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三吴地区的商贸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地区论文,商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公元420～589年）三吴地区是帝都所在，又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①在当时是国内最重要经济区。②古代三吴地区大致相当于今长江三角洲地区加上宁绍平原。③中国历史上，长江流域经济在六朝时进入大发展时期，由于江南经济发展，形成了古代全国经济新格局，并由此出现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这点学界已少有异议。本文主要探讨南朝（宋、齐、梁、陈四朝）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首次占据了左右全局地位的三吴地区高度发达的商贸业状况，并就正方家。
一、南朝三吴地区经济发展到极高水平，成为商贸发达的基础
南朝三吴地区主要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建康和京口（今江苏省南京和镇江）三个地区。会稽地处宁绍平原，汉时郡治山阴（今绍兴），由于晋永嘉丧乱后，北方王、谢等大族迁居于此，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大为发展，而使会稽地位，可比昔日关中。④当时会稽地区农田水利得到大力开发，一些贵族“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⑤这类记载很多。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将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五郡，从原属扬州中分出，置东扬州，治会稽。⑥大明三年（459年），甚至一度改东扬州为扬州，扬州州治原在首都建康，此时也迁至会稽。⑦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复立扬州，会稽五郡仍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撤东扬州并为扬州。⑧而从梁初起又立为东扬州。所以南朝时，会稽是一大政治经济都会，与首都建康，可谓东西并峙。
吴郡地区是江南大姓顾、陆、朱、张立足基地，这些豪族在江南无论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举足轻重地位。北方大族南下多至会稽，其中重要原因也是无法在此地插足。这一带经济发达，“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⑨政治地位也极重要，如刘宋、南齐时吴郡属县十二：吴、娄、嘉兴、海虞、海盐、盐官、钱唐、富阳、新城、建德、桐庐、寿昌，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当时首都建康与会稽、吴郡之间，开凿人工河道互通，以加强政治中心与三吴经济中心的联系。⑩
建康和京口地区，是整个南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口是首都建康北方屏障。永嘉之后，幽、冀、青、并、兖、徐诸州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京口成为北来侨民集中聚居区。主要以北方侨民构成的京口集团，在东晋朝后期及南朝前期，曾左右政局。北方豪族定居，广开山泽荒田，至南朝时，京口地区因重要地理位置和经济实力，“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成大都会。(11)建康城市经济发展，东吴孙氏政权时已奠定基础。东晋时，因北方侨民南下定居极多，促使经济日趋繁荣。南朝时，已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12)梁朝时，建康作为都城，“户二十八万，西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南北各四十里。”(13)若以每户五人计，人口已有140万，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人口数超过百万的大都市。(14)
由于历史、政治等各种因素影响，当时江南尤其是三吴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稳定地呈现出繁荣兴旺面貌，“良田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岁忘饥”。(15)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商贸业也首次获得高度发展。
二、三吴地区是南朝商贸最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必然拓展流通领域，促使商品交换规模扩大。两汉以后江南经济开始发展，同时使弃农经商之风渐长。早在东吴孙氏政权时，永安二年（259年），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致使良田渐废，见谷日少”。(16)东晋时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17)游食贾作队伍十分庞大。因经商较易获利，南朝时投入商贸流通领域者更是增加，“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18)商人增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奸商，如梁时有“陆验、徐驎，并吴郡吴人。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资以事权贵。……验、蠢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朱）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19)一般商人既畏且恨，又无可奈何。
南朝商贸活动最发达的即为三吴地区，以至到了“人竞商贩，不为田业”(20)的程度。当时较大宗的商品主要有粮食、绵布、丝绸、茶叶、竹木等农产品，盐、漆、蜜、水产等土特产品和陶瓷、纸张、草席、铜铁制品等手工业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所以有“千斛为货”，“万斛为市”的说法。(21)商贸的发达涌现出一批身居市井而富敌王侯的富商大贾，生活骄奢淫逸，“长袖低昂，等和戎之
；珍馐百品，同伐冰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乃至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22)官僚阶层更以权谋私，参与经商，如梁时朝廷大臣多行此道：“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禄竞利，不尚廉洁。”(23)左思《吴都赋》描述建康商市繁华道：“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尘，并都鄙而为一。仕女伫眙，商货骈坒，纻衣絺服，杂沓似萃。轻舆控辔以经隧，楼船举帆而过肆。”商市上各种商品令人目不暇接，“金缢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简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24)江岸商贾云集，舟船万计，都市珍货辐聚，繁荣兴旺；吴郡会稽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江南经济最发达的三吴地区，也成为商贸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
