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干部工作的回顾与启示
★ 邱 雷
摘要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人民军队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严格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树立向打仗聚焦的用人导向确保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确保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快速提高、纯洁干部队伍确保实现强军梦的理想信念不动摇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干部工作 历史回顾 经验启示
A Review on the Personnel Works of Cadres of the People’s Military Forc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干部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并走向成熟，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受住了历史性战略转变和复杂多变形势的巨大考验，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解放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当前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正值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回顾总结毛泽东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复兴之梦，也是个人幸福之梦。毛泽东心中始终有一个“中国梦”，本文总结了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设想和探索，说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都能体现出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和实现现代化的奋斗。
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干部工作的历史回顾
（一）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至1937年9月下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合作抗日尤其是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国民党借口“统一”要求取消共产党组织的独立，取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始则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继则只同意保留1.5 万人，余者解散，竭力压缩红军编制和人数。在共产党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方面才同意红军编3 个师，但又不让在3 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只同意设政治训练处，并由国民党特务康泽任政训处副主任，还要向各师派出参谋长，师以下（至连）派副职，甚至荒谬地要求毛泽东、朱德到国民党中去“做事”或“出国留洋”。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0 页。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企图就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红军的性质。对此，共产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根据新的形势任务，采取健全组织机构、坚持党管干部等形式，实现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绝对领导。
一是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研究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为在全民抗战的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皖南事变后，分别改称华北军分会和改组为华中军分会。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还作出新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除接受军队系统自上而下的领导外，还必须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
二是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党委会。1937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明确的原则，制发了《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明确了改编后党的各级组织及职责。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以集体领导方式，实际履行党委的职责。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首长及其副职和政治部主任等5 人组成。同时还决定，师团两级及总部和师的直属队组织党的委员会，连队建立党支部。各级党委会的任务是：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监察党的道德和党的纪律的执行；对于干部的审定和保证等。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实现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绝对领导。
三是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按国共两党协议，部队未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同年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先后任命了各师、旅政治委员，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3 页， ，“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93 页。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1940年11月7日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干部之提升与审查工作指示》，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军政委员会条例》，对各级干部的管理权限、干部升任与调动等作了统一规定，逐步实现了干部工作制度化。这些措施和办法，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贾荣林[27]等对比分析了空气源热泵热水器中R417A和R22的性能。结果表明，分别以R22和R417A为制冷工质的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的COP接近，但后者的排气温度和冷凝压力均低于前者，说明R417A比R22更适合作为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的制冷工质。
一是大量吸纳知识分子，扩充干部队伍。1939年6月25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指出：“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的任务。”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指示，要求“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26～527 页。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26～527 页。 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标准的论述，陈云作了具体系统表述：（1）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忠实，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共产党要处处依靠群众，帮助群众，群众才能帮助我们。不要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要尊重他们。（3）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必须能独立工作（因为是战争环境，中国又大），在失去联系时能独立负责，忠于职守，拿得起，放得下。（4）守纪律。纪律是保证政治上组织上统一的武器。责人易，责己难。向好的看齐，不是向坏的看齐。总之，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① 参见《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九四九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148 页。 1937年8月，总政治部明确规定，选拔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更为重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26 页。 他在这里虽然把“才”放在前面，但并不是重才轻德，强调的是兼备。194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提出提拔干部的原则：“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完成任务中的表现。”③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九四九年），第145～148 页。 他还提出了使用干部的原则：“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④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九四九年），第145～148 页。
194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提出：“各级军政领导机关，应正确的掌握干部政策。干部之提升，斗争历史是一个条件，但非唯一的条件。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1942年11月5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部队组织工作的指示》明确：“提拔干部必须掌握德才资的原则，不能单从资格出发而忽视其他条件；干部工作，主要的应放在了解与发现人材，掌握与贯彻党的干部政策方面。”显示了德才兼备的选拔任用干部原则在部队中的贯彻落实。在抗战的头几年内，各部队选拔新干部工作就取得了明显成效。据记载，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的排以上干部即由1937年的1.1 万人迅速发展到5.1 万人，新增干部4 万之多。当时第129 师干部中抗战后入伍的已达到68%，营以上干部中也达到了27%。
