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学理论的基本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人论文,走向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也是一个近现代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不倦追求解答的难题。从古至今，对人的自我反思与体认始终是人类精神关注的重大课题。纵观西方对人的认识过程，显露出从自然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到追求实践形态的逻辑路径。对此简单梳理可以大致窥探出人的认识的基本向度，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
1.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对人的研究也是从这里迈出它蹒跚的脚步。在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的观念：人是某种原先就有的存在，但人又是不同于一般存在物的特殊存在。在人的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为代表。赫拉克利特用火来说明世界，认为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人也受火支配，人的思想和灵魂都是一团火。因为人有思想，所以能够认识自然及其变化的规律——“逻各斯”。“逻各斯”是自然所固有的，也是灵魂所固有的；“逻各斯”不仅支配了自然，而且也支配了人的思想，因此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德谟克利特则用原子来说明宇宙万物，坚信人是大自然的产儿，自然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但是人凭藉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创造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因此反对人向彼岸神力救助的必要性。二是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否认人的自然性，认为人应当做的是根据预设的理念来造就和完善自己。他们认为，人不是自然物，而是一种创造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安放了灵魂，所以人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安顿好自己的灵魂，通过受教育和求知而使灵魂得到改善，最后将自我还给理念世界。这两种思考的思路折射出在人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中世纪，人被宣布为上帝所安排的秩序的组成部分，人只是上帝的玩偶，人带着原罪来到世间，因此原罪和赎罪被认为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内容。按照基督教的信条，上帝早就注定了世界和人的命运，个人始终是一个被预设了的因素，是自动执行神的意志的盲目力量。衡量人的发展程度的因素，是看神的东西在他身上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而不是看人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反映了自己，这就注定了这种理论所带来的不是主体的自由和发展，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昧的各种特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页。）这样人成了没有理性、没有情欲、 没有自己的个性和价值，甘愿受上帝和封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奴仆。
文艺复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力求冲破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塑造自觉能动、人性解放的现代主体性人格，表现为人的觉醒和“复活”。人文主义者大力张扬尘世幸福，鼓励追求物质享受。因为人是自然物质组成的血肉之躯，必然有物质和精神的自然欲求，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自然情感。因此人生在世，应该顺应自然而生活。人文主义者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发展，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神的价值，人的伟大高于神的伟大。莎士比亚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注：《哈姆雷特》，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既然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于人自身的能力，那么人就必须为自己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战斗。
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光大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人因为具有能维持自我生存，满足自我需要的能力，因而获得了一种区别动物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3页。）人的这种自由主体性使人类走出原始淳朴的自然社会进入不平等社会，当不平等达到极端的时候，人们用暴力驱逐暴君，重新回到自由平等状态。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于人类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对人的研究，体现了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抗击皇权的价值倾向，在此过程中，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平等、人的幸福得到了张扬。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他们眼里，人的本性实质上就是自然本性。用人的自然本性为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提供说明，这样的见解是朴素的，其功绩是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破除了对偶像的崇拜，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展示自峰的价值。但离开人的社会性去探讨人艰难寻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难免带上抽象的道德色彩和道德感叹。
2.在自然主义人学思想发展的同时，欧洲大陆各国产生了理性主义的人学思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思想，在自然主义人学派那里就有这样的观点了，但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君临一切之上，或为最终的裁制者，人通过理性的能力，可以获至绝对自由这一最根本的本质，进而建立起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则是西方近代哲学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一人类理性本体思想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中初具雏形，经康德最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最终得以完成。
笛卡尔从普遍怀疑的方法出发，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他说：“我在这里发现了思想是属于我的一种属性，只有它与我不能分开。有我，我存在，这是确实的；可是我存在多久；因为甚至于很可能是：如果我完全停止思想，我也就同时停止存在。我现在不承认任何并非必然真实的东西，所以严格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28页。）在笛卡尔看来， 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都像机器那样作机械的运动，因此，人的身体和欲望不能作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有思想或理性；理性也就是人性。
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人学，得到了继承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为了解开人的真谛，全面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鉴赏能力，并以人的自由为核心，以人为目的，建立起人类心灵秩序所追求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他把人看作是双重存在，即人作为感性存在，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和自然必然性支配，人没有自由可言；但人作为理性目的的存在者，则超越了感性本体，受理性创立的法则支配，因而人获得了绝对至高的自由。由此他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注：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页。）确立了人在认识论中的地位。 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在道德实践的领域里，人的理性富有绝对的自由，他可以将道德律视为“绝对命令”，无条件地去身体力行，这可以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实现人的最高本质。这里，康德把自由看作人的最高本质，表达了他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但是他又把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推到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
