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183;思想#183;方法——评《历代文话》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代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2)02-0106-06
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皇皇十巨册，洋洋620余万字，自2007年底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即在学界激起极大反响，赢得了“文话总汇”(陈尚君先生语)、“文章学之渊薮”(傅璇琮先生语)的美誉，推进了中国文章学学科的基础建设与深化拓展，厥功甚伟。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自问世四年多来，学界已有一些简要而精彩的评论，但论之欠详，似为遗憾。兹为彰显本书的编纂特色与学术价值，特选择以下三端，尝试予以论述。
一、本书编纂特色中透露的学术信息
作为一部卷帙浩大的资料汇编性著作，《历代文话》从编纂体例、入选标准、版本选择、校勘质量到每一部入选文话之提要的撰写，皆体现了极为审慎敏锐的学术眼光，足为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层出不穷的各类“话”之谱系，作一编纂工作的典范示例①。仅以诗、词、文、赋话为讨论范围，迄今出版的各类诗话、词话、赋话，编者自是含辛茹苦，所得成果亦大多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示范意义。但在编纂体例、版本选择、尤其是提要撰写这三项工作上，细细考究来看，则《历代文话》的优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某些断代类诗话，求全心切，本身已将收罗标准放得过于宽泛，从而降低了编纂体例的得当程度。甚者以凡某人诗题、诗句中出现“诗”之类的字眼，便径以之为“论诗诗”，并强立名目曰“某某诗话”，这样的求全之心可敬可谅，而做法则似不足为训。
汇编类著作，固然首先旨在求全，但若无学术识断的眼光与魄力，不能精当从事，则往往流于为全而全，失之泛滥。在这一方面，《历代文话编例》第一条即予声明“(本编)搜辑范围以专书和单独成卷者为主，亦酌收重要文章选集之评论部分”，这样的决断，是颇为科学合理、对著述之业谨慎负责的。当然，吴小如先生寄望后来者能“广收备采(散见于书牍、序跋、随笔、小品中涉及文章学或文评文论之文字)，卒使古今一切有关文话之文献资料，皆能收入读者眼底”②，谭家健先生亦建议“再作补编，收录本编未收之专书、单篇文章、序跋，以及历代诗话和其他文史著作有关文章学的片段”③，皆是出于保存文献、丰富卷帙之美意、厚意，其心可佩。而实则王水照先生在这一方面亦非不曾用心，早在1999年完成初稿的《历代文话序》中，他即已针对“全”与“精”两大编纂原则作出相关论述，认为“凡属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应该做到‘应有尽有’；同时，针对现存文评著作的复杂面貌，亦应稍作别择，应该做到‘应无尽无’”④，之后在《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一文中，亦有“此书(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取材极为广博，尤对散见于序跋、书简、随笔、小品等单篇文话资料，几乎有一网打尽之概，正可弥补拙编《历代文话》只收专书和单独成卷者的缺憾”⑤之语，足见对《历代文话》的入选标准及其不得已的“不全”缺憾，是有清醒的认识与通盘周到的考虑的。
《历代文话》的工作之难，除在“全”与“精”之间需作出合理合度的取舍平衡外，更体现在版本选择与校勘整理上。这一工作漫长艰辛、繁琐无比，而意义却极为重大。本书的版本之精，已深得学界好评。从入选的143种文话著录的版本信息看，《历代文话》赢得的美誉，是众望所归的。一方面，每一部入选文话的版本，皆是经过认真调查比对，方予确定。据编者介绍，为编纂此书，足迹“曾遍及大陆、港、台、日、韩等地各藏书单位，广泛调查每种入选书籍的现存版本，比较优劣，选择最佳版本为工作底本”。如在存世的众多版本中，《云庄四六馀话》、《仕学规范》等采用宋刊本，《文章精义》采用元刊本，《怀古录》采用明抄本，《文章欧冶》、《文式》、《文章一贯》等采用日本刊本、抄本，皆见采择之力；而一些著作如《朱子语类·论文》选用《四库》本，则是经比对后得出《四库》本确实优于他本的可信结论，慎思明辨，不为成见所限。这样做，自然确保了入选文话的版本质量。而从另一方面说，为确定最佳版本，需全面调查比勘，由此亦获得详细而准确的版本信息及其流传脉络，编者将相关内容，以精简的语言，写进入选文话的“提要”中，读者参考时，对某书的存世版本、版本流传与优劣异同，自能快速掌握，获益不浅。
