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儒学研究的热点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儒学论文,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传统的反思；而前进的步伐愈大，反思传统的热情愈高。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加之东亚地区连创经济奇迹而日渐为世人所瞩目，由此引发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次热潮。儒学是中国两千年文化传统的思想主干，它也自然成了这次文化热潮中学人关注的热点，因而有所谓“儒学热”之说。“儒学热”已持续数载，且方兴未艾，对儒学的热烈研讨，也许将伴随着人类一同步入21世纪，成为中国、亚洲甚或世界跨世纪的一大文化景观。这里，拟就国内近年有关儒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学术走向作一回顾，这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儒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儒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历来是十分宽泛的，其中，既有对儒学人物、著作、流派及命题、范畴的微观研究，又有对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发展历程的总体把握；既有关于儒、释、道三者关系及儒学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哲学研究，又有儒学与当代社会生活及时代精神这样通贯古今的观照。然而，就90年代的儒学研究来说，大多以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儒学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为其理论的切入点，儒学其他问题的研究，多是这两大热点在不同层面的拓展或铺垫。儒学的研究具有时代气息，体现了时代对传统的呼唤，历史对现实的回应。
1、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基本不适应——儒学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讨论，其来有自，它差不多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漫长和艰难。“五四”启蒙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也曾出现“打破传统”的呼声，这些都是把儒学传统理解为现代化的对立物。近年来，一些学者亦认为儒学与现代化及现代生活不相适应，是社会发展的惰性力，持此观点的人大都把儒学与历史上宗法等级制度、极权统治和农业文明联系在一起考虑，凸显儒学的时代局限性及特定的历史内涵，认定儒学与现代化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杨宪邦认为，儒学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两千年，不是由于它的天人道器心性之学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一切价值的根源，而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两千余年未变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泽华认为，儒学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的统治学说，儒家的人格理想不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而是一种等级人格说。儒学思想体系与封建制度有机结合，与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儒学思想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陈漱渝认为， 儒家学说是一种因循保守的封建意识形态，想用一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想用一种缺乏近代意义民主观念的学说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想用一种“重道轻器”的轻视科学、贱视商业行为的思想体系来推动“现代化”及“后现代化”的进程，恐怕是不大现实的（《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陈洪认为，如果说， 两千余年间，儒家政治学说只能在实践中跛足前行，那些较为美观的花朵从未真正结实，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在土壤、气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今天，这棵老树反倒能新芽茁出，果实累累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马勇认为，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功能， 我们不必怀疑。问题在于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以后，儒家学说实际上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羁绊和束缚力，这是因为儒家所要建立和维护的社会理想说到底只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它的基础和核心也只是以血缘、地缘及宗法关系为纽带。 儒家学说如果真能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大道， 何不在16世纪以及20世纪初年等中国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样做，何须等到世界将要进入21世纪的前夜呢？（《儒学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吗？》，《开放时代》1995年第1期）
基本适应——80年代以来，海外及港、台的当代新儒家认定儒家伦理能够导出现代化，与现代精神相契合，当时，他们这种说法在祖国大陆则应者寥寥。而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开始强调儒学传统对现代化的正面影响，认为儒学是现代化进程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李宗桂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出现价值理想衰颓、物欲主义泛滥和人文精神失落等文化综合症。要治这个空前的精神重症，儒家文化的某些精神和内容，不失为传统资源之一。概括而言，儒家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德业双修的精神境界、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等，均有值得重视的合理方面（《儒家文化与当代人文精神建设》，《东方文化》1995年第2期）。刘周堂认为，从总体上说， 儒学自身具有一种因时而变的自我调节意识，从而使得儒学干预现实的功能具有超阶段的持久性。儒学以忧国爱民为基础，以建功立业为手段，以青史留名为终极目标的人生哲学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善于推己及人的处世原则，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推动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学的当代透视与未来展望》，《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3期）。
还有的学者强调儒家义利观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认为针对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滑坡、风气日下的局面，尤其要发掘和利用儒家义利观中的积极因素来加以克服，如儒家的见利思义，义以制利等。儒家所强调的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重视提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等，对发展市场经济来讲也是适用的。当然，也有的学者对所谓儒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说法提出质疑（张德强《“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讨论会综述》，《法学》1995年第10期）。
