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领事论文,在华论文,近代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事报告是驻外领事定期向本国政府发回的有关驻在国的通商经济情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了领事馆，并以此为桥头堡收集中国社会经济情报，这些情报所汇成的载体即近代各国领事报告书，主要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殖产兴业的经济政策，积极开拓海外贸易市场。为了在与欧美列强的贸易竞争中占得先机，明治政府对海外经济情报战略倾注了力量。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经济渗透不断加深，非常注重通过各开港口岸驻在的日本领事馆有计划、有组织地收集中国的经济情报。这些当时的记录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
在日本，近年来对于日本领事报告的影印出版和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1983年，缩微胶片版明治时期日本领事报告(《通商汇编》、《通商报告》、《通商汇纂》)由雄松堂出版发行。1997年，大正时期日本领事报告(《通商公报》)由不二出版社影印出版。昭和时期的日本领事报告也都在影印出版之中。对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6年，角山荣主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成果《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付梓。但是，国内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对日本领事报告的利用和研究还非常的有限。因此，本文对近代日本领事报告中的中国记事，简称在华日本领事报告①的概要、特点以及史料价值作一介绍，以期待着这一份重要的史料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更有效的利用和研究。
一 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概要
1.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发行。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仿效欧美国家向海外各地派出了领事，并逐步建立了近代领事报告制度。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中日通商条规和通商章程》。1872年1月29日，近代首个驻华日本领事馆——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正式设立②。此后，在中国各个重要开港城市相继设立了日本领事馆。据1921年2月10日发表的日本在外公使馆调查，日本驻中国总领事馆有16个(其中包含4个分馆)，领事馆24个(其中包含4个分馆)③。此后还不断有增加。
驻各地领事到任后，陆续向本国政府发回了有关在任地的各种贸易报告。明治初期发回的领事报告作为经济信息时常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上。此后，在日本内务省公开发行的《劝商杂报》(1878年4月—12月，第1号—20号)，大藏省发行的《商务局杂报》(1879年1月—1881年6月，第21号—44号)，《输出入商况日报》(1878年1月—1880年12月)上都选登过领事报告的相关内容④。这些出版物可以说是日本领事报告的雏形。
日本领事报告的定期、系统发行是始于1882年由日本外务省记录局负责编纂的《通商汇编》。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领事报告经历了《通商报告》、《通商汇纂》、《通商公报》、《日刊海外商报》、《周刊海外经济事情》、《海外经济事情》、《外务省通商日报》的刊名变化。在出版体制、发行频度、揭载内容等方面也多有变化，下面就各个时期的日本领事报告发行形态作逐一介绍。
《通商汇编》(1882年7月—1886年12月)：1882年7月发行了上一年度的《明治十四年通商汇编》，最初为年刊。形式和内容均比较简单，有关中国的报告仅为10篇。发行后各方对一年一期的发行体制颇感不满，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国内外贸易关系甚大，易丧失紧要时机。”⑤为此，自1883年开始起，《通商汇编》分上半年和下半年，一年两次发行。从1885年开始通过民间书店发售，并且领事报告的编排方式自该号开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此前领事报告按领事馆顺序进行排列，该号起按报告内容进行分类，即分为蚕丝部、棉花部、织物部、制茶部、米谷部、海产部、货币及金银属部、杂货部、贸易统计表部等类别。至1886年发行的《通商汇编》明治十九年下，共计10号，每号300—500页左右(B6纸)。
《通商报告》(1886年12月—1893年12月)：为更加迅速地刊登来自各地的领事报告，1886年12月18日更名为《通商报告》发行，最初计划为旬刊，但实际的发行数量更多，每个月分3—4号的周刊形式发行，每号20页左右(A5纸)。1887年12月10日第45号发行后，编纂部门由外务省记录局改为外务省通商局。在发行的1200册内，其中780册寄赠给政府各部门、报社、杂志社、在外公使馆等，其余免费寄给读者(承担邮费)。1889年12月18日《通商报告》第131号发行后，由于出版方面的问题停止发行。自1890年1月开始，在政府《官报》中开辟《通商报告》栏，继续刊登来自各地公使馆及领事馆的报告，直至1893年12月为止。