至于本书在校勘整理方面的具体成绩，亦是可喜。首先，对入选著作，力求比勘不同版本，以见异同。如王若虚《文辨》一书，向来皆以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为善，故选作底本，但整理者不以此为满足，经与丛书集成本对勘，发现两本实则分合有所不同，且丛书集成本有逸出四部丛刊本者三则，内容亦甚重要，因此据以补入，从而为读者提供了现今最为完善的本子。此类例子，不在少数。其次，全书整理入选著作时，尽量保持原书样貌，小至书名之拟定，避免人为地另拟题目，不成伦类；大至文本之录入，避免强为拼凑或割裂原文。陈尚君先生在《气象恢弘的文话总汇》一文中特别对此予以赞赏⑥。其三，全书以竖排繁体排印出版，文字输入、繁简体处理、标点、分段诸多方面，皆经细致斟酌、再三核校，允为精善。即便存在笔者在本文末尾列出的小误以及其他读者指出的瑕疵⑦，相较于《历代文话》全编的分量而言，失误率已是降至常情所难达到的准线之下了。
二、本书诸提要的学术含量
《历代文话》全编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入选诸书的提要撰写，堪称篇篇精心结构，既不乏入门导读之效，又往往于简洁叙述中富含学术灼见，大都可作单篇小论文看待。关于本书提要，在此愿多着笔墨，以稍稍表彰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
目录提要，其来已久，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以为目录学的核心思想，得到后世学者普遍赞同。《历代文话》中的目录提要，允称无愧此“八字方针”。与其他汇编类著作的“内容简介”、“作者小传”、“解题”、“提要”相较，本书各提要的精彩特点是鲜明可见的：
首先，勇于识断，见解深刻，避免了不关痛痒、平庸叙述之弊。提要之撰写，似易而实难，若无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扎实的学术根基，容易平铺开来，成为泛泛之论，无法豁人耳目。《历代文话》诸提要在这一方面所下工夫，可谓颇深。如于鬯《香草谈文》“提要”在叙述本书作者的学养与治学优长之后，特予指出；“(本书)又时有矫枉过正之处，且因厚古薄今，将文法之妙，尽属古人，不敢非古人之非，反而极力为其寻找根据，则不免泥古之弊。谈文而不及唐宋古文，亦是一憾。”⑧这样的提要，目光如炬，不设浮词，真正做到了避免盲目泥古，对阅读、研究此书，是大有裨益的。又如方苞《古文约选评文》“提要”着意概括并评论此书文评部分的内容、特色与价值，云：“篇末评语，既注重内容之有裨世教，又揭示章法结构之妙境神机，且能辨各家风格之异同，隐具古代散文发展之大致轮廓。入选之文中，或有脍炙人口之作却不着一字者，似寓妙不可言之意，尤见选家谨慎落笔，不妄加评点之深意。”⑨言简意丰，以深邃之洞察力而深得文艺品评之三昧，洵非易事。此等处，读者不可等闲视之。
其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有横向的比较，亦有纵向的研讨，富于文话史研究的意味，从而避免就一书说一书的单薄之病。如唐恩溥《文章学》“提要”在概括本书上下篇论桐城文派的不同之处后，着重说明下篇抨击桐城文派“私立门户，互相标榜”之陋习，是“传统旧学营垒中之不满桐城者，与新文化运动之批判‘桐城谬种’，其同异之辨，甚堪思索”⑩。将本书的学术观点，置诸民国时代的学术大背景中，寥寥数语，暗含重要的学术信息，拓展了思考的空间，值得研究者重视。又如，潘昂霄《金石例》“提要”云：“(是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碑板文体之专书。但于立例之义理较少阐发，分疏亦有失细琐，并有不必例而例之者。……故亦开后人继续研讨之风，如清黄宗羲《金石要例》、郭麐《金石例补》等，近人缪荃孙撰有《札记》一卷附刻于潘氏此书之后。”(11)再如，王世贞《文章九命》“提要”云：“文中历举古今士人不遇之例，却未能具体分析其人其世，故不能使人信服。稍后即有《更定文章九命》(王晫撰)矫正其偏。”(12)如此之属，皆体现了提要撰写者闳通的视野与自觉的学术史观念，读者可借以清晰地了解相关课题的学术脉络，从而深化认识。读一提要，而受益自然非仅一端。
复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作者生平事迹及心理思想的勾勒，不是遵循惯例，随意为之，更非堆垛材料，拼凑篇幅，而是旨在借此深入理会相关文话著作的意义与价值。仍以《文章九命》“提要”为例，在叙述“九命之中，遭时遇主者，十仅一二……其余十之八九则潦倒四方，穷困终生而已”后，特别考察王世贞生平，指出“其人虽才高气正，却屈于严嵩淫威，因父案与弟世懋伏嵩门乞贷，胸中自有不平之鸣。推己及人，遂认为古今文士皆运蹇命舛，不得尽其才于世，不得伸其志于众，惟郁郁以终。故此，持论难免有偏颇之处”。读此提要，我们可以对《文章九命》有更为深刻准确的认识，且对其人其书抱一种同情之了解，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举一例，林纾《春觉斋论文》“提要”云：“林氏自称‘吾非桐城弟子’，反对他人把他列入桐城一派；然身处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之世，他不谋派而不免派入其中，其古文理论是桐城文论之精华与糟粕的继承与发展，展示出复杂矛盾之面貌。”(13)知其人，论其世。林纾“身处新旧文化激烈冲突之世”，其人又陷于“不谋派而不免派入其中”的尴尬处境，只要把握住此二点，我们读《春觉斋论文》，便不难理解其文论之复杂面貌，亦不难体会林氏文论中蕴含的弦外之音。
