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历史论文,论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对中西史学来说，以近代为界限，都在思维方法上发生过一场转换。转换之前，它们主要持具的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这样做，虽使它们能具象地反映历史，但却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真实性的问题而影响到自己的学术品格；转换之后，它们主要持具的都是理论的抽象思维。这样做，虽然所反映的历史失去了感性特征，但它们却因能概括出认识对象的本质特点而跻身科学的殿堂。也许，这场转换对史学主体来说并非是完全自觉的，但又还是必然的。
对史学来说，一定的方法是决定其面貌和性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当中，思维方法又无疑是最根本的一点。综观中西史学，可以发现，无论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何差异，但在所持具的思维方法的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同一性，并以此展示出了若干呈规律性的发展特征。
1
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中西史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都经历了一个由审美的形象思维向理论的抽象思维的转换过程。
对今天的史学家来说，史学应持具什么样的思维方法，似乎已不构成一个问题。由于他们一致认为史学是科学，因此，也就自然地认定“历史科学……主要依靠逻辑思维”[①]。但是，对以往的史学家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持具的主要的并不是理论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而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而且无论中西，概莫能外。
让我们先看看中国史学的情况。
无庸讳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曾出现过若干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方法所写成的史书，有一些（如刘知几的《史通》）思辨色彩还相当浓厚。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地辨析一下，就会发现，作为史学主流的“二十四史”等，却没有一部不是以审美的形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方法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史书在反映历史时，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没有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和融进了史学主体的情感因素，而且凭借想象来“构形”，一如柯林武德所说“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②]，而这些，恰恰是审美的形象思维的基本认识特点。比如《史记》，尽管它有表、有书，有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的简短史评，这些都是对历史进行了理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但是，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本纪、列传、世家等，却表明它对历史的反映依靠的是审美的形象思维。因为在这些篇章中，身为其作者的司马迁不仅没有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和凭借想象去构形，以再现那些并非都是自己亲历过的历史场景，而且极大地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实际上，正是因为他在认识和反映历史时，不是象今天的史学家那样，进行旨在“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事物间因果联系”等思辨色彩极浓的理论阐述，而是将历史描绘为具体、鲜明、生动的画面，“不待论断而存事中即见其指”[③]，因此，他的《史记》方才做到了“文采焕然，跌宕有致”[④]，使人们于阅读中既能领悟到理性的启迪，又能获得审美的愉快，从而赢得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⑤]的赞誉。当然，在古代中国，如此突出地表明这一思维特点的史学家似乎不是太多，但只要我们再深入观察一下同样以纪传体作为自己的主要体裁的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在它们的作者的笔下，历史同样是以形象而非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作者对审美的形象思维的运用不如司马迁那样得心应手，没有使历史展现得如《史记》中那样血肉丰满、生灵活现罢了。
那么，这种治史的主要持具审美的形象思维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得到改变的呢？显然，这是进入近代亦即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之后的事情。尽管，作为一代国学大师，梁氏本人限于各种原因，没能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方法，写出一部完整的通史或断代史的史书，但他对过往史学“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⑥]等弊端的批评，以及对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⑦]等史学原则的提出，却无疑为理论的抽象思维取代审美的形象思维作了开路工作。正是在以他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中，章太炎、王国维等都以自己的史学实践，为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作出了贡献。这当中，章太炎认为历史学不单是“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还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等等，都足以证明，对当时的史学家来说，理论的抽象思维或是已很为之注重，或是已运用得非常娴熟。不过，在这里我们尤应提到的还是夏曾佑推出他的“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具有示范意义”[⑨]的《中国古代史》这件事。正是这部史书，为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在这部史书中，作者第一次突破旧史书的体例，采用篇、章、节的编篡手法，以年代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史论结合，有叙有议，把几千年中国历史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来。当然，这部史书不能说完全舍弃了感性材料，但与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相比，其笔下的历史已不是那样具体，鲜明、生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的最大效用，与其说是如作者自期的那样探索历史进化的规律，倒不如说是现身说法，为后来史家提供了一个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主要方法来认识和反映历史的先例。
再看看西方史学的情况。
