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博物馆兴起
□ 刘冠缨
摘 要： 清末时西学东渐之风兴盛，欧美等西方国家学术思想不断传入。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的优越，并对中国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近代博物馆在外因和内因的双重作用之下兴起，其发展经历了从认知西方博物馆，深入观摩、了解西方博物馆到实践建立中国近代第一座博物馆的过程，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博物馆兴起有着重要的历史联系。
关键词： 西学东渐 近代 博物馆
一、西学东渐与博物馆
近代意义的博物馆是在欧洲产生并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1682年第一个具有近代博物馆特征的英国阿什莫林艺术和考古博物馆对公众开放。随后，爱尔兰、奥地利、意大利、丹麦、俄国、西班牙、美国、法国等各国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本研究用均方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残差累积系数(residual accumulation coefficient,CRM)和平均误差(average mean error,AME),评估模拟值与观测值的吻合程度。三者的值越趋近于0,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越高。同时用观测值与模拟值之间的1∶1线来评估模型的可靠性。
西学东渐有两个显著发展阶段。一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传播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技术知识。二是清末民初，西方国家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先进知识分子以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经世致用的目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救国图强。中国近代博物馆，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清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打开封闭的精神大门，也是他们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向西方国家学习真理，找寻改变中国的救国求强之路。
中国近代第一座自建博物馆是1905年由实业教育家张謇开始修建，1913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南通博物苑。此后，中国博物馆建设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8年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已达到4826家[1]。
二、近代中国博物馆兴起的因素
1.外因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一次次战败，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使中西交往的大门被彻底打开，西方传教士因为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纷纷来华传教、开设学校、创办医院，建立博物馆，不断深入中国内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着固有的封建文化。从1868年，第一个由法国传教士胡德创建的附设于上海徐家汇震旦大学的震旦博物馆开始，到1904年，英国、美国、德国传教士在上海、烟台、青州、济南、天津等多地陆续建立多个博物馆。通过博物馆这一媒介，增加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活动，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宗教传播。可以说西方国家及传教士是近代中国博物馆兴起的重要外因。
（1）维新派与博物馆建设
2.内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奋起图强，寄希望于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强于西方，抵抗外国侵略，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近代博物馆能够兴起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追求文化自觉，开文化先河，启中华民智的内在动因。
（2）南通博物苑建立
三、近代中国博物馆兴起的阶段和特点
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兴起阶段，时间范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始，至第一座近代中国自建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成为止，之后的博物馆建设不在本文探讨时间范围之内。
1.1840 —1861年。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之前，这一阶段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认知西方博物馆的开始，思想认识上受到冲击。
林则徐与魏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锋人物。林则徐有计划地翻译外国书报，根据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译出《四洲志》，勾画世界轮廓，重点介绍英、美、法、俄等国。魏源根据林则徐搜集的外国资料、《四洲志》手稿及当时外国地图等资料，编纂了第一部系统介绍全球各地、近代世界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他们开启了国人探索世界、了解西方的先河，国人不断地对世界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详细的介绍，纠正了一些前人记载的错误认知外，也看到中西的差异，西方某些地方的先进之处，揭开近代中国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序幕。