再次，不囿成说，不迷信权威，勤于考证，多有纠谬发覆之功。《历代文话》诸提要在考订旧说一项上，用力甚勤，成果颇著。如《文章精义》作者，学界长期误作宋人李涂，本书据《李性学墓碑》考定为元人李淦；《文章一贯》作者高琦，本书考定其卒年为1643年；《文式》作者《续修四库全书》误题作陈绎曾，实为曾鼎；《云庄四六馀话》以宋刻本为坚证，确定作者为“杨囦道深仲”，纠正了《直斋书录解题》所记著者“杨渊”、《说郛》所记著者“宋相国道”之误，等等成果，皆已为学界所注意和称道。除此之外，《历代文话》还特别注意考辨入收文话本身所存在的疏漏错误与观点的偏颇，提醒读者谨慎使用。如庄元臣《文诀》“失之偏颇”、陈绎曾《文章欧冶》“不免有强立名目，琐碎孤陋之弊”、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体例不纯，且未能每条皆注出处”、杨慎《升庵集·论文》“疏于检核原书，致多有疏舛，且逞气求胜，遇说有窒碍，即造古书以实之”、黄宗羲《金石要例》“亦有小失，如比干《铜盘铭》，出于王俅《啸堂集古录》乃宋人伪作，黄氏不察，据为较早‘有韵之铭’之书证”、王元启《惺斋论文》“分析文章风气演变规律，有循环论之偏颇”、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引文不详出处，且不无舛错”、林纾《春觉斋论文》“从本体论言，新意甚少”等点评，皆是体察入微之论，对学者具体研究这些文话著作，皆有参考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是权威著作，本书提要却对之每有谨慎的辨析，不妄迷信。如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黄宗羲《金石要例》二书“提要”是采信《四库提要》之说；王文禄《文脉》“提要”是存疑《四库提要》之说；陈骙《文则》、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之“提要”则是大胆质疑《四库提要》之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确保了《历代文话》的学术水准。
最后，行文详略得当，用语精准，清通流畅，古朴雅驯，既无浮词蹈空之弊，又免学究晦涩之习，亦是此书提要的一大特色与优点。单以剪裁材料的详略而言，《历代文话》诸提要可谓悬高标准以律己，写作态度极其诚恳严谨，区别于一些同类著作。如所周知，大家、名家的生平资料及文论思想，学界一般已有颇为丰厚的研究成果，相关材料的使用，信手拈来，属于易事。但本书提要却坚持略人所详，绝不便宜从事，浪费笔墨；而一些较为生疏或材料错讹歧出甚乃湮没不闻的著作与作者，本书提要则力求详人所略，竭心尽力扒梳考证作者生平、文论思想、版本流传等重要信息。如此剪裁，则陈言少而新见多，本身已是文章写作法的大节目所在，亦能最大限度地有功学界。《历代文话》之编撰，学术指向自然不囿一途(14)，而正如王水照先生在《序》中所期待的那样，“也能对当前的文章写作乃至一般的文化发展，发挥相当的作用”，作为文章学的研究资料汇编，此书提要的精心结撰，无疑是编纂者身体力行“文章之学”的一个明证，给人启示良多。
三、本书蕴含的文章学思想及研究方法
《历代文话》之编纂，其功首在基础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丰富、便利而又珍贵、可靠的学术资源。但读本书长序、编纂体例及入选文话的提要，可知其功远非局限于此。可以说，《历代文话》的编纂，本身即是一次中国古代文章学思想的集中展示，同时，也从一些角度入手，为今后的文章学研究开示途辙。兹略择如下数点，以为管窥之助。
首先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间及文话类型问题。面对我国悠久的文评历史及古来数量繁多的文评著作，王水照先生截断众流，提出“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且著作体裁完备，几已囊括后世文论著作的几种类型”(15)的论点，随后又作专文《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重申并具体展开其论断：“作为文章批评的最重要体裁，文话在宋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16)考察其背后的原因，则大要在宋代崇文的文化氛围、科举社会性的增强、评点之风的勃兴、时文研习成为士人的必修功课诸端。至于文话的类型，《历代文话序》与《宋代：文章学的成立》将之概括为四类：一、随笔杂记类，二、理论著作类，三、资料汇编类，四、选集评点类。宋代文话类型的丰富及其在理论上的成就，包括初步构建了文章批评的统系、奠定了文章学论著的体制基础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文章批评话语，这些都可目为文章学成熟于宋代的重要表征。(17)中国是个文章大国，文章在政治结构与士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历史极为悠久。但文章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是成立于后代文人视为文章之经典时代的先秦、汉、唐，而是成立于宋代，这一事实，适足为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关于宋代文化的论断，从文学角度提供力证。(18)
