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初期美国举棋不定的“中立”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举棋不定论文,美国论文,中日论文,初期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作为20世纪全世界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资本主义大国和一个太平洋国家，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事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中国与其它列强展开竞争，不断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采取“不承认主义”，同时通过发展美日贸易改善两国关系，并企图把日本的扩张矛头从中国东北引向北面的苏联。对于处理美中关系，美国尽可能小心谨慎，避免冒犯日本，力求将日本侵华战争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遥相呼应，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都燃起战火。法西斯侵略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对英、美、法等西方大国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的既得利益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加深了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英、美两国为了维护它们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既不甘心让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得逞，对日本侵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同时又不愿意放弃有利可图的对日贸易，更不打算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由于英国这时在欧洲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已经感到捉襟见肘，面临日本在东亚扩大侵略更是无能为力。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取代了英国昔日的地位，成为与正在扩张势头上的日本周旋的主要对手。美国政府继续奉行“九·一八”事变以来采取的“不承认主义”，在道义上对中国的自卫行动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在物质上给中国以有限的支持，但又不肯切实承担作为《九国公约》缔约国的责任，采取支持中国抗战、制裁日本侵略的有力行动。
一、影响美国对中日战争政策的主要因素
中日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受到种种因素的牵制，尽量避免直接介入中日双方的冲突，千方百计坚守不卷入战争这条底线。当时影响美国对中日战争政策的主要因素，一是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影响，孤立主义势力强大的美国国会及其制订的《中立法》，严重束缚了罗斯福政府进行外交活动的手脚；二是从对日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不愿轻易放弃日本这个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强烈反对制裁日本；三是纳粹德国的侵略扩张导致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成为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优先关注的重点；四是美国的经济实力虽然雄厚，但与连年大肆扩军备战的德、日法西斯相比，美国的军备却相对薄弱，远远没有作好迎战法西斯的准备。这几个因素在总体上又受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亚大战略，以及美国决策者如何认识中国抗日战场在这个大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影响。
美国国会于1935年8月针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制订了《中立法》。1937年4月又通过第二个修正案，无限期延长《中立法》。《中立法》及其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禁止美国将武器弹药运到一切交战国或可能转运到交战国的中立国；对武器弹药以外的货物出口和运输，采取“现购自运”的办法，即必须用现金购买，并不得用美国的船只运输。美国的《中立法》禁止输出武器弹药，但不禁止一般贸易，以便维护实业界的利益，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在中日战争中，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1]（P415）日本已经拥有一个完备的军火工业体系和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完全可以用现款从美国购买各种战略原料，并用本国的船只运回国内制造武器弹药。而遭到日本侵略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1]（P452，417）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和缺乏海上运输力量的中国，并不具备用现款从美国购买战略原料，再用本国的船只运输回国制造武器弹药的条件。当美国将《中立法》运用于中日战争双方时，对日本的限制较小，而中国受到的制约甚大。因此，美国的《中立法》表面上看起来对中、日两国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而且美国《中立法》不区分侵略国和被侵略国，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中立法》的规定对美国自己而言则是作茧自缚，严重限制了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处理对外事务的行动自由。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比起其它国家的战略来，日本有一个方面最脆弱，它缺乏长期作战所需要的基本物资。”[2]（P3）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各种战略原料和机器设备才能维持其战争经济的运转。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的主要物资供应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美日贸易不减反增。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000万美元，五年间增长近10倍。1937年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物资占输入全部军需物资的54.54％，1938年占56％。