同中国差不多，当史学在西方一经成为一门学问时，审美的形象思维同样占据了主要地位。而这当中，可作为例证的则几乎包括了所有可称为典范的作品，如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的《罗马史》、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等等。尽管，这些史著反映的对象互不相同，成就也各有高下，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对历史进行认识的时候，主要持具的仍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的方法。因为在这些史著中，历史基本上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实际上，也正是因此，今人在论及它们的成就时，便将此作为了一个长处来加以肯定，如对李维的《罗马史》，就称赞它“文字流畅，辞章典稚，叙事描画，栩栩如生，人物形象跃然纸上”[⑩]。也许，这一点在当时并非幸事，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就是因此未能取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如在古代罗马和希腊，就往往被归于修辞学门下，被看作是文学的一种。但这却正好说明了当时的史学家面对历史，主要持具的究竟是何种方法。
那么，对西方史学来说，这种情况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得到改变的呢？说来也颇为有趣，与中国一样，亦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具体的代表性事件，则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崛起。理性主义史学家们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历史学家应站在理性立场上审视过去。正是基于此，他们反对以单纯追求渊博知识为目的，以堆积资料、描述形象为特征的历史学，主张探索历史规律，写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史著来。如理性主义大师伏尔泰就说：“我们的目的决非积累大量总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选择最重要最确凿的事实，以便读者自己能判断人类精神的毁灭、复兴与进步”(11)。而这，便实际上说明了理论的抽象思维取代审美的形象思维成为史学的主要思维方法已是很明白的事实。当然，在西方，史学思维的这种历史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之前，已有人文主义史学为之铺垫，如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在方法上就表现出了某种逻辑思辩的意味；而在这之后，更是有过反复，如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提倡直觉体验和移情理解为方法特征的浪漫主义史学就兴盛一时。但不管怎样，这一趋势却是难以逆转的，特别是到了实证主义史学出现后，更是成为不可移易的事实。也许，实证主义史学的一些主张，如反对史学片面追求文采，要求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消除主体意识的影响以坚持客观的态度等，都是基于它要把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的想法，而并没有更多一点地考虑到思维方法的问题。但是，由于目的和方法总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因此，它的主张和为达到主张所进行的努力便最终使它在面对历史时持具了理论的抽象思维。而这种情形发展下去的结果，便是随着史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日益为广大史学家所接受，史学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思维方法上的历史性转换。
2
然则，对史学来说，其主要思维方法由审美的形象思维向理论的抽象思维转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究竟是幸事还是憾事呢？
毫无疑问，对史学来说，这种转换是一个进步。因为正是凭籍这一点，史学方才步入了科学的殿堂，与文学表现出了质的区别。但它为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那就是它因此失却了对历史的完整全面的把握。也就是说，当史学家一旦使用理论的抽象思维来认识和反映历史时，历史便基本上失去了感性特征，不再表现为具体、鲜明、生动的形象，表现为“活”的对象世界。
我们知道，对今天的史学来说，判断其是否为科学活动的产物，主要是看它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映是否真实，是否揭示了历史的规律。然而，当我们以此衡量中西古代的史学时，情况却很是微妙。这里，姑以西方史学为例：早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时，由于史学的修辞风格已非常明显，因此，便极大地妨碍了求真求实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如爱孚罗士的《希腊全史》，固然以其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文字为时人所赞赏，但其记载却多处失真，因而失去了跻身信史的资格。偏偏爱氏的这种举动不仅在当时没有受到什么责难，相反还为后来不少史家所仿效，形成一股风气，以至人文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仍有不少史学家在编撰史书时，为着取悦读者，将修辞放在第一位，甚至不惜臆造故事，从而大大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当然，说西方古代的史学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史著的真实性问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修昔底德就说：“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以后，经过我仔细考证过了的。”(12)而波里比阿亦认为：“‘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人就终自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的岂不是无稽之谈？”(13)但是，他们尽管这样说了，却并未能完全做到，也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史学片面追求辞藻和文采而伤害真实的倾向。如修昔底德虽然说了如上所引的那些话语，并强调这样做“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14)，但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却出于自己对雅典城邦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做了若许杜撰历史的事情。象著名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这，实际上便对他自己的史学主张表现出了一种背叛和嘲弄。或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看来，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修氏在内的过往史学家在治史时主要持具的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在进行历史认识活动时，不仅没有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而且通过想象进行构形，让情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固然表现为了具体鲜明，生动的感性存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尽客观甚至严重失真的现象，从而使这种认识活动的学术品格受到了很大影响。其实，对这种情况，过往的史学家也不是全无觉察。象梁启超，就曾联系过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过反省，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5)这，固然是历史当事人对自己的史著的中肯评价，但同时也说明了一定的思维方法在史学究竟具获何种品格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他的史学不能全然成为信史是由于思维方法的原因，但他还是承认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感情作用支配”，而恰恰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那样，情感活动只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而非理论的抽象思维的基本认识特点。