黑格尔赞同自由是人的本质，但反对康德把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推到彼岸世界的做法，认为自由是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思维和自身发展来实现的。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3页。）因此，人的精神本质就是人的自由本质。人的自由本质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认识绝对精神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再到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人的自我意识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包容在绝对精神的整体之中。绝对精神是什么？它是理性的客观化，是一切知识的总体，是人的灵魂的本质。这一切对立都在其中得到消解。这样，人终于扬弃了他的精神的自然性，将自己提升为上帝，绝对自由作为人的本质最终在理性的上帝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理性主义人学的功绩是显然的，它高扬理性的旗帜，提示了人类理性的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确立了人类主体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由于理性主义人学把自由视为人的最高本质，自由成了对必然性、普遍性、规律性的理性把握，这就激发了人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热情，对于科学的昌盛和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理性主义人学的缺陷也是显见的。由于强调人的理性本质，忽略了人的自然本质，忽略了人的非理性因素，使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丰富的人变成了抽象、枯燥、毫无生机的存在。又由于在主客二元的结构中，片面夸大了人类主体的能动的支配作用，使得人类在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同时，遭到来自客观自然的威胁和压迫越来越沉重，足以对人的生存构成危机。理性主义人学所追求的人的自由，不过是抽象的主体的精神自由，他们理解的人并不是真正现实的人，而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这样理性主义在打倒上帝以后，又为人类塑造了一个理性的上帝，人道成了理性的神道。
3.理性主义人学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坚信科学能够征服自然，理性能够把握人和世界的本质，创造合乎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然而，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8页。）19世纪下半叶始， 理性主义时代科学和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潜在的灾难开始显露出来，人们发现自己生活在科学昌盛、物质财富最为丰裕的时代，但同时也生活在一个最为病态的时代。在这个病态的时代，物质享受成了人生活的灵魂。由于人对自然的片面占有，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生态灾难，人们不得不开始担心失去家园的现实可能；工业化造成的工具理性，导致了很大程度的技术统治，人被机器奴役成为现代化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角色，工业化趋向于非人化。总之，凭借理性力量获得的东西都成了人的对立面，成了人类自由的掠夺者，这样与理性对立的非理性主义人学思潮应运而生。
非理性人学思潮带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走上历史舞台。尼采秉同古希腊酒神精神，宣布上帝死了。胡塞尔则忧心忡忡地自道：这不仅仅是欧洲科学的危机，而且是欧洲人性的危机。斯宾格勒更是通过“历史形态学”的方法掀起了历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喊出了“西方没落了的口号”。萨特在物欲横流、犬马声色的现代社会中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他人就是地狱”。神柯通过他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把尼采的“上帝已死”更进而推到“人类已经死亡”的绝境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非理性主义人学思潮强调关注人的“存在”，他们认为理性主义用理性知识建筑的摩天大厦，根本不能让人在里面现实的生存，理性知识丝毫也不能克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无助于解决每一个生活着的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生存问题。理性不过是人为的虚构，无论如何严密都是僵硬的东西。这些僵硬的东西不能表达现实中活动的人，它只能表达物质外在的方面，是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因此科学与理性只有实用价值，它不能掌握人的内心奥秘，不能解决道德价值等精神问题。这就必须改革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考虑人的本质，主张以直觉、体验、欲念、生命冲动等方法，从根本上剥夺理性主义对“人性”的种种压抑，回到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去。
关注人的存在，根本上是关注人的内在体验，在他们看来，每个人的内在体验远比所谓的客观真理更为重要，因为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正是在于主体独特的自我感受。如果思维离开了思维者，知识脱离了主体，也就无所谓思维与知识，以往的哲学都忽视了个体的独立性抽象地谈论人，因而对人的研究是徒劳无益的。只有个体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那么也只有认识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才能提示人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使人获得自由和尊严。
非理性主义人学提示了理性主义的弊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性主义的片面性，有助于科学的构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关系。他们对主体意识中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和看法，提供了人学研究的新视野。但非理性主义人学总的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在否定必然性的前提下，提倡绝对的个人自由，不过是用“孤立的个人”去代替传统人学的抽象的人，用极端的个人主义代替传统的温和的个人主义。他们痛感于资本主义的病态对人的感情的亵渎，却无法找到济世良方，最终只有躲入主观精神的城堡，寻找一些慰藉和超脱，因而充满悲观绝望的灰色基调。
4.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以人的社会性为重心，提供了把握“完整的人”及其本质的立场和方法，从而克服了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人的问题研究上的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不仅“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而且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物，“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人的存在不仅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且还是个人与类、个体与总体的统一。“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 页。）人还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一方面，人是感性地存在着的、活动着的生命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能动的、有意识的生命存在，而且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使他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的存在还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社会条件之中的，人总是现实的人，但任何现实中的人都只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特殊状态，他本身及其赖以存在的特定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或结果，而且是向未来发展的。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存在是完整的，人的存在不过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因此，对真正的人的研究，必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入手，揭示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规律，人和社会交互作用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人学不仅说明了人的存在是完整的，而且还揭示了这种完整性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人类特有的生命活动方式——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活动。人类存在所具有的一切特殊性，人类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人类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一切可能，都只有在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上才能理解和说明。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是一种实践的人学观。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必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观作为指导，从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事业出发，去研究人和人的发展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可以说是对传统实践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观念的自觉改造与完善，本质上是人的又一次彻底解放，是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创造性与积极性的增强。因此，立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情形，成为构建科学人学形态的重要前提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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