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手工业论文,重心论文,后期论文,结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国只有38年隋王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朝代，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代建立后，在制度建设和经济运行上既有对魏晋南北朝的继承和总结，也有对唐代以后历史的开创。（注：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金宝祥等：《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就手工业而言，隋代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开创了唐代工部及少府、将作、军器三监的格局。再就手工业的重大成就来说，隋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注：关于此学术界的争议比较大。笔者认为，雕版印刷术可能在隋文帝时就已经发明。兹举一佐证：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为了做好渡江平陈的准备，隋朝展开积极的舆论攻势，曾经一次就散发“诏书三十万纸，遍逾江外”（《通鉴》卷176陈长城公祯明二年（588年）三月条）。以30万张之量的诏书一次性散发，若非采用先进的雕版印刷术，仅靠人工抄写是难以想象的。另外，在以前的史书记载中，也没有发现有过如此数额的书写纸张。）、行宫六合板城（注：《隋书》卷68《何稠传》；《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条。）、赵州桥“空撞券法”（注：《全唐文》卷299张嘉贞：《石桥铭序》。按地下考古发掘得知，赵州桥系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而非隋炀帝大业年间。）以及纺织技术的改进、城市尤其都城建设的完善等，均在我国手工业乃至经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的积极贡献。
如果将隋代手工业前后期作一比较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隋文帝时和隋炀帝时的生产重心迥然有异。隋文帝（581—604年）在位的24年，以发展个体小农业生产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立国之本，使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主要标志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品数量充足，甚至出现了国库积满为患的现象。隋炀帝（605—618年）在位的14年间，因皇室追求奢靡腐朽的生活，对内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出现了宫殿建设连年不断、幸游刺激下的豪华造船业规模巨大、军事手工业独占鳌头的畸形手工业格局。隋炀帝时的畸形手工业发展，是以牺牲全国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沉重代价的，竭泽而渔，不仅使文帝时的大量积蓄被挥霍殆尽，而且也使隋代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地步，盛极一时的隋王朝终于短命而亡。本文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隋代前后期手工业生产重心变化及其引起的后果，作一简单总结。
一
公元581年，以外戚托孤身份的杨坚，效法历史上的篡位者惯用伎俩，自己编导并自为主角上演了一幕“禅让”剧，代周建隋，是为隋文帝。（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二月条。）文帝代周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诸如行均田，整顿官职，缩短百姓服役时间等，使国力大增，并且一举平陈，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手工业是隋文帝时关注的生产部门之一，其中尤以发展纺织业的绩效最为突出，再加上皇帝身体力行节俭朴素，使当时经济上呈现繁荣景象，政治上出现了安定局面，人称“开皇之治”。
（一）隋文帝采取发展家庭副业手工业的有效措施
隋文帝即位之初就锐意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政治上，文帝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在开皇三年（583年）就实行了三省六部制，三省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合之为一，分之为三，秉承皇帝意志，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改变了魏晋以来皇帝“虽有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注：《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的局面。
在经济方面，隋文帝从整顿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全国普遍实行的均田制入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众所周知，北方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其中一些地主和贵族或渡江南迁，或死于战火，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无主的现实，这为隋代推行均田制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因为人口锐减，必然会导致大量耕地荒芜，广大农民在均田制下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必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隋代建立之初，就下诏恢复均田制，旨在将广大农民固着在土地之上，以保证政府的赋税徭役。但是当时隋代中央政府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注：《隋书》卷24《食货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注：《隋书》卷55《乞伏慧传》。）”；“户口簿籍，类不以实（注：《隋书》卷56《令狐熙传》。）”。这类记载指不能屈。