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建国以后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述评论文,经济研究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和交换，是社会经济中两种具有不同发展规律、而又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基本职能，恩格斯称之为“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因此，经济史研究不但要重视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而且要重视历史的交换、流通和市场。当前，中共十四大已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摸清我国传统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历史借鉴，更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迄今为止，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化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问题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例如，人们较多注意我国历史上一般商品流通的状况，对市场机制在我国历史上作用的方式、范围和特点，以及制约和影响这种作用的内外诸因素，研究得还不够。又如，人们对我国历史上的商品市场研究较多，对要素市场（或其胚芽）的研究则相当薄弱。这些问题对中国交换史与市场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重要的。至于我国传统市场和传统经济的一些特点，对我国近代化进程和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或反或正的作用和影响，也值得我们一步探索。本刊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提供成果。为了推动讨论的深入，本刊约请了几位同志就近十多年来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史的研究，分阶段地进行评述。这些评述还不能说是全面的周到的。我们的用意在于抛砖引玉。
——本刊编辑部
建国以后，我国经历了由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向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历史过程。建国4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1949-1956年。这个阶段是我国由市场经济向传统计划经济的过渡阶段，市场机制与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此消彼长。(2)1957-1978年。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阶段。市场机制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受到极大压制，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3)1979-1994年，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计划管理由一统天下不断退缩，最后将主导地位让给市场机制，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
我国经济体制所经历的上述曲折变动必然伴随着一个经济理论界的艰苦曲折探索过程。下面从经济史的角度，将近几年来我国关于市场经济的探索研究情况简要叙述一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能否采用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国际上从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争论和研究，并由此在30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即“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模式”的重要理论突破，简单地说，就是：证明市场机制是中性的，本身无社会性质之属，只有被不同的社会制度所采用，才会产生相应的积极或消极后果。“兰格模式”实际上暗示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选择计划和市场中哪一种体系，让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不应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成见，而应看哪种体系更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①以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当时因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冷遇，但是从7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经济改革之后，其影响逐渐上升，并在80年代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关于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兼容并存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产生的。早在1979年4月以前筹备无锡价值规律讨论会时以及讨论会上许多人就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如有人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只要社会主义实行商品制度，市场经济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要人为地取缔它，是办不到的。”②但是讨论会以后，由于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观点，同时受整个理论界的认识水平的局限，这种观点不多见了。但是无独有偶，当大多数人对“市场经济”还处于“谈虎色变”的时候，邓小平在同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等人时，即提出市场经济是方法，社会主义可以采用。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③由于人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理解，于是理论界又出现了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没有必要区分，要区分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有其特定内含，不能等同于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而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受上述讨论和经济改革实践的推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大”文件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但是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改革目标，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
“六四”以后，由于有的领导人讲中国不实行市场经济，因而曾出现批判市场经济的浪潮，有人将崇尚市场调节的作用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十二个表现之一。⑤也有的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是同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⑥但是在上述观点处于主流地位时，仍存在着与此不同的看法。有的文章认为：中国不实行市场经济是一回事，市场经济，特别是有计划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提法在理论上站得住站不往是另一回事。不能说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在搞资本主义。⑦有的文章则认为：不论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基本制度。资本主义有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运用计划和市场。在计划和市场二者中，市场是基础，计划是指导，计划以市场运行状况为依据，为出发点，为调节对象。⑧在这阶段内，还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文章说：“有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⑨当然，这篇文章立刻遭到针锋相对的批评。⑩实际上，当时许多经济学界人士依然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应是市场化取向。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他对计划与市场的看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1)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产生巨大影响。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讲话，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在此前后，全国理论界出现了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潮。大批经济学家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被编成书，较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跨世纪的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北京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至此，全国理论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根据半年多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共识，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阐述了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原则。此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入应用和操作方面。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文件勾画了我国90年代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目标。
二、关于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研究，即从市场角度，分析论述50年代我国是怎样由一个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并存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是怎样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
关于第一个部分的研究，过去史学工作者多从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等角度去研究这种转变，很少从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即市场机制和计划管理作用的此消彼长演变过程去研究。其中薛暮桥的《从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0年第一期）、胡乔木的《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刘国光的《中国四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经济改革的艰辛历程》（《经济研究》1989年第10期）等则多所论及，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新意。专门论述50年代市场因素消亡问题的论著，当属赵凌云的《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认为：(1)1949-1952年间，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计划体制因素与市场体制因素并存。其基本运动过程是：市场因素作用过程朝规范化方向发展，作用范围逐渐缩小；计划因素逐渐强大，作用范围日趋拓展。双重体制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一总体框架下既统一，又矛盾。(2)1953-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迅速推进并基本完成了双重体制因素并存向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其基本运动过程是：计划体制因素作用范围急剧扩大，作用力度急剧增强，迅速成为经济体制中的支配因素。与此相应，市场体制因素迅速退却，到1956年，基本上退出经济体制领域。
