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与亚太安全新秩序的构建
黄德凯 李博一
摘要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孕育着一种变动趋势。在这一动态性的地区安全秩序演变过程中，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和美国不断调整亚太战略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变化最为显著。亚太安全秩序的变动，既带来了风险与挑战，同时也蕴藏着机遇。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亚太安全秩序变动形势，中国应在深入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基础上，找准同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进行合作的突破点与切入口，推动亚太安全秩序朝着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部署的方向进行重塑，进而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中国同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在重塑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进程中，有效可行的合作发力点在于地区反恐合作领域。作为可行性较强的地区反恐合作，中国可在充分利用自身反恐经验优势的基础上，有效对接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对反恐的战略需求以及利用该地区缺乏反恐合作主导力量等有利条件，将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作为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切实搭建起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架构并使之常态化和机制化，并逐渐通过从单一领域到综合安全，由易到难，从部分到整体的建构思路，推动建立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部署与国内发展的亚太安全新秩序。
关键词 ：亚太安全；地区秩序；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域外大国
从历史上看，亚太地区没有建立过完整的安全秩序，尽管美国自二战以来在这一地区主导了部分区域性安全秩序的构建，成为这几十年亚太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提供者和维护者。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的降低，亚太安全秩序面临着一种失序风险，地区不稳定因素和冲突几率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充当起亚太安全秩序的重构者和维护者。当然，也面临着来自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亚太国家的反对，它们在极力争取美国参与亚太安全秩序重构的同时，也在试图推动建立由“美日印澳”四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在此背景下，应如何应对和建立由中国参与的亚太新秩序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也是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保证，更是关系到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实现路径。
一、亚太安全秩序变动的根源及构建新秩序的挑战
(一)亚太安全秩序的变动
亚太地区是一个涵盖“东至日本，西达印度，北到中国，南抵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地缘区域，拥有约4381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41.6亿人口[注] Christopher J,David J,Corporat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CRC Press,2012,P.2. ，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区。近年来，随着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中印边境对峙、印巴冲突、罗兴亚人问题等的持续发酵，不仅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给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冲击。这种局势的出现是由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权力变动引发的连锁反应以及亚太地区纷繁复杂的大国关系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而这又对建立亚太安全新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
这又启示我们，聪明的老师要学会组织好学生的群体活动，最好不要站在群体的对立面。当个别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好不在群体环境中处理，一定要等待时机个别解决。
师：是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都说，友情是一杯茶，需要慢慢品尝；友情是一杯酒，越陈越香。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就是跟友情有关的。
1.亚太安全秩序变动的根源
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秩序的转变[注] 罗丝玛丽·福特、余潇枫：《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第1期。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权力变动是根本原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次要因素。当前，亚太安全秩序处于一个变动时期，即原有的亚太安全秩序正逐渐丧失作用，而新的亚太安全秩序却尚未建立，这已是地区甚至国际共识。吴心伯认为，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变动是“以相关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地区战略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格局大变革时期”，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太地区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动”[注] 吴心伯：《论亚太大变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
其次，面临多个力量中心主导的安全体系间的竞争。亚太地区是多个力量中心汇聚的地方，在亚太安全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际，多个力量中心均欲推动构建自身主导的的亚太安全体系。这些安全体系之间相互交错，相互竞争。目前至少存在四种建构模式：第一，美国主导下的传统亚太安全秩序并未完全崩溃，仍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积极作用；第二，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减弱，日本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组建“四国合作”，旨在成为美国传统安全秩序的替代品；第三，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的中心，有意打造类似经济方面东亚合作的“东盟+”式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并得到了印度的支持；第四，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参与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建立。如此一来，这些由多个权力主体参与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之间，势必会形成竞争状态。而当这些安全体系进入“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注] 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 时，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性将会急剧上升，大国间的对立与冲突将会成为常态，这会不利于亚太地区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在推进亚太安全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应极力避免与其他安全体系之间的恶性竞争。