上引史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世族地主还隐庇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其二，不少农民为了逃避政府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上弄虚作假，或者干脆隐瞒户口。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隋代中央集权的基础，使政府正常的赋税徭役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在隋有效统治地区内认真付诸实施。在这样的形势下，隋文帝多次派遣大使“检括”户口。（注：《隋书》卷71《皇甫诞传》；《隋书》卷24《食货志》。）为了不使这种“检括”户口流于形式，政府采取“大索貌阅”措施，令州县对在籍的编户成员的年龄、长相、身体特征等都详细记录在册，并定期进行验名正身。为了防治“容隐”，还强迫堂兄弟“析籍”，“凡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处罚相当严厉。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貌阅活动，隋政府籍帐增加了164万余口，（注：《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三年（585年）三月条；《隋书》卷24《食货志》。）收效确实比较明显。
但是，隋文帝时期实行的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家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的社会现实，只要政府的赋税徭役繁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重臣高颎在文帝的支持下不得不采取与貌阅配套措施——“输籍法”。“输籍，凡民间课输，皆籍其数，使州县长吏不得以走弄出没”。（注：《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三年（585年）三月条胡三省注。）输籍法的核心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注：《通典》卷7《食货典》七。）”。也就是说，输籍法从法律上杜绝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现象，使输籍额及每户所承担的情况公开化；输籍法系“轻税之法”，农民作为政府的均田户较作为“豪室”的隐户，所受的剥削程度要轻一些。应该说，高颎的改革抓住了当时问题的关键。输籍法实施后收到了预期的成效，“自是奸无所容矣”（注：《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三年（585年）三月条。），也就是说隐户和隐瞒岁数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输籍法即轻税之法的实行，是隋代从政策上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的保证，它保证了政府对赋税徭役的获得及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
隋代设轻税之法时，对个体工匠的优惠也比较明显。开皇三年（583年）规定对个体小农业生产者的服役期由原来的每年30日减少为每年20日，我们尽管不见其对工匠的具体规定，仍然保持着每年60日的服役期，（注：《隋书》卷24《食货志》；《通典》卷5《食货典》五。）但从同时的“减调一匹为二丈”的规定中可知，个体工匠的负担也有了一定的减轻，因为这以前调绢一匹为四丈。（注：《通鉴》卷175陈长城公至德元年（583年）三月条。）
为了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工匠的生产，隋文帝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优惠政策，平陈以后，隋文帝进一步加大了优惠力度。当平陈鸣金收兵时，就有“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至于其他各州则“免其年租赋”（注：《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三月条。）的减免措施。开皇十年（590年）以宇内无事，国泰民安，在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减少军费开支的同时，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提高了府兵的自给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还“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注：《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五月条。），这使均田制下租庸调制进一步完善，免役收庸，对于50岁以上的男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优待，免除服役时的劳苦，既对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有利，同时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再雇人服役。开皇十二年（592年），鉴于“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的实际状况，隋文帝认为，“宁积于人，无藏府库”，于是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注：《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十二月条。）。
在机构设置中，隋文帝对手工业中的纺织业尤其重视，因为纺织品是皇室及达官贵族、庶民百姓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中央机构有司染、司织二署（后二署合并为织染署），专门组织官府纺织品的生产和染色。在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还设置专门机构，负责这里的纺织生产，为皇室及各级官府所需要的特殊纺织品提供货源。据记载，隋代分别在泾州、雍州设丝局，在定州设绸绫局，这三局均由太府中的尚方具体负责。另外，在河东、信都设染局，由司染署负责具体事宜。（注：《隋书》卷27《百官志》中。）隋代前期畜牧业经济比较发达，太仆寺下设畜牧业管理机构，（注：《唐六典》卷7。）其中陇右牧规模最大，政府在这里设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等，（注：《隋书》卷28《百官志》下。）专门从事动物皮毛加工业。
