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实力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36-42
软实力(soft power)已越来越成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用此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话来讲，软实力是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1] 许多国家都已充分认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战略和具体措施。对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一任务尤其重要。许多学者都对此指出，软实力和硬实力(hard power)建设不协调的问题不只是存在于美国，中国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经济实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软实力的跟进还远远落在后面。
当然，事实并没有如此悲观。据美国的权威调查机构皮尤调查中心2006年6月13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在海外的形象继续恶化，而中国的国际形象继续超过美国。这项调查在当年3月31日到5月14日之间进行，调查范围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土耳其、尼日利亚、日本、印度和中国等15个国家，共随机抽取了近1.7万个样本。15国民众分别对中、美、德、法、日五国的形象进行了评估。与2005年相比，大多数被调查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都出现下跌，对美国抱有好感的西班牙人从41％猛跌到23％，俄罗斯人从52％跌到43％，约旦从21％跌到15％，土耳其从23％跌到12％，印度从71％下跌到56％。在接受调查的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喜欢中国。
这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在不断上升，但一方面，国际形象仅仅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软实力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在这个调研中，国际形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而根据奈的分析，外交政策仅仅是软实力三种主要来源的一种；[2] 另一方面，国际形象的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找到了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战略和措施，在进一步的国际发展与合作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自身全面综合的软实力建设。本文拟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审视软实力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厘清软实力概念的真实意义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如何长远地建设软实力提出一些思考。
一、全球化与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国际关系发展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有关。约瑟夫·奈本人的学术发展历路就能说明这一点，作为首先明确使用软实力概念的他，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相互依赖的概念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状态，即某些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是如此的深，以至于很难利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权力来简单地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在这样一种关系状态中，传统意义的权力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有效地起作用，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权力作新的理解，或者开发营建新的权力资源。[3] 譬如法美关系，尽管法国一再和美国闹别扭，但美国却难以像对有些国家那样动用军事力量等传统权力手段来对付法国。相互依赖关系中所蕴含的新的权力方式或权力资源，很大程度上就是奈后来提炼的软实力概念。相互依赖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权力资源。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出版，使得相互依赖一词风靡一时，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词汇。但相互依赖所揭示的那种关系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性的、不均匀的，更多地存在于当时的美欧、美日关系中。当八十年代东西方关系缓和、进而东西方的界线模糊甚至消失后，全球化就成了一个更合理的概念，因为它更具有全体性。不管事实上均匀不均匀，它更具有包容性。相互依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等于是确认了相互依赖关系的全球性普遍存在。相互依赖还属于国际关系层面的一个词，而全球化则站在比国际关系更高的一个层面，指出了一种所有国家全体都面临的一种状态。全球化概念取代了相互依赖，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词汇(当然不只是国际关系，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都在谈论全球化)。
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国际关系整体性和社会性的日益加强，使得软实力的问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重要，因为传统权力或曰硬权力在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的使用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面临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约瑟夫·奈回顾自己的学术发展历路时明确了软实力和相互依赖之间的逻辑关系，不过对全球化的论述略有遗憾，因为它没提早期相互依赖的文献资料。[4] 尽管如此，全球化的概念现在还是要比相互依赖的概念普遍多了。全球化几乎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全球主义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统一的意识形态。那么，全球化究竟怎样凸现了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呢？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构成了软实力概念得以成立并大行其道的背景。全球化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概念，“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当今时代信息正以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阻隔的方式快速而广泛地传达、影响着每一个受众，因此许多作用形式就不再体现为直接的物质力的结果，而是一种观念和认知的影响。当世界变成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且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和受到高度压缩后(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各种观念、认知、文化、思想意识、价值原则及其体系就在其中激烈竞争并互相冲撞，其中有些被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模式，而有些则被妖魔化、被贬为不再适宜于存在的时空的错误。当某种文化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化主体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无需动用物质性力量，只需凭借其无形的影响力即可实现某些政策目标，这就是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的软实力，或曰软权力。
