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不能回避
在研究讨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常常碰到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就是如何给我国市场经济定位。所谓定位，是指从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和矛盾的客观分析中，判定我国市场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应当沿着什么方向发展，要达到什么目标。显然，这涉及到对市场经济整体性和根本性的认识。
目前有一种流行说法：“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的共性、普遍性，破除“凡事问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是有意义的。但要确定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性质、方向、目标，仅靠“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这样一种认识还不够，因为“中性”的东西无法定位。一般都是寓于特殊之中，以特定的、具体的形式存在着。说到具体的市场经济，总要指明是早期的还是现代的，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甚至同类国家也各具不同的特色。因此，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对发展市场经济中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就会偏离方向。
但对市场经济“定位”存在相当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变化，已把各个国家的发展纳入总的世界发展轨道之中。一个国家发展的“定位”，既要体现时代发展的新动向、新要求，又要结合本国的具体特点。而本国的具体特点主要涉及到现时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这样，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就是在由时代发展潮流、现时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所构成的座标系中，如何找到和确定它的合理位置。
二、我国市场经济应适合世界先进潮流
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时，不少人流露出这样的看法：1.当今发达国家的商品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后现代阶段，而中国作为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尚处于向工业社会发展和过渡的阶段。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只能先搞原始的，后搞现代的，只有经历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那些必要过程，然后才能走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2.在这个阶段，具体说在人均收入400—800美元期间，社会混乱、官员腐败、道德败坏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3.当今发达国家所显示出来的发展新动向，“后工业”、“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来说，只是未来的话题而不是现实的课题，尚未“现代”，谈何“后现代”？对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的作用，认为西方在经历现代化矛盾之后，才需要东方文化的某些补正（如“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等），而中国正在走上现代化道路，儒家文化只有阻碍作用。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割断中国与当今世界的联系，孤立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
观察现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应当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即：自从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以来，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各个国家都成为整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处于日趋紧密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之中。这样，落后国家同世界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马铃薯和一袋马铃薯的关系，而是转化为整体和部分或有机体和它的器官的关系。生活在世界性经济、政治、文化氛围之中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其现代化道路的走向和实现，不但取决于本国的现实情况，而且要受世界发展潮流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自我封闭和孤立发展的状态，落后国家不可能脱离当今世界总的发展轨道而去孤立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的扩张力、渗透力极强，商品是落后地区的启蒙者，商人则常常是新大陆的开拓者。马克思所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正是与商品经济的这种特点密切联系着的。
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虽然近代中国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以侵略和掠夺的形式把它强行纳入世界性商品经济轨道，使其处于世界发展潮流的漩涡之中。这一方面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趋向、各种矛盾又都在影响中国的观念和现实，使中国人能迅速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能保持与世界发展潮流的一致性。如五四启蒙，以传统观念看，这种启蒙应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不然，五四启蒙是在当时的时代精神薰陶下，以浓缩概括的形式总结了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以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迅速实现跨时代的转变和飞跃而跟上20世纪的发展步伐。同样，以传统观点看，中国应搞西方的旧民主革命，但在先进潮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俄国人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影响下，中国人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它所解决的不是17、18世纪而是20世纪的时代课题，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迅速提到了新的时代水平。
当前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也不能重复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而应以现代市场经济为目标。第一，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现代生产力、先进科学技术、现代企业、现代工人阶级等为支撑的。早期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者相联系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之类，在根本上是由其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及生产者低素质造成的。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出现这类现象，但我国已有一大批在技术、生产、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均有良好基础的大中型企业，它们一旦完成机制转变，就会对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起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第二，当代西方已进入对市场经济矛盾弊病进行批判超越阶段，也使中国不能沿袭传统的发展道路。西方市场经济已运行了几百年，其运行机制、规则、观念都已成熟，但其内在的矛盾和弊病也成熟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18、19世纪提倡的观念，如“机会均等”，“优胜劣败”，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受到挑战、批判和矫正，市场经济正向着更为人道、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现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商品经济尚很欠缺、薄弱的中国人来说，提倡并强化“机会均等”、“优胜劣败”之类观念的教育是必要的。但能不能置当代已发生的先进要求而不顾，置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弊病而不顾，认为这些矛盾弊病都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把问题的解决推到将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人类的活动是在必然性基础上的选择性活动，趋利避害、去恶向善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既然已有西方的前鉴，后人就不再会盲目跟随，总要采取新的方式去减少进步的代价，寻求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而西方新的解决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况且，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中国人，也很难再回过去重新接受落后、野蛮的发展方式。就中国人的主体来说，由于经历了反对“包身工”那样带有封建主义、野蛮资本主义色彩的雇佣制度的革命，有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几十年的实践，又了解了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最新动态，让中国人再去接受那种“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现代西方最先进的市场经济观念、企业管理理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经验，以及反映这些东西的“后现代”思潮，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所追求的目标，是现代市场经济。
三、我国市场经济应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
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它总是具体地存在于一定国家、民族的现实实践环境之内，容纳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中。一个国家包括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在内的各种因素，都会对市场经济不同特点的形成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最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是该国的社会基本制度，它决定和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不同目标、过程和方式。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观念和实践目标，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的结合和统一，也意味着我们要在市场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一个全新的事物。
