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中的主题变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价值观追踪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中国青年论文,价值观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青年价值观嬗变的社会历史背景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二十年前，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革在中国拉开序幕，如今，这场改革所内蕴的深刻逻辑正在进一步展开。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每一代人在其生命周期的同一阶段，所经历的生存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造就了每一代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维定势和价值观念。而重大的历史转折与社会转型过程往往对青年价值观的演变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要全面考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青年思想、价值和行为的嬗变，首先我们要把握如下的历史观测坐标：就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而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我们的社会主导理念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由“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它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代标志的；另一次则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它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和中共14大召开为契机。依据上述两个历史观测坐标，我们可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大体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段：
(1)“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3)
中共党史界已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定为“拨乱反正”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因此，这一时期是我国实现从封闭到开放伟大历史转变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时期。
(2)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时期(1984～1991)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党在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从实践看，这个《决定》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曾起到过极大的推动作用，故被理论界所重视。
(3)社会转型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1992～至今)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又一新的里程碑。随即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五十条），则把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具体化和系统化了。导致九十年代新一轮改革的启动。
上述三个不同时段，分别代表20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三个重要阶段，并分别由三次“三中全会”加以启动，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以至于以后人们习惯把“三中全会”作为思想解放、深化改革、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历史阶段标志。而每一次的思想解放，都给青年带来某种欣喜与解放感；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给整个中国大地的生命带来复苏与跃动。
（二）改革开放20年青年价值观变迁轨迹
依据上述三个重要时段的划分，下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青年价值现的变化轨迹作一历史回顾与分析。
(1)第一时段(1978～1983年)
70-80年代初作为我国“拨乱反正”时期，它是一个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高扬的时代。是青年喜欢言辞、热爱话语的时代。当时的青年主体是“老三届”。当时青年文化的兴奋点是：反思过去、思考未来、探索人生的意义。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激活了中国青年沉寂的心田，开始由压抑走向渴望。1977年，中国的高考制度由于文革的原因，已经中断十年。但“四人帮”的垮台，使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再次打开。尽管当时邓小平还未复出，但在当时流传的邓小平讲话、信件里，青年们惊喜地发现，内容大都和人才、教育、知识有关。这对那些经历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来说，那是多年的梦想。
十年一梦，不堪回首。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青年带着创伤，带着忏悔，也带着彷徨与渴望，潮水般地涌向各个城市的考场。去寻找逝去的青春。伴随“读书热”而到来的是“成才热”。1978年春，一个奇妙的名词“哥德巴赫猜想”一夜之间普及到了千家万户。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成了青年崇拜的人物。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当时蓬勃兴起的全国学习热、科学热和成才热。《人民教育》发表了王通讯、雷桢孝合写的长篇文章《祝你成功》，经《中国青年报》等大小报刊转载后，又一次引起巨大震动。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被带动起来了，于是关心祖国前途，“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成为当时中国青年价值观的主流。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性历史为人们对旧体制和“左”的思潮的破除提供了实践性的依据，因此，代表当时中国青年主体的“第三代”青年，不需花过多的理解性思考就轻易地取得了对新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群体认同。于是劫难过后的欢欣雀跃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青年和大学生精神面貌的主要特征。