宫廷皇后嫔妃等贵族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消费群体，隋文帝时专门设有生产和管理高级丝织品的管理机构，其生产服务对象比较确定。隋代宫廷有“女御”38名，其职能主要“掌女工丝枲”。宫中置六尚、六司、六典等，“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其中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增置女官，设六局管二十四司，其中“六日尚工局，管司制，掌营造裁缝；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司彩，掌缯帛；司织，掌织染”。（注：《隋书》卷36《后妃传》。）宫廷中的这些专门为皇后嫔妃服务的手工业机构，经营范围包括衣服裁缝、缯帛生产、丝染等，是隋代官营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府纺织手工业机构有雄厚的资金，充裕的原料，数量可观的能工巧匠，宫廷内的高级纺织消费及奢侈品一般都在这里生产，正由于此，有的重要纺织技术的改良或发明，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隋文帝开皇年间，“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其工艺精湛令人赞叹不已。文帝下令由何稠负责模仿生产这种波斯锦。“性绝巧、有智能，用意精微”的著名发明家何稠经过组织能工巧匠在官府作场的多次试验，终于将这种波斯锦生产出来，据说其质量远远超过了原样品：“锦既成，逾所献者”（注：《隋书》卷68《何稠传》。）。像这种在官府手工业作场改进和发明的生产技术，在隋代还有不少。
隋文帝是以“克俭资费”闻名于史的，他在注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率先节俭，减少开支，增强国力。据记载文帝时“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皇帝如果不是宴请宾客，平日御膳“不过一肉”（注：《通典》卷7《食货典》七。）而已。独孤皇后也是“性俭约”，平时宫内求“胡粉一两”而不得。一次，独孤皇后想赐柱国刘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之”（注：《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十月条。）。上行下效，节俭在隋代蔚然成风。
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地方官吏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隋代建立伊始，文帝就十分重视对地方官吏的选用和考核。如新丰令房恭懿，政绩在三辅地区最为出色，文帝多次对其进行褒奖，只要一见到房氏，文帝“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术”。后来，房氏陆续升迁为德州司马、海州刺史等。一个小小县令因政绩突出而上升为州刺史，这对地方官吏所起的示范作用是非常大的，“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正如胡三省在《通鉴》注文中评论的：“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注：《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十月条。）。
隋文帝采取轻税之法、减免租赋、以庸代役、健全手工业尤其纺织手工业机构、提倡俭朴风尚、选拔精明能干且廉洁自律的地方官吏等措施，在实际中收到了培育男耕女织、晴耕雨织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发展的社会效果，出现了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的盛况，史称“开皇之治”（注：《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十月条胡三省注文。）。
（二）若干纺织手工业经济区的初步形成
在隋文帝鼓励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下，通过广大农民和工匠的辛勤劳作，隋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在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纺织手工业经济区，对当时和后来的社会经济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隋代出现的有代表性的纺织手工业区域主要包括：
1、蜀郡“绫锦雕镂”
今四川地区百姓素以心灵手巧著称，隋代时这里“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上。）。绫锦雕镂指工艺考究的丝织品，它在一般纺织品工序的基础上，再提花刺绣，使其图案绚丽，富有立体感，系丝织品中的精品，也是蜀郡上贡京师的名优特产之一。
2、豫章“鸡鸣布”
豫章（今江西南昌）地区的养蚕技术在隋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年蚕四五熟”的高产现象，尤其这里的妇女以勤劳和手巧而出名，对纺织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史称豫章妇女“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注：《隋书》卷31《地理志》下。）。养蚕一年可四、五熟，不仅在隋代之前未曾见诸史书，即使在隋代其他地区也不多见。豫章妇女夜间浣纱，次日凌晨就能织成一整匹布，其技术和效率之高，在全国实属少见。隋文帝时豫章地区的这种“鸡鸣布”，不仅对中原地区的影响颇大，其影响也波及周边地区。
3、绚丽多彩的高昌地区的纺织品
隋代高昌地区系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东西方经济、文化相互渗透，交相互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出版功德无量，为我们今天进一步了解隋代高昌地区纺织业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下面举几例隋文帝时期高昌地区的文书：
A、《高昌延昌三十二年（592年）缺名随葬衣物疏》（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页。）
1、延昌卅二壬子岁十一月十三日，思广也文，黄今（金）千斤，白
2、银钱百两，今（金）钱千文，银钱百文，锦千张，绢万匹，
3、百（白）绫百匹，细布百匹，细叠百匹，百（白）凌（绫）裙褶
4、一具，井（锦）凌（绫）裙褶一具，细布裙衫一具，奴婢十具。
5、清（倩）书史坚故
（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C、《高昌延昌三十六年（596年）某甲随葬衣物疏》（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7页。）
1、紫绫褶绔一具 白练裈衫一具 被锦一百张
2、杂色彩帛一千段 金银钱二万文 鸡鸣枕一枚
3、石灰一囊 烟（胭）
（脂）糊（胡）粉具 菶（镊）一枚 剪刀尺具
4、针梳具 玉肫（豚）一双 脚
一两 攀天系万万九千丈
