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王道”
李 润 和
（国立安东大学，韩国 安东 36729）
摘 要：汉朝知识分子反思过去，提出“天命”和“文治”为主的王道论，并从“王道”观点出发，反对君主独裁。董仲舒主张君权合法性源自“天命”，并且混合了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提出实践王道的“天命”和意志，重视德治和仁政，强调“明教化民”“以民为本”，将儒家仁义扩展至政治领域，确立了“王道论”。
关键词：董仲舒；王道；天命；德政
一
关于如何看待汉代儒学的观点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由于先秦的儒学到了汉朝被宗教化，因此汉代儒学就其哲学性来说没有探讨的价值。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蔓延于汉代思想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一般认为汉朝的学术大部分是建立在宗教迷信的基础上的，在这种认识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董仲舒，他将阴阳五行学说的灾异论搬上历史舞台。因此，汉朝的儒家思想又被称为儒教或儒术，否定了其哲学性的一面，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哲学是比宗教更高层次的东西。另外一种偏见认为，汉代的思想没有什么成就，只不过是先秦时代各种思想的混合而已[1]，这种评价主要是对按照现代新儒家道统论认识的董仲舒，以及对汉唐儒学所持否定性偏见作用的结果。
汉朝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客观现实世界更为复杂和深刻，他们不仅要适应帝国的出现这一历史现实，而且还要提出可以管理统治它的合适的解决方案。不仅如此，他们还得研究出一种机制，用来预防像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的暴力性不受制约而引发的各种形态的战争或刑罚，以及由此带来的导致共同体陷入危机的局面。在此过程中，汉朝的知识分子反思了过去现实世界的无秩序带来的弊端，提出了以“天命”和“文治”为主的王道论，即共同体秩序需要由上天委任赋予其统治权的、有道德的王者来守护，并极力主张帝国的共同体秩序应根据表现为天命、天道、天意的动机的伦理来进行管理，而非军事力量和苛酷的刑罚。
随着天下政治和地域的大一统成为现实，儒家十分警惕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君主权利被私自滥用的情况。他们反对君主的个人独裁，并作为否定的理由强调君主的公共性。尤其是孟子，他认为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君主应实行保障百姓民生的王道，因此，大部分儒家从“王道”的观点出发警戒现世君主对绝对权力的滥用。董仲舒也共享这种时代需求，并积极吸收其成果。董仲舒主张君权的合法性不仅仅源自上天的神性，更径直源自借天之神性所表达的社会道义，因为上天之道义性只是体现为君主替天行天道这一点，即便是君主也不能成为恣行无道或独霸天下的独夫。君主对于天的责任即实行德政（仁政），“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以下引用《春秋繁露》只记载篇名），由此可知，万一有违天命，将被处以警告甚至被夺走地位。
如上所示，当时在皇帝支配体制内部建立专制权力的牵制与均衡机制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只能寄托于已得到权威认可的神圣的“天命”和“天道”。在当时条件下，通过用“天命”和“天道”来约束君王的道德自觉的方式，追求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实现，并使之作用于现实政治，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
董仲舒为了使天命的作用方式更为透明，不仅制定了阴阳、五行理论，而且将其扩展到社会、历史、文化领域。因此，董仲舒接受阴阳家的学说，从理论上重新构建了学问体系，在解释《春秋》的同时，通过排斥诸子独崇孔子使儒家得以复兴，因此被称为“汉代儒学的宗主”。当时，汉儒的学风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巧妙地与阴阳家的自然主义思想进行折中，这种尝试正是始于董仲舒。他的春秋公羊学也是吸收了自然主义的阴阳家的思维方式，从而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因此它同时包含了自然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层面，呈现出这两种境界的混合体。
因此董仲舒在两种境界的延长线上将“王”的意义进行了特别的解释。正如“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道通三》）中所说，贯通于天、地、人，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王”，“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王道通三》），说的就是要将君主的绝对地位和权能如同“自然法则”一样来接受。与此同时，董仲舒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 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道》）认为“王”作为“中和”，与天地人贯通。这种认识意味着董仲舒并非无条件肯定汉皇帝的大一统专制权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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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君主的王道之治首先需要君主修身正心才有可能达成。同时，正如他所说的“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人君只有通过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个人行为，才能谋求社会安定。这和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从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董仲舒说：“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竹林》）“正”源于天而成为人之性命，使人能够“行仁义”“羞可耻”，从而与禽兽区别开来。
2.2.3 瓜秧整枝：根据该品种的特性，每株只留一个瓜。一般采用三蔓整枝方式，当主蔓长到30长，每株选留长势均匀的健壮侧蔓，多余的侧蔓及早去掉，一般选留第2～3雌花坐果，主蔓坐不住果时侧蔓雌花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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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史经验所得的教训，董仲舒因统治上的弊端生发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他说：“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背叛，莫修贡聘，奉献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杀其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不能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王道》）他指出了过去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提出了正君论，以求规制君王的行为。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汉书·董仲舒传》）“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基义》）他强调天含仁心，代表人间道义，从而使天道义化之后，王者副天，须则天而行。