变动中的亚太安全新秩序是不稳定的，带来诸多问题，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在马克·比森(Mark Beeson)看来，亚太安全秩序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上升，有意或无意的冲突爆发的几率成几何增长[注] Beeson M. “Alternative realities: Explaining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ume 43,Issue 3.2017,P.1～18. 。其中以南海问题、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最为显著，这些地区热点问题不仅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冷战”思维，也在将该地区再次推向热战的边缘。为进一步缓解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打造持久和平的地区稳定局面，构建新的亚太安全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构建一种新的亚太地区的国际安全体系，也是该地区实现安全发展的机制保障。
2.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面临的挑战
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局势要求构建新的地区安全秩序。然而在多重大国力量博弈、小国搅动局势的亚太地区，建立安全新秩序面临诸多的困难与挑战。
首先，美国亚太战略再调整的风险。美国是20世纪中期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提供者。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以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签订军事条约，在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驻有军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战略焦点主要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区的反恐问题上。随着本拉登被击毙、伊拉克战争结束，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美国加快了对亚太战略的调整。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抛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但“好景”不长，特朗普上台，美国再次调整了亚太战略，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其主要特征是“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收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注] 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一方面美国在“制衡中国的同时寻求与中国的战略协调”[注] 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 ；另一方面通过减少美国的战略支出，“催生了盟国中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信任问题”[注] 孙云飞：《霸权衰落下的责任转移:特朗普执政后的亚太同盟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5期。 。总之，不同的美国总统在各自的任期内，所施行的亚太战略虽然不尽相同，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对国际体系的重组仍拥有其他行为体所没有的影响”[注] 杨洁勉：《美国实力变化和国际体系重组》，《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因此，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中，美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力量对比、权力结构及相互关系性质”[注] 王在邦：《全球化进程与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 ，其中大国是引发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的决定力量。亚太安全秩序的变动离不开亚太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其中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变化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在奥巴马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目的就是巩固一种以“华盛顿的领导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跨太平洋地区秩序[注] Loewen H. “Intra-Asia Pacific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2nd Order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Changing East Asian Security Landscape. Springer VS, Wiesbaden, 2018,P.23. 。然而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政府不断降低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美国有传统安全关系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担忧美国在该地区存在力量的弱化将会导致亚太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局面，从而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在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同时，有意填补美国主导力量缺失带来的“权力空窗”，推动构建由中国主导的新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在此背景下，变动中的亚太安全格局缺乏成熟机制的保障，新的地区安全秩序又尚在酝酿之中，面临极大的安全风险的挑战。
中国是冷战结束后，最早开展反恐的国家之一。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在反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反恐机制来看，中国构建了一套由中央统领，各部门参与，覆盖各个地区，囊括法律法规、多种快速反应部队和应急管理等多方面的一整套应对机制。从国际合作来看，中国建立了国内与国际，双边与多边，单一领域与整体合作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格局。从反恐成效来看，在掌控反恐局势的同时，有效遏制了恐怖主义的蔓延。这与世界上的头号反恐大国的美国，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恐路径——中国采用了一种“构建多元应对策略，强势应对恐怖主义”[注] Anteigne M. The Same Boat Under Wind and Rain? China’s Anti-Terrorism Policies Since 9/11,9/11 Ten Years After: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2016,P.89. 的路径，即构建了一套自上而下，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反恐体系。中国多年以来积累的反恐经验，既成功应对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同时又具备可操作性、复制性和推广性的特点。因此，中国的反恐经验可作为中国推动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基础，帮助南亚东南亚国家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小学科学的教学课堂，教师往往以自己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限制了学生思维，学生没有完全参与到科学教学中，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同时教师还忽略了师生间的互动，学生没有将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反馈给教师，影响了教学效果。现在很多教师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只重视学生的分数，没有将小学科学中的现象和实验详细的为学生讲解，让原本充满趣味性的教学内容变得枯燥无趣，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小学是接受教育的最初阶段，对学生未来的学习生活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教师教学方法的不科学，没有充分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阻碍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