（后略）
D、《高昌延和三年（604年）缺名随葬衣物疏》（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从上面所列举的4件高昌地区隋文帝时期的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随葬衣物中的纺织品内容十分丰富，计有锦、被锦、锦绫、锦彩、绢、白绫、紫绫、白练、杂色彩帛、细布、细叠、鸡鸣枕等，这既有来自中原地区的纺织品，也有当地生产的民族产品；随葬品中的数量，明显地带有夸张的成分，而上面所列举随葬物的种类，则可信无疑。高昌地区在当时不在隋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但其与隋王朝的交往却十分频繁，我们从高昌随葬物中几乎包括中原地区的丝织品中可知，隋文帝时纺织业比较发达，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纺织品充当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传播物。尤其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鸡鸣枕”多次见于隋文帝时高昌地区随葬衣物疏中，这可能与豫章地区生产的“鸡鸣布”有关，即一种用鸡鸣布缝制的枕头。在隋文帝之前的吐鲁番文书随葬衣物疏中，我们还没有发现鸡鸣枕的记载，只有“紫练枕”等（注：《前秦缺名随葬衣物疏一》、《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载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9、14页。）。只有在隋代豫章地区有了生产鸡鸣布的记载后，才在高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屡屡出现鸡鸣枕。隋文帝时如此，隋炀帝时也不例外（注：《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年）缺名随葬衣物琉》、《高昌义和四年（617年）六月缺名随葬衣物疏》，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9页。）。隋代纺织品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上举的几个著名纺织经济区域外，隋文帝时期相州（今河南安阳）“绫文布”也是称誉京师的进贡品（注：《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条。）；陇右地区“以畜牧为事”（注：《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二年（584年）四月条。），这里的皮毛加工业比较发达；逐水草而居的突厥，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当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穹庐毡帐”、“身衣裘褐”（注：《隋书》卷84《突厥传》。）之类的记载不绝于书。
（三）家庭副业纺织业的繁荣
上述若干纺织经济区的形成，无疑是隋代纺织业发达的标志，而最能反映隋文帝时纺织业发达的，莫过于国库纺织品的丰盈，充足的纺织品与粮食的积蓄，成了“开皇之治”的物质基础，而隋代数量惊人的纺织品，绝大部分正是由广大小农业生产者作为家庭副业生产的。
隋文帝开皇（581—604年）年间，汪洋大海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以家庭副业形式生产的纺织品，以及由个体手工业工匠生产的纺织品，通过租庸调形式汇集到统治中枢东西二京及其他指定地点，“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坡至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其中包括大量的纺织品及其它手工业品。数额巨大的库存纺织品广泛用于赏赐有功人员及其得宠者。赏赐纺织品历代均有之，而像隋文帝时赏赐数额之巨与频繁，则在整个封建社会实属少见。
开皇九年（589年），隋代一举平陈，举国欢庆。隋文帝亲御朱雀门，慰劳凯旋而归的军队，“因行庆赏，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注：《通典》卷5《食货典》五；《册府元龟》卷484《邦计·经费》。）。一次犒劳军队的纺织品就多达300余万段，可见当时国库贮存数量之充足。实际上，隋文帝时以巨额纺织品犒军并不止于平陈一次，而是屡有发生。如开皇十一年（591年）江南陈朝故地发生叛乱，杨素率军前去平息，“师还，赐物甚广”；“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注：《册府元龟》卷484《邦计·经费》。）。开皇十二年（592年），有关部门为隋文帝大概匡算了一下：“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这几乎成为一个比较固定的数目（注：《通典》卷5《食货典》五。）。至于动辄以数千匹、数百匹赏赐文武百官的记载，那就更多了。如果再加上宫廷、百官、军队的正常消费，隋王朝每年所花费的纺织品的数额就更可观了。
隋文帝时每年用于赏赐的纺织品高达数百万匹，这并没有影响国库的贮存量，相反国库仍然以积满为患。到“穷侈极奢”（注：《通典》卷7《食货典》七。）的隋炀帝时，史称到了“桑农咸废”（注：《全唐文》卷2高祖：《申禁差科诏》。）的地步，正常的手工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样不得不靠文帝时的国库积蓄来支撑帝国的局面。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聚众百万，赵王侗与段达等守东都。东都城内粮尽，布帛山积，及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注：《隋书》卷24《食货志》。）。国库布帛山积，东都城内居民居然以绢为汲水绳，以布作为柴禾烧，足见隋文帝时国库积蓄之丰盛与当时手工业经济的发达。
《通鉴》曾经道出了隋文帝时纺织业经济发达与政府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保护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关系，不妨将其录文于下：
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注：《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十二月条。）
隋文帝时期由于实行了轻徭薄赋、均天下之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培育了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纺织品为例，尽管每年仅用于赏赐的数额就高达数百万段，并没有影响国库的存量。汪洋大海的个体小生产农业经营者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将自己上缴政府的部分集中起来，政府从长计议，将其收入和支出均控制在一定的度之内，入大于出，即“入者常多于出”，这正是隋文帝时民间手工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当时出现“开皇之治”（注：《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十月条胡三省注文。）的真谛之所在。
