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蔽与建构《: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权力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栗智宽，俞 敏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首篇纲领性文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权力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从狭隘的逻辑起点、片面的政治立场、奴役的政治倾向等三个维度解蔽并批判了资产阶级“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权力观，并基于此从使命意义、领导力量与归宿形态等三个方面确立并建构起了无产阶级所应秉承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观。当前，深入研究并把握《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权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政治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权力作为权力在政治领域存在的特殊形态，因其关涉着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现实开展，反映着社会政治关系的演进状况，影响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创制运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首篇纲领性文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其中即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观的解蔽批判及对无产阶级所应秉承的政治权力观的原初建构，“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p25)。在此意义上，重思并深入理解《宣言》中的政治权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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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以资本为中心”政治权力观的解蔽
《宣言》鲜明提出，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2]442，是应被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服务的公共权力因私有制产生与演进而异化的状态。具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即是资产阶级用以压迫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有组织的暴力，它被资产阶级掌握、由资产阶级运用、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外化凭借，以去公共化的强制、趋利、扩张为鲜明特征，体现为一种具备高度权威性的宰制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建构植根于深刻的“资本动因”，运行亦受驱于明确的“资本逻辑”，其作用要旨在于“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p403)。因此，透过“以压迫为中心”的表象，能够看到“以资本为中心”才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建构与运行真正的逻辑导向与实践遵循。而《共产党宣言》正是着眼于此，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观的深入解蔽与批判。
“以前是把刀，悬在周边十万多人头上十几年，悬在我头顶五年，年年因它焦头烂额。09年洪水，办事处所有人员日夜战在库上，拖垮病倒一半，到处都是管涌、决口，一千多武警、二千多抽调群众差点没守住，库下游居民全部疏散，人撤完后我爬上堤，一身透湿，三天未睡。迟记者，你猜我当时想什么？”
（一）狭隘的逻辑起点：资产阶级寻求政治权力“仅以资本增殖为目的”
《宣言》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意指增加资本、推动生产与交换方式变革——引者注）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政治上的进展。”[2](p40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建构是围绕资本及其增殖的现实需要而展开的。一方面，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并不能依靠资本意识的流行而自觉达成，资产阶级只有通过获取政治权力并将自身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够在全社会将资本意识对象化为现实力量，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政治意义上的“合法化”，进而为资本流转与增殖提供优势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在流转与增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即“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2](p402)，并“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2](p409)。资产阶级只有凭靠政治权力将整个社会纳入其制约范围，才能尽可能地为资本逻辑的社会化消解负面因素。因此，资产阶级建构并运行政治权力的过程，虽表征为资产阶级“统辖”与“宰制”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过程，但在其背后所被遮蔽的，则是资产阶级促使资本流转与增殖合理化、社会化的逐利过程。概言之，没有政治权力作为强力支撑，资本就无法实现高效流转并增殖，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积极寻求政治地位、获取政治权力的内在动因。在此意义上，《宣言》指出，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力图获取主导权的同时，就开始在政治上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2](p40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谈及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独占的政治统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凭靠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的政治权力，以建构起的“代议制国家”为载体，通过运用国家机器创制权威服从关系来满足资本流转与增殖的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在这一形态下，资产阶级才有能力真正“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2](p405)，并使“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2](p407)。可见，资产阶级凭靠政治权力在现代国家建构起权威服从关系来实行的政治统治，其实质是一种用来维护并加强资产阶级在私有制关系中经济统治的必要手段。换言之，资产阶级寻求并获取政治权力，意图在于凭靠政权力量加强资本力量以满足其追逐无限剩余价值的狭隘欲求，而别无他意。
美国为控制中东，借助盟友以色列，在反复制裁伊朗、遏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崛起的同时，作为叙利亚战争幕后操纵者，利用各方力量为其火中取栗。俄罗斯以支持叙政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势力为由，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与西方势力抗衡。此外，地区大国土耳其的介入使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可以预计，未来以叙利亚为中心的“新月带”将长期陷入动荡，并且动荡随时有向周边国家蔓延的可能。
（二）片面的政治立场：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体现出“唯资产阶级的立场”
《宣言》明确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p380)。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时代亦是如此，资本及其生产交换方式作为一种“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p70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它不仅在社会生产领域最大限度地支配着无产阶级的劳动实践，也在政治生活领域决定着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政治权力“唯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因此，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在现代国家的现实运行中，只会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支配阶级”与“依靠阶级”相分离的现实状况，作为一种私有的宰制力量代表并体现出资产阶级这一“支配阶级”的“资本意志”，即如何维护并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方式、实现资产阶级或其内含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吸纳更多劳动人民成为服务资本增殖的工具等，而不会作为一种公有的公共力量体现出广大无产阶级这一“依靠阶级”的“共同意志”，即在社会上对资本带来的劳动异化、人格物化、社会关系金钱化等负面效应进行矫正或规制，推动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不可否认，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唯资产阶级立场”运行，确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以此成功地助力资产阶级实现“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405)，也确在同封建宗法势力斗争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革命性的作用，“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2](p403)。但它却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苦难，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2](p401)，体现出狭隘的、趋利的、唯资产阶级垄断的片面性。正如《宣言》所深刻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p402)。这样，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依靠阶级”而非“支配阶级”的广大无产阶级只能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所疏离，在政治权力关系中成为被动服从的“单向度的人”，并会随着资产阶级运用政权不断加强社会管控而加速被“物化”的进程，进而处于绝对的被宰制地位，难以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发挥能动性通过“和平且合法”的方式改变不参与分享社会化生产成果的实然状态，难以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与社会结合的主人”。