其中，这两年从美国输入废铁的比例为88.01％和90.39％，铁合金为77.53％和82.71％，铜的比例高达95.18％和90.89％，煤油及其产品为62.71％和65.57％，汽车及零件为92.41％和64％，飞机及零件为70.19％和76.92％，金属工作母机为69.53％和67.09％。[3]（P52）仅1937年上半年，日本就从美国购买了130万吨废钢铁以增加储存，大大超过过去购买的数量。[2]（P10）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的石油达3500万桶。[4]（P45）1937年美国对日本的输出额占它对亚洲输出总额的49.82％。[5]（P137）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6]（P260～261）然而由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从对日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因此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仍不肯放弃有利可图的对日贸易，继续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
美国输出战略物资帮助日本增强战争能力的行为，在国内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31名国会议员联名提案，主张限制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他们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生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7]为了回答国会议员的严厉批评，由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塞尔主持的一个委员会于1937年5月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采取立即限制的措施是不必要的或是不正确的。”这个调查报告呈送罗斯福总统过目之后，转送给那些要求限制美日贸易的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仍然坚持这一结论。他们的借口是限制输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2]（P10）1937年8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的废铁在远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过去的废铁播下死亡。枪炮、炸弹和军舰都是越过太平洋运来的数量日增的废钢铁制造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大众传媒的尖锐批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日贸易的实质，表达了美国人民的良知。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关系的主要舞台，是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以希特勒为头目的纳粹党1933年1月在德国上台后，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大肆扩军备战；对外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挑战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1936年3月，纳粹德国宣布废止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非武装区。英、法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使希特勒的第一次重大军事冒险轻易得逞。在欧洲心脏地区出现了一个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德、日、意法西斯在反苏反共和对付英、法、美方面一拍即合。它们相互勾结，逐步形成侵略集团，对维护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既得利益的英、法、美构成巨大挑战。1936年7月，德、意共同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并于10月结成柏林——罗马轴心。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接着德国又撮合日、意两国，在同年12月彼此承认对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的侵占。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又于12月退出国际联盟。柏林——罗马轴心扩大为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日本与德、意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遥相呼应，力图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它们的约束，放手扩大侵略战争。
在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中，纳粹德国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妄图独占欧洲，称霸世界，是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枢纽和法西斯侵略集团实际上的盟主。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又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德、意咄咄逼人的挑战，处于守势的英、法推行姑息纵容、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中、东欧的弱小国家来保全自己。英、法这种苟且偷安的行为，结果是纵虎为患，损人而不利己，到欧洲战争爆发时便自食其果。
美国在欧洲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比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早一个多月在德国上台的希特勒在欧洲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担忧。纳粹德国向拉丁美洲渗透更侵入了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美、德之间的矛盾逐步发展。欧洲成为罗斯福政府的对外政策优先关注的重点地区。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欧洲政策是扶植德国、抑制英法，1933年以后，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威胁日益加剧，美国的欧洲政策逐渐转变为支持英法、制衡德国。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宣布：“美国必须做好准备，抵御敌人从北极到南极对包括北美和南美在内的西半球的攻击。”