泉州市（县、区）志愿者组织能够选择社会关注、群众所需的项目，创造性地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行动已从最初的街头义务搞卫生发展到深入社区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各个方面，组织了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如“志愿泉州·和谐海西”、“爱在泉州与特奥同行”、“情系玉树、奉献爱心”、“低碳作为志愿者在行动”、“关爱农民工子女”、“爱心午餐”、“百万真情关怀外来工”、“金秋助学”等。尤其是在助老志愿方面，泉州更是走在福建省的前列。目前，泉州市已报名登记的助老志愿者达到14000多名，这些志愿者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基本覆盖了城区和部分乡村的老年群体。
（三）大量吸收培养知识分子。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和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干部数量不足和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状况日益明显，同时存在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吸纳、培养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指导部队大量吸纳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迅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这一做法，是抗战时期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大特色，知识分子在部队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军干部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面对日益严竣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加强对抗日力量的组织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主张抗战的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界人才，以及来自海内外的爱国人士纷纷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各级认真贯彻落实，选拔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干部队伍素质明显提高，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这个干部路线和干部标准，党和军队至今仍在贯彻执行，是人民军队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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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正确大胆使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专业特长。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对于上述各种人材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1941年4月3日，八路军129 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政工作问题的指示》，专门安排对知识分子干部进行考察了解，按其德才和历史情况大胆提拔使用。据第115 师《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记载：5年来，全师培养使用知识分子干部1000 多名，在连职干部中占69.1%，在营职干部中占43.1%，有的已发展到团、旅职；这些干部在残酷的战争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坚定了革命人生观，表现出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绝大多数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我来说，比较典型的助攻时差催眠案例有两个。一个是去年在加州沙漠公路上试驾的BMW M760Li，V12发动机凶猛起来倒是异常给力，可谁让它首先是一辆武装到牙齿的BMW 7系呢，“开宝马，坐宝马”的舒适享受是源自骨子里的，让我困得心服口服。而另一个就是这次试驾的全新林肯航海家Nautilus（简称“全新航海家”）。
二是实行“容”“化”“用”“优”的政策，关心爱护知识分子。1942年9月17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容”“化”“用”。“容”就是大量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优秀干部。“化”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能深入斗争实际，与工农打成一片，养成集体生活习惯。“用”就是正确分配知识分子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还特别作出决定，对各种专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物质上给予“优”的政策。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作出规定，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如：对于特殊的人才，可不惜重价延聘；尽可能购置他们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等。
（四）大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实施全面抗战的同时，在内外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注重从思想、工作、战斗、纪律、管理、生活等方面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将培养具有高尚革命情怀和坚定理想信念的党员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作风优良、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军政兼优的抗日骨干，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必须严格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日战争初期，人民军队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对外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从国共分裂转向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了重大的历史性战略转变。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大局出发，同意将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但断然拒绝了国民党蒋介石向各师派遣参谋长、取消政治委员、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无理要求，纠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和国民党建立统一的军队等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新四军及时调整配备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指挥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是因为共产党配备的各级领导干部牢牢掌握人民军队的领导权，才挫败蒋介石和国民党企图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的阴谋，保证了红军换装不换心、更名不变色。
二是开展审查干部运动，纯洁巩固干部队伍。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指出：“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证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特别是今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们，都在用各种方法混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审查、考核与教育，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审查的内容主要是：干部的家庭背景及社会关系情况；参加革命（入党）前后，脱离党的关系的原因及恢复或重新入党情况；曾被捕、被俘时的政治表现及出狱、释放经过情况。各部队成立干部审查委员会，按权限逐步对干部进行审查。党员干部普遍深刻地进行了自我反省，诚恳地向党组织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弄清问题的性质和思想、社会根源。部队各级不仅从社会出身、工作历史审查干部，更从各种现象、特别是暴露出来的问题，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全面了解干部的优缺点，深入进行阶级教育，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发现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好干部，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组织纯洁度和政治忠诚度。
一是开展整风运动，坚定政治信念。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旨在加强党内思想建设的整风运动。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并指出：“政府中军队中的党组织研究及讨论中央文件的办法，完全适用本决定。”从此，由延安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全军的整风运动也陆续开展起来。为提高军队干部对整风运动的认识，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军队整风的必要性，明确了整风的方法、要求和整风的重点是营以上领导干部。全军历时3年的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干部队伍的团结和部队战斗力，为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凝聚了巨大力量，把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推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的重点进攻和国民党包围封锁，使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严重匮乏。国民党修筑了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延千里，由沟、墙、碉堡连成的五道封锁线，有50 多万军队驻扎，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公开叫嚷，要将解放区军民困死、饿死。人民军队的生存遇到了空前严重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各部队、机关、学校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由补助生活，克服困难起步，到实现半自给、自给，发展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渡过了空前严重的困难时期。毛泽东于1945年4月27日指出：“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107 页。 这些“副产物”就是：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密切了军民关系，改善了军政关系，促进了地方群众的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解放区面临的困难，但它在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锻炼广大党员干部，培养、增强干部、党员艰苦奋斗的精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干部工作的经验启示