当然在这种主张的背景下，董仲舒也有成为帝国成员的现实苦闷。他力图从“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中寻求能够制约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的力量，因此要求君主仿效于天，试图引入使君主的行为和天道相一致的君道[3]。因此，董仲舒通过“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天地之行》），“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欲有所为，宜求其于天”（《汉书·董仲舒传》），“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楚庄王》）等多种主张，提出了可以说是实践王道的本源的“天命”和意志，并不懈地展开了使自身的政治理想实体化的努力。因此，在董仲舒的这种可以称为“天”的属性的自然性、人伦性、神圣性等特征中，自然性是“天”的基础，人伦性是核心，神圣性是形式[4]。像这样，董仲舒通过将君主的道德归属于天，也让天具有了道德属性，即由天的阴阳特性引出道德，道德可以说既是天的属性也是天的目的。儒学史上十分重视天和道德的关联，孔孟中也有赋予上天道德色彩的事例，正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所言，虽说道德理性的根源在于天，而它只被保存在人的内心，天无法置位于社会、道德关系的中心。然而，从董仲舒所说的“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阴阳位》），“阴，刑气也；阳，德气也”（《王道通三》），“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中可知，天的作用超越道德的作用，甚至扩大到社会关系的层面。
秦始皇以来，酷吏的刑治造成当代现实矛盾，即“乃至孝武帝即位。……征发烦数，白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寃伤之”（《汉书·刑法志》）。作为为克服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实践努力，董仲舒主张采用符合儒家王道思想的德治来实现。他认为将儒家的仁义之道确立为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坚持仁政和德治是现实政治运作的根本价值所在。董仲舒说：“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王道通三》）他认为天的仁是道德的来源。与此同时，他说：“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仁，天心，故次以天心。”（《俞序》）“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王道通三》）他认为将天赋予的仁义大幅扩张到政治领域，作为“为国”“为政”的根本原则及途径，应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责任及利益等所有的一切按照仁义进行恰如其分的分配。董仲舒灵活运用天道的超越性和神圣性，通过将仁义的至上性和普遍性发展成为统治者的普遍信仰，完成了将人事与天道相结合的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这样，董仲舒通过以仁解释天，强调了仁由天而来，仁是天的本性。以此为基础，重视德治和仁政使天下人受益，这才是君王的本分。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俞序》）他认为《春秋》中体现出来的王道政治的具体内涵即是仁，对于董仲舒来说，王道以仁为本，仁为天心，是天之根本。因此，王道以仁政的实践得以完成。
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他将施行仁政重新发展到“以民为本，屈君伸天”的阶段。同时，他说：“民本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灭国上》）“是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汉书·董仲舒传》）他在强调君主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与“明教化民”这一王者的职责相关的、明确的现实目标。董仲舒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他认为“为民”和“安乐民”既是王的责任，也是王的义务。甚至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天就会夺其王位。无论是天意还是王位所具有的意义都建立在“以民为本”的伦理之上。
总而言之，董仲舒发现了儒学的时代价值与文化价值，纵贯百家学说赋予了儒学发展的新内涵和新形态。而且作为统一帝国的儒学，积极接收阴阳五行说，将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儒学扩大到“自然（天）”。从这两点上可以说他尝试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他洞悉并把握了汉帝国统治者的政治愿望和文化趋势，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目标之一，将儒家的仁义扩展至政治领域，确立了王道论这一政治理念，从这点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
佛像是佛、菩萨、罗汉、明王、诸天等像，不同的名对应不同的相。所谓如法，如为不变，引伸为恒定，也是依据法，尊重形象对于人心摄受的原理，让信众产生佛陀显前，教化众生的功效，如佛教教义之法，如佛像所传达信息之法，接引众生，见像起信。佛像要随时代而变，藏传佛像是藏族地区已经形成的对佛像的审美需求，是格式化的形态。汉传佛教是根据汉地人们的哲学观念、视觉习惯而形成的审美观念，形成的另一种格式化形态。
参考文献：
[1] 李妍承.董仲舒研究史检讨和新方向摸索[J].大东文化研究,1999(35):173.
[2] 宋荣培.董仲舒的历史哲学[J].哲学,1985(23):16-18.
[3]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M].台北:学生书局,1985:415.
[4]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2.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the “Kingly Way of Government”
LEE Yun Hwa
(Andong National University, Andong 36729, Korea)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Han Dynasty reflected on the past, putting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e kingly way of government which took “God’s will” and “rule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the core and opposed autocratic monarchy. Dong Zhongshu advocated that the legitimacy of monarchy originated from “God’s will” and mingled with naturalism and moral edification. He put forward “God’s will” and man’s will as the practical kingly way of governmen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rule of virtue and policy of benevolence, placed emphasis on “the edification of people” and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In this way, he extended Confucian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o political fields and established the theory of the kingly way of government.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kingly way of government; God’s will; rule of virtue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2.004
作者简介：李润和（1953－），男，韩国庆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2-0014-04
收稿日期：2018-11-16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