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府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6-0044-05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政府的行为举足轻重。城市文化建设既是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领域，又渗透进并主导着其他领域的建设。在城市的经济、政治、市政、环境、治安等各方面的建设中，无不展现着城市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目标。城市文化建设与所有这些方面的建设一道，共同构成城市的文化形象。
在现阶段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政府的行为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分。政府可以让一个城市繁荣，也可以让一个城市衰落。政府可以把一个城市变得有品位，有亲和力，也可以把一个城市变得粗俗，变得不适合人居。其根源在于有无高远的历史发展视野、深切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一个有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的政府，必然会以历史眼光遏制短期行为，以全民族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制约局部的小集团的得失，从而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有品位的城市。由此说来，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以文化自觉和文化使命感规范并提升政府的行为，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 以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为目标，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既有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历史的古城，又有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老工业城市，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以各类开发区和商品基地为中心而构建的新的现代化城市。悠久的历史以及人口、资源等条件的制约，使中国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必须走中国自己的城市化道路。
交通对于城市犹如血脉之于人。绝大多数城市是从交通要道上的驿站、水陆码头的货物集散地发展而来。路到哪里，市就到哪里，城就建在哪里。交通一断，城市就日渐枯萎。比如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开封，素有“七朝都会”之称。北宋时期，开封“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古都开封的繁华景象。但是由于建成于1906年的京汉铁路即1957年全线贯通的京广铁路没有经过开封，致使这个城市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我们明确的追求目标。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城市发展和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割裂的现象。从1988年我国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破，到2005年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接近4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短短17年，我国就走了西方国家40年才走完的发展路程，其成就令世人惊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既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存在布局上缺乏文化自觉和全局观念的问题。由于高速公路建设在国家层面是以直辖市、省会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为中心和连接点，在省级层面是以省会城市、地级市为中心和连接点，是放射状的而不是网络状的，许多非省会级城市、非地级市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历史文化名城遭遇不会拐弯的高速公路，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把中心城市巨型化的同时，把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边缘化了。中心城市的繁华和被边缘化城市的萧条成了我们今天的一种文化景观。
地处茶马古道上的云南剑川，北靠藏族及纳西族聚居地，南靠大理白族聚居地，西靠普米族聚居地。在古代，这里是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是中原文化、吐蕃文化和大理文化交汇之地，也曾是唐时南诏国所在地。剑川境内的石钟山石窟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其石窟艺术被誉为“南天瑰宝”。那些造型独特、雕刻精细的南诏国时期的各类石刻，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价值。剑川县境内的仕登街保存有完整的古戏台、马店、寺庙、城门、古四方街，真实反映和记录了茶马古道古集市的原始模样。2002年，仕登街作为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古集市入选世界建筑物基金会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剑川的石宝山歌会也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座因茶马古道而兴旺的历史名城，建国后也是大理到丽江和昆明到丽江的国道必经之地。2003年，其县委书记曾忧心忡忡地告诉笔者，从昆明到丽江的高速公路没有经过剑川，来剑川的人明显减少。如果从大理到丽江的高速公路又把剑川甩开，那我们发展文化旅游、建设全国文化先进县的计划将难以实现。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底批准修建的大丽高速公路，在原214国道基础上进行改造，剑川仍然是必经之地。
四川梓潼的情况与剑川相似，但却不如剑川幸运。梓潼是古蜀道上的历史名城，也是建国后修建的川陕公路的必经之地。司马相如当年进长安求功名，途经梓潼已是冬天，于是留在那里读书。至今尚存的司马相如读书台，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修筑于古蜀道上的梓潼七曲山大庙被尊为文昌祖庭，始建于晋代。庙里庙外最老的柏树，是三国时期张飞率领部下种植的。大庙21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形形色色的人物造像及其他历史遗物，无言地向世人讲述着近2000年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史，其中不乏古建筑的奇葩，既是研究建筑史，也是研究美术史、冶金史的样本。梓潼也曾经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他的故居已被开辟为纪念馆供人们瞻仰。2004年，其县长同样忧心忡忡地告诉笔者，从广元至绵阳的高速公路，将不再从梓潼经过，梓潼将面临被逐渐边缘化的前景。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我国有大大小小几百座历史性城市，岁月的沧桑，使许多历史古城不再是工商业经济中心。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闲暇时代的来临，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正在成为这些古城特有的文化一经济资源。如果各级政府决策者们多一点文化自觉，心中有一张“文化地图”和一张完整的“文化产业规划图”，将历史文化名城命脉的延续和持久繁荣，纳入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视野，统筹规划，每做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就激活一条文化线路，激活一个文化空间，无疑会使我们的城市化更有中国特色。反之，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在大城市之间画直线，人为地去制造出若干个城市巨无霸，而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名城和老工业城市边缘化，将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其他城市萧条的同时，这些巨型城市将遭遇地面沉降、水资源紧缺、空气污染等一系列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两极分化、公共服务短缺等经济社会矛盾。这种结果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背道而驰，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二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