[8]（P252）然而以美国当时的陆、海军军备状况，难以同时对付德、意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指出：“从经济方面讲，美国是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国家，比别国都更富足。就军事而言，却排在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十六个国家之后。”[9]（P151）日本陆军在1937年已经扩充成为一支百万大军，而这时美国的陆军却只有14万人。在西太平洋上的美、日本海军力量对比也有利于日本。因此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当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向罗斯福总统转告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关于建议美国召开太平洋国家会议，讨论如何制止中日战争时，罗斯福回答说赤手空拳是不起作用的，美国无力对付日本。[10]（P431）美国对战略重点欧洲的关注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与日本相比处于劣势，使其不愿过早与日本兵戎相见。面对德、日法西斯在欧、亚的侵略行径，美国标榜的“中立”，与英、法奉行的“不干涉”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是变相的绥靖政策。
二、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踌躇不前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驻美外交官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了事件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沉重打击。”[11]（P2）中国政府试探美国能否出面调解。美国国务院表示，现今美国“以调处者的身份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早，都是不明智的。”美国对远东的敌对行动“极不赞成”，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2]（P44）7月13日，英国提出由英、美、法三国联合调停中日冲突的建议。美国答复说，它已经对中、日两国使节强调了保持和平的重要性，英、美两国可以通过“平行的但各自独立的”做法保持合作。7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希望《九国公约》缔约国采取行动，制止中日战争扩大。同日，赫尔发表声明说：“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严重的战争行动，都不能不这样或那样地影响我国的利益、权利或义务。”声明表示美国一贯主张维护和平，不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信守国际协议，通过谈判调整国际关系中的有关问题，等等。声明最后说：“我们认识到维持足以保卫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并愿意按照其他国家增加或裁减军队的比例来增减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不结盟，也不为结盟义务所束缚。”[11]（P3～4）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随即在第二天声称，赫尔“发表了一篇极好的公开声明。声明完全不偏不倚；它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不可侵犯性、修改条约应按正当手续、应尊重国际法，还申述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及裁军、与各国合作而又不卷入同盟关系等方针。不论有裨于时局与否，发表这种声明，远比直接抗议为佳。抗议不仅无益，且有激起愤懑情绪之害。”[13]（P215）格鲁为自己的上司涂脂抹粉的这番话与他的本来意图适得其反，充分暴露了赫尔的声明侈谈世界和平与国际关系准则，却罔顾美国在《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中承担的国际义务，只关心美国的在华利益而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国将赫尔的声明分送《非战公约》的62个签字国政府并要求答复。对于这样一个不分是非、不疼不痒的声明，除了葡萄牙之外，包括日本及其法西斯伙伴德、意在内的60个国家都立即表示赞同。[8]（P210）
8月13日，日本将战火扩大到上海。同日赫尔在华盛顿会见日本驻美大使时特别强调说：“如果在上海发生武装冲突，中日双方都应同样对全世界各国承担责任”。[14]（P100）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并呼吁各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15]（P11～14）中国政府希望英、美、法、德、意五国联合调停中日战争。美国无意同欧洲国家一起进行集体干预。副国务卿韦尔斯甚至表示，美国“很不愿意在远东同所有欧洲国家搅在一起”。[16]（P22）
上海发生战事后，美国国会中的孤立派议员要求从上海撤回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国务院则认为，应该向中国增兵，以保护美国侨民安全和在华利益。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国务院的建议。8月1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上海增派1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并已向国会请求拨款50万美元作为紧急救济及撤离人员之用。[14]（P101～105）8月21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多诺万下令禁止6名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其中2人是蒋介石的专机飞行员和机械师）由香港前往中国，以免“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被迫地或自愿地服务于”中国空军。[17]（P267）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赫尔报告说，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对他抱怨此事。宋美龄指出：“当德国和意大利的顾问仍在平静地继续其工作时，不让中国获得这种援助是‘非中立’的，它使中国无法得到训练驾驶美国飞机的飞机人员所必需的教练，而这些美国飞机占中国空军飞机数目的90％。”并表示“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将真正地中立，不要在中国为她的生存而战斗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17]（P269）8月23日，赫尔再次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不想评判争端的是非。我们呼吁各方不要诉诸战争。”“当前的远东争端一开始，我们就努力劝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双方，重要的是避免军事行动，维护和平。”“我国政府极为焦虑地注视着远东局势的各个方面，注意保卫我国侨民的生命和福利”。[11]（P15）8月27日，格鲁在给赫尔的密电中建议，“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觉得美国的基本目标应该是：（1）避免介入；（2）竭力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3）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与交战双方的传统和友谊。”[11]（P19）赫尔于9月2日复电表示同意格鲁的意见，并说“我们不想伤害中国或日本，我们希望做双方的好邻居。”[19]（P20）