（三）奴役的政治倾向：资产阶级力图运用政治权力将世界变造为“资产者自己的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使命追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42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要完成这样的使命、解放全人类，可在战略上将其按主题内容划分为紧密联结的两个阶段：一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p413)的革命斗争阶段；二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421)的转型发展阶段。他们将这两个阶段熔铸于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中，视为完成使命的有力支撑。据此可知，无产阶级要完成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有着明确的道路选择，从最核心的意义上讲，一方面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及分配关系，另一方面是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这均须以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前提。正如《宣言》所言：“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意指无产阶级运用政治权力实行社会变革的系列举措——引者注），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2](p421)其一，无产阶级不夺取政治权力，就无法打开资本主义生产及交换方式的“保险锁”，进而复归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属性并获得所有权，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实质性对立，破解资本逻辑。其二，无产阶级不掌握政治权力，就不能按人的本质与物的规律吸纳、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创造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及整个人类的前提条件，不能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才能为人类解放铺平道路。由此亦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无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会基于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在运行中体现出两重性质：一是“原来意义上的”具有压迫含义的政治性，它体现出无产阶级在打碎旧世界阶段消灭私有制、对抗资产阶级的内在要求；二是“建构意义上的”失去压迫含义的公共性，它体现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新世界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指向。
二、《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以人民为中心”政治权力观的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方法，基于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观狭隘性、片面性与奴役性的解蔽与批判，主张将无产阶级所应秉承的政治权力观建构在实现人类解放的宏大旨趣之上，并将其与无产阶级推动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使命相连，致力于逐步消亡政治权力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回归其作为公共权力“服务人民共同利益”的应然状态与“为人民所掌握”的本真属性。
IFRS下，规定不再使用LIFO。欧盟、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都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GAAP在这一规定上仍然可以使用LIFO。当物价上涨时，更高的成本意味着造成较低的利润，实现降低税收和提高现金流的目地，即当公司使用后进先出法报税时在物价上涨时采用后进先出法，则后入库的先进入存货成本，存货成本高，利润低，从而达到少交税。企业会计准则与IFRS一样，在存货计价方法中取消了LIFO。
（一）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是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前提
《宣言》深刻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p422)。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有两重含义：其一，无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终将失去阶级性与政治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在阶级对立与斗争的社会样态下，政治权力的存在才有现实意义。可是，阶级对立与斗争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端点与终点样态，准确地说是在私有制产生与演进的历史阶段才生成与存在的阶段性样态，它终将随着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创造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解放的条件而消失。基于此，当无产阶级消除了阶级对立、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无产阶级政治权力亦会褪去阶级性与政治性，复归为被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共同致力社会有序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公共权力，回归“为人民所服务”的应然状态。此时，“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就成了一种历史概念性的，而非现实力量性的存在。其二，无产阶级从掌握政治权力到使其消亡需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运动指的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的革命性运动，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后运用政治权力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到来准备前提条件的建设性运动。这一运动的行进需经历一定的革命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掌握并葆有政治权力仍具有现实性与必要性。正如恩格斯在与《宣言》同一时期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标并不能迅速达成，“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p304)。可见，无产阶级政治权力虽终将消亡，但也需渐进地经历相应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完结的时限是由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历史使命完成的时限所决定的。这也就是说，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仍需葆有并运用政治权力，孜孜以求地探索并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所需的前提条件，坚持成为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践行者。
