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都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1998）05—0047—51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注：城址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五一牧场境。），地处中原与蒙古发祥地岭北的交通要冲，元朝设有木邻、纳邻、帖里干三条驿道沟通南北东西的联系，一度曾为首都，后为夏都直至元亡。在元朝政治、军事、经济、对外交往及科技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1251年蒙哥汗即位时，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邢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抚二州之间、滦河上游的冲积平川——金莲川（其地“多异花……自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因此得名）广召天下名士。凡战功卓著、满腹经纶、精通治国之术者，纷纷集于帐下，被称作“金莲川幕府”。早在漠北时，忽必烈就将“博通经史”（注：《元史》卷一六八，《许国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山西降州人许国祯、“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注：《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的河北邢台人刘秉忠、金朝状元王鄂及云中怀仁人赵璧等请至漠北。后来，金朝遗士张德辉也应召到了漠北。经刘秉忠、张德辉等引见，元好问、魏璠、张文谦、李德辉、窦默、姚枢等先后至漠北，为忽必烈陈述儒家治国之道。驻金莲川后，除上述人员外，加入幕府的还有刘肃、王恂、李简、张易、杨惟中、许衡、郝经、商挺、杨果、宋子贞、李昶、徐世隆、八思巴、阿里海牙、扎马刺丁、也黑迭儿、李冶、杨奂等数十人。从此，形成了忽必烈总理汉地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幕府汉儒提出许多“用汉法、治汉民”的经国安民之道，如：确立崇尚儒学为“王道之本”的封建正统思想，以“实太平之基”（注：《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设官分职，“内立都省”，“外设总司”（注：《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九十《百官志》。），正纲纪，立法律，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加强封建法治建设；以农为本，设劝农官、安抚使，“率天下百姓农桑”（注：《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立屯田，“宽赋税，省徭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等。这些施政奏议的实施，在治理河南、陕西关中等漠南汉地的政务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从而改变了蒙古汗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开启了以汉法治国之端倪，为忽必烈夺取汗位、治国安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水之阳，筑城堡，营宫室”（注：〔日本〕樱井智美：《〈创建开平府祭告济读记〉试析》，中国蒙古史学会“蒙古史暨元上都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 1998年8月24～27日。）。刘秉忠择金莲川东西横亘的山岗，取名“龙岗”，历时三年，建城成功。大城背靠山峦，南临滦河，放眼一望无垠的草原，气势格外恢宏，命名“开平”。
1259年，蒙哥汗帅军伐宋，卒于四川钓鱼山。忽必烈闻讯，果断地与南宋议和，从鄂州前线北撤。次年三月，忽必烈以开平为根据地，联络蒙古各宗王，对付欲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十月，忽必烈于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随即，率军北上，夺取都城和林，迫使阿里不哥下野西退。开平自此升为府，一跃为首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几经挣扎的阿里不哥终于在中统五年（1264年），东来归降。开平奠定了忽必烈夺取汗位，建立元朝大帝国的宏伟基业，名垂青史。蒙元史的发展，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263年，经扩建改造的开平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路总管府。次年，改燕京为中都。1267年，又在中都东北建新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自此，元朝实行两都制，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每年夏历二、三月至八、九月，皇帝及随行大臣、官员等有半年时间在这里避暑理政。元朝的主要机构在上都均有分衙或下属官署，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司农司、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宣政院、宣徽院、通政院等的分衙。上都仍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
1281年，元朝正式设置“上都留守司兼本路总管府事”。上都留守司“品秩职掌如大都留守司，而兼治民事，车驾还大都，则领上都诸仓库之事”（注：《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九十《百官志》。）。“大驾岁幸，中外百官咸从，而宗王、藩戚之期会，朝集冠盖相望，供亿之计，一统之留守，故为职最要焉”（注：虞集：《贺丞相（贺胜）墓志铭》，《道国学古录》卷十八，四部丛刊本。）。上都留守司的达鲁花赤、留守为正二品，与大都的右丞、左丞、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重要官职同一级别。上都官府绝非一般路所能比拟的，主要官员由中书省的左、右丞、平章政事兼任，其中多由蒙古贵族中的勋旧近臣允任。由此可知上都地位之重要。
加之上都特殊的地理位置，“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注：虞集：《贺丞相（贺胜）墓志铭》，《道国学古录》卷十八，四部丛刊本。）。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对付蒙古宗王反叛势力的前沿基地，也是便于运筹帷幄的最高决策场所。因而元朝前几位皇帝，如忽必烈、铁穆耳、海山等即位的忽里台都在上都举行。元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两都之战”、“上都兵变”等宫廷斗争、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元朝皇帝每年在上都巡幸理政达半年之久，宫廷活动对其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极大提高了它的社会经济地位。