教育权、医疗权、文化生活权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发展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和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是惠及全民族的事业，是国运昌盛的保证和体现。当今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政府都要承担发展基础性文化事业的责任，履行使人民的教育权、医疗权、文化生活权得到保障的公共服务职能。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哥本哈根宣言》强调：必须向全体国民公平地提供教育和初级保健，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在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着公平、公正、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时起，就自觉地肩负起对全民族的文化责任。早在战争年代就规定：“必须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文化教育和制度，保证工农及其子女的教育权”（1931年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宪法大纲》）；“实行普遍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建国以后，在“一穷二白”、国力不足、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长期把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保证了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教育权、医疗权和文化生活权，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若干文化发展指标。比如，到“六五”期末做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到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等等。但是，我们的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却往往与我们的目标相悖。教育方面长期投入太低，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1985年到2002年，我国一直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乡为主”的九年义务教育发展体制，乡级政府承担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相当一些乡级政府财力薄弱，加之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成了农民自己办的教育。据对湖北某县的调查，1990-2000年10年间，教育经费13.6亿，各级财政拨款5.5亿，占40.58%。其中乡级财政近4.7亿，占34.33%，县级财政8 540万，占6.25%，省级以上拨的教育专款只有150.5万元，仅占0.1%。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农村中小学生失学辍学现象严重。据统计，到2004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7.33年，在中西部的一些县，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3年多。“双基”目标没有实现。
从9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以及GDP和政绩的拉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遭到进一步削弱。有的地方错误地把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机构统统当成吃财政饭的包袱，从城市的幼儿园、中小学、医院，到乡镇卫生院、文化站，一卖了之。这种做法甚至一度被当成改革经验，群起效尤。2004年春天，笔者到外地调查，发现某地300个乡镇，1995年以前270个乡镇建立了文化站，配了文化专干，到2004年，被卖掉和垮掉的达80%以上。这个地方的乡镇卫生院也几乎全部被卖光。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一朝覆亡。截至2004年，全国还有144个县无图书馆，108个县图书馆无馆舍；57个县无文化馆，221个县文化馆无馆舍；51个县既无图书馆又无文化馆。这种状况与我国国力的增强形成巨大的反差。于是，“十一五”规划纲要又重新提出：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十一五”期末做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村村有文化室，等等。
公益性文化事业从人创造文化的那个时刻就开始出现了。其社会职能主要是文化创造、文化传承和人格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创造，就只能靠引进别人的技术和文化产品安身立命，这个民族就会沦为一个打工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传承和人格塑造，社会生活就会中断，民族文化就会湮灭。中国之所以成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之所以5000年绵延不绝，是与历代统治者对文治教化的重视分不开的。自秦汉以后，其郡县两级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劝民农桑、整齐风俗、举办地方教育事业。当今时代，一个政府如果只追求GDP目标，那就是一个不称职的政府，也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要求我们从对发展的片面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对人民基本需求的漠视中醒悟过来。
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GDP指标外，还提倡将人均寿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等人文发展指数作为标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成功而有活力的城市是那种不仅能满足居民基本生存需求，而且还能满足其发展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城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认识到，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政府提供给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事业，是用纳税人的钱给纳税人做事，而不是政府对老百姓的恩赐。只有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保证机会结构相对公平，从而为社会和谐创造条件。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第一责任人，应当把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组织基本的、重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来；国家财政要从主要支持重点工程调整到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险方面来。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的是公平性、公益性、基础性，以维护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各级政府应当强化自己的文化管理和服务职能，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面向城乡全体国民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大中城市，应当率先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推动基础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到学校硬件设施标准化，优质师资力量城乡共享，从各方面逐渐缩小城乡文化生活的差距。在这方面，有些城市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比如天津市和上海浦东新区义务教育较高水平的均衡发展、郑州市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 政府创造环境，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商业是城市的经济支柱。在工业化时代，城市靠工业支撑。进入信息社会，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2005年，笔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访问，其文化艺术委员会负责人介绍说，在德州经济体系中，文化艺术累计总消费支出为1902亿美元（占德州总消费的12.3%），总产值为984亿美元（占德州总产值13.6%），个人总收入617亿美元（占德州总收入14.6%），提供了191.8万个固定工作（占德州总工作岗位15.7%），为德州承担了大约12.2%的总财政收入（每年多于58亿美元）。学校教育中仅艺术教育一项，就为德州贡献了36亿美元的总消费、18亿美元的总产值、12亿美元的个人收入和42 982个固定工作职位。德州旅游总收入的19.8%也来自文化艺术。