此外，一些肯定儒学思想现代价值的学者，还把日本和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同儒学传统联系在一起，认为儒学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
张德认为，儒家的“致富经国”是东亚经济崛起的强大动力，“义利两全”是东亚社会竞争力的源泉，“家族主义”是东亚企业凝聚力的核心。他指出，不仅日本，而且整个东亚地区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从儒家文化中取得了这种优势（《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探索与争鸣》1995年8期）。 丁原明在《孔子儒学的人学本质及其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一文中，对儒学的人（仁）学本质及其对日本现代化中的渗透进行了探讨，认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事实，越来越向人们展示出孔子儒学与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并非截然对立相反，两者倒是在特定层面上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孔子开创的儒家仁学作为对人的哲学思考，它是一种教人怎样认识人，怎样做人和怎样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其终极追求就是实现人的真正自觉。正因为儒学是围绕着人的问题而建构起来的，故其与现代化对人的问题的高度关切有相通之处，是为二者结合的契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此外，裴毅强《中国儒学思想与日本企业文化》（《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1期）、 李世家《儒家价值观取向与新加坡文明》（《探索》1995年第3期）、梁小棋《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炎黄世界》1995 年第3期）、 毛恒才《试论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5年第5 期）和张少华《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学文化热》（《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等， 都对儒学与东亚经济发展做了有益的探讨。
应该指出，关于儒学与东亚文明的联系，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提出来的。80年代以来，这也为海外当代新儒家反复强调，把这作为倡导儒学的事实依据。对于将东亚经济奇迹与儒学传统联系起来，海内外有些学者曾提出质疑，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的话，其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来自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些调整或变革，同时，亦与世界经济周期有关。如美国学者札克雷亚指出：“如果儒教能解释当今东亚经济的繁荣，它也能解释该地区长达四个世纪以来的困顿吗？事实上，当东亚的贫困还似乎是不可改变之时，包括著名的马克斯·韦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明确地论证，以儒家为根基的文化抑制资本主义成功所必需的所有特征。而今天，学者们为推动经济又阐述起儒教怎样强调这些基本特征。文化是复杂的，人们能够从中找到他想要找到的东西”（《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一席谈》，美国《外交事物》1994年3—4月号）。
关于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学术界大致有基本适应和基本不适应两种看法。实际上，如果细分的话，亦可划分为“适应说”，“不适应说”，“动力说”，“阻力说”，“自身可现代化说”，“对后现代有用说”，“二者无关说”等。只是学者们在表述自己关于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时，往往没有自觉地进行这样细致的划分，而是语焉不详，大而化之。其实，关于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还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证问题。我们与其殚精竭虑，从典籍中发掘或发明二者间似是而非的联系，不如面向现实社会，对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已经实现现代化或正在实现现代化以及仍处在前现代而裹足不前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社会学的数据统计和个案分析。
2、儒学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社会病态问题。这样，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东方文化寻觅解救西方问题的良药，有的便看重了儒家的某些积极因素。如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74位委员一致认为：“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案。在不久的将来，儒家学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中心。”
而亚洲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日趋繁荣的背景下开始高扬起儒家的精神价值。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就强调“亚洲价值”，认为儒家传统中重视秩序与家庭，崇尚节俭，努力工作，子女对家族的忠孝，尊重学术与学问，这些是东亚经济腾飞的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决定了亚洲的发展道路。这些也是优越于西方的东方的文化特质（札克雷亚《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先生一席谈》，美国《外交事物》1994年3—4月号）。
在我们国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游访孔林之后，也发出一片感概，认为21世纪是危险的世纪，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希望经过努力，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孔子”的人（《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
目前，就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如下一些看法。