其次，关于中国文章学的民族特色问题。“五四”以来，传统学术体系在外来学术思想的冲击之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困境，不得已转向现代学术。而在此过程中，以新观念构建的文学史叙述方法，模糊甚至取消了中国文章学自身的民族特性。通观《历代文话》全编，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章学面对的文本是繁复、驳杂、交叉的，除了细部文体分类繁多之外，甚至也连带着经、史、子、集四部内容的界限模糊(19)，以及诗、文评论叠现交互，溶而未分的复杂面貌(20)，绝非现代学术视野提供的“纯文学”观念中的“散文”概念所能范围。若拘于“纯文学”的研究路径，非仅隔膜不通，且必定会大伤中国文章学的元气，这是《历代文话》给予我们的学术启示，不容轻忽。此其一。其二，中国文章学看似散漫而实自成体系，有一套独立的文论范畴与批评模式，如文道论、文气论、文境论、文体论、文运论诸多范畴及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本事丛谈、月旦篇章、考辨真伪、选本评点等批评模式，皆鲜难在外来文论体系中找到对应概念。研究者固然可以借鉴外来的、新兴的文评方法进行观照，但一旦泥之过甚，则往往凿枘不合，甚者妄自菲薄，以中国文章与文章学为落后、不健全，大大贬低其价值，也便失去学术研究所当具备的温情、敬意与求真、求实的精神了。其三，具体而言，中国文章学作为一个整体，文章批评体现出既极富实用性、功利性因素，又蕴涵浓郁的文学性、抒情化倾向，二者并行不悖。中国文章批评中有大量成分，是出于因应科举考试及其他应用文体写作训练的目标，故而相关文话著作重在实用性、指导性，而不以建立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或审美意义上的纯文学批评体系为鹄的。此类著作数量庞杂，又存在陈陈相仍、新见不多的弊病，但毕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政治及士大夫人格塑造、行为方式各方面，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研究者当予以直面，并力求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诠释空间，方为有益。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本就拥有一个悠久而强大的抒情化传统(21)，具体到文章学亦复如此。如《历代文话》所收著作多有以韵语论文、以连珠体论文、以山水之致论文、以书画园艺论文等内容，所重特在形象思维，付诸直接的性灵体验与艺术感悟，富含抒情色彩，因此文评本身亦往往进入文学作品之林，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要点，有待深入诠释的空间仍大。其四，中国文章的文体分类虽显驳杂，但从《历代文话》收书情况来看，大体循“由约趋博——博极返约——博约互动”之交叉演进路线。无论力求细密繁多，抑或强调粗放简约，体现的都是对文体分类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对某一事物的关注，往往引领人们的观察与剖析趋向细致精微，衍生区分得越细越严，越发见得此一事物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唯有漠不关心，才会囫囵吞枣，含混了事；中国文体学的发展，背后的动因亦如此。与世界他国文体学相较，我国的文体分类研究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一现象，正是我国为“崇文”、“尚文”之国的明证。研究者若对此仅作轻描淡写，而不展开有价值的探讨，则难免未达一间。(22)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即已疾声呼吁“文章学走向独立”，提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期望。可以说，重视并深入阐释民族特色，是中国文章学真正走向独立、重建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
再次，对域外文章学的吸纳与借鉴，既可提供新材料，又可获取新视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我国学问，不能不重视历史上属于同文之国的日、韩两国所保存的汉籍与相关研究成果。(23)中国文章，影响深远，对日、韩曾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两国迄今保存着许多由我国流入的文章学著作的珍本、善本，以及日、韩抄本、刊本，可为文章学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文献支持；另一方面，日、韩学者与文人的文章学研究著作，为数亦颇可观，而且其视角往往不同于中国学人。我们若能借“异域之眼”反观中国文章学，定能获得全新的视域。在这两方面，《历代文话》用心经营，成绩不凡。