三、南朝三吴地区商贸发达的原因分析
南朝三吴地区商贸业的繁荣是和江南经济崛起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下的各种政治、历史、文化条件，也都会综合地起作用。以下试析之。
其一，政治稳定。南北朝时，北方地区各民族矛盾极其激烈，自晋末永嘉之后，约一个半世纪分裂割据的十六国期间，北方曾先后出现过21个政权，战事不断。其中北魏孝文帝改革，曾使北方经济一度有所恢复，但也好景不长。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原向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但从董卓之乱后，大小军阀多如牛毛，连年混战不休，规模最大最激烈的战事多在这个地区，正所谓“中原逐鹿”，由此使这个地区经济破坏也最严重。南方自永嘉后建东晋，之后的南朝只有宋、齐、梁、陈4个政权更迭，且各朝交替，往往采用禅让的和平方式，故相对安宁，所以经济获得较稳定发展，商贸活动也异常繁荣。
其二，政策放宽和观念改变。东晋南朝起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抑商政策发生了微妙调整，总的来说，是逐步放宽。《魏书》卷六八《甄琛传》载甄琛所上表疏说：“今伪弊（指南朝）相承，崇关鄽之税”。关鄽之税即商税。南朝重商税，因为重商税，以之作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所以保护工商业，采取轻税政策。如宋元嘉十七年（440年）十一月诏：“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25)估税是东晋南朝开始加征的商税，这一新税种的出现，表明南方商贸活跃，也表明政府扩大商税范围。(26)为保护正常商贸活动，政府也力图保护私营商业，禁制官商垄断，如宋时皇帝曾下诏：“贵戚竞利，兴货鄽肆者，悉皆禁制。……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27)当然封建社会条件下，这类禁令未必真能起作用。上文甄琛表疏又说，“大魏恢博，惟曼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无不歌德。”表明北朝重农税，不重商税；也表明相对而言，南朝商贸发达。南朝抑商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对商贸观念的变化。《晋令》曾规定：“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28)可见经商者地位的低下。南朝时政府不再抑商，而采用税收方式加强管理引导，以促使商贸发展，《隋书·地理志》载“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鄽列肆，埒于二京”（二京指隋时东西二京洛阳、长安）。由于社会变化，经商之风影响权贵上层，官僚以及佛寺地主都大规模参与经商，成为南朝三吴地区商贸活动中突出现象。
其三，官僚经商空前活跃。皇帝带头，宋文帝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29)齐东昏侯“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官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30)当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31)宋丹阳尹柳文景在建康城外经营菜园数十亩，“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吏。”(32)宋长吏邓琬“性鄙闇，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自身量校。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奕，日夜不休。”(33)陈时大臣徐度“世居京师，恒使僮仆居酤为事。”(34)大宗商品长途返运获利最丰，因此几乎被官僚们垄断，《宋书·孔
传》记：“弟道存、以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宋书·吴喜传》记：“（喜）又遣部下将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阳或蜀、汉，属托郡县，侵官害民，兴生求利，千端万绪。从西还，大艑小
，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此外，官僚还利用职权，兼营高利贷业，参与海外贸易与边境走私。(35)权贵官僚大规模参与经商，一方面能促使封建社会中的商贸繁荣，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商贸的畸形发展。
其四，佛寺大规模参与商贸活动。南朝帝王大都佞佛，统治者认为佛教是教化人民，麻醉百姓，巩固统治的有力武器，宋文帝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36)当时佛寺极多，唐法琳《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载，梁时建康一地有寺700所，陈有300所，梁陈二朝全国则有寺分别为2846所和1232所；全国僧尼数则梁朝有82700人，陈朝有32000人。佛寺皆“穷极宏丽，资产丰沃”。(37)梁武帝亲自造寺就有同泰、大敬爱、阿育王、长干等十余所，“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38)佛寺资产雄厚，富僧极多。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为充军用下诏：“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39)特别列上僧尼，可想而知，僧尼之富，为社会瞩目。依仗这些条件，寺僧“营营孜孜，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40)不少僧人“或常居邸肆，恒处田园。”(41)寺院还放高利贷，“贷三宝物，差已，十倍偿之。”(42)利率高得惊人，由此也可见其经营作风霸道已极。佛教僧团是当时不可忽视的巨大社会力量，佛寺以巨大财力参与经商，也是推动当时商贸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43)
四、若干思考