当然，这里的问题是辨证的，软实力必须要有硬实力的基础才能在国际上竞争，没有硬实力作为载体和推进器，软实力就无法投射到国际的舞台上，只能作为一种地方的特色，或者使用一些极端的、非正常的手段来显示其国际姿态。奈本人也绝无否认硬实力重要性的意思，而只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软实力和硬实力协调建设的问题。
另一个辨证的问题是，我们说全球化是软实力得以大行其道的一个大背景，是软实力重要性不断凸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软实力是全球化的产物，有了全球化后才有软实力的问题。事实上，在全球化还未成为事实之前，软实力的形式和作用早已存在，譬如东亚华裔秩序体系下的儒家文化是体系得以存在并有效运转的重要纽带，是一种重要的体系软实力。不过，从历史上看，一方面软实力的作用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存在于区域性体系的构建和运转当中，另一方面，软实力一般未能从硬实力中被单独抽离出来，人们对两者的认识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或者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也确实是共生的，正相关的。
二、软实力概念的工具和价值涵义
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概念，和其他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一样，软实力也有非常典型的美国特色，是典型的“美国货”，往往难以摆脱其工具性，或者说实用主义。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体现为某种文化价值主体对他者的吸引力，能够让对方愿意认可、接受并效仿，甚至成为自己价值和文化的一部分；二是体现为某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能够借助这种手段、无需动用物质性投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前者表现为某种价值意义，而后者表现为一定的工具意义，这两者有时候可以相互生成，而有时候也许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存在。
奈提出，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有三种：“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6] 这三种来源中，文化和价值作为软实力的主要内容与其吸引力的关系比较密切(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和价值都有对外的吸引力，但反过来说，软实力中的吸引力更多地来自于文化和价值)，而外交政策和软实力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考察美国的软实力结构，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构成其软实力核心的是价值意义上的软实力，包括美国的制度、社会、文化和模式，这些内容被包装成普世性的模式和价值，在许多接受者看来都代表着一种普世性的理解。当我们提到民主时，首先浮现在脑子中的模式往往是三权分立与制衡，以至于都忘了民主还有别的制度模式。美国也塑造了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共存的机会平等的社会，一种反贵族、反精英的大众文化，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文化。美国的模式是一种根据理想和原则塑造现实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怀着同样理想、信奉同样原则的人来说是可以追求的、开放的，因而是充满了吸引力的。这是美国软实力的真实所在。
对于其这方面的软实力，美国人自己从未怀疑过，人们对这种软实力的存在和作用也很少有异议。但真正引起国际关系学者感兴趣的是，软实力也有其政策意义。这里的政策意义不是上面所说的软实力三种来源之一的政策，认为具有合法性和道义力量的政策构成了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而是刚好反过来，指政府利用其软实力，特别是利用其软实力中的吸引力，将软实力转化为可推行的政策。许多人都会认为，美国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因为是它打开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大门。奈本人也举例指出，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的访学经历对亚历山大·亚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成为苏联政治局委员后在自由化问题上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关键性的影响。[7]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冷战的胜利就是西方文化和价值的胜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引起人们对美国软实力担忧的也是其外交政策。本文一开头所说的美国国际形象大幅度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外交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很大。这里的问题是，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应该是一个自己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包含二个阶段，首先是获得对方的认可和赞同，然后是愿意接受并行动。只有第一个阶段也可以表现为某种吸引力，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有第二阶段的产生。一种文化和价值可以受到欣赏、肯定和喜欢，但并不一定被接受并转化为接受者的行动。当意欲通过某种政策和行动来刻意推动对方进入吸引力的第二个阶段时，其结果就可能不确定了，有可能会促进第二阶段的到来，也可能会碰到阻力，甚至反过来损害第一阶段的吸引力，软实力因此不但不能增强，甚至可能受损，进而影响其硬实力。冷战后美国政府一直把民主、人权列为其对外政策目标，意欲促进进入吸引力的第二阶段，但其实际结果在许多地方遭遇反弹，并反过来有损美国的软实力。其中软实力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就被混淆在了一起，从而导致了许多问题，最终引起人们对其软实力受损的种种忧虑。
奈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因此在软实力的三种来源中把文化价值和政策区分开来，指出，“反对美国的政策并不等于通盘反对美国。对政策的反应比对文化和价值的内在反应起伏更大”。[8] 也就是说，导致美国软实力受损的主要是美国政府一些不当的对外政策，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还是充满吸引力的，是能够为美国软实力加分的因素。美国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对美国软实力的破坏尽管还没有大幅度地影响到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软实力，但对于奈的政策谏言来说，政策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这里面所存在的问题，在制定政策时要善于运用美国的软实力，避免损害美国的软实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不但面临着政策问题，而且面临着一个结构问题，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的全球化。奈在探讨反美主义这个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的问题时发现，全球化构成了反美主义的一个新结构，[9] 它使得反美主义更有整体性，更难应对。这里面几种认知和力量纠结在一起，成为正在全面耗损美国软实力的一个新结构。
