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笔谈）——辽金文学：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金时期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概观论文,笔谈论文,汉文论文,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4)03-0058-08
辽金文学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珍贵结晶，它以新的风貌、新的气象为中国文学史注入了新的因子、新的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辽金文学的崛起，不仅加速了中国文学史的转型和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而且将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发人深思的启示与借鉴。上述看法是周惠泉、孙黎、周晖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金时期的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研究”中提出的观点。
一、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
公元十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朝（916-1125年）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朝（1115-1234年），它们与两宋北南并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
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源出鲜卑，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早在公元四世纪时，他们即活动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以车帐为家，逐水草放牧。《辽史·营卫志》在描述当时长城南、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时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契丹族先后依附于突厥和唐朝，唐末契丹族首领统一各部，称帝建辽，其时“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辽史·地理志》），在祖国北方开创了显赫一时的局面。辽先后同五代、北宋并立，彼此之间虽然发生过一系列战争，也有较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北宋文学家苏辙即承认：“自景德至今百年，自古汉、番和好所未常有。”女真族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它与我国史书上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一脉相承。肃慎是东北地区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民族，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竹书纪年·五帝纪》称：“肃慎者虞夏以来东北方大国也，一名息慎。”《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今长白山），有肃慎之国。”周武王时，肃慎人曾入贡“楛矢石砮”，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即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鲁昭公九年》）可见在春秋以前肃慎即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女真人骁勇剽悍，长于骑射，建立金朝以后灭辽驱宋，据有人文荟萃的中原地区，论疆域则广于辽，论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120年之久。辽金当时不仅在军事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辽、金两朝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于祖国中央的向心力，促进了祖国疆域的稳定和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辽金文学，既是当时的北国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两宋文学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唐代的魏征在总结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的不同特点时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序》）由于辽、金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禀有雄深浑厚之气，习染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因而发为声歌文章类皆华实相副，风骨遒上，呈现出与两宋文学不同的特殊风貌。纵观辽金文学，其浑朴遒劲、雄健磊落，确乎有壁立千仞之概。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和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对于中国文学北雄南秀、气象万千历史格局的形成厥功甚伟。
二、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学的丰富内涵
中国文学是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复合文明体系，但是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其眼光大多仅仅局限于汉族文学，使得研究成果的整体结构处于以偏概全的状态。“辽金时期的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成果，则以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为基点，对于辽金文学的丰富内涵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该成果认为：辽金文学呈现出各民族文学优势互补、多元一体的走势和规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正统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亟待认真加以解决。而辽、金两朝是民族碰撞、民族交往十分活跃的时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标本与模型。当时伴随着契丹、女真族的崛起和南下，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大加强。由于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蜕变、更新、整合与发展。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这种交流又是双向进行的。即一方面周边民族倾慕中原文明，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也源源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汇聚，为中华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正是从辽、金时期开始，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逐渐改变，戏曲、小说等新兴文体一步步走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在中国文学这一历史性的蜕变和演进中，辽金文学可以说是十分活跃的因素，对于中国文学的转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有其各自产生、繁衍的历史，各民族文学之间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竞添异彩，为中国文学多元一体、优化组合历史格局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趋动力。但是在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上，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倾向陈陈相因，习以为常，这种状况直至目前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中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便不难发现，多年以来虽然林林总总先后出版了许多文学史著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全面涵括各民族文学、深入阐述各民族文学交融互补轨迹和规律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严格说来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史。汉文学固然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堪称东方文化的瑰宝；同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也蕴藏丰富，绚丽多姿，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特色。中国文学如果遗漏这部分内容，不仅会使其博大精深、森罗万象的总体成就大为逊色，而且也使其多元一体、交融互补的历史走向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仅辽金时期存在汉文化同北方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前的南北朝时期和其后的元、清两代也存在类似情况。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以汉族文学为主体、同时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完整体系，只有把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历史的审视与考察，探讨其各自发展的轨迹和相互交融的规律，方能建构起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国家文学发展史新的框架。唯其如此，才能为新时期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学的现实意义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昔日的意识形态对抗往往为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所取代。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活生生的前车之鉴。能否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常常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能否安宁稳定的关键所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用多民族的中国文化观和中国文学观科学正确地认识历史，不仅对于学科建设和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人心凝聚和国家稳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涉及的民族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是一个难点，并且非常敏感。“辽金时期的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成果从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审视辽金文学，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学术难题。该成果选择民族融合作为切入点，充分肯定辽金时期各民族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辽金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描述辽金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一方面承认汉民族文化对于北方民族的影响和同化，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北方民族文化对于汉文化的丰富和补充，从文学视角论证了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远在120年以前，恩格斯曾经指出：“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因素。正因为辽金文学具有处在民族文化交叉点上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才铸就了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优化组合的独特风貌。“辽金时期的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成果以多民族的中国文化观和中国文学观观照辽金文学，对于辽金文学进行了科学的历史定位，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先进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局面。中国文化史是一个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的民族单位世代无穷的连续系列中从多元走向一元、又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史过程，进而形成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我国的北方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形成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方民族在祖国北半部建立区域性政权（北朝、辽、金）、或者在全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元、清）的时间长达750年，占这段历史进程的1/2。这些北方民族在文化形态上有些什么独特的东西值得注意？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问题。在建设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考察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互补的发展规律，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