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世纪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092“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3)06-0008-06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是相对独立、并列的两个政权。①在这一时期内，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对蒙元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作为其史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而使中国的蒙元史学的记载和研究在元朝覆亡后继续得以丰富发展，进而推动了蒙古族史学史的进一步发展。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蒙古族史学史”这一范畴。瞿林东先生曾如此定义“少数民族史学”：“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1]依循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蒙古族史学史就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与蒙古族历史活动有关的史学记载。具体来讲，它不仅包含蒙古民族学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包括记载本民族和记载其他民族的历史)，也包含其他民族有关蒙古族历史的记载以及蒙古族史学与其他民族史学交流活动等内容。鉴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推动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发展的主要有两大群体，即明廷统治下的以汉族为主的学者和北元—蒙古诸部内的蒙古族学者。
这里，笔者不揣鄙陋，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作一简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的学者同样都集中于蒙元史学的研究，但出发点并不尽相同。对于明朝而言，北元—蒙古诸部对其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压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说明朝的灭亡，也是有赖于得到了部分蒙古部族支持的清朝女真族。“东蒙古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内蒙古的蒙古人由于1635年(即满族人占领北京前9年)给予满族王朝的支持，对满族王朝的胜利作出了贡献。”[2](643)这种外在、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引起了明人对蒙元史学的关注，当这种关注和中原皇朝比较发达的修史机制和传统相结合，就促进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大发展。对于北元—蒙古诸部而言，元顺帝退居大漠、也速迭儿袭杀脱古思帖木儿、鬼力赤篡立等等，内部纷争不断，史谓：“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3](卷327)这种混乱局面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蒙古社会萎靡不振，文化事业停滞不前。这种内部纷争的局面也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就是蒙古族史学家们充分注意到这种内耗对本民族发展的危害性，呼唤着新的强有力的集权政权的出现。曾经开疆拓土、铸造辉煌的“黄金家族”及其历史也就自然进入蒙古族学者的视野。但此时的蒙古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是以政治和军事对抗为主，其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薄弱的，借用中原皇朝的封建伦理纲常来宣扬“黄金家族”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族传统的汗权思想复苏了，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黄教)以宗教的身份介入论证“黄金家族”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中来，特别是两者的结合，构成了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学者蒙元史籍的主旋律。
纵向分析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的发展，其大致经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从14世纪后半期始，至16世纪中叶前后的近两个世纪；后一个阶段是从16世纪中叶前后至17世纪中叶前后近一个世纪。
从1368年明朝的建立(或者说元朝的覆亡，也可以说是北元政权的开始)到16世纪中叶前后(即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或者说阿拉坦汗统治时期)属于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典型的特点就是蒙古族学者的蒙元史学暗弱不彰，明代学人的蒙元史学取得了突出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内，北元—蒙古内部纷争不断，文化事业发展也遭受重大挫折，正如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说：“元朝灭亡后，回到自己草原和山区的蒙古人，比成吉思汗以前时代更陷于孤立状态……蒙古人开始迅速地丧失了帝国时代的各种文化成就。”[4](199-200)反映在史学领域也是如此。翻检各种文献，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内，蒙古族学者几乎没有出现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籍。
此时，蒙古族的蒙元史学研究比较萎靡，在与其他民族的史学交流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吸收其他民族史学养分的活动。如《蒙古秘史》，在这一时期对沟通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特别与汉族史学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一般也认为，负责这次汉字音写工作的火原洁就是通晓汉族文化的蒙古族人，但这次以汉字音写《蒙古秘史》为主要内容的蒙、汉史学交流显然是在明廷主导下完成的。
