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视野下的 中外关系史教材与爱国主义教育践行
□刘 军
【内容摘要】 中外关系史是一门探讨中国与他国关系的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世界国际体系中心向东亚转移，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行，“一带一路”和世界命运共同的建构分别为大国外交提供了路径和目标。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大学本科教育过程中有必要让学生了解中外关系的历史演进，关注当今中国外交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所面临的问题，在教学中和学习中践行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 通识教育；中外关系史；爱国主义
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许多一流大学均有通识教育的相关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目前大学教育更多仍然是一种专业教育，关于通识教育改革理念创新和发展模式不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本文只是以《中外关系史》课程为例，结合教学过程中的相关思考，就中外关系史相关论著以及其本身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关系进行探讨，中外关系史可以作为一门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来开设。
一、通识教育视野下的中外关系论著
(一)通识教育。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欧美，主要是为应对当时高等教育过于专门化而产生的一种教育理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帕卡德提出，后经由诸多学者发展逐渐成熟。不少学者试图对通识教育概念进行界定，但至今也没有出现一种被大家所认可的统一概念。如果对其进行词源学考察的话，通识教育最为重要的含义是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教育内容的均衡性、教育目的的解放性合称为通识教育的三重意蕴[1]。从1994年至今，中国的通识教育经历了政府主导和高校探索两个阶段，其中，高校通识教育的探索受到了世界通识教育的影响，如清华大学推出的八大核心课程计划就受哈佛大学课程体系的影响，其中“中国与世界”是核心课程的计划之一。尽管通识教育是应对高等教育过于专门化以及知识的碎片化而提出，但有人对于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都应受到重视[1]。所以，中外关系史不只可以作为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一门课程，也可是作为一门公共课广泛推行。
(二)中外关系史的相关论著与教材修订。通识教育极其强调理性思维，当今世界与以往时代相比，是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而理性的发展决定了科技的发达，决定了博弈中的地位，理性强大的民族，将在21世纪的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在今天，由于职业化、技术官僚和学科分工的强大压力，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大地被削弱，被抹杀[2]。一个专家只能具有一方面的知识，不仅不能超出技术专业范围的问题，甚至对他的专业本身也没有能力进行思考。所以，莫兰在复杂性原则中强调跨学科研究。随着学科专业化的发展，国际关系在大学当作一个专门的专业来设立，但这也造成了其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分离，更别谈与自然科学的巨大鸿沟，当然，知识的分割和隔离是整个科学发展的现状，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学科领域。中外关系史对从古至今的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当然交往对象随着历史发展进程不断扩展。涉及到中国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史、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民俗史、科技史等学科[3]。正是因为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如何真正将中外关系史转化成通识课程尚需更多的研究，甚至目前还没有出现一本贯通古今的中外关系史专著，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为线，对不同时期的相关著作进行简单梳理，希望引起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更好发展。
1.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相关论著。古代中外关系史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芦苇的《中外关系史》。该书主要阐述夏商时期至1840年之前与东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主要论述方式以王朝更替为线索，认为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核心地区；交往方式主要包括官方和民间交流两种；交流过程以和平交流为主，但也发生过战争，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交流途径主要有陆路丝绸之路和海路丝绸之路，陆海交通也经历了兴衰变迁[4]。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外关系的发展，对陆海丝绸之路的发展也有研究[5]。陈尚胜的《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以自己的八篇论文为基础进行了专门史的学科架构，对朝贡体系影响之下的古代中外关系进行研究，侧重对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和交往模式的研究[6]。
设计意图： 在前面的构建模型环节只是简要地提出种群数量J型增长的条件，该环节以澳大利亚野兔泛滥的实例具体分析原因，归纳出种群数量J型增长的条件。
2.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的相关著作。《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1840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以及重要时间为线索，辑录了对重要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档案、文件、宣言等资料，内容相当丰富[7]。唐培吉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8]被看做是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续集，有学者认为二者可以配合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外关系史。
闪玩(flash play):该词实际早已存在，而将其作为一种旅行方式的表达则属于对该词的创新用法。简单来讲，我们现在所说的“闪玩”，主要是指一种集短期的集体旅行和交友为一体的休闲活动，即在短时间通过便捷的网络发帖形式寻找志同道合的玩伴，利用发达的交通工具结伴前往另一城市旅游。
二、中外关系史成为通识课程面临的问题
中外关系史要成为高校教学中的核心课程，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目前尚未出现系统完整的教材。即便张维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与唐培吉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二书合起来可以看作是一部完整的中外关系史，但研究的内容只是截至20世纪90年代。对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新中国的中外关系均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内容过于庞杂，不适合作为本科教学教材来使用。第二，中外关系史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的相关学科极多，如果作为通识课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应对复杂的内容并准确把握难易程度的问题。所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通识教育重视理性思维方式的训练而非只是知识扩展。第三，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无论是中外关系史作为专业课程，还是通识课程，应该平等对待，当然在具体授课过程中理性思维方式的训练要贯彻始终。
三、中外关系本身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现代科学技术是在摆脱了价值判断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关系中道德意识逐渐“沦丧”，尽管道德在利益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民族国家的“利益”、科技的发展不受道德观念的限制，只会将世界引向毁灭。史学研究本身与国家命运联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历史教育便是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对中外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出的伟大贡献，更加要对中外交流进行反思，警惕有可能对中国崛起造成影响的因素。朱杰勤先生也曾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自尊心，是中外关系史最为重要的任务[3]。
当前的全球化运动主要着眼于经济的全球化，而对人类的现实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民族、宗教等许多方面组成重视不够，它们相互制约。西方的唯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在推动世界融合的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地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冲突，使人类陷入困境，因此应该争取一种全方位地考虑人类整体利益的全球化[9]。经济技术的发展促进世界一体化的同时导致了诸多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冲突，但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之一，不可能回避，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体系的约束。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结了过去五年中国外交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其实，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创造性转化，亦或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有必要对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关系进行了解和学习。
[12]蔡立东：《转让合同效力与善意取得构成的立法选择——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洪才，解德渤.中国通识教育20年:进展、困境与出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2](法)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M].康征，齐小曼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3]纪宗安，孟宪军.朱杰勤与中外关系史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4]芦苇.中外关系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5]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6]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陈匡时，李华兴.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8]唐培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9](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M].陈一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 本文为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编号：2017社科博[1]号，12004/0518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军，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博士
标签：通识教育论文; 中外关系史论文; 爱国主义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