《通商汇纂》(1894年2月—1913年3月)：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贸易急速扩大，领事报告数量也大幅增加，为此领事报告在编纂体制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发行体制上，最初为月刊，1895年5月开始每月2号，1897年6月每月3号，1900年后每月4—6号，还不时辅以“附录”、“临时增刊”等形式发行，到1903年3月26日共发行了258号。从1903年4月3日《通商汇纂》开始改号，以年号为基准排列，如1903年发行的《通商汇纂》第1号，卷数标号为明治36年第1号，以此类推。并且确定了每月6号定期刊物、一年6期“临时增刊”的出版体制。总之，甲午战争后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发行频率不断加快，领事报告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其次，在领事报告分类形式上再次作了调整。将蚕丝、棉花、织物、制茶、米谷、水产等商品信息和贸易统计等内容，即定期报告内容全部归入商业栏目，另外陆续增设了货币、工业、农业、矿业、水产、交通、杂部等栏目。《通商汇纂》后期又逐年增加了关税、移民、附录、电报、时报、特报、企业、林业、畜牧、财政与经济、巡回报告、条约与诸法规、居留地与居留民、移民及劳动、各地事情、卫生及检疫、博览会及各种会议、海外贸易商介绍等栏目。报告内容的不断深化、报告领域不断拓展。尤其是在电报栏目上下了功夫，各地的经济信息以最迅捷的形式反映给需求者。这种领事报告的形式和分类标准也为后面各个时期的日本领事报告所延续。《通商汇纂》于1913年3月22日的大正2年第17号后停止发行⑥。
《通商公报》(1913年4月—1924年12月)：1913年4月4日，作为《通商汇纂》以后的定期刊物，《通商公报》刊行。此时领事报告的编纂制度已相对完善，基本形式与《通商汇纂》相比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在内容上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每周2次(星期一、四)出版，各号的份量大幅增加，电报栏得到扩充，且增设了速报栏。1924年12月《通商公报》第1228号出版后废刊⑦。
《日刊海外商报》(1925年1月—1928年3月)：1925年1月，《通商公报》与杂志《商报》合并为《日刊海外商报》。海外各领事馆的调查报告、电报等能够像报纸一样每天送到读者手中，这也是《日刊海外商报》发行的一个重大突破。平时每号约10—15页，周日号约70—80页。1926年4月起，每日以4页小报的形式发行。
《周刊海外经济事情》、《海外经济事情》(1928年4月—1943年10月)：1928年4月改名《周刊海外经济事情》发行，每月星期一发行，每号约70页左右。其发行期间领事报告编纂方式历经国家别和内容别的分类变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扩大，日本经济恶化，用纸紧张，1934年被迫改为半月刊或月刊的《海外经济事情》继续发行，主要刊登经济概况、产业事情、贸易报告等相关内容。而电报、商况、海外贸易商介绍等栏目在外务省通商局主办的《外务省通商局日报》中转载。1943年10月，随着日本战败的临近，日本领事报告的出版也终于画上的一个句号⑧。
2.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形式和内容。
日本领事报告的形式和内容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870年，日本政府给首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的训令中，有关领事报告作出如下要求：“我国(日本)商民输出入品的数量、品种调查，每月上报一次。”⑨这也是日本外务省对领事报告做出的最初要求，相当于商品进出口调查月报的形式。1874年，日本政府发布的“明治七年布达”，对领事报告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主要内容应包含，“日本出口物品并由外国进口物品的数量、价格，日本商人从事贸易的类别，各地贸易盛衰，海关管理办法等相关调查。各国派出领事对在留各国商埠进行评价、调查，每一年、半年或经常向大藏省提交报告”⑩。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提交的领事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做出的基本要求，即领事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各开港口岸的进出口货物数量、价格统计、日本商人从事贸易的类别、各地贸易盛衰、海关管理办法等方面。领事报告形式主要分为贸易年报、月报和临时报告等3种。
贸易年报是领事对驻在开港城市一年内的贸易大势进行汇总的报告。分全国(中国)贸易年报、主要开港城市贸易年报和主要商品贸易年报。全国贸易年报由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负责编写，开港城市贸易年报和主要商品贸易年报由各地驻在领事馆编写。以“1912年中国贸易年报”为例，主要内容有一年贸易总论、通商国别贸易分析、国内通商港别贸易分析、对外贸易概况(进口、出口)、船舶进出、金银进出、关税收入、结论(贸易盛衰、原因及其领事的贸易建议)等几大部分。不仅有大量统计报表，还有详尽的贸易问题、现状及将来的分析。年报的统计报表通常汇总了3—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点类似于海关的十年报告。内容非常庞大、丰富，通常在15页以上。开港城市贸易年报的内容与全国贸易年报大致类似。商品贸易年报是某商品在某地区的整年贸易报告，以“1898年上海煤炭输入商况”为例，主要内容有上海一年煤炭输入概况、各国煤炭输入量统计、煤炭输入量增加的原因、上海港和其他国家输入日本煤炭的对比等几个部分。