目前而言，在亚太安全秩序的重构中，存在如下几种路径选择：一是继续构建以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新秩序。然而，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与美国有安全关系的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担心美国不会主导或过多地参与到亚太安全的新秩序构建中。二是构建以东盟主导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因为亚太地区是以东盟为中心形成的海上超级区域，也是“大国和中等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注] Medcalf R,“ Reimagining Asia: From Asia-Pacific to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sia’s Southern Tier,2018,P.9. 。三是建立以中国参与并且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其中以中美两国“共享主导权”为主的“共治模式”成为中国学者比较赞同的方向[注] 凌胜利：《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 。四是日本试图在美国降低亚太影响力和中国崛起的同时，拉拢澳大利亚、印度两国构建由其主导的亚太安全新秩序[注] Thomas S. Wilkins.After a decad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Japan and Australia ‘decentering’ from the US alliance”, The Pacific Review,2017,P.1. 。具体来讲，美国、日本主导推动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具有较大的排他性，而以东盟为中心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亚太国家的支持则较少，仅有印度明确表示支持，因此东盟主导建立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前景渺茫。中国既不能完全寄托于融入由美日主导参与的亚太安全新秩序，也不能把希望安全寄托在东盟身上。作为亚太地区关键的行为体，逐步推动和构建由中国占有重要影响力的亚太安全新秩序，才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体现和现实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构建“中美共治”的亚太安全模式的同时，也要逐步构建以中国作为主导推动力量的的亚太安全新秩序。
以造影检查联合实验室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观察急性胸痛患者的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具体包括EKG与典型ST段抬高、EKG表现正常、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非ST段抬高的患者且有轻微的ST-T变化，计算检出率。
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成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的缘由
中国在推动亚太安全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离不开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支持。南亚东南亚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地理区域，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南亚东南亚地区目前面临的安全困局，也成为中国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进程中可以实现突破的地区。
(一)南亚东南亚在亚太安全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
1.南亚东南亚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地区涵盖亚洲—太平洋的几个重要地理区域，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地区。其中南亚东南亚是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南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成区域，但近年来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地区开始“全方位融入亚太地区”[注] 吴兆礼：《印度亚太战略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 ，这就拓展了亚太地区的地理范围，进而使南亚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地理位置奠定了东南亚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无论是在南亚被纳入到亚太地区之前，还是之后，东南亚始终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心位置[注] Bruce Burton，David Wurfel.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ynamic Region”,Springer,2016,P.3. ——向北是东亚地区，向南是大洋洲地区，向西则是南亚地区。因此，从地理上看，南亚东南亚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构建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上看，南亚东南亚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同印度、东盟等行为体共同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将囊括亚太最为重要的地区。即使美日澳不参与亚太安全新秩序的构建，由中国、印度和东盟建立的新秩序也将在亚太地区占据主要地位。
最后，某些亚太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存在不信任问题。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组关系。如果大国间存在着心理上的认知错觉，那么很难就相关问题达成共识，更遑论进行国际合作和构建大国共治的安全体系。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尤为复杂，特别是亚太地区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日本对新兴崛起的中国，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主要表现在日本大肆制造并肆意扩散的“中国威胁论”。原因是中国的崛起相对而言弱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而日本坚持以传统现实主义理念作为制定、实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将国际局势推入“修昔底德陷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种单方面的、主观的对中国的不信任已经转化为实际行动，即日本在大肆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在国内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注] 蔡亮：《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 ，在国际上更是积极拉拢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建“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此外，亚太其他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也持质疑态度，阻止中国参与亚太安全新秩序的构建。然而，作为亚太最为重要的国家，中国是不能被排除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进程之外的，否则，即是一种现实主义理念驱动的下的“零和博弈”式的“冷战”思维。