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80年代初青年价值观取向又呈现出——由劫后欣喜转入批判讨论的思想特征。由于当时社会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准备时期，体制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因此人们仍把注意力放在对逝去时代的批判、反思、争论之中。以至于在当时青年中曾出现了多次关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大讨论”：如“伤痕文学”讨论、“朦胧诗”讨论、“校园民主”讨论、“潘晓”讨论、“麦克唐纳与雷锋精神”讨论、“张华救老农”讨论等。而当时流行的、带有伤痕情绪的初步性理性反思，则一度将青年文化导向了充满偏激和难以言喻的复杂、迷乱的情感误区。
(2)第二时段(1984年～1991年)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青年全面参与改革的时代。当时青年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个人奋斗与报效祖国统一起，以实现神圣理想和个人抱负。以知青作家张承志《北风的河》为代表的小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的这种社会形象。而“观念更新”、“自我奋斗”、“参与改革”、“立志成才”等是当时青年所崇尚的口号。
80年代中期的中国青年对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在校园里许多大学生纷纷上书校长和有关部门，陈述他们对经济、政治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的建议和对策。同时，横向比较，也使他们的目光从自己故土中跳了出来，容易忽视了国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形成的焦躁情绪，使当时青年对改革憧憬染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而当时一些报刊对人才标准、成才途径方法带有某些片面性的宣传，也造成了青年成才观上的偏差与过高估计自我的倾向。
总之，80年代中期的青年身上，普遍传染着某种“浮躁病”。1986年社会上正值文化大讨论，各种新观点、新见解、新思潮、新名词如走马灯似地冲击着青年。热点变迁、观点更迭之快，常常使青年人“顿感今是而昨非”。整个社会被改革热、从政热、文化热等热浪裹挟着，青年忙于追浪，急于求成。“理论沙龙热”、“党章学习热”、“入党热”、“参政议政热”、“特区热”、“边疆考察热”、“读书演讲热”、“西方文化热”、“社团热”……这一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这反映了当时中国青年价值取向上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呈现出空前的思想活跃，一方面又表现为异常的思想迷乱。于是1986年学潮后，青年便发生了社会形象的危机：“大学生基础文明大曝光系列报导”、“大学不再是保险柜”、“朱红现象”、“丢失的草帽在哪里？”、“郎郎来信”……一霎间，曾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头上的光圈开始黯淡，从而使青年陷于苦苦的反思、彷惶之中。
1988年，在分析当时青年价值观变化脉胳时，不可能不提到发生于龙年的一系列偶然事件：1月：“球藉讨论”、“蛇口风波”；2月：“甲肝”流行；3月：“崔健旋风”；4月：“海南热”；6、7月：“河殇效应”；8月：夏季全国大抢购；9月：“兵败汉城”；10月：“两代会”上的政论；岁未：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成为人民关心的话题。总之，1988年的根本特征在于：改革已由一种激情化为一种冷酷的理性。人们不再是以一种简浅的、乐观的和理想的态度对待、评价改革，随着经济、政治的不景气而变为一种准备应付一切事变的恐慌心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导致80年代后期青年价值取向逆转的第一个触发点是过热的经济。经济过热，必然导致投资及消费膨胀，最终引起通货膨胀。而物价又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群众对改革形势的评价态度。尤其是我们长期以来都将物价稳定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致使当时中国老百姓对物价波动普遍缺乏心理准备。加上1985以后，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的受阻面逐渐扩大，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明朗化，社会的情绪必然会传递给青年，从而影响思想不太成熟的青年思想情绪。无疑，相互冲突的价值现是诱发学潮的思想基础。由于校园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散地，急剧的社会变革，外来文化的冲击、经济过热、社会错误思潮以及社会情绪聚集就成了诱发学潮的主要因素。于是1989年的“学潮”为十年来中国青年的政治热划上了一个歪斜的休止符号。
(3)第三时段(1992年～至今)
当代青年价值取向的每一次转型必然紧随于先行的社会体制改革或重大政策的出台之后。1992年，中国的社会形势又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深入体制改革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主题。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中，关于判断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三个有利于”的论述，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给改革开放造成很大障碍的一些思想禁锢，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这意味着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为推动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到更彻底和更全面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新的基础，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社会行动的整合提供了统一的标志。
90年代是一个注重效率与行动的时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校园，青年对自己的个人追求目标就已十分明确。同时，青年价值变化发展也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精神”勃兴与价值回归现象。