相较于蒙古族学者蒙元史学撰述的萎靡不振，这一时期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研究则呈现出丰富发展的态势。纵向看这一时期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发展，也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第一个阶段是从明朝建立至“土木堡之变”前。这一时期明人的蒙元史学，基本上是以《元史》的纂修为中心而展开的。《元史》作为历代正史当中唯一一部以蒙古族主导下建立的元朝为记载对象的史籍，其对蒙元史学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现在把《元史》看成研究元代历史的最基本的史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叙述(元代)全部历史的正史，而且也因为它确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5](291)。特别是《太祖纪》、《太宗纪》、《定宗纪》和《宪宗纪》等前四“纪”，更是基本以蒙元历史作为记载对象的。
当然也毋庸讳言，《元史》的修纂也存在着成书仓促、纰漏甚多、服务于明朝与北元政权攘夺统绪大纛的政治目的等缺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学术价值。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的是，通过其修纂和刊布又确实推动了明人有关蒙元史学的研究。以《元史》修纂活动为中心，出现了众多节抄、续补、改编、补正《元史》的史学著作。代表作有如权衡《庚申外史》、解缙《元史正误》、朱右《元史补遗》、张九韶《元史节要》、梁寅《元史略》、胡粹中《元史续编》、许浩《元史阐幽》、谢铎《元史本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等等。这些著作在历史观点和内容上主要承袭《元史》，如胡粹中《元史续编》就是“于褒贬之义不敢僭一辞”[6](元史续编自序)的前提下编纂的。但也有一部分续补和订正了《元史》所未记载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部帙不大，非常便于流通，对《元史》的流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元史节要》作者张九韶就认为，《元史》“板藏内府，篇帙重大，未可易得”，且“浩繁冗繁，令人读之，□有倦心焉”，于是取《元史》正文，“节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7](元史节要序)。
随着《元史》及其众多节本和改编本的流布，蒙元的各种史实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利用这些史料来接续各种传统体裁的通史编纂也多了起来，特别是编年体通鉴类。如宣德年间刘剡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景泰年间敕修的《宋元通鉴纲目》和商辂进呈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嘉靖年间薛应旂《宋元通鉴》、隆庆年间王宗沐《续资治通鉴》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当然这一时期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发展还有一个线索，那就是战记作品的大量涌现。如洪武年间记载明军北征蒙古史事作者佚名的《北平录》，还有张紞《云南机务抄黄》。永乐年间，记载明成祖对鞑靼和瓦剌部亲征的金幼孜的《北征前录》和《北征后录》以及杨荣撰写反映第五次亲征的《北征记》。综观这些战记作品的作者，他们都是当时事件的亲历者，如张紞当时以云南左参政，参加了傅友德对云南的征伐，战后留治云南。金幼孜、杨荣更是当时随驾亲征的随行官员。因此，这些战记作品也是他们对政务处理或征途诸事的记载，从而留下了有关明初蒙古诸部的第一手史料。
明朝学者蒙元史学的这一发展线索到了土木堡之变后出现了新的转向。一方面，学者们围绕土木堡之变，回顾追溯了蒙古族的历史以及记载了当时蒙古族生产和生活状况。如李实《北使录》、袁彬《北征事迹》、杨铭《正统临戎录》、刘定之《否泰录》、佚名《正统北狩事迹》，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在土木堡之变中，蒙古诸部也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因此，明人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也体现了另一个维度——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并且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也还表现出由战记作品向方镇图说转化的趋向。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基本进入了战略收缩期，强调固守疆域。固守疆域的一大措施就是修筑边墙和关塞。出于这种需求，北边地理形胜、疆界划分、将士职守等内容进入了明人的视野，从而刺激了边镇志书编纂的勃兴，仅今人王庸先生《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就著录了“九边总图说”30种，“边镇合志”30种，“各边镇别志”64种，“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有：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考》、马一龙的《九边图说》、郑晓的《九边图志》、田汝成的《九边志》、尹耕的《两镇三关志》、张雨的《全陕边政考》、王士翘的《西关志》、廖希颜的《三关志》、杨守谦的《大宁考》《紫荆考》《马花池考》、詹荣的《山海关志》、史道的《大同五堡考》、申用懋的《九边图说》、吴元乾的《九边图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杨时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刘余泽的《延绥镇志》、王宗沐的《三镇图说》、党馨的《三边四镇志》、佚名的《陕西镇考》、冯瑗的《开原图说》、钱平厓的《居庸关志》、瞿九思的《大宁考》、麻承训的《蓟镇东路图册》、佚名的《肃镇志》、张时显的《山海关志》、邵可立的《山海关志》，等等。可以说，为了使明廷更好地防范蒙古诸部的威胁，学者们纷纷建言，产生了大量的边镇志书，这些边镇志书对蒙古诸部历史和时事的记载自是不言自明的。