1849年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介绍各国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对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有所介绍。1849年林鍼《西海纪游草》刊行，其中对他在美国所见博物馆做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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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62～1897年。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之前，国人不断深入观摩、了解西方博物馆，通过著书立说，对博物馆认知得以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正值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接触西学的方式随之增多。除了翻译西方图书外，很多实地到访欧美诸国的有识之士将见闻观感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如斌椿《乘槎笔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刘锡鸿《英轺日记》，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黎庶昌《西洋杂志》，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使西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等等。这些以游记内容出版的专著，真实地记述了知识分子们对欧美国家的所观所感，对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对于西方博物馆没有深入研究，但已经从单纯表象渐渐深入。
同时，司法部将推动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排查，将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作为重点，第一时间开展调处化解，既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困难，又定分止争，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1）馆藏种类多样。参观到的博物馆有标本自然馆、蜡像馆、武器馆、综合艺术馆等多种类型，展出如古生物的标本、鸟兽鱼虫及植物，名人蜡像，古玩珍奇，古代书籍，兵器，创造发明等展品。“后至集古院，存贮各种鸟兽昆虫之皮骨。”[2]“光绪三年正月元旦，……午后，与正使及参赞名员观于蜡人馆。入门右手，则林文忠公（则徐）像也。”[3]“一曰生物，一曰植物，一曰制造，一曰机器，一曰宝玩，一曰名画。”[4]
（2）教育宣传功能。定期开放，帮助读书人增长见识，作为宣传教育的场所，进行技艺演示。“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5]“初六日，偕清臣赴庚辛墩博物院茶会。公分二种，一曰有用之艺……一曰耳目之玩……。岁有公会一次，纵本国他国之人入院游观。”[6]
（3）陈列方式不同。有的陈列馆以藏品类别划分不同部门，也有按照藏品来源不同按照国别展示。展陈方式已经开始使用玻璃窗。“其中无物不备，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7]“饭后偕世益三往观东方博物院。院内中国、日本、越南、柬埔寨、波斯、印度、罗马之物，各分一室。”[8]“列置玻璃窗中，表理透彻，历历如绘。”[9]
（4）注重藏品搜集。藏品搜集未必全部都要精美，但藏品涉及范围广泛，力求其全，两千年前文物，国内外文物都在搜集范围内。“其物有佳有不佳，非必皆精美者。中国室中，有圆明园玉印两方，一曰保和太和，一曰圆明园印。”[10]“其大者石碑、石柱、石像、石棺，皆埃及、犹太、罗马、希腊诸国一二千年之物。”[11]
朋友圈里的她和每一个爱美的女孩没有什么不同，画着口红，不吝惜每一个笑容。谁也不曾想到，她吃靶向药剧烈呕吐，面对一碗碗的中药难以下口，看到头发慢慢变白脱落也做好了戴帽子的准备，不想头发的生命力顽强，新的头发也不断地长出来。脸上长了很多的斑，就开始研究中药面膜，每天晚上必贴面膜，曾经下广州去寻药方，在德州练气功……当有人留言给她说，你的生活真精致和美好啊。她笑了，她愿意给人看到她美好的一面。“如果一个人不曾为自己寻找借口倒下，或许没有什么能够将你真正的击倒。”这是她治愈自己的办法，尽量让自己活得美好一些。
（5）重视安全管理。博物馆建设和陈列需要注意防患火灾。“构屋千楹，高敞巩固，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以防火患也。”[12]
3.1898～1905年。从维新变法到南通博物苑建设，中国人在设想基础上进行实践，创建近代中国第一个博物馆。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朝廷官员对西方博物馆的认识通过记述下来的游记、日志等的出版，在更广阔的范围中起到了宣传作用，很多认识虽然和近现代博物馆专业理论有很大差距，但基本内容有所延续，也为后来中国人自建博物馆打下了思想传播和理论基础。
锅炉尾部烟道低温换热器的腐蚀主要由硫酸蒸汽冷凝导致。低温腐蚀严重时，可能导致换热器受损泄漏，使得烟气热损失增大，从而锅炉效率降低；另一方面，低温腐蚀使得换热器表面易产生积灰，降低锅炉出力[1]。因此，研究锅炉受热面常用钢材低温腐蚀规律和特性，进而指导选择合适钢材种类以及合理的强化手段，对于减少经济损失、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组串式并网光伏逆变器的MPPT路数有1～5路，集中式逆变器的MPPT有1～3路，集散式逆变器则把汇流箱和MPPT升压集成，有多路MPPT。从减少失配的角度出发，MPPT路数越多失配越少，但从可靠性的角度出发，MPPT路数越多损耗就越严重，经济效益越低。通常当两者失配超0.5%以上，多路MPPT的价值才能体现。故需结合当地实际，根据不同地形、光照，选择不同的逆变器，降低投入，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旅游信息化的持续发展，以及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旅游行业市场对新媒体营销、智慧旅游景点管理以及旅游个性化定制等方面人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而目前高职旅游人才培养计划中，在这些方面的人才需求分析明显不足，所以，在旅游新常态背景下，高职院校一定要根据旅游行业的具体发展需要来调整人才培养计划，以充分满足新形势下旅游行业的实际需求。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明确指出博物院的管理部门，“乐曹，掌人间进化极乐之事，凡音乐馆、博物院、动植物园，其施舍仁伦之事、奖励之章掌焉。”[13]并认为它是大同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且需突出美妙博异，惊奇新妙，“……十院在其间，则必有金行、公园、博物院、植物院、动物院、音乐院、美术院……。”[14]“……音乐院、美术馆、动植园、博物馆如何而加美妙博异……以为兴起、改良、增进之计……植物园、博物院、舟车、道路、桥梁之奇精新妙，则涌贵者乃其人民之自愿，非由公政府之暴政，安得不昕之。”[15]
