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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需要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上起表率作用，首先应当带头放弃冷战思维，广集民智，汲取历史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致力于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管理模式，推动并推进世界从不和谐向和谐发展。
多极化是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趋势，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格局的基本形态。中国是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倡导者、支持者和推进者。四十多年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动下，多极化进程经历了“在曲折中发展”、“加速发展”、“日趋明朗”的发展阶段。多极化世界虽未定型，但是，如何为即将定型的多极世界探寻规范和规则，为多极世界提供必要的稳定机制，已经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一个突出议题，也是中国参与多极世界塑造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准备的一个迫切问题。
历史上的一个反面经验至少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重要，那就是，历史上超过五个单位的多极世界，最后几乎都宿命式地向对抗性的两极演变，有时甚至酿成惨烈的世界大战。因此，今日形成中的多极世界是否受历史逻辑的支配，抑或我们要在智力上有所突破，避免旧历史逻辑的限制，奋力走出一条新历史道路出来，这着实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现有理论的解释
目前讨论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霸权稳定论认为单极世界更稳定，多极世界更不稳定，不平衡的多极世界最不稳定。这套理论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其追求意识形态的普世性、国际事务裁判的专断性、霸权充当世界警察收取稳定租金的正当性。欧洲的地区国际关系长期呈现多极的特点，难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支配欧洲事务，因而，欧洲的理论集中从均势和制衡角度，探讨多极世界的稳定机制。实际上，均势和制衡并没有为欧洲带来和平，即便是欧洲经常引以为豪的“百年和平”(指拿破仑战争后的1814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年和平)时期，战争和杀戮仍然不绝于欧洲政治。而且，欧洲的多极力量最后几乎都宿命式地向对抗性的两极发展，并演变为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个教训是需要今人汲取的。新近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中的国家与衰落中的国家很难避免冲突，并以此来预示中美关系走向。总体上，主流的西方理论并没有为世界探讨出一个可以和平发展的多极世界稳定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理论，2011年以来，中国还进一步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用以指导并试图探索出一条中国与诸大国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小国家在多极世界的思考上也不乏智慧，在大国关系之外寻求不结盟运动，就是中小国家的努力之一。
历史的经验
大致看来，历史上关于多极世界稳定机制的探索有以下几种：第一，均势制衡。早期的欧洲思想家将国与国互动类比为自由市场运行，认为国家间关系中同样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均势制衡，它可以像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原理一样，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使国家间关系达到稳定和平衡状态。第二，大国协调。前提是大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以及默契，涉及任一大国利益的事务必须经过大国协商来解决，改变大国平衡格局的任何行为都应受到抑制，任何国家的侵略行为都应受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反制。大国协调除了表现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国际关系中以外，还体现在国联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设计思想中。第三，一体化或大一统。欧洲人在历经多次大战以后，决定以一体化方式解决欧洲多极政治存在的风险。其与两千多年前中国以大一统来结束列国争霸政治的方式虽殊途，但目标却有同归之处。第四，相互否决机制。以历史上各种两大阵营对抗为表现形式，例如19世纪晚期逐步酝酿出的协约国与同盟国集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化出的盟国与轴心国，以及冷战时期联合国安理会内美苏的相互否决现象。
“罗尔斯规则”还是“费孝通规则”
一个多极和多样世界的交往规则是什么?我概括了两种交往规则，一是“罗尔斯规则”，另外一个是“费孝通规则”。多样、多极世界要形成良好的对话和沟通，需要逐步超越“罗尔斯规则”。
什么是“罗尔斯规则”呢?简单说，就是“自由世界”有权依据自己的评判标准合理正当地干涉所谓“非自由世界”内政!暂且不论有关“自由世界”与“非自由世界”的划分标准是否站得住脚，这种高尚的理论在实践中成为许多弱小国家的墓志铭，为人诟病不少，其派生或相互配合的普世价值论、民主输出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保护的责任等，在实践中导致无数对外专制性干涉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干涉后人道主义灾难”，这一点已经在南斯拉夫、科索沃并正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轮番上演着。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这种罗尔斯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旦占据支配地位，只会将一个多极世界引向历史上对抗性的两极政治中，危害世界和平。遗憾的是，这种危险性和危害性并不完全为各国知识界和决策界所清醒地认识。弱小国家在霸权专制和压制下噤若寒蝉，而形成中的多极世界中的关键力量，若为世界和平发展所谋虑，则需要达成超越罗尔斯规则的共识。