富饶辽阔的上都草原，是元朝政府管辖的全国14个牧场之一。其地水草丰美，十分适宜发展畜牧业。特有的地椒草“牛羊食之，其肉香肥。”（注：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奶食品、马奶酒，颇富盛名，是专供皇帝的贡品。皇帝御用的马奶“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上都除官牧场外，还有驿站牧地、诸王投下牧地等。每年驻夏季节，蒙古宗王贵族纷纷“趁夏时刍牧上都”（注：《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一；卷二十《英宗纪》。），就好水草牧养。元朝政府经常从上都牧场调运大批牲畜，供军需和民用。至元六年（1269年）五月，一次就调2000匹马给四川东川统军也速儿哈剌军中（注：《大元马政记》第51页，《广仓学窘丛书》本。）。延祐七年（1320年）二月，调上都等路“官牧场马牛驼给朔方民户”（注：《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一；卷二十《英宗纪》。）。
上都设有许多手工业生产和管理机构（注：叶新民：《元上都的官署》，《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手工业生产已趋专门化。有制毡、制革、制甲、织染、酿酒、铁器冶铸、金银冶造、银矿开采、砖瓦烧造、山林采伐等，行业俱全。元人虞集曾说：“在市者则四方之商贾与百工之事为多。”（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三。）上都遗址东西大街和一些小巷旁，发现集中的铜铁炼渣、骨制半成品和一些废料。一处元代砖瓦窑址的坯场旁，有几排供工匠居住的房屋遗址（注：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5期。）。 宋本诗中有“毡巷”之称（注：宋本：《至治集》，《永乐大典》卷七七○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说明上都工匠是同行聚居（注：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蒙古史研究》第二辑1986年。）。至元三年（1266年），桓州峪采银矿达16万斤（注：《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卷一七《世祖纪》一四；卷二七《英宗纪》。）。至元三十年（1293年），上都工匠就有2999户（注：《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卷一七《世祖纪》一四；卷二七《英宗纪》。）。此后，随手工业的发展，工匠户会更多。上都是北方手工业十分繁盛之地，在元代官营手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驻夏季节，大批随臣、诸王、贵族及其投下人口、军队等各种需要，“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注：虞集：《贺丞相（贺胜）墓志铭》，《道国学古录》卷十八，四部丛刊本。），“商农日集都市”（注：虞集：《威宁井氏墓志铭》，《口北三厅志》卷十三《满蒙丛书》本。）。仅岁用粮食，据至元七年（1269年）到至元八年（1270年）间统计，上都合用米粮不下五十万石（注：魏初：《奏议》，《青崖集》卷四，《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上都粮食除官运外，主要靠招幕民运或和籴法由商人贩运。上都设有广积仓、万盈仓、太仓、永备仓、景运仓等，“以备赈贷供亿”（注：《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卷一七《世祖纪》一四；卷二七《英宗纪》。）。上都粮食经常调往漠北和林等地，供军需和赈济。上都是元代北方重要的粮食储备基地和转运集散地。
上都外城大西关设有马市，还有牛市、羊市，是北方牲畜、皮毛等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交换贸易重地。每年春天，大批商贩蜂拥而来，以各种“奇货”换取本地土特产品。元代诗人形象地描绘了市场繁忙景象：“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注：宋本：《至治集》，《永乐大典》卷七七○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老翁携鼠街头卖，碧眼黄须骑象来”（注：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谈笑合胶膝”（注：袁桷：《开平十咏》、《清容居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市场上，草原黄鼠、黄羊、沙菌（蘑菇）、厥菜、芦服（萝卜）、野韭、高丽生菜、西夏枸杞，还有大宛葡萄干、海红、花红、香梨、巴揽仁等水果，应有尽有。届时，酒肆茶楼纷纷开张。“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幕檐低”。“卖酒人家隔巷深”，“太平楼上客纷纷”（注：宋本：《至治集》，《永乐大典》卷七七○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宛人自卖葡萄酒，夏客熊烹枸杞茶”（注：许有文：《竹枝十首和继学韵》，《至正集》卷二七。）。“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注：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最近，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上都遗址外城、考古工作站房后，发掘出一处屋内两旁都是通炕的客房遗址，出土许多酒瓮、瓷碗等残片。与元人咏上都纪行诗相映证，反映了商贾云集上都的繁华景象。就连云需总管府所辖的居民点牛群头巡检司（今独石口北石头城子），也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石顶河儿（今安固里淖）“因商而致富者甚多，有市酒家资巨万”（注：引文自周伯琦《近光集》附《扈从诗》前序，后序；参阅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元中期，上都商税收入已逾12000余锭，比岭北行省高出30倍（注：《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上都已成为沟通东西南北，颇具规模的草原大都会（注：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充谥盛大，以称名都焉”（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三。）。其重要的经济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士、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纪事》载，中统二年（1261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注：王恽：《中堂纪事》，《秋涧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本。）。