综上所述，南朝三吴地区商贸业的发展达到了全国最高水平。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相对安定，农业经济繁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政府放宽了政策，人们的观念由轻商、贱商、抑商，转变为开始重商。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问题，建国前就为众多学者关注，建国后，历史学、经济史学、历史地理学等各学科学者又发表过许多论著，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起，这一研究又有新的发展。笔者认为，探讨三吴地区商贸业的发展，除了可以论证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南移之外，还在以下三个方面有重要认识意义：
其一，南方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中世纪中国政治。隋时杨广（隋炀帝）夺嫡之媒成功，与其为晋王时，任扬州刺史，统领江淮44州，多是富饶之地，因而拥有强大经济实力有关。扬广心腹郭衍曾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以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44)隋唐时皆以长安洛阳为二京，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经洛阳漕运江南之米入京，是朝廷经济命脉所系。宋时长江三角洲一带农业商贸业更发达，南宋高宗时，两浙路稻米产量最高，明州（今宁波）亩产六、七石，比北宋时产米最多的苏州，产量高一倍，故“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45)
其二，从此基本奠定历史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和商贸发达的基础。唐时这一带以繁富素称，白居易说：“况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渚州，苏（州）为大”。(46)杜牧曾说：三吴地区“国用半在焉”(47)几乎形成“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48)商业更趋繁华，如扬州不仅是“南北大冲，百货所集”，(49)也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五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50)苏州也类同扬州：“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51)宋代这一地区商品市场更是大大发展，商贸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尤其是南宋商贸业比北宋愈加繁盛，都城临安（今杭州）既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
其三，可以从中认识长江三角洲地区近代地缘经济体系形成的历史规律。1843年上海开埠，当时的经济地位尚远不如杭州、苏州、宁波，但约过百年，至1936年，上海通过轮运的埠际贸易总额已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胶州、汕头、重庆六大城市总和，(52)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缘经济板块，终于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和商贸中心。当前，在党中央正确决策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正在重新起飞，商业贸易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令世人瞩目。探索和认识其内涵的历史经验，可作为我们今天发展商品经济的借鉴。
注释：
①《南齐书·州郡志》。
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帝咸和三年条：“晋都建康，粮运皆仰三吴”。
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苏州吴郡》：“秦置会稽二十六县于吴。……汉亦为会稽郡。后汉顺帝永建四年，……割浙江以东为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孙氏创业，亦肇迹于此。历晋至陈不改，常为吴郡，与吴兴，丹阳（今南京）号为三吴。”（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九四：“汉置吴郡；吴分吴郡置吴兴郡；晋又分吴兴、丹阳置义兴郡，是为三吴。郦道元曰：世谓吴郡、吴兴、会稽为三吴。杜佑曰：晋宋之间，以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
④《晋书·诸葛恢传》：“今之会稽，昔之关中”。
⑤《宋书·孔季
传》。
⑥⑧《宋书·州郡志》。
⑦《宋书·沈怀文传》。
⑨(11）《隋书·地理志》。
⑩《南齐书·州郡志》：“丹徒水道，入通吴、会”（丹徒即今南京）。
(12)《宋书·五行志》。
(13）《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武帝太清三年条引《金陵记》。
(14)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册，246页。
(15)左思：《吴都赋》（载《昭明文选》卷五）。《宋书·孔季恭传论》。
(16)《三国志·吴书·孙休传》。
(17)《晋书·食货志》。
(18)《宋书·孔琳之传》。
(19)《南史·恩倖传》。
(20)《隋书·食货志》。
(21）《宋书·周朗传》、《宋书·孔谦之传》。
(22)《梁书·武帝纪》上。
(23）(37)《南史·郭祖深传》。
(24)《昭明文选》卷五。
(25)《宋书·文帝纪》。
(26)西晋、十六国北朝均无估税记载，而南朝关于估税记载很多，见《隋书·食货志》、《晋书·甘卓传》、《宋书·文帝纪》、《南齐书·武十七王传》、《梁书·侯景传》。
(27)《宋书·谢庄传》。
(28)《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
(29)《宋书·少帝纪》。
(30)《南史·齐本纪》。
(31）(32)《宋书·柳元景传》。
(33）《宋书·邓琬传》。
(34)《陈书·徐度传》。
(35)参见《北京师院学报》1991年4期载文：《东晋南朝的官僚经商》。
(36)《广弘明集·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
(38)《魏书·萧衍传》。
(39)《宋书·索虏传》。
(40)《弘明集·释驳论》。
(41）《广弘明集·与徐仆射领军述役僧书》。
(42)《行事钞·赡病送终篇》。
(43）参见王仲尧：《中世纪佛寺商贸活动试析》。载本刊1994年2期。
(44)《隋书·郭衍传》。
(45)《宋史·食货志》。
(46)《白居易集》卷六八。
(47)《文苑精华》卷九五七。
(48)《全唐文》卷五五五。
(49)《唐会要》卷八六：《市》。
(50)《古今图书集成》卷七六二：《职方典·平山堂记》。
(51）《全唐诗》卷六○九：白居易《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
(52)《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比较》，《上海经济》199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