许多人认为“人不应该有情绪”，所以不肯承认自己有负面的情绪。要知道，人一定会有情绪的，压抑情绪反而带来更不好的结果，学会体察自己的情绪，是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慕课、微课等新型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和这些新型教学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并不断转变教师的角色定位。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京师大学堂博物馆也未建成，但维新派关于建设博物馆的诸多想法和呼吁，为中国近代博物馆的真正创建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宣传的基础，并最终成功地付诸实践。
这些直观的意识和感受主要涉及到近现代博物馆管理中以下几个方面。
洋务运动时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的诞生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参观、了解西方博物馆提供了通道。如张德彝是同文馆第一批十个学生之一，从游历欧洲增广见识到出使大臣，从翻译至使馆随员，再至使馆参赞，集中体现的是洋务运动第一代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及开办教育，从1895年至1921年，张謇共创办87家公司，创办金融行业4所，师范教育学校4所，幼稚园4座，基础教育小学14所，职业高等教育学校22所，特种聋哑教育学校1所，慈善机构14所，自治组织17处，市政建设18处，旅馆5所，博物苑1个，图书馆1个，剧场1个[17]。
1898年总理衙门在《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总纲第七节提出建设博物馆的必要性：“泰西各种实学，多藉试验始能发明，故仪器为学堂必需之事。各国都会，率皆有博物院，搜集各种有用器物，陈设其中，以备学者观摩，事半功倍。今亦宜仿其意，设一仪器院，集各种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应用之仪器，咸储院中，以为实力考求之助。”[16]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八章第一节提出在京师大学堂附建博物馆：“京师大学堂建设地面，现遵旨于空旷处所择地建造。所应备者，曰礼堂，曰学生聚集所，曰藏书楼，曰博物院，曰讲堂……。”
1905年张謇上书清政府《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和《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表达自己对建设博物馆的想法和建议，但并未受到清政府足够重视。南通师范学校于1902年创办，1905在南通师范学校以西，购民房，迁荒冢，修建包括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的博物苑。建设之初就将中国古代苑囿与西方博物馆理念相融合，形成园馆一体的建设格局。初建时，藏品分天产（即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部，展馆有南馆、中馆、北馆三座主要建筑。室内展品有：古物、标本、艺术品、模型；室外展示有活体动植物、大型文物标本等。说明文字均使用中、日、西三国文字标明。三座主要展馆掩映在花木丛中，成一南北中轴线，此轴线之外散布有一些造型风格迥异的多功能景观建筑，如：东馆、藤东水榭、相禽阁、迟虚亭、谦亭、花竹平安馆、风车、水塔、瀑布等，每处景观建筑均有张謇亲笔书写的题名、楹联或跋记。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着重介绍在线监测系统的数据传输模块和数据解析处理模块两部分。数据传输模块主要在通讯服务器与手机服务器中得以体现。而数据解析处理模块以控制中心处理数据为例。
南通博物苑是国人创建近代博物馆的成功尝试，既体现了西方博物馆建设理论，又因地制宜地将中国传统建筑特点融汇其中，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博物馆的真正诞生，中国人民开始了探索自建博物馆的历程，这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国家文物局官网.http://www.sach.gov.cn/art/2018/1/4/art_1058_146289.html.
[2]〔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页。
2009年，斯坦福大学美国－亚洲技术管理中心的理查德·戴舍尔（Richard B.Dasher）教授就美
[3]〔清〕刘锡鸿《英轺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6页。
[4]〔清〕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90～91页。
[5][9][12]〔清〕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03、104、105 页。
[6]〔清〕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7]〔清〕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页。
[8][10]〔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11]〔清〕刘锡鸿《英轺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13]〔清〕康有为《大同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14]〔清〕康有为《大同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15]〔清〕康有为《大同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16]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81 页。
[17]张绪武《我的祖父张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 229～239 页。
（作者工作单位：旅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