综上所述，在14世纪至16世纪中叶前后蒙古族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北元—蒙古诸部蒙古族学者的贡献是比较薄弱的，与此对比鲜明的则是明朝学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元朝灭亡以后的蒙元史学。此即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早期的内容。
14世纪至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后期的发展，或者说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则是从16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7世纪中叶前后的近一个世纪。这一时期蒙古族史学史的发展特点是明朝学者和北元—蒙古学者的蒙元史学呈现出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依循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发展这一思路，这一时期的史学也可以“隆庆和议”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隆庆和议”前的明人蒙元史学发展可以说是“土木堡之变”后明人蒙元史学的继续。由于蒙古诸部的分崩离析，各部落世系错综复杂，为了更好理顺蒙古诸部的内部关系，探知其情况，从而为明朝的战略防御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撑，以蒙古诸部历史、内部情况为直接记载对象的著作也多了起来。代表作有郑晓《皇明四夷考》、赵时春《北虏纪略》、箫大亨《夷俗记》、王士琦《三云筹俎考》等。与“土木堡之变”时对土木堡事件的集中记载一样，明代学者对“隆庆和议”的前前后后亦着墨甚多，如高拱《防边纪事》、《伏戎纪事》、《挞虏纪事》以及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刘应箕《款塞始末》、刘绍恤《云中降虏传》、佚名《赵全谳牍》、郑洛《抚夷纪略》、冯时可《俺答前志》、《俺答后志》等均记载或涉及“隆庆和议”这一史实。它们或单独成书，或存于个人文集，或存于国史中，生动地记载了隆庆和议的一个主角——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诸部的历史。
隆庆和议之后，在边镇志书方面，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史学编纂重心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而有关蒙元历史的编纂也往往依附于对女真诸部的记载之下，特别是有关所谓兀哈良三卫蒙古部族的历史记载尤为详细。”[8]
关于这一时期蒙古诸部的蒙元史学的发展，还得从大量藏传佛教经典的蒙译说起。可以说，大量佛经的蒙译打破了自元朝灭亡后蒙古民族近二百多年史学的沉寂氛围。比较著名的蒙译佛经有《甘珠尔》、《本义必用经》等。随着佛经的传播和影响，利用佛经改编史籍的活动也随之出现，如呼图克台就改编了成书于忽必烈时期的《白史》，使得其教权和政权结合的色彩更为浓厚。
佛教思想也促生了新的史学著作，如《阿拉坦汗传》。该书为蒙古文写就，作者佚名，原名为《名为宝汇集之书》，正文中又称作《介绍轮转王阿勒坦汗生平的名为宝鉴之略传》和《天圣阿勒坦汗之善行传记》，书末又称此书为《转轮王阿勒坦汗传》。仅从书名我们即可断定此书政教合一的基调。据珠荣嘎先生考订，该书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9](2-3)内容首先是引言和成吉思汗以来佛教传播蒙古地方之略史，接着是达延汗及其祖辈和儿子们的介绍。阿勒坦汗是其记载重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世俗活动和宗教活动。还记载了阿勒坦汗儿子僧格都古楞和孙子那木岱彻臣汗的事迹，大致也可以分为世俗和宗教活动两方面。这都可以看出佛教与史学的结合是其主要特征。
佛教与史学结合的典范是《黄金史纲》。作者佚名，学界一般认为成书于17世纪初，用蒙古文撰成。该书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印度—西藏—蒙古同源说。这一虚构的文明谱系影响极大，成为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蒙古史编纂的基本模式。二是，史学和黄教进一步结合。印度—西藏—蒙古同源说的提出也是基于黄教对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该书全篇都在说明黄金家族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黄金家族的统治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三是，蒙古族传统史学的复苏。该书是继《蒙古秘史》这一编年体史诗性质的史书之后又一部史诗性质的史学著作，许多历史事实是用蒙古族特有的史诗韵律来记述的，如关于成吉思汗的遗言，“巨人般的四弟，神骥般的四子，我的五色四夷之众，你们听着：当我艰苦聚集、辛勤经营大国的时候，镫皮为之抻长，镫铁因之磨热；然而这样的痛苦，从来没有受过；当我骑上白飘骟马，披挂毡制褡护，艰苦聚集、辛勤经营大国的时候，这样的痛苦，我没有受过。难道是前世的宿孽吗?”文中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了成吉思汗受到病痛折磨时的痛苦。其后又记述了即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这种痛苦折磨下也发出了“我的这些赛德(大臣)们，你们跟我一起死吧”这样不顾国、族危亡的呐喊，后虽经赛音吉鲁格台把阿秃儿的好言相劝，成吉思汗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又谕令：“你们如今不必死了，为我的遗孀孛儿帖格勒津薛禅哈屯，为我的遗孤窝阔台、托雷二人，在平川之地指示水源，崎岖之境指示道路。”[10](29-30)表达了真实、质朴的民族情感，这种写法在同时期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汉族官方史学中运用甚少。书中又再次采用了曾在《蒙古秘史》中采用的、蒙古族原始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这应该也是蒙古族史学传统复苏的一个表现。
这一时期，蒙古族其他两部编年体史著《黄史》和《黄金史》，也大都采用了与《黄金史纲》一样的编纂方法和编纂思想。
《黄史》，原名《古代蒙古汗统大黄史》。该书用蒙古文写成，初稿约成书于17世纪初，作者佚名。该书主要表现出了黄教思想对史学的深远影响。文中第一部分介绍了佛教的宇宙观，紧接着与《黄金史纲》一样，列举了神话中的印度诸王的历史和传说中的西藏诸王历史；记载了成吉思汗祖先及其后裔世系的历史；也记载了北元—蒙古时期的诸汗的历史。此书在史料学上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最后一部分着重记载了喀尔喀蒙古贵族格埒森扎及其后裔。
