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绥靖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绥靖政策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仍是国际国内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对象，对于英法等国执行“姑息、纵容侵略者，对它退让、支持，不惜牺牲他国的领土、主权甚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求妥协的政策”，①战后西方从史学界到政界一般并不讳言，我国史学工作者也花了大量笔墨来剖析这种政策，大都坚持认为只有英、法等西方国家推行了绥靖政策，而绥靖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励法西斯向东扩张。但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疏漏，即他们都没有明确地、全面地指出和分析苏联与绥靖政策的关系，虽然近几年也开始有学者对斯大林的外交实践提出过批评。笔者认为，大量的史实表明，苏联和英、法、美一样，对纵容法西斯侵略扩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同样也是个绥靖大国。下面我们纵观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对待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态度和活动，并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加以对比，便不难看出苏联并非一身清白，其外交行为的实质，即在安抚和支持法西斯的做法上，较之于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
1938年9月以后，由于英法德意四国签订了《幕尼黑协定》，世界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沦亡，德国又把目光转向了波兰，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英法一方面仍抱有使德国回心转意的幻想，同时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德国的真相，因而不得不认真考虑采取措施以抑制法西斯的进一步侵略，维护自身的安全。英国统治集团中以丘吉尔、艾登为首的“反绥靖派”强烈要求政府与苏联携手，一起挫败希特勒的狂妄野心。丘吉尔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反对侵略的伟大联合，就将陷于致命的危险。……我们拒绝同苏俄的自然合作，则将是最大的愚蠢。”②艾登认为，“任何时候要想把欧洲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俄国的地位总是同等重要的。”③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当德国政府把自己的征服推广到其他民族的时候，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不认为是直接地、或最终地会威胁到自己。”④因此对英国希望与苏联合作的表示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愿与英国联手“建立基于国际关系准则和秩序的和平，即规定采取措施根除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和平。”⑤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之后，从1939年4月中旬起开始接触，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马拉松谈判。结果会谈没有成功，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长斯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只听信苏联官方和史学界的一面之词，认为苏联自始至终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与英法圆满地缔结一个互助条约，从而把谈判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英法的身上。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必须指出，谈判双方都缺乏信任，从头到尾都对对方疑虑重重。苏联一直十分小心地防止被英法拉入战争的轨道，因为按照当时他们所信奉的理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联共（布）十八大（1939年3月召开）提出，苏联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⑥十八大确立的这条新的外交路线贯彻于苏联1939年外交活动的始终。另一方面，英法则担心苏联趁机在东欧扩大影响和势力，这也是它们固有的疑惧心理。在偏见和仇视还未消除的情况下，双方很快达成一项互助的协议也是不现实的。其次，从谈判过程中也可看出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同英法一样，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并没有十分明确要不遗余力地达成一项共同抑制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条约的长远目的，并且在事实上，由于英法未能满足苏联的全部要求，而德国则主动迎合苏联的意图，不惜给苏联很大的好处，苏联同英法的距离不断拉大，而同德国的关系日趋亲密。如果说，谈判所以失败，在前半期主要归咎于英法，那么在后半期则主要是苏联的缘故了。我们知道，在三十年代以英法、苏联和德国各为一方的欧洲大三角关系中，除了德国目标很明确外，英法和苏联的政策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苏联和英法一样，在互相谈判企图建立防止德国再次举起战刀的同盟的同时，都在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⑦既然都留下了后路，谁也不愿很快走到终点。不错，苏联最后毅然决然地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法的拖拖拉拉、犹犹豫豫所推动，但事情很清楚：在英法、苏联和德国构成的特定关系中，苏联是英法和德国双方争取的对象，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里，我们仅从无论同谁谈判，谈判的地点一直都设在莫斯科这一简单的外交礼仪上就可看出来。如果苏联充分利用这一主动权，不受德国人高价的诱惑，极尽全力协调同英法的关系，对德国还是很有威慑力的，因为德国最害怕的就是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想方设法避免两线作战。⑧再说，英法也不是没有作出让步，但苏联却不顾谈判的一般程序，在政治协议还未签订，也就是说双方还未互相信任的时候，就提出要缔结一个军事互助协定，这确实给英法出了难题。英法本来就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很不放心，抱着不得己而同苏联谈判的情绪，也不很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现在进而担忧苏联是想实现其领土野心。不过，在关键的问题，即让苏军通过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领土问题上，英法最终还是作出了妥协，向波兰等国施加压力以满足苏联的要求，谋求把谈判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谈判不中断，德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波兰等国作为历史上就与俄国并不友好的主权国家，顽固地拒绝苏联的要求和英法的压力，苏联以此为理由，指责英法不尽力，从而无情地关闭了与英法谈判的大门，而从后门悄悄地把德国人迎进了客厅。