政治不信任，是影响中国推进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最为重要的因素。导致政治不信任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从历史原因来看，主要是在冷战时期，中国支持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导致在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持续走低，甚至到目前为止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保持警惕。印度近年来持续宣称，中国为印度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装备，这给两国不断改善的双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2018年1月13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警察局长毕世诺伊(L. R. Bishnoi)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指责中国为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统一解放阵线(ULFA)”和“那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兰分部(NSCN-K)”[注] Chinese agencies helping North East militants in?Myanmar, The Indian Express,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chinese-agencies-helping-north-east-militants-in-myanmar-4468384/,2018-03-20. 提供武器。从现实因素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和担忧”[注] 施旭、郭海婷：《学术话语与国家安全——西方安全研究是如何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学术界》，2017年第5期。 。其中中国周边地区成为继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又一重要地区，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地区。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有所降低[注] 翟崑：《试析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威胁论”》，《亚非纵横》，2006年第5期。 ，但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出台，印太战略成型，“中国威胁论”在南亚东南亚地区死灰复燃。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开展的对外活动日益频繁，更加引起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高度关注，也被误解为此举“将给某些国家带来安全隐患”[注] Rajagopalan, Rajeswari Pillai,“India-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g ping: an Indian perspectiv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Volume: 15 Issue 1,2017,P.120. 。总之，历史根源与现实因素相结合，南亚东南亚对中国的政治不信任程度持续加深，不利于中国推动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
(二)南亚东南亚地区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是反恐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国家或地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安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南亚东南亚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加剧，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南亚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首要问题，其他安全问题则日渐退居次要地位。尤其是南亚，这一地区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注] 王庭东：《“9·11”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是恐怖主义泛滥的地区。南亚地区更是恐怖主义的高发地带，仅2017年因恐怖主义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就高达2136人，尽管相比于2015年的4477人、2016年的2835人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印度总理莫迪(Modi)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三大威胁之一”[注] Narendra Modi: These are the 3 greatest threats to civilization,World Economic Forum,http://www.weforum.org/agenda/2018/01/narendra-modi-davos-these-are-the-3-greatest-threats-to-civilization/,2018-03-14. ，并在国际多边、双边平台的发言中，频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例如在2017年11月举行的东盟—印度峰会上，莫迪盛赞东盟与印度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取得的良好成效，并呼吁双方继续加强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注] At ASEAN-India Summit, PM Modi Calls for Joint Effort to Counter Terrorism, The Wire,http://thewire.in/external-affairs/asean-india-summit-pm-modi-calls-joint-effort-counter-terrorism, 2018-03-14. 。在东南亚，从学者到军政界(三军总长)都表示对地区安全的关切，特别是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影响的关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家安全中心负责人萨希·贾亚库马尔(Shashi Jayakumar)看来，东南亚作为“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扩散的关键地区，将长期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注] Jayakumar S. The Islamic State Looks East: The Growing Threat in Southeast Asia, CTC Sentinel, VOLUME 10, ISSUE 2,2017,P.27. 。在2018年3月8日举行的“亚细安”三军总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10国的三军总长对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形势表示关注，重申继续加强反恐合作和提升反恐能力[注] 星洲网：《三军总长非正式会议：东盟10国加强反恐合作》，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34913,2018-03-10. ，会议最终签署联合声明，明确各国反恐的责任和承诺。不仅如此，随着“伊斯兰国”向世界各地的“外溢”，南亚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形势仍在持续恶化，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越来越高。所以南亚东南亚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反恐，因而中国可借助反恐问题推动与南亚东南亚共同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
