崛起的大国，也是当前体系内的利害相关者，目前并没有颠覆美国优势地位的目标和能力。中国不仅依靠美国、欧洲和亚洲市场开创未来，也与美国在促进当前经济体系稳定方面共享相似的目标。”(42)中国也不准备将自身的模式道路强加于他国。正如郑必坚所指出的，“我们致力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中国特色，相信自己在各方面所创造的中国特色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同时，我们又坚信和尊重人类发展的差异性和文明的多样性。我们既然一再强调走自己的路，就决不会以任何名义要求别人照搬、照套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43)中国所倡导的地区主义是建立在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地区主义，外部国家需要尊重东亚自我建设和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力。欧洲软力量的建设为东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应当更加重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尽管该构想仍处于雏形，但这代表了东亚国家地区意识的崛起，共同体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软力量的持续拓展。
总之，国家软力量、地区主义与地区软力量是相互作用的三个要素。国家在地区主义中的软力量体现在文化吸引力、政策感召力、地区创制力和地区公信力四个方面。中国在上述方面都拥有日益增强的软力量，在东亚地区主义的进程中扮演着愈加关键的角色。中国软力量也成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软力量不只属于国家，拥有成熟地区主义联合运动的地区也是世界政治中具有独特软力量的实体。在东亚，中国除了需要运用软力量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之外，也同时要培育和塑造地区价值观、强化地区参与度以及促进成熟的地区主义构想的形成，最终提升东亚的制度化水平和作为一个地区整体的软力量，增强东亚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①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ublic Affair,2004,preface.
②Allen S.Whiting,"ASEAN Eyes China:The Security Dimension",Asian Survey,Vol.37,No.4,April 1997,p.320.
③Maria Regina Soares De Lima and M
nica Hirst,"Brazil as an Intermediate State and Regional Power:Action,Choice,and Responsibilitie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2,Issue 1,Jan.2006,p.21.
④Ibid.,p.38.
⑤Bjrn Hettn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in Bjrn Hettne,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eds.,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MacMillan Press,1999,p.10.
⑥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
⑦Peter Katzenstein,"Regionalism and Asia",New Political Economy,Vol.5,No.3,2000,p.354.
⑧Peter 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22-23.
⑨一些中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陈显泗：《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第43～48页；李庆四：《中美软实力外交比较研究：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第46～54页；刘阿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东南亚地区秩序——美国、中国与东南亚的角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38～46页。
⑩Robert Sutter,"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7,No.1,Winter 2003/04,p.75.
(11)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 ’s Only Super 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9.
(12)Robert A.Scalapino,"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2,The China Challenge:American Policies in East Asia,1991,p.76.
(13)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14.
(14)Gaye Christoffersen,"China and Asia-Pacific:Need for a Grand Strategy",Asian Survey,Vol.36,No.11,November 1996,pp.1067-1068.
(15)Denney Roy,"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4,p.150.
(16)Edward Friedman,"China's Rise,Asia’s Future",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6,Issue 2,May—Aug 2006,p.299.
(17)William H.Overholt,"China and Globalization",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May 19,2005.
(18)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Summer 2006,pp.20—21.
(19)William H.Overholt,"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1990,p.31.
(21)Jean A.Garrison,"China's Prudent Cultivation of 'Soft Power'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in East Asia",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32,Issue 1,Spring 2005,p.27.
(22)Robert Sutter,"Why Does China Matter?" p.87.
(23)Penato Cruz Castro,"Exploring the Prospect of China’s Peaceful Emergence in East Asia",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33,Issue 2,Summer 2006,pp.93—94.
(24)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p.25.
(25)Kuik Cheng-Chwee,"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Its 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Aspir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Vol.27,No.1,April 2005,pp.102—122.
(26)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Routledge,1999,p.259.
(27)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64.
(28)比如，一位新加坡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和“中央王国”或与之近似的心态，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建立中国自己的“亚洲体系”，形成“中国式的门罗主义”。See Eric Teo,"Asian Security and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s Tributary System",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Vol.IV,Issue 18,September 16,2004,pp.7—9.他提出，中国通过务实政策和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经济收益，使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由“中国威胁”转变为“带来机遇的有益的中国”，中国的软力量在东南亚国家开始上升。不过，他认为中国是在按照“多给少取”的原则建立带有朝贡特征的东亚经济体系，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朝贡体系”或其心态的继续。See "China's Rising Role,'Sof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Asia".http://www.ifri.org/files/politique_etrangere/Pe_4_2004_Teo_vo.pdf
(29)[日本]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30)[日本]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29页。
(31)关于朝贡体系的特点，参见李去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36页。
(32)Paul H.Kreisburg,"China's Asian Policies",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2,The China Challenge:American Policies in East Asia,1991,p.76.
(33)Bjrn Hettn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in Bjrn Hettne,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eds.,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11.
(34)Jeffrey T.Checkel,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5)Annika Bjrkdahl,"Norm—maker and Norm—taker:Exploring the Normative Influence of the EU in Macedonia",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Vol.10,No.2,2005,pp.257—278.
(36)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p.143.
(37)[法国]让·莫内：《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回忆录》，中译本，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583页。
(38)Michell P.Smith,"Soft Power Rising:Romantic Europe in the Service of Practice Europe",World Literature Today,January—February 2006,p.21.
(39)Baogang He,"East Asian Ideas of Regionalism:A Normative Critiqu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1,March 2004,p.116.
(40)Thomas Lum,Wayne M.Morrison,and Bruce Vaughn,"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January 4,2008.
(41)Joshua Kurlantzick,"China's Charm: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Policy Brief(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o.47,June 2006,p.2.该者于2007年出版了关于中国件软力量的专著: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42)Jean A.Garrison,"China's Prudent Cultivation of Soft Power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 in East Asia",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Vol.32,Issue 1,Spring 2005,p.28.
(43)郑必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讲演》，载《解放军报》200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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