实际上苏德接近早就开始了，因为苏联并非坚定不移地要与英法结成同盟。可以说，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演说已经定下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基调。令德国人吃惊的是，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象以往那样猛烈抨击德国，而且其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严厉程度远甚于德国对西方国家的批评。⑨莫洛托夫后来强调说：“是斯大林亲自－－通过他3月的讲话，这个讲话也得到德国的充分理解－－把政治关系扭转过来。”⑩德国接到苏联的暗示之后，两国之间自此便开始了非同寻常的接触，如苏联大使梅利卡洛夫拜访德国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通过会谈使苏德关系在政治上前进了一步。更重要的信号是一向倡导集体安全政策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突然“辞职”，由主张苏德亲近的莫洛托夫取而代之。这件事表明苏联的外交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希特勒认为，在苏德关系改善过程中，“李维诺夫之被撤换是决定性的一招。”(11)丘吉尔则评论说：“……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2)而李维诺夫的去职发生在1939年5月3日，在那个时候，苏联与英法长达四个多月的会谈刚刚进行了半个多月，可见苏方对与英法的会谈也并不象官方标榜的那样抱有多大诚意与希望。紧接着，苏德会晤不断升级，如5月17日开始的苏联驻柏林代办阿斯塔科夫与德国外交部专家施努雷的多次会谈，以及在莫斯科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与苏联新任外长莫洛托夫于5月20日起对两国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多次商讨。1939年8月2日，德国外长里宾 特洛甫会见了阿斯塔科夫，8月4日又会见了莫洛托夫，双方会谈进展顺利，主要内容是势力范围问题。8月7日，舒伦堡高兴地看到：莫洛托夫对法国和英国的严厉态度和他对德国代表的亲切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月12日，也正是苏联与英法开始进行军事谈判的同一天，阿斯塔科夫建议德国派一高级官员到莫斯科去。8月19日，舒伦堡又会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建议里宾特洛甫在8月26日和27日来莫斯科访问。8月20日，希特勒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斯大林，毫不隐瞒德国准备侵略波兰之事，强调指出“德国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危机每日都可能爆发，因此要求德国外长提前于8月22日或23日访苏。(13)8月21日，斯大林即回电希特勒，同意定在8月23日。(14)8月23日下午，里宾特洛甫率德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立即同莫洛托夫开始谈判，当天夜里就签订了条约，条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8月24日公布的互不侵犯条约，另一个是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签字之后，双方弹冠相庆，斯大林特意为希特勒祝酒，他说：“我知道德意志民族多么爱他们的元首，因此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15)从此，苏联和法西斯德国跳起了交谊舞。
在评价苏德条约时，现在我国史学界也有分歧。过去，我们通常是基本肯定，重复苏联的论调，即这个条约为苏联争取了时间，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云云。实际上，正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家利德尔·哈特所指出的，这是个“目光短浅得要命”的条约。(16)而在苏联官方，当时却大肆宣扬这个条约的意义。1939年8月31日，莫洛托夫在要求政府批准苏德条约的报告中，高度评价这个条约的国际重要性：“1939年8月23日，……必须看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苏德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而且还不单单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条约的意义主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的两个最大国家已同意结束它们之间的敌对，消除战争的威胁，并相互和平共处。也正是这项公约，在欧洲的战场缩小了，而且它即使还不能证明欧洲有可能完全避免战争，这种敌对行动的范围现在也将受到限制。……依靠这项公约，苏联就不必再被迫让自己卷入战争，不管是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德国，还是站在德国一边反对英国。”(17)“此条约定能予我们以新的可能性，以增加我们的实力，进一步巩固我们的阵地，进一步增加苏联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故此条约“对全世界的和平实有贡献”。(18）
但笔者觉得敌人的评价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在德国，希特勒欣喜若狂，他相信在这一凌厉打击之下，英法政府必将倒台。他打电报给毫不知情的伙伴墨索里尼，告诉他条约的缔结是苏联对德政策改变的结果，以后“在发生任何冲突时俄国将采取最善意的态度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世界政治中一个全新的局面已经产生了，这必须看作是轴心国家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19)