这样，从美国软实力的结构和变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软实力有其价值和文化层面的结构，也有其工具层面的结构，而真正成其为软实力的结构则更多地存在于其价值和文化层面，工具层面的软实力更多地是为价值层面服务的，可以累积价值层面的软实力，可以促进价值软实力的增长，而处理得不好，则会耗损价值层面的软实力。因此，对于软实力的构建讨论来说，价值层面的软实力更有实际和长远意义，工具层面的讨论不应构成目的本身，而更多地是为价值层面软实力的构建服务。
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和价值或一种文化和价值的所有方面都能成为国际上的软实力，只有那些能够为其他国家所理解、学习和仿效的内容才构成国际上的软实力，特别是可以被工具化或政策化的软实力。“一个国家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的结果，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希望追随它，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实现世界政治目标的方式，确定议程、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运用军事或经济武器迫使它们改变同样重要。软权力(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标)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10]
全球化是当前软实力讨论所必须面临的一个新结构，这个结构指向一个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而在这个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中，人们更多地依赖于共享的价值和已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风俗习惯，而不是一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或者一种价值对另一种价值的强制和互相争斗。[11] 因此，在这样的全球化结构和进程中，软实力的价值构建就有了更明确的范围和方向，那就是有条件和能力成为共享价值中的价值，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大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它能为人类的共享价值贡献多少，能为大家所共享的程度有多深。而从政策层面看，软实力的问题是促进自身文化和价值的共享化、普世化，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又必须基于自觉性、自愿性，而非强制的改变。另外，能够构成软实力的政策，必定是符合某种普世性价值和道义的政策。
三、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中国的软实力构建已探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取得了许多效果，譬如中国文化年活动的举办，孔子学院的设立等。中国文化年已在俄罗斯、法国等许多国家举办，而孔子学院的设立，据新华社报道，迄今已有123所、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极大地促进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学理层面上，对中国软实力构建问题的思考要在这基础上更深入一层。通过中国文化年的活动和孔子学院的教学，中国文化确实获得了更多、更广、更强的走出去渠道和平台，但这里的问题是，除了借此传达我们的交流方式、喜怒哀乐、审美倾向、历史传统等内容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更系统、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并转化为其行动的内容可以提供。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讨论指出的，喜欢毕竟才是产生吸引力的第一步，而对于软实力之所以成为软实力、软实力要发挥作用来说，更重要的是在第二步。因此，中国软实力构建的学理任务就成了如何构建我们具有普世性意义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够在全球化的新时空结构中竞争，能够成为人类共享价值的一部分，能够为形成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服务。
考察近代以来西方价值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其价值的普世化的历史，只是这个过程在早期是由枪炮保驾护航的、由商品和资本铺路的，是硬权力首先取得了胜利，尔后人们开始研究其胜利背后的软实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其他文化和价值不管愿不愿意，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反应，也纷纷被席卷进了一个全球性的潮流和漩涡中。
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不过，从我们上面的讨论来看，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提供多少共享价值。软实力所包含的价值，第一要具有吸引力，第二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并愿意仿效、追随并转化为他们的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在海外创办的学院都叫“孔子学院”，但光有吸引力还不成其为软实力，要成为软实力还应能为他人所仿效和追随。从这一方面来看，上面所说的两种主要路径都有其缺陷，问题在于其普世性不足，需要我们作学理上的系统化、跨文化转化，挖掘提炼其普世价值。正如庞中英教授所说，“不要把发展中国的软力量局限在所谓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给我们的‘软力量’资源并不很丰富，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许多不符合世界现代文明进步方向的糟粕性。”[12] 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与其他文明的不可通约性，难以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和转化。新儒学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努力，其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儒学的主要概念作一个转换，使得其具有与其他文化的可对话性，不过总的来说并不是很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总结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其中包含很多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脱离具体的国情，模式的再复制也会面临生命力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上面说的两种主要路径，相反，我们赞成这确实是两条主要的路径，而且两者要结合在一起，前提是要去除其中的特殊性，挖掘提炼其中的普世性价值。
总结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有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大家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它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感觉到它们包涵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而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有没有它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区别。
这三种价值中首先在中国确立的是发展的价值。“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就确立了发展的合法性和核心价值的地位。经济发展是所有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时，发展是一种协调的、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单面的、偏颇的、以环境资源或社会成本为代价的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要协调推进，生产发展、社会发展、科学发展、制度发展、人的发展要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模式，政府要始终以发展为核心目标，以发展为首要责任，以发展为主要任务。只有发展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有效地得到解决。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制度设计优先于发展的思想是幼稚的。