《宣言》鲜明指出，资产阶级运用政治权力“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40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运用场域并不局限于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内，而是会随着资本的空间侵略延伸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达到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扩散与资本主义政治集中并行不悖的状态，进而为资产阶级步入自己的理想世界打下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为世界的普遍联系与交往提供了条件，而世界的普遍联系与交往又给资本侵略性与扩张性的发挥提供了空间，服务于资本流转与增殖的资产阶级政治权力亦随此进行着扩张与延展。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资本要发挥成本优势、规模优势、效率优势侵占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资料并建立世界市场，就要诉诸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治权力用“不文明”的方式在“不文明”的侵占区域创制权威服从关系推行资本主义“器物文明”，以确保资本及其生产交换方式的全球化。其典型案例即如恩格斯于1847年11月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讲演中所枚举的：“自从英国人霸占海上贸易并把机器生产发展到能够以自己的产品供应几乎整个文明世界，自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英国人就在亚洲获得顺利发展，而资产阶级也开始在那里蒸蒸日上。”[4](p472)这即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由“文明”区域延展至“不文明”区域并发挥作用的现实体现。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成熟期，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侵占区域的奴役方式由商品输入转变为资本注入，为持续确保资本特性在这些区域的发挥，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要求在“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中扶植起的新兴资产阶级仿照他们的政治权力建构方式，复刻“以资本为中心”的代议制、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以便制度化地推动资本在全球奴役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进程。而其结果就是“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p405)。可见，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全球化的作用效果体现着其扩张性与侵略性，其扩张与侵略的过程不仅扩大了遭受奴役的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广度，还力图形塑世界统一的政治文明范式，即在全世界建构起“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2](p405)。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治权力作用的全球化与强势化是在助力资产阶级形成一种共同体，它是以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与地区建立普遍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为保障，以世界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无产阶级的奴役压迫为终极目标，有着明显利益边界的资产阶级共同体，其所指向的是资产阶级所向往的“西方中心”“两极分化”“资本为王”的美好世界。基于此，《宣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运动的世界性，郑重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2](p412)，然后需扩展为多国无产阶级的共同的行动，“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2](p411-412)。
（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力量与组织依托
《宣言》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的使命意义及领导力量，也预见性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存在时限与归宿形态。如前所述，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深刻的矛盾难以自我消解，“以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在对抗性的社会中只有不断地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出来、不断地延伸其触角、不断地发挥阶级压迫作用，才能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确保资产阶级作为“一等阶级”生存下去。因此，在资产阶级的视域下，政治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与永恒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颠覆，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力不是一种永恒性的权力，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权力，它不仅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还是在历史中演进的，体现为历史的产物与结果。资产阶级无论是将政治权力的存在看作是永恒的，还是将政治权力的性质看作是固化的，都是与历史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基于此认识，他们在《宣言》中预见性地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绝不是一成不变、永续存在的，而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终将失去存在意义的。
第二，在实践方面，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须以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为依托。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零碎地、盲目地发起革命斗争“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2](p409)。特别是在19世纪后，资产阶级通过运用国家机器建构起的政治统治体系已臻于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想要成功夺取并掌握政权就显得更为困难。基于此，《宣言》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以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力量与组织依托。其一，共产党是由彻底的革命者组成的坚强领导力量，它掌握着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的正确策略，在实践方面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p413)，其组织成员具备思想觉悟的先进性与革命意志的坚定性。其二，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413)，“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p413)，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具备革命目的的纯洁性。这就确立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可靠领导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决定了它能够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的历史使命，确保了它能够始终成为致力于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为广大人民群众走上解放道路起到举旗定向作用的坚强领导力量。
第一，在理论方面，无产者由自在个体转向自觉阶级须以共产党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引。理论的力量是在社会实践中具体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多篇著作中反复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p9)。诚然，任何理论都有可能“掌握”无产阶级，但不是任何理论都能作为一种“统合力量”来“凝结”无产阶级。正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日益显现后，反动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理论无一不想“掌握”无产阶级，但它们作为非科学、不彻底、立场不定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但不能凝结无产阶级，反倒是在分化无产阶级。只有那些立足“人本身”把握了“事物的根本”实现了“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5]。也只有科学的、彻底的、坚定秉持人民立场的理论才能指引无产者形成阶级力量，进而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相同境遇中的无产者虽然会基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在某些方面形成群体意识，但他们并不能意识到群体与阶级的分别，即不能产生自觉性的阶级意识。基于此，只有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413)的共产党发挥力量凝结与意识统合作用，才能将无产者个体的革命意愿与阶级意识淬炼出来，进而转化成无产阶级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革命活动中的实际战斗力与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现实创造力。
（三）“失去政治属性”的公共权力是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归宿形态
要夺取资产阶级手中的政治权力不仅要依靠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一个致力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坚强领导力量。对此，《宣言》深刻阐释，共产党是团结带领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的领导力量与组织依托，这是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特质与无产阶级自身及所处时代条件的统合性所决定的。