当然，更重要的是无情的历史事实：1939年8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天，德国便肆无忌惮地大举进攻波兰－－当然苏联早已知道－－欧洲的大战爆发了。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幕尼黑协定》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欧洲大战前夕绥靖政策的典型表现，或者说苏德条约是继英法之后苏联掀起的又一个绥靖高潮。《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交给了希特勒，使欧洲面临战争的危险；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把更大的一个国家波兰交给了德国法西斯，使欧洲的全面战争成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苏德条约确实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二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成了英法执行绥靖政策的最大牺牲者。当德国人把下一个侵略的矛头指向波兰时，英国人逐渐觉悟了，虽然这种觉悟迟了一些，但他们终于下决心不再退让了。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西方的绥靖政策就此基本结束。而苏联却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公开地执行绥靖政策。此后，苏联不仅在舆论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都公然站到了法西斯一边。纵容、支持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由于苏联陷入战争的行列较晚，所以它执行的绥靖政策影响比英法还要深远，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德国和英法之间的战局。
1939年9月28日，苏德两国军队在波兰会师之后，又在莫斯科签订了《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并附有一项新的秘密议定书，其中明文规定：“双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得允许波兰对另一方领土进行任何活动。双方在自己的领土上将肃清上述活动的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适当措施。”(20)
根据这个条约，苏联完全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不仅如此，苏联领导人从此以后几乎公开地为希特勒的所有行为辩护，似乎德国成了受英法侵略的国家，而英法则成了战争贩子。1939年秋，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的报告中说：“众所周知，近几个月，象‘侵略’、‘侵略者’这样一些概念有了新的具体内容，改变了含义……现在，如果谈论欧洲大国的话，德国正处于渴望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昨天还在鼓吹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则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缔结和约。大家看到，双方的地位变了”。“对于希特勒主义的思想体系，也象对待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这是政治观点的问题。然而任何人都懂得，思想体系是不能用武力消灭的，是不能靠武力结束的。因此，打着为‘民主’而斗争的幌子去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犯罪。”(21)如此无原则地混淆视听，不负责任地在本国人民面前为德国法西斯开脱罪责，恐怕连张伯伦、达拉第之流也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苏联领导人不仅在国内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而且还违背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停止反法西斯斗争。指示中声称，主要的侵略势力是英法帝国主义，因而共产主义宣传的锋芒也应主要指向他们。莫斯科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各国共产党惴惴不安。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已取得很大成绩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一时陷入瘫痪状态，巴尔干半岛上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人也都茫然失措。西方最强大的法共和英共，更是困惑不解，因为他们的国家竟被苏联把持的共产国际宣布为“侵略者”，致使他们陷入两难的境地。特别是处于前线的法国，不少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认为，苏德两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互不侵犯条约，因而法共采取了反战立场，大大激化了国内政治形势，削弱了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力量，法共本身也遭到很大损失，这一切都帮了希特勒的大忙。直到德国侵苏以后，法共才真正开展很活跃的抗德斗争。比较接近共产党的欧洲左翼社会党人也对苏德“友好”十分愤慨，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直言不讳地抨击苏联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当了逃兵，莫斯科破坏了正在为反法西斯而战的无产阶级的团结。(22)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六十寿辰，当天他接到了纳粹头子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贺电。斯大林回电说：“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要保持下去并得到加强。”(23)这无疑是鼓励希特勒放心大胆地去进攻西方。1940年春，德国接连侵占了丹麦、挪威，又破坏了荷兰、比利时的中立，横扫法国。苏联没有表示任何谴责，更没有采取任何牵制行动。相反，莫洛托夫多次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表示他对德国一连串行动的谅解并致以良好的祝愿。(24)斯大林则在1940年11月30日的《真理报》上撰文说：“不是德国进攻法国和英国，而是法国和英国进攻德国，因此它们对目前的战争负有责任。”(25)在法国－－这个曾想联苏抗德的国家败亡之后，苏联报纸再次强调了苏德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说它有助于“在德国东方建立一个安定的后方”。而且，更为荒唐的是，《真理报》为了证实这个论点，竟援引法西斯的报纸《幕尼黑新闻》的话：“自从签订这一条约后，德国为自己建立了自由的后方。这一次吸取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作战的教训。假如德国苏联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德国在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的胜利进军便要困难得多……由于有了这个条约，德国在西方的进攻就顺利多了。”(26)