由上，可知以审美的形象思维把握历史，固然能使人们获得对历史的具象的认识，但又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客观性、真实性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便实际上证明了史学家以理论的抽象思维取代此种思维的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这种思维方法的转换是史学上的一次变革。至于这场变革的实质，则在于理论的抽象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尽管在把握历史的并非无有局限，但它却能使人们一旦持具了它时，便立足于客观的立场，保持冷静的态度，对认识对象作出真实的反映，并以此为条件，对历史规律进行有效的探索，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获具科学的品格。当然，当史学步入近代，其主要思维方法发生这种转换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史学家明确地指出过这种转换及其功效，但是，他们的治学主张及成果却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兰克学派，尽管具有浪漫主义史学中贵族保守派的思想倾向，但他们全力主张在治史中要始终坚持客观主义，强调不偏不倚、“如实直书”，等等，都足以使人们认为，他们的治史方法已很大程度转向了理论的抽象思维，他们在思维方法上的这种转换已使史学发生了一场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学派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史坛上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外，与其治史宗旨和方法是通过理论的抽象思维把史学导向科学这一点亦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再比如实证主义史学，在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的号台之下，一直为把史学建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而不懈努力。尽管它未能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但它提出的史学不应片面追求文采的主张，它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特点对历史进行认识的行为，等等，都足以使人们认为，在面对历史时，它持具的已不再是审美的形象思维，所获得的成果也应重新评价。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它明确地提出“不借助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成立”(16)，并努力付诸实践，才在史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即使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但是，诚如本节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史学为自己在思维方法上的转换亦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的，而这就是自兹之后，经由它反映的历史极大地失去了感性特征，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它自己亦因此由曾拥有广大喜好者的学问，变成了少数学者的专有物，以致最终影响到了自己的发展。
说到历史不是一种具象的存在，这对今人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都是经由史学家所传述的，而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一由理论概念表现出来的对象世界，因此，这便与本来意义上的历史，甚至与近代以前的人们从史书里了解的历史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当然，对这种经由概念表现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毕竟是史学家充分占有史料后，经过归纳演释等工夫所获得的认识成果，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是一种被概括出了本质特点的对象世界。但是，它却又并非是最全面最完整的历史。其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具体的、感性的。作为原本是活生生的、血肉饱满的对象世界，它被抽象了，变成了一堆概念，一些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特征”，等等。而它一旦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便很容易落入苍白无力、空洞干瘪的境地，便不能有效地激发起人们对它的认识兴趣，从而最终影响到了作为这种认识活动的理性反思的史学的正常发展。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显然，这只能是史学家运用了理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因为只有理论的抽象思维，才以概念、理论的方式把握认识对象，才会把历史变成抽象而非具象的世界。实际上，也正是因此，不少史学家便纷纷发表意见，在认定这一点的同时，更将其作为史学建设与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有的指出，当今史学“死守历史一元论，把风云变幻、绚丽多姿的历史简化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7)，有的认为，“我们大量的历史研究仍滞留在传统思维的窠臼之中，满足于罗列史料的静态描述、线性因果的历史分析、乏人问津的历史总结、随风偏转的历史评价”(18)，有的更是不客气地指出：“史学研究的对象单一，方法、手段简单，甚至连文风都千篇一律、枯燥单调，因此，历史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窄，研究方法也僵化成一种固定模式……整个历史被抽象成一种简单的公式，历史的丰富性、生动性全被舍弃掉了，这样，对史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史学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小”。(19)真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这些，都说明了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已使人们认识到，由于史学家的思维一直滞留在理论的抽象思维的窠臼之中，因此，便造成了对历史只有抽象而无具象、只有共性而无个性、只有必然而无偶然的反映，而恰恰史学的目的和价值应当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0)至于史学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做到描述性与思辨性的统一，就得如有的史学家已认识到的那样，“既需要从个别中展示一般，也需要从一般中展示个别，”特别是“它展示的一般规律决不应是单色调的僵死公式，而应是包涵着人类历史的全部绚丽多姿特性于其中的、经得起任何史实验证的、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规律；它所展示的个别性既不是与一般规律无关的、绝对非理性的个性，又不是没有个性特征的一个数字或样品，而是既有规律性又充溢着个体特征的，其精神情感的感染力不逊于艺术作品的个性”(21)。现在，既然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方法的史学没能做到这一点，没能象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再现从前人们自己确定的那些思想，而进入以往时代的生活”，(22)因此，它对人们的缺乏吸引力以致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的持续健康的发展，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于任何对它的这种缺陷有所关注和批评的行为，则更是应予以肯定的。