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献一匹良马，被传为佳话。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高丽王王植（即王倎）就曾派王子王谌，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开平。至元十七年（1280年），已登上王位的王谌（改名王賰）到上都朝见忽必烈，受到热情款待。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月，忽必烈病逝时，高丽王王賰以驸马身份，携王妃忽都鲁揭里迷失（忽必烈之女）前来吊丧。四月，参加了元成宗铁穆耳在上都即位的忽里台，并请求册封公主。不久，元朝封王賰王妃忽都鲁揭迷失为“安平公主”。庆德四年（1300年），缅国（今缅甸）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上都召见了者苏。此后，贡使不绝（注：叶新民：《元上都的外国使者》，《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2期。）。
元代中外交往频繁，上都常有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作“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剌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从此，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生活了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它就此成为研究元代历史及对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上都在元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早在蒙哥汗时期，开平就设有天文观测所——承应阙。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托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令扎马剌丁为提点，为元朝国家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台长。扎马剌丁研制了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为上都天文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剌丁的影响。郭守敬研制的天文仪器——“简仪”，就是直接受了扎马剌丁的启发。简仪上的窥衡的构造原理与扎马剌丁的仪器完全一致（注：冯立升：《扎马鲁丁与元上都天文台》，中国蒙古史学会“蒙古史暨元上都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1998年 8月24～27日。）。郭守敬曾上奏元世祖忽必烈，请求在全国设立14个监候官，分往27个测验所实测。实测范围“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注：《元史》卷四八，《天文志·四海测验》；卷二十九《泰定纪》。）。郭守敬还派人到上都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至元十七年（1280年），郭守敬在宋代“统天历”和扎马剌丁“万年历”的基础上，利用实测所得的翔实资料，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创制了先进的《授时历》。“以其年终，颁行天下”（注：《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郭守敬还两次应召到上都研究开凿运河和铁幡竿渠（注：《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事宜。可见，元代有不少重大科技活动和决策是在上都进行的。上都也是中外科技交流的中心之一。
上都巍峨壮丽的宫殿、金璧辉煌的庙宇、皇家内苑的奇花异草、珍禽稀兽及辽阔美丽的草原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大量中外游人前往。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吟咏上都的纪行诗文，如：周伯琦、杨允孚、马祖常、刘敏中、许有壬、虞集、宋本、萨都剌、迺贤、王恽、胡助、张昱等三十多位名士硕儒，计五百余首诗文。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午乐游猎、宗教文化等诸多状况，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特别是周伯琦的《上京杂诗》及诗序、杨允孚《滦京杂咏》及诗注、迺贤《上京纪行》及诗注、许有壬《上都杂诗》、萨都剌《上京杂咏五首》等，对上都的诈马宴等典制礼仪及宫殿楼阁、祭祀狩猎，都有详尽描述，为我们研究元代历史留下了富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显示了上都在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
上都城有众多佛寺、道宫、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十分兴盛。著名佛寺有华严寺、乾元寺、开元寺等。元朝皇帝笃崇藏传佛教。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帝师，在上都城西南建有八思巴帝师寺。每位新皇帝即位前，都要由帝师受戒9次后才能登上皇位。 自至元七年（1270年）尊帝师旨意举办“游皇城”活动以来，成为惯例。“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注：杨允孚：《滦京杂咏》，《知不足斋丛书》本。）。平时受戒、祈福等佛事，多达百余次，皇帝几乎每次参加。道教在上都也有很大势力，各宗派都建有道宫。如全真教的长春宫、正一道的万寿宫、寿宁宫、太一道的太一宫等。这些道教的首领都曾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铁穆耳等人的崇赐和宠任。上都常有色目商贾往来，很早就建有回回寺。上都居民中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注：叶新民：《元上都的宗教》，《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泰定元年（1327年）， 元朝政府重新修“作礼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给钞四万锭”（注：《元史》卷四八，《天文志·四海测验》；卷二十九《泰定纪》。）。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上都也有流传。上都作为元夏都，是北方宗教兴盛的中心，在宗教史上的地位也可想而知。
本文系中国蒙古史学会“蒙古史暨元上都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
收稿日期 1997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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