1940年末到1941年初，德国通过软硬兼施的伎俩，把军队开进了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对此苏联未表示什么异议。1941年4月，为了完善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德军又大举进犯南斯拉夫。已在同一天与南斯拉夫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没有提出一句警告，再次默许了法西斯对朋友的无理举动。德国对南宣战的消息只登在4月7日《真理报》的最后一版上，对德军狂轰滥炸贝尔格莱德的消息竟只字未提。此后的事实表明，这场德南冲突只不过使德国的攻苏计划推迟了几个星期而已。苏联为了不得罪希特勒，拱手把东南欧让给了甚嚣尘上的德国。不仅如此，为了投合希特勒的好恶，苏联还驱逐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挪威、比利时、希腊、土耳其等国驻苏大使和代表团，而把鲍戈莫洛夫派往法国投降政府任苏联大使。在德国的怂恿下，苏联还曾对英国实行的针对纳粹的海上封锁提出过抗议。为了不“失礼”于希特勒，苏联极尽配合德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之能事。
在绥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苏联领导人几乎同希特勒“友好”到携手并肩的地步。1940年11月，斯大林就英国战败后如何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与希特勒对话。斯大林同意在让苏联获得一些利益的条件下参加轴心国，并且发表了公报：“双方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从而在德苏两国都感兴趣的所有问题上取得了相互谅解。”(27)后来谈判未能继续下去，但不是斯大林主动中断的，因为希特勒干脆不再答复关于这一问题的苏方函件了。希特勒只不过是诱使苏联不去注意德方准备进攻苏联的情况，而苏联领导人为了眼前利益，连有毒的药饵也愿吞下了。
苏联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希特勒，而且在物质上给了德国法西斯很大援助，甚至是在牺牲本国人民利益的前提之下。1940年2月，苏德举行经济谈判，当时希特勒还留在幕后，而斯大林直接参与了谈判，他强调这不仅是“通常的商务条约，而且还是互相援助的问题。”莫洛托夫也谈到过“这次经济协议所具有的政治含义”。(28)2月3日，当谈判似乎要陷于停顿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提醒斯大林，“正是由于德国打败了波兰，苏联政府才得以实现它对前波兰领土怀有的野心。”斯大林心领神会，答应了德方提出的条件，于11日签订了条约。苏联同意供应的货物远远超出了原计划的数额，除了谷物、石油和棉花，还加上了原来一直不愿给的德国急需的铁矿石，以及铜、镍、锡、钼、钨、钴等有色金属。最后，苏联还答应把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费减少一半，并愿为德国向其他国家购买货物。德国的谈判代表也认为，“苏联保证供给德国的东西比仅从经济观点出发而应供给的要多得多，而且它将在牺牲自己供应的情况下来这样做”。(29)
在英法正苦于应付德国突然入侵的战争期间，德国人要求使用苏联的干船坞设施，苏联在得到报偿的条件下答应了。后来苏联又向德国交付了100万吨粮食、90万吨石油（其中10万吨为飞机燃料）、大量的木材和锰，这些物资都是经由大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苏方自己也声称这种做法是十分破格的。这时，德国正在执行“海狮计划”轰炸伦敦，毫无疑问，苏联的原料为德国的侵略提供了动力。
1941年新年伊始，苏联又在自己的首都与德国签订了扩大两国贸易的经济协定。莫洛托夫和舒伦堡在1940年2月已达成的经济合作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德国表示愿意放弃对立陶宛部分领土的权利要求，则苏方则同意以有色金属和黄金来赔偿德国的损失，折合750万美金。(30)苏联忠实不渝地遵守协定，甚至把许多产品提前交付给对方。在德国对苏开战前具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星期里，纳粹方面几乎完全中断了执行贸易协定，德国船只甚至不等卸完货就驶离苏联港口。到6月21日，停泊在里加港的二十多艘德国船只有不少还没有把货装满便匆匆起锚。里加港务局长感到情况异常，扣留了德国船只并将情况上报给中央。但斯大林指示立即撤销德国船只不许出海的禁令。与此同时，苏联的货船仍络绎不绝地前往德国港口卸货，到6月22日，这些船只就作为战利品被俘获了。不仅一般的货物，直到对苏开战前的最后一天为止，德国特别急需的远东橡胶还是由苏联的特别快车运来的。为了不让纳粹找到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借口，苏联领导人费尽心机，隐忍以行，给了德国人别人从来没有给过的好处。
当然，苏联领导人也明白，自己与德国的合作只不过是相互利用，暂时委屈一下自己，以求获得最大利益。如果说，以前西方国家执行绥靖政策的目的是“祸水东引”－－我们不应否认，英法在避战求和、力图自保、不惜牺牲弱小国家利益的同时有反苏的企图。那么，不容讳言，苏联执行绥靖政策的目的就是“祸水西引”，不惜一切代价满足纳粹德国的非份要求，暂时避开战火烧身，静观英法与德国厮杀，并希望他们之间的战争持续很久，打得难解难分、两败俱伤，则苏联就可从中渔利。苏德条约签订后，莫洛托夫曾得意忘形地说：“如果这些先生们竟会有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打仗的爱好，那么就让他们彼此对打，而不要拉苏联参加吧。我们要在一旁观战，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打手。”(31)惠勒－－本尼特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苏联“准备走英法在幕尼黑走过的那条老路－－牺牲小国来换取和平以及作好准备的时间，并把纳粹侵略的威胁暂时从自己身上引开到别处去。如果必要，它就准备让西方国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自己从姑息主义中取得比它们过去曾获得的更加可观的好处。”(32)确实如此。不过苏联人也很清楚，如果德国打胜了，总有一天，它有可能回过头来再进犯苏联，但他们预料那时德国已不再会强大得十分可怕，而苏联则可以利用同德国友好的间隙做好战备，严阵以待。正是出于这样的一厢情愿的考虑，苏联在波兰人岌岌可危的时候落井下石，与德国法西斯一道瓜分了波兰。