8月中旬，赫尔就是否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征询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意见。詹森认为，美国如实施中立法，便将成为“第一个正式切断对中国的实际援助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和新闻界对此将会表示强烈的遗憾和不满。9月10日，中国大使王正廷在与赫尔谈话时指出，中国正在为生存而战，也在为门户开放而战；中国只要继续从外国得到军事装备，就能胜利地抵抗日本。[12]（P177）于是美国国务院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实施中立法。但孤立派议员认为，如果不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美国就会被拖入战争之中。在坚决主张对中日两国实施《中立法》的孤立派议员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于9月14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拥有的商船今后不准向中国或日本运输总统1937年5月1日公告中所列武器、弹药或战争工具”，“悬挂美国国旗的其它商船企图向中国或日本运输任何上列物品，概由自己负责”。[18]（P145）根据罗斯福的这一声明，中国政府在美国购买并已经在西海岸装船待运的19架飞机不得不卸货。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海军省遂于8月20日宣布封锁中国海岸，阻止一切战略物资进入中国。因此，罗斯福9月14日的声明，必然使正在艰苦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罗斯福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发表声明4天之后（9月18日）即对王正廷大使表示，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在美日之间引起战争而“不能不采取的折衷办法”。“美方引用中立法令为政府所不愿，现在中国仍可在美采购军需”。并“暗示中国似可先将军火运往香港、安南等处”。日军如有留难，美国政府“当尽力保护”。[19]（P409）
美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也向中国提供了一些财政支持。“七·七”事变次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订《白银黄金互换协定》。1937年底，美国又应中国的请求，从中国购入5000万盎斯白银。中国抗战第一年，美国购买中国的白银达31200万盎斯，总值13800万美元。美国还取消了原订购银贷款只能作为稳定法币的基金，不得用于购买军火的限制。[20]（P709）其中实际用于采购军火的款项为4800万美元。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支持也可以视为一种间接援助，但是这种援助的数量在抗战初期是很有限的。
三、罗斯福总统的“检疫隔离演说”及国内外的反应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残酷屠杀中国平民的野蛮行径，尤其是9月下旬对中国首都南京的狂轰滥炸，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极大愤概，国会中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也在增长。罗斯福总统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他说：“世界的政治情势近来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引起了那些希望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友好相处的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关切和焦虑。”“未经宣战，没有预警或任何正当理由，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正在空袭中遭到残酷的屠杀。”罗斯福警告：“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的其它部分，不要设想美洲将会逃脱”。“战争是一种传染病，不论它是正式宣布的还是不宣而战的战争。”他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就像对生理上的传染病人进行隔离一样，对正在世界上蔓延的“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进行隔离，“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在演说的最后宣告：“美国痛恨战争。美国希望和平。因此，美国积极从事于寻求和平。”[2]（P150～155）按照罗斯福的想法，隔离就是经济制裁。他后来在12月17日对内阁说：“有这样一种办法，即实行经济制裁不用宣战。”“我们不称它为经济制裁，而称它隔离。我们要使用不会引起战争的办法。”[8]（P221）罗斯福之所以主张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是因为他相信，日本一旦征服中国，接下来就会夺取欧美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从而引发日美战争。[21]（P260）
一石激起千重浪。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第二天，美国政坛元老、前国务卿史汀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封信，痛切有力地陈述了美国应该停止对日战略物资贸易的理由。信中说，要是继续这么下去，“就有在将来给我们带来战争的危险，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力求避免的。”[2]（P10）罗斯福的演说使中国朝野深受鼓舞。蒋介石于10月7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22]（P100）罗斯福的演说还促使国联大会于10月6日通过了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中日冲突事件的两个报告书。第一个报告书指出：“日本以海陆空军对中国实行军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认为有理由，且系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从而间接谴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第二个报告书指出：“现在之冲突牵涉日本之违反条约义务，非仅由中日两国政府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之问题。”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联各会员国会议。国联大会的决议“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避免减少中国抵抗能力、增加中国在中日冲突的困难的一切动作，考虑援助中国。[23]（P419～420）美国政府公开赞成谴责日本，并同意参加这些会议。罗斯福在解释美国与会的理由时说，这次会议就是“我们寻求通向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行途径的范例之一。”[8]（P216）可以说，这是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取得的唯一成果。