一则，从日本采择了六种颇具版本价值的文话(24)，既有可助比勘、校对、纠谬者，亦有较国内传本多出日、韩学人所作序跋者，更有中土稀见甚或久佚者，皆属难得之极的版本，对文章学研究尤其是重新认识有元一代文学批评的成就，大有裨益(25)。二则，书末附录了《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择要介绍日人所著文话三十种，并全文采入斋藤正谦《拙堂文话》与海保元备《渔村文话》，以为示范。因这些文话著作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中、日两国文章，其中亦不乏不同于中土学人的文论观点与文评方法，若对其展开深入探究，定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些，都使得《历代文话》具有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与深远的学术前景。为文章学研究开示的新路径，此亦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作为深化《历代文话》编纂、研究的后续性工作，王水照先生于2009年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文章学研讨会，并以亲力所为以及汲汲敦引门弟子的方式，近年来陆续完成了一系列的文章学研究成果，如王先生《三个遮蔽：中国文章学遭遇“五四”》、李贵《唐文治的文章学理论及其贡献》(26)、侯体健《资料汇编式文话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以〈文章一贯〉与〈文通〉为中心》(27)、慈波《应激与自省：晚清民初文话发展的新路向》(28)、《误读与重释：作为古文家的林纾》(29)等，其中皆能具体直观地透露出《历代文话》所蕴藏的文章学思想及为开掘这些思想所采纳的方法。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王先生及诸门生在《历代文话》基础上开展的后续研究，特于“五四”前后之文章学着意阐释，创获良多。文章学自成立于宋代以来，已历近千年之久，而在其走向式微的最后短短数十年中，竟迸射极大生命力，涌现出一批体系完备、论述周全、既接续古典文评传统又因激于世变、不乏借镜批判国外文评理论的专著，对此一前所未有之现象的关注，其意义已绝非仅限于文章学本体研究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可为我们反思检讨新文化运动、观照现代学术嬗变，提供一个别样的镜像。这是《历代文话》所蕴含的现代意义。
当然，《历代文话》卷帙丰厚，白璧微瑕，在所难免，如册一王铚《四六话》“提要”云：“其上卷之末，载其父王萃《为滕甫所作辨谤乞郡剳子》……”其实，“王萃”当以“王莘”为是。张剑对此有详细考辨，云：“王铚父亲王莘，字子野，后改字乐道。《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云‘其父萃乐道’，‘萃’当为‘莘’之讹。《四库全书总目·雪溪集》沿其误。王得臣《麈史》、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均作‘莘’，《周易》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乐尧舜之道’之句，故可知铚父名莘。”(30)另外，书中亦偶有文字与句读之误，此不具列。想他日再版时，经细心核校，当可一一予以纠正的。
《历代文话》的出版，正如陈尚君先生所言，“是王先生为中国学术所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近年来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资料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31)。但王先生在学界好评如潮面前，清醒而诚恳地将《历代文话》定位为仅是“基础性的资料汇编”，可作学术研究之津渡梯梁，却不可以此自满自限。先生也不止一次地感慨中国文章学研究相对滞后的局面，流露出对研究新路径的开拓所感到的迷惘与困惑，他殷切期盼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为文章学研究开拓新路径、构建新格局，群策群力，贡献智慧。惟其如此，《历代文话》作为“文话总汇”、“文章学之渊薮”，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昭示其沉厚静穆而又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①单以文学样式看，基本上每一种样式皆已有“话”，若诗、文、词、曲、赋、联、小说等，概莫能外。影响及于其他艺术形式如书法、绘画、篆刻，亦不乏“书话”、“画话”、“印话”之类的作品传世。
②吴小如《〈历代文话〉出版感言》，载2008年2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③谭家健《祝〈历代文话〉出版》，同上。