月报是领事对驻在的开港城市与日本有关的重要商品数量、价格、嗜好、评价等进行的月度报告。该部分内容也是日本领事报告最为核心的内容，从其报告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型：1.主要商品的月度报告，如蚕丝、棉花、茶叶、煤炭、火柴、米等，相对次要商品如海产品、大豆、木材等则采取不定期的报告形式。该类报告主要就输出入商品每月的数量、价格销售情况和贸易前景进行统计分析。格式相对固定，内容比较扼要，约4—5页上下。2.经济统计报告，包括开港城市商况报告、经济状况、金融事情、外汇牌价、日本在留邦人统计等。如“1898年7月上海经济状况”，主要包括经济概况、金融市场、伦敦外汇及银价市场、墨银状况、金银流动等内容。
临时报告是年报和月报对象以外的信息，认为有必要提醒日本国内商民，或足以提供参考的贸易事项报告。该类报告数量最多，范围最广。尤其是从《通商汇纂》后期开始，随着发行频率的加快，临时报告的数量大幅增加。从报告内容来看，多为介绍政府政令、税则变更、交通状况、当地疫情等与贸易息息相关的不定期事宜。如与航运业相关的海港规则、浮标灯塔设置、税务条例、轮船公司设立、新航路开辟等。与工商业者相关的行政制度、外汇牌价、金银汇率、交易习惯、外国贸易商介绍等内容。在此不一一枚举。
以上介绍的年报、月报和临时报告是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主要形式。实际上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形式要更为多样、复杂。如年报除发行年度贸易报告之外，还经常发行贸易半年报、季报作为年报的补充。在月报发行的同时，为迅速适应市场变化，开拓新兴市场，还不定期发行了周报作为补充。19世纪末期上海银价下跌，直接影响到蚕丝、棉丝的对外贸易。当年的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报告中共出现了21篇“上海蚕丝商况周报”和34篇“上海棉丝棉花商况周报”。为了开拓台湾樟脑在香港的市场，1899年的驻香港日本领事馆报告中，共出现了42篇“香港台湾樟脑市况周报”。总之，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形式和内容，以年报、月报和临时报告为主体，根据日本国内政策、内外需求、市场变动等因素经常进行灵活调节。
3.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数量分析。
中国是日本在亚洲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领事报告中有关清末经济的报告极尽全面和详细。从整体报告的数量来看，中国在《通商汇编》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约占到整个领事报告的20％上下。1887年改版为《通商报告》以后，有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激增。甲午战争后，除了战争时期，《通商汇纂》中有关中国的报告通常达到30％之多，超过对美国的报告数量而居第一位(11)。据1923年日本外务省制定的《领事官执务参考书》，外务省要求各驻外领事馆每年必须提交的报告共有25个项目，其中直接指名中国的报告竟达5项，即在中国领事官的贸易年报、关于中国蚕丝业状况调查、关于满洲日本人及外国人人口统计表、中国雇聘日本人及外国人报告、在中国各银行营业报告。可判断应该包含有中国内容的领事报告有13项(12)。可见在华日本领事报告内容在整个日本领事报告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有关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数量，以1881年至1924年的在华日本领事报告《通商汇编》、《通商报告》、《通商汇纂》、《通商公报》为对象，选取了上海、天津、芝罘、汉口、福州、香港6个主要开港口岸及东北地区驻在的日本领事馆报告数量进行了统计(详见下表)。
从统计结果不难看出在华日本领事报告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除个别年份受到战争影响外，在华日本领事报告数量整体上呈不断增加趋势。1881年6个主要开港城市及东北地区领事馆的报告仅为10篇，到1899年达到323篇，到1924年更达到935篇之多，当然还不包括在中国不断开设的其他日本领事馆的报告。领事报告数量的不断增加，首先与上文所述的日本领事馆在中国的展开和领事报告制度的逐渐成熟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尤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中日局势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日本在中国势力步步深入，加紧了对中国社会经济情报的收集工作。(2)上海作为近代中国乃至远东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领事报告数量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粗略统计，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报告数量占中国各领事馆报告数量的30％上下。上海总领事馆除了要汇编管辖区内诸种日常报告外，有时还跨地区编制全国性的行业、商品报告，同时还承担着中国贸易年度、季度报告的编制任务。19世纪末期，上海附近的苏州、杭州、南京等地日本领事馆相继开设，上海总领事馆管辖区域相对缩小，但是领事报告数量却丝毫未受到影响，反而不断增多。这充分说明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上所占有的举足轻重地位。(3)1905年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日本领事馆的报告有飞跃性的增加。