在德国的战车在西欧纵横驰骋之际，苏联并没有静坐不动，而是趁火打劫，在英国和德国都无暇东顾的时刻，在德国的背后南抢北夺，到处侵略扩张，采取了与希特勒同样的方式，兼并了波罗的海三个小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把罗马尼亚的北布科韦纳强行划入自己的版图。1940年11月，又对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在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后，竟不宣而战，大举进攻芬兰。这样，经过强取豪夺，苏联终于在西部国界之处建立了一条所谓的“东方战线”，以防止德国法西斯将来可能的进犯。如前所述，他们原以为英法和德国之间会长期相持下去，因而苏联可以有较长的时间作好战备，德国也断然不会在近年内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并且，经过战争的消耗，德国也不再会是个强大的敌人。但苏联领导人没有想到，绥靖政策的执行者英国和法国不堪一击，溃败得那么迅速。而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同是绥靖政策的执行者，如今法国灭亡了，英国也只有招架之力，下一个倒毒的命运该落到谁的头上了呢？斯大林不言而喻。他利用把英法推入火坑而自救的做法并没有给苏联带来多长时间的安宁，苏联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更何况，由于自欺欺人的行为，苏联举国上下还都沉浸在和平的幻想之中，苏联的军事神经还处于麻痹状态。所以，这时的斯大林反而为他一贯痛责为“侵略者”的英法担忧起来，实际上，同病相怜，他是在担忧苏联自己的命运。当他听到巴黎陷落的消息之后，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之中，被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困扰着。(33)至此，他本该悬崖勒马了。
但由于绥靖的惯性，斯大林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到1941年6月初，德国的动员和作战部署已准备就绪。关于希特勒准备进攻的情报曾通过各种渠道－－边防军、外交使节、间谍、国外友人等，源源不断地送达苏联最高国家机关，如共产国际派出的佐尔格在1941年5－6月间向苏联报告了法西斯德国的阴谋，包括敌军的数量、入侵时间、主攻方向等。可是斯大林却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情报存入档案，不予理睬。6月14日，德国大本营举行了进攻苏联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而苏联的各主要报刊却都登载了这样的消息：“据苏联所知，德国也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因此，苏联各军区认为，关于德国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34)战争已迫在眉睫了，边境紧张和情况异常的消息不断传来，斯大林却不以为然，驳斥为“庸人自忧”。(35)作为从绥靖迷梦中清醒过来的国家和旁观者，英国和美国也通过外交途径将德国正要侵犯苏联的消息转告给他们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还在1941年初，罗斯福就将美国获得的准确情报，包括“巴巴罗萨”计划的全部细节通知了苏联驻美大使。丘吉尔也在1941年4月19日警告苏联说，德军正在波兰大量集结，而斯大林认为这是夸大其辞，甚至是无端捏造，以便在苏德之间制造不和。(36)这种执迷不悟的情形，连英国人都觉得不可理解。丘吉尔回忆说：“我向斯大林发出危险的警告，然而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为了不致引起军事行动，不要相信这种情报。”(37)可见斯大林的绥靖决心够坚定的了。战前几个星期，参与秘密反对希特勒的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怀着矛盾的心情警告苏联政府，德国正准备进攻苏联。但是斯大林怎么也不相信，他反而认为这不过是希特勒的一种讹诈手段，以此想要苏联作出新的让步。(38)6月7日，舒伦堡由此得出结论：“所有观察都表明，包办俄国外交政策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竭尽全力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39)
德国越来越明显的挑衅也许使苏联感到受了委屈，1941年6月21日晚上，莫洛托夫召见了舒伦堡，探询德国对苏“不满”的原因。而德国大使却受命向苏联宣读一个对苏开战的声明。莫洛托夫竟然很伤心地问道：“这是战争。你认为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40)是日深夜，斯大林才觉得事情真的有些不对，估计德国将于22日－23日对苏联发动进攻。但当边防军问及如果德国入侵苏联领土，是否可以还击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不要理睬敌人的挑衅，也不要开火。这个命令还未来得及下达到部队，因为6月22日拂晓，德国法西斯的部队已经蜂拥而入苏联的国境。(41)
直到灾难性的最后一刻，还对法西斯侵略者抱有幻想，这大概是所有绥靖政策执行者的通病。苏联继英法之后，终于也尝到了执行绥靖政策酿成的苦酒的滋味。希特勒不管苏联如何卑躬屈膝地讨好他，也不管苏联如何忠实地履行互不侵犯条约，在久攻英国不下的情况下，于1941年夏挥戈东向，苏联惨淡经营的“东方战线”在德国的机械化部队面前犹如一道纸屏，一触即坍，波罗的海各小国以及芬兰都纷纷投靠纳粹一方参加对苏作战。苏联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斯大林的绥靖之梦顷刻之间化成泡影，他的钢铁般的意志力也几乎被无情的事实完全摧垮了，他对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说：“一切都完了，我不管了。列宁留给我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现在我们没料到会被人弄到这样危险的境地，使得一切都完了。”(42)斯大林不敢承认，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正是由于他所执行的绥靖政策本身，放弃了与国际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不是极尽全力去扑灭战争的火苗，而是企图置身事外，坐观残酷的沙场景致，甚至忍气吞声，与狼同谋，置本国人民、其他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才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以后，斯大林一度手足无措，甚至三次企图与德国讲和，都以失败而告终。(43)