④《历代文话序》在《历代文话》出版前，先以《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为题，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⑤王水照《三个遮蔽：中国文章学遭遇“五四”》，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⑥文载2003年3月23日《文汇报》“学林”版。
⑦如罗宗强《读〈历代文话〉》(载2008年2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指出，《历代文话》第三册所收朱荃宰《文通》大量引用《文心雕龙》，而校点者未予辨别，与朱氏的话语混同，且引文删节处亦未加删节号。
⑧《历代文话》册六，第6073—6074页。
⑨同上，册四，第3949页。
⑩同上，册九，第8716页。
(11)同上，册二，第1355页。
(12)同上，册二，第2195页。
(13)同上，册七，第6325页。
(14)《历代文话》涉及的学科方向，粗略而言，即可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
(15)《历代文话序》。
(16)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7)以上内容，参《历代文话序》、《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二文。
(18)王国维称美天水一朝之文化，认为“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参王氏《宋代之金石学》，《静安文集续编》，第7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陈寅恪亦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这一著名论断。参陈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以《历代文话》所收书论，其内容多有涉及经、史、子三部者，非仅是研究文学之材料，同样足为研治经学、史学与子学提供必要之参考资料。
(20)《历代文话》中有多部书籍包含论诗内容，如《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伯子论文》、《艺舟双楫·论文》、《游艺约言》等等皆是；《伯子论文》中且包含论曲之内容。
(21)参张伯伟老师《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2)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致力于文体学研究，成立了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丰富了人们对文体学的认知。参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明代诗话中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并有系列论文《中国古代文体史话》连载于《古典文学知识》。
(23)近年来，在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国学界已迈出稳健的步子，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皆有一批学者致力于此。尤其是南京大学专门成立了“域外汉籍研究所”，编有《域外汉籍研究》从刊，影响颇广。
(24)此六种文话虽皆采自日本，但和刻本《文章欧冶》乃据朝鲜光州刊本重刊。且《文章一贯》“提要”亦提示日本东京成篑堂文库藏有朝鲜铜活字本，可广读者版本知识。
(25)关于元代文话的价值，王水照先生指出：“陈绎曾《文章欧冶》以及他的《文说》、《静春堂诗集后序》等诗文评论著，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历史地位，即元代诗文批评领域中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历代文话序》。另可参《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收入《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陈尚君先生进而下此判断：“因此对元一代文学批评的成就，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气象恢宏的文话总汇》)
(26)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7)同上。
(28)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9)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0)《王铚及其家族事迹考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刊》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31)陈尚君《气象恢宏的文话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