1899年东北地区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报告22篇，到1910年猛增到143篇，1924年达到373篇。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日本在东北势力的扩张紧密相关。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主要权益，日本在华领事馆数量急增。在此期间开设的日本领事馆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如安东、奉天、吉林、长春、铁岭、辽阳、齐齐哈尔、间岛领事馆，而东北以外的新设领事馆仅为长沙、汕头、南京而已。伴随着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这种现象也日渐凸显。
二 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是中国各地驻在日本领事，利用外交特权，根据本国对外经济政策需要，有目的地收集有关中国经济情报的总汇。领事报告的实质是一种经济间谍活动，编写着眼于本国利益，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对外经济扩张，报告对象是日本政府和民间工商机构，只要有价值的情报都在收集范围之内。因此，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有着如下几个特点：
1.在华领事报告资料来源的多样性。
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主要由驻华各领事或商务官完成，但仅通过领事个人的调查要来完成报告的编写显然比较困难，这就决定了必然要通过一些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有关这一点，从不少报告的来源中可以看出。据查阅，在华日本领事报告的资料来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引用中国近代海关报告。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中有着大量的年度、月度商品进出口统计报告，有相当部分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近代海关报告是确凿无疑的。在“1883年牛庄贸易报告”中的开篇首行，执笔领事就有如下的谢词：“经恳请并得到税关官员的协助得以完成本稿的统计。”(13)在另外许多领事报告里各种统计表前，经常会出现“据海关报告”、“据税关统计”等资料来源说明。海关报告对各国领事报告的影响，詹庆华曾撰文指出：“领事对海关报告数据也十分信赖，并坦言自己报告中的统计表主要是根据海关正式报告编制的，除贸易统计数字外，领事报告很多内容也取自海关贸易报告。”(14)但进入20世纪初期，等待海关统计数据来编写领事报告的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信息迅捷性的要求。以领事馆独自的调查和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大商社的贸易报告为基础的领事报告大幅增多(15)。
(2)援引当地报纸，尤其是外文报纸。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中经常援引中国报纸中的有关记事，特别是《申报》、《字林沪报》、《北华捷报》等报纸中刊登的有关政府公告，针对贸易、产业的评论文章。转载时多数只注明“据当地新闻报道”。但也有如“重庆港开港条约”、“外国市场中国茶叶的衰微”、“清国茶叶的衰微及其挽回策”等领事报告明确注明转引了《字林沪报》的消息(16)。
(3)借用商会的调查。明治维新以后，为争夺中国市场，日本各大商会纷纷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收集相关贸易情报。1877年，三井洋行率先在上海设立分店，随后广业洋行、日下部洋行、大阪洋行、乐善堂等纷纷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这些贸易机构在从事贸易的同时，也为日本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献计献策。如在1882年的领事报告中，刊登了广业洋行上海分店负责人鹤田幸吉关于日本海带对华贸易得失和海带生产改良的建议书——“昆布商况并昆布制造改良意见上申书”。以及对日本根室海带商况的调查意见书——“根室昆布商况(附意见书)”(17)。除此之外，在华日本领事报告还经常引用外国商会的报告，如在“关于上海的茶叶状况并清茶贸易协会设立的件”中，有关印度、锡兰、中国茶叶生产量比较表的编制就是引用了White商会的报告书(18)。
(4)引用政府和民间机构的报告。如“关于清国币制、商部设立及商法制定的上谕”、“关于清国厘金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上疏”(19)等报告都是引用了清朝大臣的上奏。“清国输出茶税的轻减”(20)中同时引用了上海茶叶协会董事梁荣翰给商务大臣盛宣怀的请愿书和盛宣怀给清政府的上奏书。“关于清国金本位制采用上海商业会议所的决议”(21)引用了上海商业会议所的决议。
以上各种资料较多地被引用，无形中使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得以保存。其中相当部分除收于日本领事报告之外已不多见。
2.在华日本领事报告内容的广泛性。