从十多年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看，对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某些先进经验和通用做法，如引进外资、通过发展私营和个体经济活跃市场，实行证券交易、强化企业管理等等，这些东西学习和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也容易取得成效。因为对于我国市场经济来说，它们所涉及的还是比较浅层的问题。而改革一旦涉及到深层的、实质的问题，市场经济怎样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结合，如怎样按市场经济要求改造和搞活公有制经济，怎样按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就显得矛盾重重，举步维艰。这说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既是改革的难点，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地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意味着市场经济要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规定和制约。这种规定和制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框架，也可理解为是一种约束。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主义、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它不但要遵循一般市场经济所通行的具体规则，而且在总体上不能削弱、冲击、动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必须在它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和发展。例如，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都是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条件。
然而，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仅仅看成是消极的限定和约束。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市场经济发挥出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也就是说，怎样创造和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质”的优越性，应是建设我国市场经济所应突破的重点和难点。前一时期，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关注和评价，似乎主要集中在量的方面，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人均收入等。但从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新事物较之旧事物的优越，首先不是表现在量上，而是表现在质上。新事物在质上有所突破后，必将以其优越性进行量的发展和扩张，并最终在量的方面超过旧事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之西方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也首先不是表现在量上，而应当是表现在质上。这种新质的突破，主要表现在能否以更合理的方式去解决一般市场经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那些重大矛盾和难题上。谁搞市场经济都想克服这些矛盾和难题，但若真正解决，不仅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而且要改善它所运行的社会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这些矛盾和难题的解决程度是有限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应在这方面显示出特有的优越性。当然，这种优越性不是单凭理论上的推论就能得出，而是应像中国人当年致力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一样，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当作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的重大课题。
例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注意所有制（如股份制）和分配制度（如怎样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方面的探索，也应当注重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探索。从西方市场经济的情况看，由于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竞争经济，容易使人们由于利益的矛盾冲突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甚至对立。体现在企业管理上，提高生产效率的思路通常总是强化管理、严格纪律、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以及必要时裁减人员等，总之，是把工人当作“物”来管理。然而，劳动者不是工具而是人，当他处于主体或客体、主动或受动的不同状态中，他的主体性、能动性发挥的程度是不大相同的。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经济，人们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一致性，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的影响，以及建国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上所作的努力，把这些因素加以合理发挥，要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建立起企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类似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打通和开拓把社会主义优越性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思路。
四、我国市场经济不能脱离中国文化根基
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不仅要受社会基本制度的直接规定和影响，还要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是由该民族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积淀形成的，适合本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生存发展观念及道德规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总和。它是经过历史的淘汰和选择，在本民族精神成果中存留下来的精华，是该民族得以合理性存在和持续性发展的价值确证。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虽然屡经社会变迁，或者数遭外力征服，但都摧毁不了它的文化根基，抹煞不了它的民族特色。所以，一位前苏联学者在同《第三次浪潮》作者阿·托夫勒对话时指出，尽管现代化中存在着统一性、国际化的趋势，但“日本人仍为日本人，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爱国精神，甚至民族主义，他们珍惜自己的历史财富。对美国、法国、印度和中国文化也可以这么说”。（费·布尔拉茨基：《新思维》，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市场经济也是如此。1993 年中国国家体改委代表团考察美国的市场经济，美国专家首先谈的不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是美国的文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念，认为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美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的。这就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同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
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所以对市场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文化的存在物。这使人们的活动，并不是单纯为活动而活动，而是受其背后和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指导和制约。如人的市场经济活动，直接动机是赚钱。但赚了钱干什么？为了更高消费的需要？为了确证自己的价值？为了谋福社会和大众？对此，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会作出不同的回答。
韦伯认为，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新教伦理”起着巨大的推动和规范作用。作为商品生产的驱动力，当然离不开谋利、赚钱、追求利润、积累财富这类直接的经济动机。但如果单纯为了个人私利而赚钱，或者赚了钱就把它挥霍掉，不仅体现不出商品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价值，而且会导致这种行为的盲目性和疯狂性。因此，必须赋于这种世俗经济行为以一种更高尚的道德伦理动机，把单纯谋利的意识提升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新教伦理是这样教化人们的：“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人为赚钱而从事的世俗经济活动，既然是上帝赋予的尘世生活中应尽的一份义务，人们就应当克勤克俭地从事它，并用这种活动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虔诚和增添上帝的荣耀。这种宗教式的信念一经普遍确立，既推动了合理经济秩序的建立，也促进了经济活动的道德化，成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灵魂。贝尔曾评价说：“一旦新教伦理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它那卓越的精神。”而新教伦理之所以能为欧洲人普遍接受，是因为它根植于欧洲渊源久远的基督教文化传统。
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也需要寻求和确立类似于“新教伦理”那样，能为人们普遍信赖和接受的文明精神。这种文明精神的建构，尽管要面向世界吸取别国之长，但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至于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杨振宁博士认为，中国强调“集体”的精神，这是儒家文化长期孕育出来的。它既是中国的弱点，也是中国的强点，更是中国发展前途广阔、潜力巨大的一个基本道理。“集体”精神主要是指人际和谐，体现为谦让、礼貌、善良、助人、修身养性、爱国、爱家等。与美英提倡个体本位相比，中国传统观念带有缺乏个性、缺乏竞争力的弱点，这些弱点必须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加以克服。然而，它所强调的“集体”精神也有其长处，对于规范商品经济，加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了克服弱点而丢掉优点，不仅是不值得的，也是做不到的。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如果不扎根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或者借助外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来养殖中国的市场经济，那是难以成活的。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文化不需要西方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中国文化不需要改造和更新，相反地，中国文化只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才能担负起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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