3
不过，关于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我们在作了上两节的阐述之后，还需要提到另一重要的问题，而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中西，史学首先都是以审美的形象思维作为自己的主要思维方法，而后才使其让位于理论的抽象思维，而且这一转换都是发生于近代。
为什么？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来就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概念的过程，即令这一客观世界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也不例外；特别是前已述及，理论的抽象思维从来就是与科学认知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恰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出现，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事情。
众所周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来就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概念的过程。无论什么人，只要他面对客观世界开展起自己的认识活动，首先经历的必定是感性认识的阶段，而后才是理性认识的阶段。他只有通过感性阶段的积累材料，才能于思维上形成质的飞跃，上升到理性阶段。否则，理性阶段便会因缺少必要的前提和条件而根本不可能出现。诚然，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某些人似乎一开始就在进行理性认识，但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感性认识对他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这一阶段，他就没有与客观世界于思维上的直接联系，就不可能在头脑中建构起有关这些事物的具体、生动的印象。而没有这些印象，他也就不可能对事物进行分析、概括和综合，从而以抽象的方式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
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的过程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在认识历史时首先持具的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而非理论的抽象思维的原因便很清楚了，即：由于理论的抽象思维是一种理性认识，是通过判断、概念、推理的手段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把握的思维方法，其对事物认识的实质，乃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23)而要达到这一点，又非有赖于感性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因此，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当着人们在认识包括历史在内的客观世界时，便不可能一开始就为他们所持具，而领先于审美的形象思维。当然，说理论的抽象思维是理性认识，并非意味着审美的形象思维就是感性认识，实际上，人们在用它来认识客观世界时，同样包含着理性的成份。但是，它又毕竟与理论的抽象思维不同，是一种从不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的认识方法。在这种认识方式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是通过对形象的感受来达到的。比较理论的抽象思维，它更多地接近感性认识，更多地具有直接、明快、简易的特点。因此，它自然地要领先于理论的抽象思维，成为人们把握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客观世界的思维方法。
然而，这样说有人或许会有不同意见了，因为人们知道和运用理论的抽象思维当是很早的事情，至迟亦不会始于近代，因此，若以理论的抽象思维是理性认识，而理论认识又后于感性认识为由，来说明人们在认识历史时，其主要持具的方法先是审美的形象思维，然后才是它，只怕不太充分。
的确，人们很早就知道思维方法的不同形式，并作过研究，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说：“显然，想象和判断是不同的思想方式，想象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获得结果（引者按：指判断）是不由我们作主的，结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别”，(24)而马克思也正是因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25)至于说到人们的运用这种思维方法，更是不乏其例。但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以上情形，却是有限的、非普遍的，更多、更大量的是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仍主要停留在直觉经验的状态之中，没能达到引发普遍的理论的抽象思维的阶段。这里，就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为例：诚然，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自然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令今人亦为之惊叹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无论在人类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创造财富、构建文明等方面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若放在认识方法的天平上，其理性的份量却仍不是很大。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经验的积累，取的亦是技能等形而下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还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行为的结果。而这，也就说明了长期以来，人们的对自然的探索一直没能系统地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因为众所周知，在认识事物时，在方法和结果之间从来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谁从方法上持具了理论的抽象思维，谁就至少从结果上使自己的认识获具了科学的品格，反之亦然。现在，人们探索自然的实况既然向我们表明这种活动在古代社会一直没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行为，那么，人们在这一期间一直没能主要地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自是无疑的了。当然，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人们对自然的探索总是会进步到科学的层次，而不会永远停留在直觉经验的水平上。但是，这却是到了近代社会的事情。如西方，便是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科学家有意识地运用实验手段，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开展对自然的探索，并以此为标志，宣告近代科学的诞生。而这，也就是恩格斯当年所指出的，“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26)