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掌权动因，是无产阶级政治权力观超越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观的逻辑起点。如前所述，资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以能够服务资本的流转与增殖、肆意彰显资产者的个性与自由为最高目标。换言之，资产阶级政治权力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仅在于“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2](p411)。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私有归属与私用取向。有别于趋利狭隘的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观，《宣言》主张无产阶级应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看待政治权力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政治权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前提，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整体需要，这就为其赋予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使命意义。
三、《共产党宣言》中政治权力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阐发的的政治权力思想兼具科学性、彻底性与现实性，其不仅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观的有效解蔽，还实现了对政治权力在未来社会发展形态的理性建构，这对于后人理解阶级社会政治权力的历史存在与探索公共权力的复归达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坚持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是由人民所创造的，人民的政治权力源于致力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性的社会权力。在此意义上，人民的政治权力必须为人民所掌有，人民的政治权力必须为人民的共同福祉所服务，人民的政治权力的代行者必须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立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要求我们在政治权力尚未消亡、尚未失去现实存在意义的历史阶段，必须站在人民立场看待政治权力问题，要确保政治权力运用的人民性不变色、不变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加快健全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与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绝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6]这一论断不仅明确阐述了政治权力归属与运用的人民性，更是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品格。可见，这一重要论述所体现出的理论内涵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跨越时空的界限在新时代中国的现实表达。
（二）必须坚持抵御“资本逻辑”对政治权力的腐化侵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资本具有立体化的运动特质，即它不仅会将资本逻辑布展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横向坐标轴上支配社会生产实践，还会将资本逻辑渗透至社会政治生活的纵向坐标轴上操控政治发展方向，进而以此为基本坐标系实现对整个社会领域的宰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我们，资本逻辑的延展与作用不仅关涉社会生产与交换问题，更是牵涉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观念在内的社会整体性问题，它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时空境遇中“破边除界”，力图“宰制一切”。在资本逻辑存在与延展的国家中，作为政治建筑核心构件的政治权力亦会无时无刻不与资本逻辑发生碰撞，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资本逻辑的侵蚀，要确保政治权力的人民立场与正确方向，就必须坚持抵御资本逻辑对政治权力的腐化侵蚀，防范资本权力虚无或代替政治权力的风险，力趋避免政治权力的资本化。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利用资本逻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借其力量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回避和舍弃驾驭‘资本逻辑’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无从谈起”[7]。要在允许资本逻辑存在的前提下避免政治权力的资本化，就必须建立健全资本逻辑与政治权力的断隔机制，确立资本逻辑运动的合理边界，规约其活动的范围，进而坚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把握资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才能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政治引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三）必须坚持政治权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
“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以人民为中心”政治权力观的价值旨归。《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权力使命意义与归宿形态的思想，启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历史地看待政治权力的存续问题，力图使其回归公共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应然状态，致力于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消亡政治权力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中国共产党人是《宣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与忠实实践者。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以清晰看到，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合起来，坚持推动中国社会向着更高阶段迈进，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其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观。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中，亦可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致力于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保障下逐步有序地将政治权力复归为公共权力的坚强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导向，致力通过“五位一体”总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联通推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其所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与《宣言》中致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在政治权力向公共权力复归的现实指向上是高度一致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学习运用《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8]。由此，可以看出《宣言》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并以此为指导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征程的重要启示意义。
新时代的少年应当是拥有远大理想、高雅情趣的好少年，雅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秀外慧中的现代东方小雅士”。正是从此种理念出发，学校开设了书法、创意手工、足球、舞蹈、独轮车、花样跳绳、创新作文等30多个小雅社团，充分利用校内外教师资源，实行学生“走班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自主参加。每星期保证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有助于学生收获课堂之外的“第二种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兴趣爱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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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9.004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9-0033-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十月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当代启示”（18AZD039)；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时代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研究”（KYCX18_11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栗智宽（1995—），男，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人员，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俞敏（1982—），女，湖北武汉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共产党宣言》论文; 政治权力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