二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次年改国号大业（605—618年）。炀帝即位之初，正值文帝开创的“户口益多，府库盈羡”（注：《册府元龟》卷484《邦计·经费》。）的繁荣局面。但是，炀帝一改文帝时设轻税之法，宫廷节俭，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传统，将全国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不再以发展攸关国计民生的纺织业为要务，而以从事宫殿建筑、幸游造船业和军事手工业为主要内容，使手工业呈畸形发展的格局，正常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惨遭破坏。
（一）隋炀帝对手工业机构和政策的调整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这是史书对他的总体评价，其中在手工业方面的调整力度尤其大。大业时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统属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来还将司织、司染合并为织染署，并罢废铠甲、弓弩二署。（注：《隋书》卷28《百官志》下。）铠甲、弓弩二署从少府监中分出，使得当时的军事手工业自成一独立系统。因此，炀帝时基本上确立了以后手工业机构中少府、将作、军器三监鼎足而立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格局（注：《唐六典》卷3、卷22；《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事手工业机构虽然已从少府监中分出，但由于隋炀帝时军事手工业的地位非常高，在一定时期内不仅有合二为一乃至有以军事手工业取代少府监的趋势，如炀帝“将事四夷，大造兵器”，下敕由云定兴“节度”少府监控制的工匠（注：《隋书》卷61《宇文述传附云定兴传》。），少府监控制的相当一部分工匠主要从事“兵器”生产（注：《唐六典》卷3、卷22；《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
为了保证官府手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质量，这里的管理比较正规，工匠生产时必须严格按照成式。炀帝追尚奢靡，曾经令“巧思绝人”的黄亘、黄兖兄弟在少府、将作监值班，“于时改创多务”，黄氏兄弟“每参典其事”。凡是要生产一种新产品，少府少卿何稠都要“先令亘、兖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注：《隋书》卷68《何稠传附黄亘传》。）。正是官府通过严格的“立样”制来提高官府手工业的产品质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隋炀帝时生产规模之巨大。
在隋炀帝时，已经很难看到强调轻税之法和对百姓减免赋税徭役的记载，政府一改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一味发展宫殿建筑、幸游造船业、军事手工业等消费性或奢侈性手工业生产，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纺织手工业大为萎缩。
（二）不顾国力民力的宫殿建筑
洛阳是隋代控制东部的重要据点，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京师大兴（后改为长安），称东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登基伊始的炀帝便下诏由当朝重臣杨素、杨达、宇文恺等负责东都营建，其中以宰相杨素为营作大监，作为东都营建的总负责人。早在平定江左陈朝时，杨广就非常注意这里的宫殿及其他著名建筑，“以就规摹”。据记载，东都城建“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倚，移岑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明显地具有南北建筑合璧的风格。当时仅营建东都一项工程，每月役丁就多达200万人次。按此工程历时11个月计，其用工当不少于2000万人次。将作大匠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由他亲自主持设计的东都“制度穷极壮丽”。宇文恺因此而进一步得宠，一跃升为工部尚书（注：《隋书》卷68《宇文恺传》；《隋书》卷24《食货志》。）。
隋炀帝还在皂涧营建规模宏大的显仁宫，其“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竣工后，还令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注：《隋书》卷24《食货志》。）。
仁寿宫是隋文帝时新建的一项大型工程，炀帝时又对该工程做了工程量浩大的修缮扩充。扩充工程“颓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注：《隋书》卷23《五行志》下。）。可见，仁寿宫的扩充工程绝不亚于原工程。
不仅如此，炀帝还到处营建“离宫”，据不完全统计，炀帝时仅京师至江都一线，就有40余处行宫（注：《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
隋代宫廷建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系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隋代宫廷建筑包括雕塑、绘画、造型、装饰、土木等多种艺术，使东西二京不仅对国内新建或改建地方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页。）。
以宫殿建筑为代表的隋代城建手工业，在炀帝时“不计于人力”，“指期于百姓”，这远远超出了个体小生产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工匠的承受能力，终于造成“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注：《隋书》卷24《食货志》。）的严重后果。
（三）幸游刺激下的豪华造船业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经多次幸游江都及其他地区，这其中虽然有政治、军事方面的目的在内，但是极尽奢靡、游玩享乐是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分析指出隋炀帝有一种幸游江南之情结（注：张国刚先生1996年8月上旬于威海隋炀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如何把握隋炀帝——试谈隋炀帝的悲剧意义”中，如是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围绕隋炀帝的幸游，豪华造船在当时得到了超常发展。