其实早在90年代初，青年心态的这种变化已悄悄发生。经过80年代的思想旅行与精神流浪，在90年代初的第一个春节，青年被一曲“我想有个家”温馨的歌所深深打动。“归家意识”使他们更渴望了解国情，并由此以务实的理性眼光来把握现实。“寻找毛泽东”和“鲁迅热”在90年代青年中悄悄升温，表明当代青年在经历了90年代风风雨雨后，又开始进入了重新思考、自省的时期。
90年代中期青年价值取向变化的鲜明特点是：由原来激情式的参与转为务实性的参与；由原来一味的反叛对立转为宽容与协调的发展。在经历了90年代参与社会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体验之后，90年代青年已抛弃了浮躁与冲动，而以理智、平静、积极态度接受并投身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中。1996年中国青年社会政治心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76%的青年对改革总体“很满意”、“较满意”；83.4%的青年对中国改革前景持乐观态度，崇尚知识，注重能力，积极务实，成为新生代青年的“成才观”；52%的青年将“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作为自身工作的动力；近两成青年表示努力工作是为了“使个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两成青年则将“美满和谐的家庭”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90年代后期，同前一阶段改革启动和推进过程中人们盲目乐观与疑惑悲观时常交替出现，对改革期望过高，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过弱的情况相比，社会精神面貌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面对新一轮改革的到来，各阶层社会成员的心态变得更理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同程度地完成了接受下一步改革中可能产生的利益暂时丧失这一事实的心理准备，对改革的期望值变得更为现实。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和党的15大召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归国投资创业。90年代后期，新一轮的改革，表现出全面铺开、整体推进的态势，为当代青年价值现的追求，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方向。如果这种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能持续下去的话，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内，社会为青年生存与发展所能提供的条件和机会将不断增多，而青年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样，青年价值观念中的不确定性也会由于在适应现实基础上的不断整合与统一而得到消减。
（三）20年来青年价值观演变的特点与规律
(1)青年价值观演变的两大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变迁看似漫无规律，繁花迷目，但仔细观察，纵观其发展演进，不外乎围绕着这样两个基本主题：在人生探索与发展这一主导需要下，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探索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寻找思想理论支点、精神家园的终极价值。这两大主题，都是正处在人生观形成之际的青年不可回避的青春问题。
所谓“主观世界的探索”，即青年对自我意识与自我发展前途的关注；所谓“客观世界的探索”，即青年对社会改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前程的参与；所谓“思想理论支点和精神家园的寻找”，即青年寻找自我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理论依据，寻找人生与社会的终极价值。从20年来青年价值观变迁轨迹来看，青年价值观的演化、波动、起伏都是围绕着上述两大主题展开的，并且青年文化“热点”出现、持续、流变又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具体说来，每当社会经济、政治呈现高涨、开放之势，青年价值取向以及“热点”往往转向“关注社会”层面；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出现滞胀成失重状态，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热点”则会迅速由“关注社会”转向“关注自我”。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20年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热点”也经历了屡次起伏与交替反复。总之，20年来中国青年中出现过种种思潮、热点以及青年文化新现象，仅就青年价值观发展演变的规律而言，不外乎是上述两大主题的变奏。
(2)青年思想变化与主导价值之间的联动效应
反观新时期以来青年价值观及其取向的演变轨迹、我们似乎能直接感受到隐约其间的青年思想与价值取向的演变发展线索与波动规律。
从总体上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青年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波动周期”：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7年至1983年；第二个“波动周期”是1984年至1991年；第三个“波动周期”是1992年至今。
我们若对青年思想与价值取向演变轨迹中屡次重复的“波动现象”作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在“波动周期”的“升波”时段，社会主导价值对青年群体价值“吸纳”功能明显；在“降波”时段，青年群体价值对社会主导价值“偏离”特征明显；当青年价值取向处在“升波”时段，往往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处于协调发展或良性循环时期；反之，当青年价值取向处在降波时段，则往往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紧缩、滞长时期。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当代青年思想行为演变之间具有较明显的“联动效应”。
回顾这20年的历程，我们一次又一次受到来自经济与政治“波动周期”的影响。2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明显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规律。周期前段，往往呈现出经济扩张、冲动、过热的特征；周期后段，又往往呈现出经济收缩、冲动减弱和“软着陆”等特征。中国社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社会各子系统运行影响很大。当经济改革受挫时，社会上的政治思潮便会发生逆转，青年的情绪就会受到明显干扰而发生价值取向的偏离。