第二是稳定的价值，道理很简单，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这里的稳定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一种积极的稳定，各方面都在谋求创新变革，而各种创新变革又处于动态和谐中的稳定；这里的稳定不是外力作用下的稳定，而是基于稳定压倒一切共识下的自主稳定、共识稳定、统一稳定；这里的稳定不是统治稳定，而是合作稳定，政府、社会、企业、团体、个人共建的稳定。总之，必须把稳定上升为一种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积极的、发展中的、有创新活力的。
中国模式中的第三种价值是和谐。一个好的群体必须是和谐的群体，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最后实现整个世界的和谐。和谐不等于扼杀个性，它应该是基于丰富个性基础上的共存，是各个个性得以充分发扬的平台；和谐不等于扼杀竞争，它是能够促进竞争的最佳制度和规范，是对竞争的最大激励；和谐不等于平均，削长补短所形成的整齐划一不是和谐，每一个个体得以充分发展才是和谐，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都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叫和谐。和谐体现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价值。
发展、稳定、和谐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即使发展了，没有稳定的发展也是不牢固的，可能随时会被中断甚至逆转。发展是稳定的保障，没有发展，稳定也不容易维持，或者说没有发展的稳定是不值得追求的稳定，不具备价值意义的稳定。和谐是稳定和发展的目标，没有和谐，稳定和发展的价值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是大同，大同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反过来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可以促进发展；和谐也是一种关系，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
在明确了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精髓中所包涵的这些普世价值后，在学理的层面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使这些价值体系化。民主的学说也是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民主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学说的发展、讨论、传播中确立的并被大家所接受。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莫不如此。这些价值固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普世化，已成为人类的共享价值。但是，这个世界的共享价值不应只有这些，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自由而没有发展，不可以自由得一无所有。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只讲民主，不要稳定。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有着很大局限性，包含很大的斗争性，其核心的假设是个体的最高价值以及个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譬如单就民主来讲，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其实是一种斗争性的政治，如果离开西方传统文化中其他价值(如妥协、理性等的约束)，它很可能就会失范。
在对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进行学理的体系化后，我们还应对它们作一个制度层面的讨论。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而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则是治理的。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的制度化要求向我们提出了诸多学理上的挑战，例如什么样的制度是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制度的发展内涵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稳定？制度的稳定性有哪些表现和衡量指标？和谐文化、和谐秩序、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制度上又怎样和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和谐？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也可以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制度化应该还有相应具体措施的讨论。譬如发展的制度要求政府的行政改革要以发展为重要价值目标，不利于发展的地方要坚决改革和清理，如腐败、效率低下、不透明、机构臃肿等。这些措施要以价值为导向，而价值要通过这些措施来落实、体现，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成果。
最后，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问题具体就落到了外交政策的层面。这里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外交政策本身要符合我们所提出的价值，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政策目标就高度地体现了这一点；二是外交政策要能够起到传递这些价值的作用，譬如我们的对外援助政策，就是要设法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软实力的建设已经不只是要弘扬有自身传统的文化，更要为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贡献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发展和丰富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将取决于其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共享价值有多少、价值为人类社会的共享程度有多深等因素。
注释：
[1]参见[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2][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11页。
[3]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参见[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引论”部分。
[5][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11页。
[7][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48页。
[8][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38页。
[9]参见[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42-45页。
[10][美]约瑟夫·S·奈著，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1][美]雅克·布道编著：《构建世界共同体：全球化与共同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2]庞中英：“关于中国的软力量问题”，《国际问题论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春季号，2006年，总第42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