隋炀帝幸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豪华船只，其中见于记载者就包括龙舟凤
、黄龙赤舰、楼船篾舫、翔螭、浮景、朱鸟、苍螭、白虎等大型船只。其中龙舟是专门为炀帝设计的，制造精美，装饰考究，功能齐全，规模巨大。龙舟身长200尺，高45尺，宽50尺；船身分为4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堂、西堂等，中间两层有房120间，底层供宦官等工作服务人员居住。翔螭专用于皇后乘坐，浮景则提供妃子专用。文武百官五品以上者乘坐船只，九品以上六品以下者则乘蔑船。炀帝幸游时，浩浩荡荡的数千艘船只“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注：《隋书》卷24《食货志》；《隋书》卷3《炀帝纪》上。）。这些船只均“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注：《大业杂记》。）。后来杨玄感发动叛乱后，“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虽然这时隋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但是一心只想南下幸游江都的炀帝，依然我行我素，“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船，制度仍大于旧者”（注：《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条。）。
隋炀帝每幸游一地，都要求地方官吏供应各种费用，凡贡献食物和物品丰盛者，立即加封官爵，至于供给匮乏者，则“谴至死”。炀帝幸游无疑成了沿途不可忍受的苛政。不仅如此，隋炀帝每次幸游时，还不遗余力地盛修仪仗。如大业二年（606年）幸游江都前，“课州县送羽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注：《隋书》卷2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22《土贡考》一。）
由此可见，造船业尤其皇室豪华造船成为隋炀帝时期一个特殊的手工业部门，专供皇帝幸游的船只规模之大，制造之精美，在历史上实属少见，这也在地下考古中得到了验证（注：隋代造船技术发达，这在地下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山东平度发现的一只隋代木船，是由两条宽0.62—1.05米的“U”型独木舟联成的双体船，船体残长20.24米，最宽处2.82米。该船结合部位使用了铁钉，船的体侧附加有“翼形”板。据专家分析鉴定，船身所用木材主要是金缕梅科枫香，以及少量樟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双体木船的实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16页。）。但是，炀帝时发展造船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的幸游，这是以民间造船业的萎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牺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沉重代价的。大业元年（605年），曾经“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者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注：《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被破坏殆尽。
（四）具有特殊地位的军事手工业
隋炀帝时期穷兵黩武，多次发动民族战争及镇压国内反抗起义的军事行动，军事手工业在整个手工业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有将全国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的趋势（注：参见拙文：《隋代军事手工业初探》，载朱雷主编：《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即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武器精良，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盛行于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内的“立样”制，在隋代军事手工业生产中被严格遵循。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为了做好攻打高丽的准备，“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注：《隋书》卷24《食货志》。）。官府要求所制造的武器必须精良、新颖和耐用，否则要处罚有关责任人。史称“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一开始就对军事手工业非常重视。实际上早在炀帝为太子时，因“技艺”而在东宫的阎玭，“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炀帝即位后，“以玭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事”（注：《隋书》卷68《阎玭传》。）。阎玭在主持军器手工业生产时，对武器的质量要求及对手工业生产者的处罚之严厉，均在想象之中。
隋炀帝即位之初，便积极做攻打高丽的准备，在生产军用船只时，工匠“苦其捶楚”，官员监造时不顾工匠的死活，强行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注：《隋书》卷74《元弘嗣传》。）。尤其是“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注：《册府元龟》卷484《邦计·经费》。）后，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基本上成为政府武器生产的承担者。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船运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内）和洛阳诸官仓米至涿郡，以做攻打高丽的准备。同时，“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这显然是由数十万人组成的大型武器运输队，仅这次运送“资储器械巨万计”（注：《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条、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条。）