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以近代中国经济情报为主体，但除了大量的通商报告之外，还包括一些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和风俗情报。特别是在明治后期，为配合日本对华侵略，满足多层次、多角度的信息需求，进一步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在报告频度和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内容也日趋广泛。以经济报告为中心的政治、社会报告不断出现。如清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变动、重要省市官员名录、西方各国驻华领事更迭、清朝外交动向等信息。同时，以“电报”为主的“时报”、“特报”栏目，经常迅速地大量报告当地的政治、社会情况。特别是进入20世纪初，中日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时局的变动时常牵动着经济界。因此，每逢中国政局或中日关系有波动之时，该栏目的报告数量也激增。
对于未知的中国各地，特别是广袤的内陆地区，日本政府不时派遣官员进行实地考察，提交的考察报告编入“巡回报告”、“视察复命书”、“各地事情”等栏目。这些考察报告涉及中国各地的自然概况、风土人情、习惯嗜好、民间组织以及农业生产、气候状况等。“移民及劳动”栏目，主要介绍人员的流动及外出务工情况。“居留地与居留民”栏目，主要有关日本人在中国各地的活动情况，及中国各城市在留日本人口统计、从事职业的调查。“博览会及各种会议”栏目，主要是各地举行的展览会及重要会议的报告，对清末南洋劝业博览会有着详尽的介绍。
此外，日本领事报告在封二、封三页，还经常会刊登一些各地的照片，其中大量为有关近代中国的照片。这些照片包括山川、河流、码头、城池、工厂、矿山、交通机构、政府衙门等，当时作为重要的军事、经济情报而拍摄，如今作为近代中国史研究来说，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照片档案资料。
3.在华日本领事报告对重要商品、重大事件报告的连续性和侧重性。
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中对与中日两国贸易息息相关的商品，如茶叶、生丝、煤炭、火柴、米、海产品等商品信息，通过月报、周报等形式进行连续性报道。茶叶和生丝是近代中国和日本出口的主要竞争品，煤炭、火柴、米和海产品等商品是日本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以茶叶报告为例，自《通商汇编》明治15年(1882年)上半年的“清茶开市报告”为开端(22)，有关中国制茶商况报告基本上在每月的报告上都能看到。每期报告都详细报告上海、福州、汉口等主要茶叶输出港口的茶叶价格、出口量和市场分析。并对中国茶叶产区的茶叶栽培、制造进行实地调查，对中国、印度、锡兰等国的茶叶生产和出口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主要由于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积极培育茶叶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市场，日本绿茶与中国绿茶出口展开了激烈的市场争夺。如何使日本政府和茶农获取中国茶叶生产情报，必然是在外领事的重要任务。
另外，在华日本领事报告在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具有侧重性，比如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迅速席卷到全国各地，并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产生了全方位的重大影响。悉心图我的日本政府自然也非常关切此事态的发展，并迅速做出反应。在事件发生的两周内，即当年10月25日发行了《通商汇纂》号外——“四十四年(明治)辛亥革命对经济界的影响”，此后连续发行了17期号外。1912年1月10日第18期号外开始，改名为“四十四、四十五年辛亥革命对经济界的影响”继续发行，直至当年4月18日第35期号外为止。每次号外分为动乱状况、经济贸易、交通运输、通讯、居留地动静等栏目，全方位详细报道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政局、社会秩序、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交通、通信等方面的影响。除来自驻中国各地日本领事馆的报告外，还包括日本国内政府各部门、银行、都道府县的相关报道。如“清国动乱对大阪的影响”、“清国动乱对神户贸易的影响”、“本邦贸易额及对清贸易额比较一览表”、“关于长崎港对清贸易上影响的调查”、“自四十四年(明治)十月至四十五年三月六个月间对清贸易前年同期对照表”等等。
4.其它国家驻在日本领事馆报告的关联性。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伦敦至上海海底电缆架成，世界经济进入一体化时代。日本除在中国设立了较多的领事馆外，在欧洲、美国和澳洲地区也设置了大量的领事馆。从这些地区的日本领事馆寄来的报告中也含有大量与中国社会经济有关的记录。《通商汇编》所载的在华领事馆报告按内容分类，制茶15篇、杂货15篇、货币金融10篇、蚕丝5篇；驻在美国的日本领事馆报告，制茶48篇、杂货32篇、蚕丝30篇、货币金属25篇；驻在英国的日本领事馆报告，制茶3篇、杂货4篇、货币金融4篇、蚕丝5篇，其内容构成比例上十分相似，此后的《通商报告》也显示出了相同的结果(23)。这充分显示了世界市场形成后，商品贸易已不局限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如茶叶、蚕丝等已经成为共同关心的世界性商品。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中含有他国的信息，在他国的日本领事报告中也同样含有中国的信息。对这些商品贸易的研究，如果能够结合各地区领事馆的相关报道，就可以做得更加的全面。