(三)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进程中缺失主导力量
尽管南亚东南亚国家对当前的反恐问题有着准确的判断，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有清晰的认识，但与此同时，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也反复强调反恐问题不是单个国家所能胜任的，加强国际合作才是应对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形势的有效方式。虽然南亚东南亚在反恐合作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主导力量的缺失成为反恐合作机制难以持续深化，甚至难以建立全面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的阻碍因素。在南亚，印度作为首屈一指的大国，自莫迪上台执政以来，就不断呼吁并推动南亚区域的反恐合作，在多双边平台都建立起了相应的反恐合作机制，然而，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印度在南亚反恐合作中的作用有限。印度主导推动的南亚反恐合作并没有完全覆盖整个南亚地区，其中巴基斯坦就被排除在外。囿于综合国力的不足，印度不能提供足够的反恐公共产品，特别是在阿富汗极其严峻的恐怖主义态势面前，印度在反恐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推动地区反恐合作的主要推手，虽然也得到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但仍未建立强有力的反恐合作机制，“各自为战”。鉴于此，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主导力量的缺失，为中国主导建立覆盖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新机制提供了历史机遇，进而以此契机为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硐室爆破施工时，要求放炮前必须派人警戒，所有人员都必须撤到警戒线以外。警戒距离：直巷不低于150m，拐弯巷道不低于100 m。放炮时必须派专人站岗警戒，禁止人员进入。
(四)中国的反恐经验可以作为合作机制深化扩展的基础
（1）渗漏现象严重影响工程质量，会使工程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在房屋建设当中，进行防渗漏施工能够有效解决房屋出现的渗漏问题，减小渗漏问题的出现量，以此来提高工程质量，也有效的保障了房屋后期的使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房屋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对于房屋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做好防渗漏施工技术的难度也不断的增强，防渗漏施工技术在工程质量评估中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所以做好防渗漏施工，不断提高防渗漏施工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在推进亚太安全新秩序时，中国既要准备好与美国“共享主导权”，也要做好由中国自身主导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准备。鉴于当前亚太格局的变化趋势，中国可先进行单独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路径。实行以点带面，从部分到整体，由简单到复合的构建思路。而作为亚太地区关键节点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突破地带。
三、中国推动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困难与挑战
如上所述，南亚东南亚地区可作为中国推动亚太安全新秩序构建的突破地带，反恐合作则可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建立安全秩序的切入点。实际上，中国在推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和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它们直接影响到中国参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进程，也成为是否能构建有利于中国的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关键。根据既有的研究和南亚东南亚目前的反恐现状，中国在参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中将遇到以下几个问题的挑战。
这一条将刻石山向县署方向移动了四十九里，与上一条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它其实摘录于《越绝书》卷八，但并不完全忠实原文，对传本的误文也未能校勘厘清。“刻石于东山上”，传本《越绝书》作“刻丈六于越东山上”，清代钱培名在《越绝书札记》中认为应当作“刻文立于越栋山上”；“去越二十一里”《越绝书》作“去县二十一里”，“去越”应该是离开大越到外面去，那真要放到枫桥了。光看这一条，读者马上觉得“秦始皇刻石”碑立在山阴县的东山上，东山就是刻石山。但如果将(2)(3)两条放在一起看，就会大吃一惊：难道绍兴历史上曾有过一座来回跑路的刻石山？总不至于是秦始皇在山阴立了两块会稽刻石碑吧？
对于2016年11月生效的《巴黎协定》，他说：“在巴黎，各国都表示关注气候变化，但水电设施正在亏损。任何尊重《巴黎协定》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并需要思考这是为什么。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调整能源市场，我们需要在世界各地做什么？”
(一)国家间的政治不信任
2.南亚东南亚是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重要节点。南亚东南亚所依托的印度和东盟，是亚太安全新秩序中的重要建构力量。一是因为东盟与印度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行为体，印度作为传统的南亚大国，“目前已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行为体，并且对亚太地区权力格局产生一定影响”[注] 吴兆礼：《印度亚太战略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 。东盟自成立以来就成为“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注] 曹云华：《论东南亚地区秩序》，《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5期。 ，成功地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大国间实行“平衡战略”。这不但有效协调了大国间的矛盾，并且还推动大国之间陆续达成共识，进行合作，实现共赢。二是因为印度和东盟有意作为重要力量参与到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建构中来。倘若东盟和印度在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中站在中国一边，在有利于构建中国主导推动的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在亚太安全新秩序构建进程中与美日等国进行博弈的后发力量。
(二)南亚东南亚复杂的政治、民族与宗教关系