贡献说——舒默认为，21世纪面临严重的生态失调和心态失调，有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世纪”。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完善处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丰富思想。面临新世纪的严峻挑战，这些思想成果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新的时代唤呼新的孔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主流说——早在1917年，梁漱溟先生曾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陈崧《五四前后东西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近年，姜国柱认为，由于儒学在人文精神、人道主义方面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所以它适合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当今价值，在未来更会独具光彩。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唯儒家学说才是最盛者（马彪《儒学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瞻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多元中之一元说——赵吉惠认为，人类文化从来都是由一个个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结构而成。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既不可能用一种文化去统一其它文化，也不可能用一个民族文化去销溶其他民族的文化。儒学只能是世界文化多元中的一元（同上）。吴光亦认为，儒学在新世纪文化中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不敢为天下先，而只分一杯羹，即在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存在，而汇入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潮之中”（《“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
融合说——林非认为，现代化过程应该在各自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土壤上进行，逐步地使得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接近与汇合，现代化的共性确乎是有可能引导民族性的个性日渐融化在一起的，这样就既不是单一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单一的东方文化，而是在广阔的范围内取长补短，去建设人类共同的新文化（《21世纪与东西方文化》，《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
设想在未来世界文化中儒家学说的作用和影响，既容易又困难。说其容易，是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取向去尽情挥洒与渲染，主观地构造未来的文化蓝图；说其难，是因为这种文化构想很难在未来应验，极易沦为文化的乌托邦。其实，儒学在未来世界的命运，既与其自身能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有关，又与中国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未来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跻身于世界发达、民主、富强国家之林，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自然要被提升。相反，如果未来的中国社会腐败，环境污染，人口爆炸，道德沦丧，经济滑坡，儒学的前景必然看淡。文化不可能游离出其所由产生和依存的民族发展的背景而自主沉浮的。
二、儒学研究的理论问题
近年“儒学热”的主要之一表现便是有关儒学的论著增多。仅就去年而论，国内刊物发表的有关儒学的文章多达五百余篇。当然，在这五百余篇文章中，真正有深度、有个性的文章不多。这与学者们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突破与共识有关。学者们在探讨儒学时往往回避或模糊了一些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这些恰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有突破和创新所回避不得和模糊不得的。关于此，碍于篇幅，这里仅举数例。
具体与抽象——肯定儒学的学者大多从抽象意义来把握儒家“仁”、“礼”、“孝”及“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范畴与命题，试图从中抽绎出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与价值。而否定儒学的学者每每强调儒家学说特定的历史和政治内涵，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而奢谈所谓“纯”精神、“纯”道德。可是，如果否定抽象继承的合理性，那么人类的传统思想就几乎无法继承，因为各民族的先哲们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以特殊的方式来面对、思考和表达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当年曾提出“抽象继承法”，这值得我们注意。对待文化遗产的具体批判与抽象继承这两种文化态度的冲突，怎样在更高、更深的理论层面上化解，以便形成新的共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历史与现实——现实搞好了，就颂扬历史；现实不尽人意，就指责历史，这是人们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心态。而中国人尤甚。如“十年动乱”后，人们如梦方醒，痛定思痛，由对现实的反思导入对历史的批判，这既是研究的深入又是一种回避。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在此情景下，赞美传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历史情结”的作用下，历史总是得不到较为客观和公正的待遇。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尽量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比较与比附——比较哲学是一种经由辨别同异来把握哲学史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方法。这在西方学术研究中颇为流行，且行之有效。近年来，比较研究的方法也被国内学术界较多地运用到儒学的研究中。但比较的方法若用之不当，亦会出现偏失。如在比较中不考虑可比性，在差异性远远大于相似性的两种事物中一味进行比较，这样发现了二者的区别，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双方本来就不同；看到了相似点，又是一种没有内在联系的似是而非的联系。在对儒学的比较研究中，也确乎出现了为提升儒学思想的品位而有意无意地与没有多少可比性的当代西方哲学进行烦琐的比附，同时也出现把合理的比较视为不合理的比附而加以批评的情况。怎样区分科学比较与无类比附，这是关系到学术规范的问题。
前现代与后现代——虽然在我们观念中传统与现代有着确定的时间座标，但不幸的是社会不能很好地与时间同步。在临近世际之交的今天，西方已进入后现代社会，而我们还正在向现代化苦苦奋进。这种“时代的落差”使我们在时代课题与价值取向的选择及认同上处于矛盾尴尬的境地。同是研究儒学，有的学者着重探寻中国何以迟迟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的原因，有的则关注于如何用儒学伦理来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物欲横流、道德危机的问题，有的则热衷于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寻找共同的文化因素，而有的则试图用东方的智慧去解答西方后现代社会提出的问题，同当代西方哲学的前沿理论接轨。在这好似“无主题变奏”的文化纷争中，我们冲淡了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主题。现代化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首选目标，我们应该重新调整我们理论研究的焦距。
除此之外，诸如民族性与全球化，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问题亦是儒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近年儒学的研究尽管存在着如上所例举的种种理论的混乱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趋向。概括地讲，主要表现在这两点：其一，进一步理性化，80的年代“文化热”中那种情绪化的过激言论少了；其二，理论视野更为开阔，能够从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高度来把握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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