。当大业九年（613年）六月因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黎阳，炀帝不得不撤军，撤军时仍然是“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注：《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条。）。隋炀帝时武器和械具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壮大国威，也为了皇帝御征和巡视时的舒适和安全，隋炀帝时还多次使用行殿及六合城。行殿是一种可以折卸、组装乃至自由移动的宫殿，据说是由著名发明家何稠首先发明的。“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一夜之间就可以将其组装，“高丽望见，谓若神功”（注：《隋书》卷68《何稠传》。）。大业三年（607年），炀帝率领文武百官及50万甲士巡视榆林，宇文恺造成“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同时辅有“周二千步”的“行城”。突厥启民可汗等望见后，“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注：《通鉴》卷180大业三年（607年）八月条。《朝野佥载》卷3称：“隋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洸然，疑非人世之有”。）。大业四年（608年），炀帝出塞巡视新筑长城，组合行宫并设六合板城（注：《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条。）。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又在河西御观风行殿，里面备有琳琅满目的手工业精品，隋炀帝召见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在观风殿上宴饮，其余20余国或部族使者在阶庭陪同（注：《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五月条。）。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大业四年（608年）的行宫六合板城方120步，高4丈2尺，六合城主要由木材构成。行宫内装备有先进的机弩和报警系统，用以及时报警及应付突发事件，这种行宫及六合城具有警戒及保卫功能，在战争及民族地区幸游时，收到了壮大国威，保卫皇帝绝对安全的奇效。
隋炀帝时用于战争造桥技术也相当先进。隋炀帝曾经亲自坐镇攻打高丽，为了顺利、迅速渡过辽水，令何稠造桥，结果仅“二日而就”（注：《隋书》卷68《何稠传》。）。再如炀帝西行河右时曾经兵至浩
川，隔绝道路，下令造桥，“数日桥成乃行”（注：《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三月条。）。只用数日乃至二日就能建造可使大部队顺利渡河的桥梁，可见隋炀帝时用于战争的造桥技术是相当先进的，同时也说明其供给是非常充裕的。
隋炀帝时还大规模制造战车。炀帝曾经下令由何稠具体负责“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注：《隋书》卷68《何稠传》。）。大业七年（611年）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注：《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五月条。）。新制造的战车动辄以“万乘”、“五万乘”计，战车制造规模非常之大，其在当时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隋炀帝时以军事手工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的畸形发展，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正常的手工业生产和百姓生活秩序被打乱，其教训十分惨痛而深刻。
三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隋代手工业经历了前后反差比较大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隋文帝时期，以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后一阶段即隋炀帝时期，则以发展军事手工业为要，甚至有以军事手工业取代其他手工业的趋势，再加上幸游刺激下的豪华造船业高度发达，以及宫殿兴建无日休息，使手工业呈畸形发展。隋文帝和炀帝时手工业生产的着重点不同，其社会影响和结局也迥然相反，对此进行认真总结是颇有意义的。
（一）隋文帝将征用民力控制在一定的度内，炀帝则滥用民力
毋庸讳言，隋文帝时也曾有过像修建仁寿宫之类的大型工程，以及平陈的统一战争和攻打高丽的大规模战争等，尤其修建仁寿宫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受到史学家的严厉批评（注：《隋书》卷68“史臣曰”：仁寿宫的修建“使文皇失德”。）。但从整体上看，文帝还是将民力征用控制在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内，民劳而无大怨，财耗而无大乱，而且其集中征用民力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在比较快的时间内便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炀帝时则不然，战争连年，幸游不止，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及行宫，这些“不计人力”的战争和大型工程，大大超出了个体小生产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者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严重社会危机。史称炀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嘱，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注：《通鉴》卷181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条。）。正是由于炀帝时滥用民力，出现了“老弱耕稼”、“妇工纺绩”的状况，最后结果是“不足以救饥馁”，“不足以赡资装”（注：《隋书》卷24《食货志》。）。不仅如此，炀帝时还役及妇女，“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注：《通典》卷7《食货典》七。《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正月条也记载，当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炀帝时力役繁重，只能使脆弱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纷纷破产。