复杂的政治、民族与宗教关系将成为中国推进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另一块绊脚石，这些复杂的多重因素既增加了反恐合作的难度，也影响了反恐合作的进程。目前来看，南亚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政治、民族与宗教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民主化进程发展滞后且存在较大问题。目前，南亚东南亚仍有不少国家是威权政体，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出现反复，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形同虚设，政治发展道路曲折。同时，即使在政治化进程发展较好的几个国家，仍存在不少问题，腐败、威权化与保守化倾向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反恐合作中良性的决策选择。其次，民族、宗教多元化，且错综复杂。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也不完全一样，在国家与社会持续世俗化的浪潮下，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相互交错，难以达成共识。例如在对恐怖主义的认定方面，一些国家就把“伊斯兰与极端主义划等号”[注] 钟一鸣：《伊斯兰教:倡导中道的宗教—穆斯林应当正确应对外界的误读与偏见》，《中国宗教》，2017年第4期。 ，不但不利于反恐合作，反而加剧了国家之间的隔阂。再次，政治、民族、宗教与恐怖主义联系密切。在南亚东南亚地区，政治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都与恐怖主义联系紧密。例如孟加拉国是政治恐怖主义的典型代表，该国发生的“党际冲突、政治暴力和党际仇恨”[注] Moniruzzaman M.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Bangladesh: issues, manifestation and consequences,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6, Issue 1, 2009,P.81. 等曾导致政治动乱和人员伤亡事件；泰国南部的穆斯林群体、缅甸西南地区的罗兴亚人等就利用暴力手段谋求独立建国；印度境内的印度教与穆斯林信徒之间常常发生暴力袭击事件。这些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恐怖主义辨识的难度，也提升了应对的难度。最后，受地区外政治、民族与宗教的影响较大。在全球一体化进程迅速扩展并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中国推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不仅要着眼于地区内的恐怖主义，还要放眼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因为，无论是在政治、民族还是宗教问题上，南亚东南亚地区受域外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随着中东地区“IS”的消灭，其骨干力量开始向南亚东南亚地区扩散，并将这一地区作为其再生力量的主要分布地，给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南亚东南亚的政治、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的复杂关系，增加了这一地区反恐的难度，也对中国推动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一般简单的反恐合作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这要求持续深化反恐合作，制定出应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良策。
(三)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地区反恐合作与安全秩序的构建更为复杂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个地区不再是单一封闭的国家，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往往会受到国际权力的影响，其中域外大国的介入使得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更加复杂。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构建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等域内外力量的制约。以美国为例，作为国际反恐的头号大国，美国也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多重的安全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势必会给美国创造介入地区反恐合作机制构建的机会。美国作为域外大国力量，介入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可能面临两种情况：一是与中国共同推动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构建；二是搅乱合作进程，变反恐合作机制为“大国博弈”的平台。实际上，中国推动南亚东南亚地区构建反恐合作机制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非常欢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既增加了反恐合作力量，又能以此为契机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近年来，美国接连出台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旨在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更多地是利用反恐合作机制，牵制中国，变反恐合作机制为亚太安全博弈的平台，而不是开展务实有效的反恐合作，帮助南亚东南亚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宁。因此，美国真正与中国共同推动地区反恐合作机制构建的可能性较低，而这不但不利于反恐合作取得积极成效，还可能阻碍反恐合作的进程。除此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等域内外力量也对南亚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有不同程度的介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作为南亚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重要参与力量，尤其是印日澳三国推动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同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高度一致性，即警惕和防范崛起中的中国加大对南亚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影响力。总之，域外大国不同程度的介入，使得这一地区的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与地区安全秩序充满更多变数。
四、中国参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策略
综上所述，中国通过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并非易事，会遇到地区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挑战。对此，中国在参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时应采取相应的合作策略，有效化解反恐合作难题，推动反恐合作进程，最终构建中国主导参与下的亚太安全新秩序。
(一)整体思路：从单一领域到复合安全，从部分试点到整体推进
构建国际安全新秩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需要经过不断的争论与博弈，才能完成建构，并形成稳定的国际安全体系。根据国际合作机制的生命周期理论，一个机制的创立期和成长期是较为漫长的试错过程。首先，任何一个国际合作机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与积累，在不断的磨合中发展成熟。其次，国际合作机制一开始并不会囊括所有的合作领域和区域内的所有国家行为体，大多是从几个国家行为体和单一合作领域开始，并逐渐深化和扩大。最后，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建立前后，会遇到权力构成、利益分配、公共产品供给等重大难题。因此，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不是朝夕间的事情。同样，推进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建设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并且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曲折和反复。毕竟在解决了旧的难题后，又会涌现出新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地探索。总之，在推动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要有从单一领域到综合安全，从部分到整体，由简易到复合的科学构建思路。具体来看，就是从南亚东南亚地区对反恐有急切需求的几个国家开始，把情报共享、反恐演习、反恐装备及技术支持等作为合作内容，尽早形成早期收获。同时加大对相互间利益与分歧的管控，避免陷入相关问题的泥潭，迟滞合作进程。在此基础上，深化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效率，吸引其他行为体加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进程之后，再逐步建立涵盖所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进而以此为基础，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