共识的一个可能聚焦点，是对“费孝通规则”的理解上。费孝通提出的多样多元文明共存的十六个字，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多样文明世界的共生之道和多极世界的共处之道。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大国及各国要探寻一种在差异中的相处之道，从不和谐走向和谐，尊重差异、尊重他者之类的共同价值观就很重要。欧美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跨文化沟通理论，不乏与“费孝通规则”契合的地方，所以“费孝通规则”并非只是中国特色，其内在含义也与文明发展的需求是一致的。“费孝通规则”要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支配准则并非易事，这套国际关系道德准则要真正有效，还需要大国尽快行动起来，将这套准则通过教育内化到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形成真正有力的道德自律。尤其重要的是，全球媒体报道更需要摒弃讨伐式的“罗尔斯规则”，在互相尊重和欣赏的“费孝通规则”上形成报道的价值共识。
选举民主制度存局限
与多极世界国际关系中国家的行为道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他我关系的处理上。在利害问题上，有四类他我关系的处理方式：一是损人不利己；二是损人利己，例如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新旧殖民主义等；三是利己不损人，英国的埃德蒙·柏克曾经掷地有声地说：“只要对自己有利而又不伤害他人，这个就可以大胆地去做!”这种个人自由观念从孤立的个体意义上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这种个体行动一旦置于群体之中，后果很难预料。斯密以来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基本上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但其未能料及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经常困惑的理性的个体行动总和导致非理性的集体后果现象。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与其不无关系。个人也好，国家也好，行动一旦完全为此所支配，难免会出现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现象。
因此，很有必要将克制和节制的美德引入到国际关系中，这就是第四种他我关系处理方式，不妨以惠己耘人称之。惠己耘人的行为道德并非高不可及，经济生活中愈来愈为人们鼓励的社会责任企业，实际上是在弱化赢者通吃的企业规则，探索平等互利的经济生活。在国际关系中，惠己耘人的国家行为道德的养成，一依赖于相互监督、平等互利的国际制度，二仰仗于国内制度的改造，将他律、自律、互律机制嵌入国内制度。之所以强调国内制度改造，是因为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选举民主制度，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困境，也即这种制度经常以损人利己并且是所谓“合法”的方式，纵容着对外转嫁危机和压力行为，从而让其他国家民众承担本国国内成本。因此，从国与国关系层面上说，或者从内外政治统筹的角度看，流行的选举民主制度还不是建构惠己耘人的和谐国际关系的最好国内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将对内的责任与对外的不负责任分离开来，极易并且经常制造着国家间纷争。一个实行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涉及他国利害的公共政策辩论时，由于他国被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不能进行合理的权益维护，从而经常导致弱国为强国所宰割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封闭的选举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所在。总的来看，西方流行的民主理论在这方面并没有形成重大学理突破，仍然停留在传统民主理论层次，这是惠己耘人的国际关系难以确立的国内制度根源之一。现在是各国学者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意义上，用力反思以西式民主理论为代表的第一代民主理论的时候了。
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相处之道
人类现在处于历史选择的一个关口，站在两条道路的抉择点上，一条是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强权政治的道路。世界政治有可能退回到旧国际政治的无序混乱中，也有可能迈向新型国际关系的有序发展道路上。
新的多极世界一定是多样文明相互学习、相互进取的时代。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做主，各国之间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全球性的事情由各国团结协作来办，应当逐步成为国际关系基本议事和行事准则。其中，大国需要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上起表率作用，首先应当带头放弃冷战思维，广集民智，汲取历史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致力于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管理模式，推动并推进世界从不和谐向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