譬如1981年，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连续赤字，物价开始上涨；1985年下半年经济过热导致改革陷于困难；1988年下半年价格改革受挫。与这三次大的经济滞长相对应的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左倾思潮以及右的“自由化”思潮。社会思潮对当代青年的负影响致使三个上述时期中，分别出现了“校园民主”、“86年学潮”和“89年学潮”。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次波动，便会在青年中敏感地反映出来，受到明显的牵动。
（四）如何评价当代青年
(1)当代青年“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在回顾了20年青年价值观变化的心路历程后，我们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评价当代青年？对当代青年的评价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对青年持赞扬态度的社会评价词：称当代青年是“最有希望的一代”、“思考的一代”、“走在改革的最前列”。认为当代青年作为一个独特的青年群体，他们具有广阔视野和开放的知识结构，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框架和流行文化的独特见解，他们积极拥护和参与社会改革。第三代青年已成为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骨干力量，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第四代青年也已经或即将成为我们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他们是跨世纪的一代，也是变化最大、大有作为的一代。
对青年持贬低态度的社会评价认为，80年代青年是“红卫兵一代”、“造反与激进的一代”；而90年代青年更是“以我为中心的一代”，他们缺乏社会锻炼，“高分低能”，心理脆弱，在社会事业心、责任感以及奉献精神、助人为乐方面不如过去几代人。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来看待青年价值观的历史变化？
(2)价值评价标准应随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
综观青年价值观发展历史，不难看出，青年价值观的评价标准，确实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其内容。其间同一的评价标准在逐渐向多元的评价标准演化。然而，直到80年代初，对青年价值观变化的评价尺度基本上还是参照6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衡量青年“革命不革命”的评价标准。当年，毛泽东同志把青年革命不革命（青年革命价值）的尺度定为：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这一提法，显然是符合当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的，因而是正确的、合理的，为人民群众及广大青年所接收。但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历史与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仍然原封不动地照搬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评价标准、或以“是否坚持集体主义”、“是否服从组织”等来作为衡量青年的价值尺度，看来已不行了。尤其是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体制的转换，已使原先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被打破了。
从历史上看，50、60年代乃至70年年代，青年价值观职向，几乎与社会提倡的价值是一致的，是单一的价值取向。80年代以后，价值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便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被承认。社会个性化渗入各方面，包括人生追求的最深层次——价值世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价值评价标准。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十五大提出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出发，我认为应以“是否促进社会发展与青年全面发展”作为时代评价标准。因此，判断青年的价值观进步与否，必须以时代发展为坐标系，必须要看青年的主流是顺应还是偏离社会的潮流，是促进还是促退社会的发展。
90年代青年与80年代青年价值观的共同点是关心社会而不是脱离社会，是采取积极态度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因此，在总体上应该承认，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历史发展变化对改革开放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能设想社会在发展，青年反而在倒退。否则就无法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事实。同时，我们也应正视青年在价值观演变、探索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失误。20年来青年有过片面、偏激的言行，这一方面是客观反映了社会上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不成熟以及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所致。当然，青年思想的不成熟，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成熟。
（五）多元价值社会中如何坚持对青年一元的价值导向
(1)正确理解“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当代青年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时期。过去，我国在经济上只允许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的存在，因而在价值观上只奉行一种大一统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允许存在，由此必然会产生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并对青年产生导向作用。
有人主张，既然现实允许多元价值观存在，就应该允许多元价值导向存在；也有人主张，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有一元的导向，不允许多元导向存在。这种观念都不够全面。承认价值评价标准的时代变化和价值标准的现实多元化，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但是现存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都是合理的，都必须予以肯定。允许多元价值观存在，不等于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要提倡的，允许社会上存在的东西，也不等于允许在学校里、在学生中存在。