(二)合作模式： 从一方主导到多方联动
采用单一大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模式，容易产生大国的霸权思想和强权政治，不利于国际合作机制的深化与发展。而追求区域内大多数行为体共同主导的多方联动的国际合作模式，既可以避免掉入单一大国主导的霸权陷阱，也可以形成合作聚力，共同推动国际合作机制的良性发展。在推动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机制的构建中，如果中国追求主导权，势必会引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不信任，认为中国是在谋求地区霸权。对此，中国参与南亚东南亚的反恐合作机制的制造，应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东盟、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行为体一起主导构建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机制。建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共同主导推动的反恐合作模式，既有利于尽早实现地区安全秩序的建立，也能充分发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样一来，才能尽早获得反恐合作的预期成果，推动反恐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也能通过合作消除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构建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为“低阶”的地区反恐合作向“高阶”的地区安全秩序发展奠定基础。
(三)合作内容：中国提供制度、反恐经验、技术支持等公共产品
由于南亚东南亚地区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形势，尚无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仅凭自身力量就能提供反恐需要的全部公共产品，加之反恐力量的相对分散，南亚东南亚地区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中国如果过度对地区反恐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也会让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一定的政治不信任。对此，中国作为主要力量参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机制的构建，需要在为反恐合作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和避免合作对象国产生误解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中国应在反恐合作机制的前期提供制度供给、反恐经验和技术支持等公共产品。首先，制度供给是建立南亚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首要基础，它既不同于西方追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目标的权力制度体系，也不同于单纯的反恐合作机制，而是通过提供一种新型的反恐合作制度，构建地区安全秩序。其次，中国的反恐经验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提供示范和借鉴。以反恐经验的推广为契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立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也可对地区反恐形势的变化及走向有一个宏观把握。最后，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提供技术支持。中国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反恐技术、人员训练、信息收集等技术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帮助他们构建新型反恐体系，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形势。这样一来，通过制度供给、反恐经验和技术支持等公共产品，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关系，同时也加强地区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为构建地区安全新秩序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对于域外大国：实行“欢迎+参与”的方式
推动南亚东南亚反恐合作机制建立和运转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基础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其合作体系本身就不是完全封闭的。不仅如此，恐怖主义的分布特点及发展趋势也要求加强域内外的国际合作。因此，无论是从国际安全体系自身发展的内在属性看，还是从应对反恐合作的现实需求看，都要求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构建的反恐合作机制是包容开放的，即欢迎域外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地区反恐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但同时也要防止域外力量的过度介入，使地区反恐合作机制沦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丧失其反恐的功能性作用以及削弱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基础。这既能充分发挥域外大国的优势条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域外大国过多介入地区事务，引发域内外政治力量的“零和博弈”。
综上所述，亚太地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成为关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影响地区。近年来，亚太地区权力结构转变带来的安全秩序转化，蕴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和地区内的一个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去重塑亚太安全新秩序。重构亚太安全新秩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间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结合亚太安全新秩序重塑的需要和当前亚太地区局势，可选择先从建立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合作机制，而后以此为基础构建亚太安全新秩序的建设路径。这样的话，可以建立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注]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 ，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造良好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环境。
中图分类号 ：D73/7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1—0082—13
收稿日期 ：2018-11-01
作者简介 ：黄德凯(1988～)，四川警察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问题；李博一(1989～)，萍乡学院政法系校聘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云南参与国际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JD2018YB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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