在苏联顽固地推行极其危险的绥靖政策期间，从绥靖迷梦中醒悟过来的英国不断拒绝了德国法西斯的逼迫和劝诱，一再呼吁同苏联重新建立反对纳粹势力的同盟。为此，1940年6月，丘吉尔委派工党对苏友好人士克利普斯为驻苏大使，指示他直接与苏联最高层接触，表达英国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和与苏协商共同抗德的愿望。但苏联领导人却冷若冰霜，怀疑英国的一切建议都是存心不良，因而拒绝给予认真考虑。他们深怕德国会从英国的行动中找到对苏不利的口实，便主动把克利普斯和斯大林谈话的记录送交德国审阅，以示苏联信守苏德条约，并不为英国所动。丘吉尔还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尽管两国存在着政治思想分歧，俄国在1939年8月又决定加入另一方，但他希望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关系将能在考虑到相互利害关系，并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英国决定不在德国的压制下屈服，并决心把欧洲从这种压制下解放出来。英国随时准备就德国企图征服和吞并欧洲而引起的问题同苏联进行磋商。(44)但斯大林只看眼前利益，继续支持德国法西斯攻打英国“侵略者”，没有理睬英国首相的苦口婆心。
在苏联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后，丘吉尔深明大义，当天晚上即发表演说，明确表示：虽然他二十五年来一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目前法西斯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英国坚决支持苏联对德作战。在演说结束时，丘吉尔发出了号召：“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让我们加倍努力，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45)6月23日，美国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也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明确表示，美国准备给予苏联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如梦初醒，响应了英国首相的倡议，表达了和英美结盟一起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殷切愿望。7月3日，斯大林从沉重打击中回复过来，向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为了保卫我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帮助我们的宣言，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这个演说和宣言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46)随后，英美加强了对苏联的援助，三大国领导人经过协商，逐步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关系。
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政策至此走到了尽头。
三
苏联被迫卷入抗德战争，标志着其在欧洲绥靖政策的破产。但在远东，苏联对日本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几乎贯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终，而且丝毫不比英美逊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一步步地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对华野心暴露无遗，对此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英国对事变的态度冷漠，用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的话说：“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完全依赖别人：尽自己的本份。”(47)法国的远东政策如同其欧洲政策一样，在外交上追随英国的步调。美国则实行“不承认主义”，即“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权利的条约－－包括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48)这种不承认主义虽未明显起到抑制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毕竟使日本的侵略所得难以合法化。正如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说的：“不承认也许不能制止侵略，但承认却是对侵略的明显赞同。”(49)不承认主义为后来罗斯福政府的远东政策奠定了起码的道德和法律准绳，也为美国采取日趋强硬的对日政策打下了基础，因为它从一开始便杜绝了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退回去与日本达成全面妥协的可能性。上海事变后，不承认主义得到了英法为首的国际联盟的正式支持，这就使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始终得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几个大国的承认。相形之下，苏联在对日外交上的态度和行为极为暧昧。苏联的头面人物和《真理报》、《消息报》等舆论也曾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但斯大林几次下密令给苏联远东地区党政领导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抗日军民，不要给日本关东军以任何借口进攻苏联。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0月29日致函日本驻苏大使厂田，针对日本方面怀疑苏联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声明苏联政府对中日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并标榜说“苏联之所以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乃起自其历来不可更改之和平政策，乃尊重对华条约与他国独立之信念。”(50)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也明确表示，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冲突，它只要求日本一件事，即尊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商业利益。(51)与美英的做法相对照，笔者认为，“不干涉政策”还不如“不承认主义”，因为前者没有给日本造成任何实际压力，甚至是心理上的压力。当时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日本法西斯进攻苏联的意向和能力，简单地认为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因此诚惶诚恐，千方百计不让日本找到对苏开战的把柄，时时作出妥协的姿态。实际上，当时苏联远东兵力强于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部内的主流意见是“对苏慎重论”，并不敢在中国东北过早地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苏联的姑息和软弱则使关东军得寸进尺，终于很快占领了哈尔滨。