社会上存在多元的价值观，青年中就会产生多元的价值取向。但正因为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存在，必须有主导价值观。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的社会中，应该让青年自己去选择，不必要规定青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显然是放弃教育的功能。由于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时期，他们的经验与阅历使得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对多元的经济体制，多元的价值观念，多元的榜样，多元的信息难以选择。因此，学校、家庭和整个社会应当承担对青年正确引导的责任。
(2)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坚持对青年价值观的科学引导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被充分肯定和承认，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对自我负责价值观的广泛施行，也必然导致原有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价值观念被淘汰或改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取向中，出现了重经济而轻政治、重物质而轻精神、重实惠而轻道德、重个性而轻共性等一系列变化。人们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解也远比过去复杂得多，由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发展，青年不再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零部件，而是要求切切实实地成为主体。社会要求个人，个人也同样要求社会。社会要求个人多为国家作贡献，个人也要求社会做到公正、公平与合理。
任何一种社会历史形式都具有双重性，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也不例外。一方面它从物质经济关系上促成了人的自主与独立，为人们的能力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自由空间；一方面它又容易诱发人们对物的崇拜，形成物对人的奴役与主宰，使人有被物化的危险。因此，当前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在于，在承认个人追求物质价值的同时，又引导青年追求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模式后，又要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对青年的影响。
(3)价值教育应当有相应的物质承当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分析，价值观的形成有两个直接的前提条件：需要和自我意识。需要是形成价值观的客观前提。不同的主体，需要不同，价值观也不同。青年多层次的需求，决定了他们价值观的多层次性；青年需要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他们价值观的社会历史性。所以，价值观是青年主体需要与期望的综合。青年期是价值观形成的探索时期，他们的思想行为是不稳定、开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的价值观才会稳定下来，才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挥其稳定的导向和动力作用。但这种价值观的最终形成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冲突和反复的实践、比较、检验，才能最终完成。因此，在青年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一个权威的价值主导系统，很难形成教育的整体有效性。
应当说，任何一个社会，总是企图利用教育来向年轻一代传递、灌输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使其尔后成为该社会的一分子。但价值观教育，如果要想维持其有效性必须伴以相应的物质承当。以往我们以思想教育替代价值教育的结果，使得教育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取向，教育异化成了狭隘的、功利的政治工具。我认为在当前，价值教育应该以利益导向来配合价值导向。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必然使自己出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观、信息观、时间观、效益观、竞争观等之所以被社会人们广泛接受，其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导向与上述价值导向是相一致的。所以，要教育青年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必须配合一定的利益导向，这个问题不解决，健康的社会心态就无法形成。经济利益影响着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教育是一种导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导向。所以价值观教育如果不与社会生活接轨，不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就无法落实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
因此，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都在变化的时代里，在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现实生活面前，价值观教育如果只强调精神的价值、理想的价值，而忽视物质的价值、现实的价值；只强调价值认知，而忽视价值评价；对所有的对象只用一个标准，而忽视主体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就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
90年代的青年，他们的逻辑起点，他们的视野和所接受的信息量，远远胜过50年代到80年代的青年，所以，我们对青年的引导与评价要有新的理念和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把青年仅视作被教育的对象，而应充分肯定青年的历史作用。同样，在指出青年身上不足、引导他们的同时，我们又要努力改造社会本身。因为一个繁荣、稳定、民主、法制和宽松的社会会对青年产生巨大的引力场作用，会极大地赢得青年，会将青年吸纳到自觉参与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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