（二）文帝厉行节俭，炀帝奢靡无度
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轻税之法”等，多次在大范围内减免租赋，同时还十分慷慨地赏赐军队和文武百官，但皇室的生活却比较俭朴，平日御膳“不过一肉”而已。一次有关部门用布袋装干姜进献，文帝对此“大加谴责”。后来又有人用毡袋进献香药，文帝“因笞所司，以为后诫”。独孤皇后在这一方面与文帝保持着一致，她带头克俭资费，后宫内居然找不到现成的胡粉之类，甚至“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注：《通典》卷7《食货典》七。）。与文帝时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炀帝追求奢靡生活，“极奢”是后人对他的中肯评价（注：《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三《盐铁》。）。宫殿及行宫、行殿修建得金碧辉煌，幸游时大讲排场，均一时莫加。如炀帝修建显仁宫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注：《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巡行河右时，为了“圣人可汗”及大隋帝国的面子，炀帝“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注：《隋书》卷24《食货志》；《隋书》卷67《裴矩传》。）。这何尝不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性时装展示会！炀帝因幸游所造船只及其他费用开支，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统计，但仅从一次江都幸游，何稠“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钜亿计”（注：《隋书》卷68《何稠传》。）可知，当时的花费触目惊心，民脂民膏就这样被毫无节制地挥霍掉。
（三）文帝关心民间纺织业的发展，炀帝则“扫地为兵”，将全国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
隋文帝代周后，就积极采取措施发展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采取完善纺织业管理机构、减轻生产者负担等措施，使以纺织业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手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旦平陈，就进一步“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并且规定直接生产者在一定年龄内可以享受“免役收庸”的待遇（注：《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六月条。），使百姓安居乐业，攸关国计民生的纺织品数量充裕。炀帝时则一反积极培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将全国经济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在此基本国策下，武器生产规模巨大，幸游巨型船只制造考究，宫殿建设五日休息。尤其手工业生产重心转移后，使个体手工业生产者甚至一些农民成为武器生产的承担者，农民废田，工匠在官府服役，“自是租赋之人益减”（注：《册府元龟》卷847《邦计部·赋税》。）。出现了恶性循环。
（四）两种结局：“开皇之治”与隋代短命而亡
隋文帝、炀帝父子对于手工业生产的重点差异很大，文帝时以减轻直接生产者的负担、发展民间纺织业为基本国策，将纺织业与农业生产相提并论；炀帝时则以发展军事手工业及奢侈消费为主，竭泽而渔，使正常的手工业生产秩序惨遭破坏。文帝和炀帝的这种手工业生产重心的变化，其结局也迥然有异。
隋文帝时生产重心的确立及一系列优惠生产者的措施、提倡节俭的做法，出现了良性循环：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开皇末全国户数多达890余万、人口4600余万，在没有加大直接生产者负担的前提下，虽每年有300余万匹纺织品赏赐的额外开支，仍然是国库充裕，另外各地国库贮存米有2600余万石（注：《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三。）。文帝时终于出现了人口骤增，国库盈羡，境内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史称“开皇之治”。
隋炀帝在开皇盛世时即位，因一改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使宫殿建筑和幸游造船业畸形发展，尤其军事手工业超常规发展，最后出现了恶性循环。在“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的情况下，还采取雪上加霜的措施，“征求无度，侵夺任己”（注：《全唐文》卷2高祖：《罢差科徭役诏》。）。炀帝“极奢于内，穷武于外”，出现了“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注：《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三《盐铁》。）的社会危机。炀帝并不由此而有所收敛，而是进一步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极端手段，“逆征数年之赋”，而皇室依然过着“穷侈极奢”的生活，其结果只能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注：《通典》卷7《食货典》七。）。正如乘炀帝亲自攻打高丽之机起兵反隋的大将杨玄感在给樊子盖的书信中所言：“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杨氏发动军事叛乱是不得人心的，没有得到广泛响应，但他在誓师中说的“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注：《隋书》卷70《杨玄感传》。），还是颇有号召力的。后人认为，“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所以李渊父子很快就改朝换代（注：《唐语林》卷1《言语》。），是有一定道理的。隋代在“开皇之治”后10余年就土崩瓦解，这与炀帝以牺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代价，来发展军事手工业、宫殿建筑、幸游豪华造船业分不开。唐代“贞观之治”开创者李世民总结隋亡教训的语言十分深刻：“昔隋末丧乱，百姓凋残，酷法淫刑，役繁赋重，农夫释耒，工女下机”（注：《全唐文》卷10太宗：《存问并州父老玺书》。）。盛极一时的隋王朝短命而亡，是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