1932年初，苏联顺应了日本的要求，同意关东军使用中东铁路，运费只收半价。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成立之后，曾邀请苏联协助解决东北事变，苏联却不敢介入。当调查团准备经过苏联境内直达中国东北时，苏联拒绝为此提供方便，结果调查团绕道美国、日本，历时两个多月才到达沈阳。从1931年底到1933年初，苏联曾几次主动建议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均得到否定的回答。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升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自发地开展起来。日军由于无后顾之忧，大肆围剿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部不久便弹尽粮绝，被迫撤退到苏中边境山林中，要求苏方收容伤病员，资助粮草弹药，但他们却被苏方收缴了武器，强行关押起来。后经中国政府交涉，义勇军成员及部分家属才得以回国，而马占山等抗日将领则直到1933年6月才取道欧洲回到祖国。
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日本人一手操纵的傀儡政权，并与之建立了领事级关系。1933年夏，由于中东铁路不断受到日军的骚扰，同时为了避免因此和日本发生纠纷，苏联主动提出把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日本则坚持出售的对象应是伪“满洲国”。随后，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于1935年3月以1亿4千万日元的低价把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中东铁路的出卖大大方便了日本的军事行动，而中国人民却为此遭到了更大的损失。当时中国报刊即指出：日苏交易达成之时，便是日本大举侵华之日。(52)
苏联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日军不仅在中国境内得以横冲直撞，同时也越发认为苏联软弱可欺，结果导致后来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此后，日本便全力南下中国大陆和太平洋。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对中日之间的战局极为关注。为了让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后腿，阻止其北进，苏联加强了对华援助。在1938至1940年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了四亿五千万美元贷款。苏联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和志愿航空队来华协助作战，并通过新疆建立了一条对华物资补给线，把大量的军火运到中国。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很大支持。但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和日本势力不能达到的地方进行的。苏联的一贯政策就是尽可能避免把自己推到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无论是对西方的德国还是对东方的日本。在公开和正面的场合，即在东北中苏边境，苏联一直小心谨慎，不敢大义懔然地支持中国抗日联军，以免把苏联拖入战争。1938年1月，抗联第三军长赵尚志等人受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的派遗，从萝北过界入苏，意图与对方商谈援助问题，结果被扣留并遭禁闭。其后此类事件一再发生，只缘苏联不敢光明正大地帮助中国军民抗日。
日本为了尽快吞并中国，苏联也为了彻底避免东方的麻烦，双方开始谈判签订中立条约。从1940年7月开始，经过多次激烈的讨价还价，直到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承担义务，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一个或几个其他强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严守中立。同时，双方还发表了声明：“苏联政府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53)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屈尊亲自到火车站吻别了日本外相松冈，然后在陪同送行的人群中找到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助理武官汉斯·克雷布斯上校，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将会成为朋友的。”(54)这样，苏联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伪满，并且又一次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来换取自己侧翼的和平，躲开日本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纵容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大陆为所欲为。
《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对日绥靖的顶峰，如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战况一样，它直接影响着整个中国的战况。条约签订之时，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战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为了遵守条约，苏联连秘密援华也有所减少，并逐渐趋于停滞，而美英则成为中国的主要援助国。在所有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只有苏联迟迟没有对日宣战。1943年11月，大战形势已朝着不利于法西斯轴心国的方向发展，为了商讨远东问题，罗斯福拟定与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晤，并邀请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参加，斯大林却以苏联与日本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为由加以拒绝。直到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才对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表示同意。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中苏联虽同意参加对日作战，但却是有条件的，是以损害中国的权益为特征的，而且时间是在德国投降之后三个月。7月26日，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也没有苏联的签名。最后直到8月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时，苏联才剩勇追穷寇，与日本正式作战二十余天。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苏联的绥靖政策完全中止了。