日本领事报告除上文所述的各个栏目外，还在每期最后开辟了“外务省通商局”报告专栏，对重要商品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分析，这也是日本领事报告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外务省通商局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商品出口的需要，确定报告主题，责成各国驻在领事馆商务领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商品在该国的市场形势进行调查，外务省通商局根据各地的汇报材料加以汇总、分析而成。外务省通商局对中国商品的报道最早是《通商汇纂》第68号(1897年6月21日)的“关于上海的制丝业及无锡地方茧的购入情况”(24)。此后，该栏目份量不断增加，内容也逐年丰富。以1906年度《通商汇纂》中的“关于海外各地制茶状况”为例，由驻在上海、孟买、新加坡、里昂等地日本领事馆的调查报告组成。“关于海外各地煤炭需求供给状况”，由驻在上海、天津、牛庄、芝罘、汉口、香港、新加坡各领事馆的调查报告组成。这些报告多为同一商品、同一时期、不同市场情况的汇总和市场前景分析，是近代对外贸易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作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出现，其中的贸易统计和社会调查资料收集了大量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情报，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危害。另外，就在华日本领事报告资料本身而言，由于领事馆编写贸易报告的特殊性，领事报告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时日本国内工商业者针对领事报告内容就提出过各种批评，如“选题不佳”、“报告内容不完整”、“杂报栏内容空洞”、“题材不丰富”等等(25)。日本领事报告作为史料在实际引用过程中，也不时会遇到一些美中不足之处。如以月报形式出现的进出口商况报告有时会中途缺一期，部分统计数据前后相矛盾、缺乏说服力，甲午战争前报告数量相对较少等等。但是，1882年创刊直到1943年停刊的近代在华日本领事报告，领事馆势力深入成都、昆明等中国内陆腹地，由这些地区驻在日本领事馆提交的报告汇总而成的在华日本领事报告，见证了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势力不断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渐渐赶超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领事报告的内容也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华日本领事报告以近代中国经济信息为主干，包括财政、金融、交通、工业、农业、矿业等，还大量涉及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日贸易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日本领事报告由海外各地驻在日本领事馆发回的报告组成，同一期中包含着不同领事馆发回的有关不同国家内容的报告，为便于叙述，将日本领事报告中的有关中国记事称为在华日本领事报告。
②《外务省百年》上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97页。
③《通商公报》第805号，第12页。公使馆：北京。总领事馆：哈尔滨、吉林、间岛、头道沟分馆、局子街分馆、珲春分馆、奉天、新民府分馆、天津、济南、上海、汉口、成都、福州、广东、香港。领事馆：齐齐哈尔、长春、农安分馆、安东、通化分馆.铁岭、掏鹿分馆、海龙分馆、郑家屯、辽阳、牛庄、赤峰、芝罘、杭州、苏州、南京、九江、宜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云南。
④(11)(23)角山荣编著《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同文馆1986年版，第75、101、101页。
⑤《通商汇编》明治16年上，序言。
⑥⑧角山荣《领事报告资料解说》，雄松堂1983年版，第8、12页。
⑦(25)高岛雅明《复刻版通商公报解说》，不二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⑨《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228页。
⑩《外务省记录》，“在外领事贸易报告规则设立一件”。
(12)13项内容是：商况报告年报、对日本重要输出入状况、关于海外矿产品需求状况报告、关于米的调查、贸易地图统计材料、火柴市况统计报告、棉绢布加工织物贸易统计、传染病报告、在外日本人商店制造所或农渔畜牧业从事者调查报告、海外在留日本人职业调查统计、各国贸易年表、关于外国领事馆、关于新闻出处业的调查。高岛雅明《复刻版通商公报解说》，不二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3)《通商汇编》明治17年上，第89页。
(14)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70页。
(15)塚濑进《以上海煤炭市场为中心的日中关系》，《亚洲研究》第35号，第4号，第70页。
(16)《官报》第2052号，第73页。《通商报告》第2066号，第10页。《通商汇纂》第82号，第48页。
(17)(22)《通商汇编》明治15年，第281、288；279页。
(18)《通商汇纂》第71号，第3页。
(19)《通商汇纂》第11号，第89页。
(20)《通商汇纂》第221号，第44页。
(21)《通商汇纂》第7号，第21页。
(24)角山荣、高岛雅明监修《领事报告资料收录目录》，雄松堂1983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