然而，这样说，有人又会有不同意见了，因为尽管自然科学的诞生是近代社会的事情，尽管在科学与理论的抽象思维之间确实有着内在联系，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对自然的探索中没能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并不等于在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中同样如此。
的确，就认识对象来说，社会和自然是两码事，因此，能够认识自然的方法不一定能够认识历史。但是，这里所说的方法，当应是指技术方法而非思维方法。因为在所有的方法中，技术方法是形而下亦即具体的，而思维方法才是形而上亦即基本的，是适用于任何一种认识对象的方法。无数事实表明，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是既能用于自然又能用于历史的。而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虽然认识对象不同，但只要思维方法相同，彼此间还是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的，这一领域里的认识，是能对另一领域里的认识提供借鉴作用的。在这里，尤应看到的是，一般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先于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探索总是先于人对自身的探索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人以理论的抽象思维把握自然总是要先于他们以此种方法把握历史的。既然如此，而真正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亦即人们以理论的抽象思维把握自然又是近代社会的事情，故而人们也只有到这时才在自己的历史认识活动中主要持具了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
其实，说到人们在治史时向自己探索自然的行为看齐，于方法上发生一场转换，这看起来是个理论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是个实践问题，因为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早已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我们前面数次提到并充分肯定了实证主义史学，那么，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显然，很大程度即在于它认为历史与自然界一样，同样存在着“实证的”事实，史学“也可以作出象几何学结论那样可靠的结论来”(27)，从而使史学具有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和获得科学的品格的可能。当然，在历史学的建构上，实证主义史学家并没有更详尽一点地阐述过史学要向自然科学借助什么方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主张借助的决不仅是那些针对不同认识对象的技术方法，而是还包括根本性的方法，即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看到了后一种方法的价值，看到了它能使人对自然的探索成为科学，具有理论认识的本质特点，而不是停留在感性阶段，始终表现为直觉经验，因此，他们才想到了将这一现象推而广之，移植到历史认识的领域中来，使史学也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因此，我们说，实证主义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以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而且还昭示人们，史学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作为自己的主要思维方法，只能是进入近代社会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史学在方法上是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的，而恰恰人们对自然的探索也只是到近代才成为一门科学。
由上，可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相当长一段时间停留在感性直观的阶段是史学一开始只能运用审美的形象思维的原因，至于后来转换为理论的抽象思维，又是因为人们到这时已开始使自己对包括自然和历史在内的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行为。当然，在这一问题上，中西的表现又不尽然相同：在西方，由于“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28)，因此，受这一形势的影响，史学也跟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自己由相对古代中国的长期落后一变而为先进；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落伍，因此史学虽向称发达，但这时仍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以致它的最后迈进近代化的门槛，很大程度还是受了西方史学影响的缘故，从而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份难以言表的遗憾。但不管怎样，不管中西史学在这一问题的表现上有何差异，其主要思维方法的转变是因为人们的理性认识到这时才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现象，却是不可置疑的。我们如能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只是到这时才成为一种科学的行为，那么，对史学思维于近代出现历史性的转换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
收稿日期：1996－04－18
注释：
① 葛懋春、谢本书：《历史科学概论》，198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② 《历史的观念》，1986年中国社科出版社。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
④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
⑤ 《汉文学史纲》。
⑥ 《中国史叙论》。
⑦ 《新史学》。
⑧ 《史学略说》。
⑨ 庞卓恒：《史学概论》，199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⑩ 崔连仲：《世界史》，1983年人民出版社。
(11) 转引自卡西勒：《启蒙哲学》，198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12) (14)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1960年商务印书馆。
(13) 《历史》第一卷，第四节。
(15)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16) 转引自《英国史论文集》，1982年三联书局。
(17) 朱本源：《在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1986年第6期《天津师大学报》。
(18) 霍万城：《历史学正徘徊于革命前夜》，1987年第3期《中国人大学报》。
(19)
赵世渝：《史学出路在于观念更新》，1986年第6期《史学理论》。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0页。
(21) 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2) D·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214页，1986年中国社科出版社。
(23) (26)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54、523—524页。
(24) 《心灵论》，《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1979年中国社科出版社。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第72—73页。
(27)N·C·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34页，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