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苏联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了躲开日本的侵略锋芒，拿中国的权益作交易，纵容日本法西斯南下。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又和日本法西斯签订了中立条约，更使日本法西斯得以全力扩展“大东亚共荣圈”。在欧洲，苏联的做法也和西方国家毫无二致，继英法之后，公然走上了绥靖法西斯之路，而且比西方国家走得更远，其危害性也更大。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民，包括苏联人民惨死在法西斯的屠刀之下，不能说斯大林的绥靖政策与此没有一点关系。为此，苏联也付出了比任何国家都惨重的代价。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威胁，每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举足轻重的大国，都有责任和义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一致的措施联合对敌，解除迫在眉睫的危险，而不能因为害怕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就袖手旁观，姑息养奸，甚至为虎作伥，与强盗站在一起。在核时代的，正迈向多极化的今天，更应如此。
注释：
①《辞海（世界史·考古学）》，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②特鲁哈诺夫斯基：《英国对外政策》，莫斯科1962年版，第356页。
③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页。
④苏联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文件和资料，莫斯科1971年版，第263页。
⑤A·M·涅克连奇：《反对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文章汇集），莫斯科1964年版，第117页。
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0页。
⑦《简明现代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⑧⑨迈克尔·汉德尔：《令人震惊的外交内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3页，第177页。
⑩罗西：《俄德联盟：1939年8月－1941年6月》，波士顿1951年版，第8－9页。
(11)(13)(14)《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D辑，第七卷，第220－204页，第156－157页，第168页。
(12)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1948年版，第一卷，第286－287页。
(15)让－－巴蒂斯特·迪逻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
(16)(27)(39)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第200页，第213页。
(17)(19)(31)阿诺德·汤因比、维罗尼卡·M·汤因比：《国际事务概览：大战前夕，1939年》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63页，第855页，第864页。
(18)《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71页。
(20)(30)《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9期，第41页。
(21)(22)(26)(34)(35)(38)(40)(41)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7页，第748页，第750页，第767页，第768页，第759页，第768页，第768页。
(23)(25)(54)路易斯·费希尔：《斯大林的生与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第203页，第203页。
(24)《历史的辛酸回忆》，求是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28)(29)(36)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页，第57页，第237页。
(32)惠勒－－本尼特：《悲剧的序幕》，纽约1962年版，第409页。
(33)《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37)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载《书林》1988年第5期。
(42)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43)列夫·别则缅斯基：《1941年斯大林是否准备投降》，载俄罗斯《新时代》1992年第13期。
(44)《丘吉尔首相的广播演说》，载1941年6月22日《泰晤士报》。
(45)《世界历史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46)刘陵、洪育沂：《国际关系史简编－－半个世纪世界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257页。
(47)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伦敦1972年版，第189页。
(48)《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49)亨利·史汀生、M·邦迪：《在和平与战争时期担任公职》，纽约1948年版，第235页。
(50)王秉忠、孙继英：《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51)《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52)朱鸿熹：《中东路让渡之面面观》，载《东方杂志》第31卷22号。
(53)《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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