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传统文化产业迅速向“文化创造性产业”（或称“创意产业”）转化。知识产权成为城市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文化产业日益引起各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文化领域的主导作用，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积极应用先进科技手段，推进内容创新，使原创性文化产品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各级政府应当以自己创造性的工作，将其变为现实。
据笔者调查，一些中小城市的政府，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意义还缺乏认识，也没有找到发展文化产业的切入点；一些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的市县，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不到本地GDP的1%。要改变这种状况，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不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思路、发展成效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统筹规划下一步的发展路径。
文化产业简言之，就是为人们提供精神消费品从而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高技术、高投入的文化产业，一般说来是在资金、人才聚集度较高的城市和地区才有条件得到发展。一般中小城市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对本地的文化资源做到心中有数。那些文化产业发展得好的市县，都组织过专门的班子对本地文化资源进行过全面普查。比如山东蓬莱市，有2100多年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但是过去没有将它看成战略资源，致使古城墙被拆掉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市委市政府才觉悟到，如果没有历史眼光，没有文化自觉，城市化的过程可能会成为一场新的文化浩劫。城市建设不能搞破坏性开发，现代化不能以文化遗产的消亡、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消亡为代价。于是，他们请各方面的专家用半年时间对全市的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凡是100年以上的房屋都作为文物加以保护，并将其与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如今文化旅游已经成为蓬莱的支柱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在12亿元以上。
文化资源既包括自然景观资源、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资源，也包括本地工农业生产方面的知名品牌，因为品牌就是产品的文化内涵、文化符号，品牌与知名度相连，品牌的知名度可以延伸为城市的知名度，从而为会展、竞技、演艺、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创意提供想象空间。
在对本地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当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并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在进行产业布局、空间布局、交通建设、城乡建设时，都要将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视野。须知，相对稳定的、公开透明的长远规划，是促进投资的良好环境。心中无数、朝令夕改、不教而诛，是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最大的障碍。
历史文化遗产既包括祖先留下来的地面地下文物以及文化空间、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有形遗产，也包括历史传说、历史名人故事等各种无形遗产。其永恒价值，是最具魅力的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并开发现有历史文化遗产，较之于花巨资打造假古董，凭空修建新的旅游景点，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前，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主要是因为观念的偏差和认识不到位造成的。以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利益驱动的破坏，开发商追求利润，政府追求政绩，少数官员还追求灰色收入，于是许多老城区、老建筑被当成城市建设的包袱，在大拆大建中，城市文脉被斩断，城市特色被抹杀。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许多地方提出“跳出老城，建设新城，以新城反哺老城”的建设思路。四川省天全县是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县，县委县政府的思路是“建设新城、改造旧城、复原老城”。2006年8月，笔者有幸来到这里，清晰地领略到这个小城从古代走进现代的历史。
文化产业属于竞争性行业，其生存和发展受市场规律的支配。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是各类文化企业。聪明的政府不应该把有限的文化资本直接投入文化产业，与民间企业争利。而应该大量投资在基础教育、公益性文化设施、文物保护等公共文化领域。大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增强城市的活力、创造力和发展后劲。事实上，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投入一般都会成为撬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杠杆，有力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比如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安阳的殷墟、郑州的城隍庙——文庙——商城遗址，都是政府投入，精心策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把它们变成城市的亮点、城市最有文化品位的空间，大大增加了城市观光和度假的魅力，从而带来人员的流动和聚集。
据德克萨斯文化艺术委员会的测算，如果吸引100名外来参观者，将会为你的城市带来3000美元的新资金，由于多重效应这就等于在经济中产生了18000美元的影响。我们本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郑州率先将公益性文化设施向公众免费开放，原准备一个馆一年牺牲几万元的收入，换取全市旅游餐饮收入的增加。但实际上通过建立经济指标考核机制，创新公益文化单位运行机制，各场馆竭力挖掘和整合具有市场因子的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全市文化场馆虽然年接待观众近百万人次，管理维护费用大幅度上升，但财政经费却未增分文。不仅如此，在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这些文化事业单位将成为撬动郑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杠杆，发挥更大的作用。“十一五”期间，郑州将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城隍庙—文庙—商城遗址3项公益性文化场馆为龙头，建设三大文化产业链和文化产业园。对这些文化园区的建设，郑州市将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运作。政府为每一个项目出资1/3左右，用于项目论证策划、购置项目保护用地和发展用地、先期遗址维护等。项目的建设则采取各种融资方式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达到以较少国有资本“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文化产业的目的。
以规划引导发展，以事业撬动产业，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佳途径。郑州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
［收稿日期］2006-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