关于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怎样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在1992年以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目标尚不明确，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改善计划管理体制为具体内容的探索性改革，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市场机制的覆盖范围和作用都逐渐增大，计划经济的范围和作用不仅缩小，而且其中指导性计划的比重也逐步增大，但是就总体上来看，市场因素在农村和商品的产供销方面迅速成长，逐渐发挥基础作用，而在城市和资源配置方面，则进展缓慢，尚未能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13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终于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迅速推动了市场机制全面健康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于祖尧的《市场体系的建设》（马家驹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研究》（《经济研究参考》，1994年8月）。
关于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目标模式以及过程特点的研究，论著相当多。其中最具权威性的论述当属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关于15年来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回顾，论著也很多，比较新而又较为简练的文章则有杨名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经验与展望》（《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1期）、李铁映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日报》，1994年5月12日）、赵世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与确立过程》（《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马建堂、吕秀丽的《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15年改革举措的回顾》（《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张德霖的《1993年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进展综述》（《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6期）等，其内容也不再赘述。这里只谈一下近两年来关于中国改革道路模式的总结性研究状况。
1989年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了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办法。这种以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激进的经济变革遇到了重重困难，引起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急剧下滑。1992年当我国确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俄罗斯及东欧等国的“激进”改革相比，表现为一种“渐进”的方式，事实也证明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成功的。因此，近两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总结研究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围绕这种方式的条件，成本、结果以及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等问题，对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问题，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的观点和看法。这方面的论文有樊纲的《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苗壮的《论中国渐进式道路》（《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1期）、刘世锦的《经济体制创新的条件、过程和成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3、10期）、林毅夫等人的《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或道路》（《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等，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陈东琪的《加快市场化，迎接新世纪》（《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1期）等许多论文也有专门的论述。上述论文的基本观点为：(1)中国的经济改革，十几年来一直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是适合中国国情、为个大群众拥护、已取得重大成就的成功之路。今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仍将主要走这条道路。(2)渐进式改革有“民间主导型渐进”与“政府主导型渐进”之分，前者是广大微观经济主体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大环境下的自发性实践活动；后者则是政府勇于承担改革推动者的责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改革推向前进。中国过去的改革成果，是在这两种方式共同推动下取得的，这种民间和政府“两个积极性”相互促动、相互配合的改革方式，今后仍应坚持。(3)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增量改革，在经济增长中实现改革，其优点在于避免大的社会冲突与经济震荡；但是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由此形成的双重体制不仅增加了改革成本，而且在双重体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成为改革的新阻力和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渐进式改革并不是无限期的，而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尽量缩短过渡过程，即实行“积极的”渐进式改革。1994年8月底，《文汇报》理论部等三家单位联合召开“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12)
三、关于商品市场的研究
关于商品市场的研究，从研究的具体对象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建国初期我国商品市场（即商业）的研究，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商品市场（市场机制起基础和主导作用，而不是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市场）的研究。
关于第一部分的研究，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的商品市场仍然是市场机制在起着基本的调节作用，政府的计划管理主要限于宏观调控和几种主要产品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平抑，因此，市场因素自然要成为研究的对象。这方面的有关论著，有范守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当代中国经济丛书编委会的《当代中国的商业》、赵立芝、李建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叶善蓬编著的《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薛军等人的《当代中国商业法制》、韩志军等人的《新中国农产品价格四十年》、商业部纺织品局的《新中国的纺织商业》等。(13)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有钟廷豪的《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市场物价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龚建文的《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另外，崔晓犁的《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武力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宏观计划管理》、赵凌云的《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以上三篇文章依次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1年第4期、1994年第2期）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有所论及。上述论著的基本观点为：在当时产品总量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并存、市场混乱、农村商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政府加强计划管理和对市场的整顿，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商业发展和国民经济恢复的。
关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业是怎样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研究，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改革开放以来，如果从市场组成部分来看，产品市场改革进展和发育程度远远超过了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绝大多数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如何，已经基本上由市场决定（1994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其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4)1992年，全国商品价格中市场调节的份额，农副产品为77.8%，消费品为83.4%，其中工业消费品为78.1%，生产资料为61.8%，粮食价格到1993年底已经全部放开，实行市场定价为主。(15)
关于培育商品市场问题，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现在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但少数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仍然存在。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价格形成和调节机制还不健全。深化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顺少数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平抑市场价格。”“改革现有商品流通体系，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建立大宗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严格规范少数商品期货市场试点。国有流通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并在完善和发展批发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构造大中小相结合、各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功能完备的商品市场网络，推动流通现代化。”(16)上述论述可以说体现了我国15年来有关商品市场改革的经济和新认识。
1992年以来，随着价格改革和商品市场的发育，期货市场应运而生，并成为1993年的经济热点之一。1993年和1994年国务院曾两次发文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对于这个发育初始、问题较多的交易形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写出了大量论著，本文受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四、关于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
关于资金市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建国初期资金市场的研究，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资金市场及产权交易问题的研究。