《黄金史》，原名《概述古代诸汗所建立政道之著作黄金史》，蒙古人称之为《罗·黄金史》。该书成书时间说法不一，我国蒙古族学者留金锁认为应在1628年至1634年间。[11]与这一时期其他的蒙文史著作者不明确这一特点不同，此书作者非常明确，为罗藏丹津。正文首起也是印度、西藏诸王世系，紧接着是有关成吉思汗先辈、成吉思汗以及成吉思汗后裔的历史，此外，对北元—蒙古时期的历史也作了介绍，这和《黄金史纲》和《黄史》一样。该书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补充了喀喇沁部的叛变及其与满洲结盟，从而导致林丹汗败亡的历史，反映了明清之际蒙古部族的历史变化。该书整体的编纂思想仍然是希望借助黄教思我想来论证“黄金家族”统绪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大致看来，黄教思想与史学的结合是这一时期蒙古诸部的蒙元史学最大的特点。黄教思想介入史学编纂，影响也是利弊参半。由于黄教思想的介入，打破了北元—蒙古前期沉寂的史学氛围，也使得蒙古族的历史思想和理论表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如在宇宙观、世界观方面就利用了黄教的相关理论，深化了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也集中反映了北元—蒙古时期黄教思想对于蒙古诸部社会的深远影响。“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新的史学模式，它恰恰反映出到16—17世纪，在藏传佛教影响下蒙古史学思想发生的重大变化。”[12]同时，在蒙古民族内部纷争不断的时代背景下，黄教思想介入蒙古族史学以论证“黄金家族”统绪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表达一种要求统一、加强集权的时代呼声，这对促进蒙古民族内部的团结也有积极的意义；同样，由于黄教的介入，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史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出现了代表黄教和史学结合的经典著作《黄金史纲》，从而使得黄教和史学的结合成为一种普适的修史模式，其后的《黄史》和《黄金史》都没有大的突破，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其也滞碍了北元—蒙古时期的史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黄教与史学的结合促生了印度—西藏—蒙古这一虚构的文化传承体系，蒙蔽或歪曲了客观史实，“宗教冥想代替了真实的史实”[13](764)，使得蒙古族史学萌芽阶段的神话、传说在北元—蒙古时期仍然有着相当的市场，这给许多蒙古历史的考实带来了额外的困难，直到现在，有关于蒙古族历史的各种争论，都与这一境况不无关系。
当然，在史学交流方面，16世纪至17世纪的蒙古族史学主要表现出藏传佛教与蒙古民族史学的交融。在这一交融过程中，与蒙古族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史学交流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往往主动地吸收藏族的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大肆修建召庙、延请高僧并给予优厚待遇等，与此一致的是，在史学领域，不仅是积极引入黄教思想，而且主动利用黄教思想改造蒙古族历史，“印藏同源说是藏籍早已有的传说，而藏蒙同源说则是蒙古史家们的独创”[13]。史学界积极投身于构建印度—西藏—蒙古这一虚构的文明传承体系。
综上，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蒙古族史学史的发展状况，大致可以被归纳出如下三点认识：
一是，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史学史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明廷统治下的以汉族为主的学者和北元—蒙古诸部内的蒙古族学者都对这一时期蒙古族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是，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史学史大致存在着前、后两个阶段，其中在前一阶段，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研究取得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贡献尤其突出，北元—蒙古内部的蒙元史学则萎靡不振；后一个阶段的蒙元史学研究，明人的和北元—蒙古内部的蒙古族的蒙元史学呈现出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三是，分别独立考察明朝学者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特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明人的蒙元史学研究表现出史学紧紧跟随明廷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学随时变的特点；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黄教思想与史学活动的结合，从而表现出挫折与发展并存的态势。
注释：
①这里用“14世纪至17世纪”这样一种公元纪年方法，主要考虑是：在这一时期，明朝和北元—蒙古虽然也关系密切，但大致也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权。考察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史学史，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两部分，不论用“明代”，还是用“北元—蒙古”来表示这一段时间，都有失偏颇，因此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来框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时间范围。
关于用“北元—蒙古”来称呼元朝灭亡后至明朝灭亡前的蒙古族的原因，请详参拙作《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的相关论述。另外，本文对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部分的表述也很大程度上充分借鉴了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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