武汉大学联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信息管理领域知名院系、 学生组织、社团及俱乐部等，建立全国高校搜索比赛联盟，每个学校选举一名或几名同学作为搜索比赛联盟的联络人，由能力出众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出任主席、副主席，共同为搜索比赛的发展出谋划策。各个学校之间的合作可以不拘泥于搜索比赛，还可以共同进行其他性质的合作，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源互补，如社会实践、科研支持、资源共享等。
三是重视引导教育，鼓励知识分子锻炼成长。194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出：“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章程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不仅在学校中，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会议中、谈话中。教育他们懂得，在思想上实行革命，确定革命的无产阶级人生观；重视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重视实际工作与实际经验，抛弃满足于书本生活；重视组织并培养自己的集体生活习惯，扫除无组织、无政府、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时强调，不要把知识分子堆积在上层机关中，应当派他们下去做更实际更接近群众的工作以便锻炼、培养他们；要决心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批有知识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和参谋人员。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保持军魂永固，基因永存，就必须坚持全方位考察干部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加强忠诚度鉴别和政治考察。要掌握干部在重大问题、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现实表现，搞好“政治体检”，防止“带病提拔”，把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干部用起来，确保党牢牢掌握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
（二）必须树立向打仗聚焦的用人导向，确保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是在同历次“左”倾教条主义，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坚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确立下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辩证分析了中国历代用人方面的历史教训，结合党和军队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对党员干部的“贤”进行了全新的高度概括，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选拔任用标准，丰富和发展了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是党和军队干部工作实践经验的结晶。在任人唯贤干部路线指引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部队各级制定颁发了指示、训令、规定、决定等一系列干部政策方面的文件，涉及干部任免、培训、调配、交流、保健、抚恤、优待、伤残干部安置、干部退伍办法等方方面面，极大地增强了干部队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任人唯贤。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永远是战斗力，必须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仗聚焦。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要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打仗能力。要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抓干部队伍建设，把那些想打仗、善谋略、能打仗的干部用起来，以刚性措施推动战斗力标准不断提升。
（三）必须大规模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确保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快速提高。共产党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毛泽东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18 页。 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实行了一系列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保护、尊重和优待知识分子，积极培养知识分子等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奔向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集中全党全军的力量和智慧，办好抗日军政大学，提高培训层次和质量，培养造就了大批军政兼优的干部。先进知识分子这股“新鲜血液”的补充，极大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素质结构，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其中很多知识分子成为军队干部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有不少人成为人民军队的中高级将领。
习近平指出，强军兴国，关键靠人才。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要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深入研究现代军事规律，采取超常措施，把培养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切实在人才培养上投入更大精力，推动人才建设水平整体跃升。要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把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保留住，大批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快速提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带兵打仗能力。
（四）必须纯洁干部队伍，确保实现强军梦的理想信念不动摇。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一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极力抹煞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独立领导，造成部分官兵思想混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受到严重干扰。二是由于中央作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新党员人数迅速增加，部分新党员思想政治素质较低，共产主义的思想不够坚定。三是少数官兵自由散漫、贪图享受，与敌持久作战的思想观念不牢，严重影响部队稳定和战斗力提高。针对当时的形势和特点，人民军队开展了整风运动、审干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提高了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保证了人民军队不仅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名震四方，更以作风优良著称于世，成为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鲜明标志。
习近平指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作风必须过得硬。现在，军队干部大多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战斗精神弱化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骄娇”二气在一些官兵身上比较严重，过去一个时期，部队出现一些作风涣散、纪律松弛、腐化堕落现象，严重玷污了我军性质、宗旨、本色，搞乱了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持续深入清理流毒影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把军队干部队伍搞纯洁，把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好、保持好、发扬好。要大力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扎实抓好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引导官兵在强军实践中激荡军人血性、坚定信心，朝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方向阔步前行。
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病患在治疗用药过程中条件也逐渐变好，在提倡绿色环保的今天，青藏高原地区甚至全国各地医院中都开始接受民族药物治疗疾病，近年来“藏医霍尔麦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凸显有效、便利的优势，将其用于PPD治疗中，并积极改进传统治疗药物，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有效解决后期疾病反复发作的情况[3]。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应用藏医霍尔麦疗法”治疗的观察组其总有效率为100.0%，采用传统疗法治疗的对照组其总有效率为84.8%，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中图分类号 ：E2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4-0039-06
［作者简介］ 邱雷，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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