建国初期，即1952年底完成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我国是存在着资金市场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除《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有所论述外，专题论文不多，主要有董志凯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私人投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武力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资金市场的调控》（同上，1993年第4期），陈建智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庆金融市场》（《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武力的《建国初期的证券交易所及建立长期资金市场的设想》（《国际金融研究》，1994年第1期）等。综合上述论文的内容，主要为：(1)旧中国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战乱，使得资金市场的发育受到严重挫折，呈现畸形；(2)建国初期我国存在着一个发育不成熟的资金市场；(3)建国初期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和政府对资金市场的意义认识不足，终于使政府对资金市场由整顿调控转为取消。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对资金市场的研究，最近几年来形成热潮。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金融体制问题；二是关于如何培育和规范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虽然起步早，但真正明确了市场化取向，则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4月召开的全国中青年金融改革与金融市场问题理论讨论会对前20年金融体制改革作了总结，提出了不同看法。(17)随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提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改革》，1992年第5期），该文认为，我国未来的金融组织体系，应是在完全独立产权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包括不同规模、类别齐全的八大类金融机构群体：(1)为数不很多的大商业银行；(2)区域性或地方性商业银行；(3)国家政策性银行；(4)城市信用社；(5)农村信用社；(6)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7)中外合资或外资银行；(8)各类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上述的金融组织体系，将具有四个特点：(1)所有制形式多样；(2)分业制体系，即银行业、证券业、投资业、信托业、政策性金融业等从机构上分开；(3)这些机构均是企业，不具有宏观调控职能，平等竞争；(4)大、中、小机构同时并举。
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对于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下设想：“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建立发债机构和债券信用评级制度，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逐步扩大规模。货币市场要发展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中央银行开展国债买卖。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章的集资、拆借等融资活动。”
关于股票市场发育和规范化的研究，1992年和1993年经济学界形成热潮，也成为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之一。1992年，除了《中国证券报》和《证券市场》等创刊以外，几乎所有经常类报都经济刊登有关股市的文章，关于股市及如何“炒股”的书更是不下百种。从经济史学的角度看，关于股票市场的发育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认为股份制试点是有领导的逐步开展起来的。(19)(2)认为股份制是应经济发展需要自然产生，然后才被中央“发现”、确认，取得合法地位的。(20)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至1989年为萌芽阶段；1990年至今为形成阶段。(21)
近两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兼并、破产、拍卖、转让等产权交易活动日益兴盛，截止1994年初，全国已有20多个城市和地区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1994年5月还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地产市场”，产权问题研究遂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方面的有关论文有：周其仁的《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夏季卷）、刘德巧的《中国所有制经济及产权制度改革进展情况》（《经济研究资料》，1994年第3期）、郑红亮、王凤彬的《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同上，1994年第4期）、邹玉川的《在改革中发展的土地市场》《中国改革报》，1994年10月14日），朱志刚、倪吉祥：《国有企业产权产易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等。
五、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劳动力市场”这个词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它意味着承认劳动力是商品，而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劳务市场”。(22)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公开认为劳动力是商品，并致力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的是冯兰瑞领导的课题组。该课题组的论著《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历史考察开始，经过对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实证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全国统一的有控劳动力市场。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历史考察，冯兰瑞等在上述论著中将历史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1949-1957年，劳动力市场从有到无的演变；(2)1958-1978年，劳动力市场完全消失；(3)1979年以来，转折与曲折，即劳动力市场悄然崛起后，在1988年以后又遇曲折。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掀起了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潮。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为绝大部分人所接受，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劳动力市场”这个提法，似乎人们仍然羞于启口，未被顺理成章地列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依然使用“劳务”市场这个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所说：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捅破这层窗户纸，已经不是什么理论难题，而是勇气问题了。(23)中共“十四大”以后，学术界又开始为“劳动力市场”正名而掀起讨论。(24)199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明确提出：“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敢正视劳动力市场问题，以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等名称来代替。但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只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以偏概全，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正常发育。……下一步的改革应当明确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以推动其发育。”(25)
同年9月27日，劳动部副部长张左已在全国区域性综合配套改革及劳动法制建设会议上提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工作的中心任务要转到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上来。”(26)
经过一年的探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终于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27)1994年7月5日国家主席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历时15年才出台的劳动法第一条即提出：“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28)目前，国家正加快劳动力市场的立法。
关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的估计，王爱文最近提出了两点判断：(1)劳动力市场机制经过了80年代初期的补充性作用和80年代中期的双重体制并存两个阶段的成长，已经在新就业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目前已经取得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程度上，也表现在作用的范围上。(2)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形成具有不均衡性。从劳动力市场的两个主体看，供给主体的确立程度高于需求主体的确立程度；从城乡对比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范围大于农村。(29)
六、关于中国跻身国际市场的研究
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对外经济关系的两条基本政策：一是“内外交流”，二是“统制外贸”。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苏联东欧。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交恶，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向多极化发展，70年代中美关系恢复正常以后，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增多。1978年以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除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外，我国还大量吸引外贸，并积极开展劳务出口。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市场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特点是88年以来，随着我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后，我国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外贸体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方面的研究论都也有一些。如董志凯的《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9月）、于建玮的《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周期性波动》（《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一期）、江小涓的《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4月）、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编的《国际贸易论文选》第四集至第七集。蒋一国等的《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1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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