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强烈反对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的演说。“他们不相信传染病会蔓延到他们这里。他们宁愿设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不愿参加驱除疾病的没有把握的努力。”[2]（P11～12）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以“停止干涉外国，美国需要和平”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商业金融记事报》的文章说，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政治困难并不负有责任，也没有“高超的智慧”去解决它们的问题。美国劳工联合会表示赞成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号召联合抵制日货，同时却宣布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或亚洲战争”。[8]（P217）罗斯福的大多数内阁成员以沉默来表示他们不支持总统的演说。赫尔国务卿则由于总统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而对演说持批评态度。许多老百姓也纷纷给白宫打电话或电报，反对美国卷入战争。妇女们表示，决不允许罗斯福将她们的丈夫和儿子送上战场。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嘲讽地写道：“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读了罗斯福的讲话……因为传染病患者一般不会去全面武装的……他的比喻似乎还缺点什么。”他在另一封信里写道：“对美国人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指望，是除了空话以外，别再指望任何东西。”[2]（P12）10月6日，英国建议国际会议在华盛顿召开。12日，英国外相艾登要求罗斯福总统“准确解释”他的“检疫隔离”计划，说明他是否考虑到要联合抵制日本。[8]（P216）法国也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它承担支持法国的义务。
面对来自国内的强烈反对和其它国家要求美国带头对抗日本的外交压力，罗斯福很快就从芝加哥“检疫隔离演说”的立场后退了。在10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他的演说是否意味着要放弃中立法，是否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时，罗斯福回答：“毫无此意，或许是要扩大中立法。”他还表示：“‘制裁’是一个可怕的字眼，现在没有人用了。”他强调演说的主要意思“是最后这句话，‘美国积极从事于寻求和平’”，“根本没有必要使这种办法（隔离）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驰”。[2]（P552～553）罗斯福捎口信给艾登说，不同意英国在布鲁塞尔把美国推向前台，而且“要美国履行总统在芝加哥的演说的内容，这种企图是讨厌的，而且是有害的”。[8]（P216）罗斯福这种进一步、退两步的做法，使国内外各方面都认识到，美国政府的手脚仍然受到孤立主义的严重束缚，面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难以真正有所作为。密切关注美国态度的日本对此自然十分明白，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侵华战争。
1937年12月12日，日军飞机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江面上炸毁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和标准石油公司的3艘油轮。当时这些舰船上都悬挂着美国国旗。用赫尔的话来说，这次轰炸是“一些野蛮的、失去控制的、半疯狂的人”蓄意制造的。[8]（P221）事件发生当天，罗斯福亲自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表示对日本滥炸美国舰船深感震惊，要求日本对此表示歉意，赔偿全部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罗斯福还要求日本政府把他的抗议转奏日本天皇。“帕奈号”事件促使罗斯福总统认真考虑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的具体措施，以惩罚和制裁日本。12月14日，他指示财政部长摩根索寻找没收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财产作为赔偿美国损失的抵押的法律依据，并研究如果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没收日本的财产，日本人会怎样报复？摩根索建议援用《对敌贸易法》1933年修正案没收日本的财产。17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有权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特别是禁运棉花、石油和其它货物。会上还研究了出动海军封锁日本的计划。罗斯福认为，英、美两国可以在从阿留申群岛到新加坡的航海线上对日本实行封锁，不消一年日本就会屈服。为了打消内阁对此举的疑虑，罗斯福解释说，海军封锁也是不用战争就能使日本屈服的一种办法。当他需要得到的结果，如同发动军事行动取得的结果一样时，他“并不愿通过战争去取得”。[8]（P221～222）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罗斯福在内阁会议前一天向英国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提出，在英、美两国海军代表之间“有系统地交换秘密情报”，并且制定出封锁日本的计划，以便“再次发生严重暴行”时实施。[8]（P221）但是国会议员和广大民众的和平主义情绪仍很强烈，他们希望不要让“帕奈号”事件导致战争，反对采取制裁日本的强硬措施，甚至要求政府从战争海域撤出美国的舰船。日本也在12月25日向美国表示道歉和赔偿损失，并保证保护美国在华公民的权利。罗斯福遂不再急于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和封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