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食货”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思想论文,班固论文,食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存在着排异性特点。中国是以农立国，农业是小农经济，工商业始终处于“末业”地位。中国封建社会，食与货处在矛盾之中，中国历代统治者与文人，都是靠重农抑商来暂时缓解食货矛盾。
班固既重视农耕，又注意工商，班固对食与货都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封建制度是农工商行业不平等的根源，班固没能认识到食货矛盾是社会制度问题，当然提不出科学的解决办法，遂也把重农抑商当成灵丹妙药，这是传统的农业文化思维模式。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出身于世代显贵的家庭。父班彪是汉代著名的学者。班固继父志，著《汉书》，成就史学大业，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食货志》是《汉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叙述汉代农耕工商的经济情况，也反映了班固及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与史学思想。《食货志》阐述了班固对“食”与“货”两种经济部类的不同看法与态度。对班固的“食”与“货”思想进行比较，可以揭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统治下的经济矛盾与社会痼疾，了解班固重农抑商的传统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封建社会食与货的矛盾性
何谓食与货？《汉书·食货志》指出：“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以下引文均引自《汉书·食货志》）意思是《尚书》“洪范篇”所讲的八政，第一就是食，第二就是货。所谓食系指农耕与食物之品类；所谓货就是布帛之类的手工业与刀贝之类的货币。可以明确地概括为“食货”就是农业与工商业。班固认为，食与货是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系“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班固是认识到的。然而，在封建社会，食与货不是孪生兄弟，平起平坐，而是主从关系，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食货社会地位不同，从而造成人们观念中对它们的态度也不能一视同仁，而是厚食薄货的。这在班固的思想里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故农业发达。工商业虽也曾繁荣昌盛，但始终处于“末业”地位，是农业的附属物，甚至是农业的对立物，被看成是治国安邦的绊脚石。在欧洲中世纪后期，一俟工商业发展、繁荣，封建社会即处于日趋衰退，从而逐渐解体阶段，遂向资本主义过渡。因此，在欧洲各国，农业与工商业是相伴发展的，故社会演进迅速。农业与工商业不是趋向排异状态，而是处于接力倾向。工商业紧随农业发展而促进社会经济迅速腾飞。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商业几度兴盛，但都遭到抑制与打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排异性特点。
中国为什么历代都存在食与货排异的矛盾性呢？为什么统治者与多数文人学士都存在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呢？这里有主客观原因。主观上是因为中国文化源头《周易》与儒家传统思想文化都是重农耕的。中国上古时代的五行思维是以土为中心，农耕占主位。自古以来人们观念形态上都是“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这种观念代代相承，根深蒂固。另方面客观上，中华民族发祥于黄河中原地区，那里只有蓝天与黄土，适宜农业生产。农耕是生存条件，也是统治的基础。因此，商品经济的落后与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的影响，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重食轻货”的观念。
中国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即使历代出现土地兼并集中，但仍以小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没有形成大生产式的大农业。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衣食住行自行解决，万事不求人，所以交换不发达，是封闭式经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稳固的经济基础与模式。中国的农耕就是小农耕作，工商业只是经济生活的补充，不是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因此，只有发展农业，附以工商，则经济生活才会平衡，小农经济才能维持，社会才会稳定。一旦工商业过分发达，造成弃农经商与土地兼并集中，这就会影响小农经济的稳定。小农发生分化，农业就衰落，社会混乱，危及统治，造成经济与社会失衡。因此，中国的社会安定，统治巩固是与小农经济密切联系的。正是这种小农经济维护着中国历代封建政权。工商业则成为危害封建统治与正常经济生活的异端，自然成为抑制、打击的对象。所以，以农立国与传统的农业文化思想以及小农经济模式，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食与货处于矛盾状态。这个矛盾纽结始终未能解开，农业与工商业也未能长时期的协调发展。
班固的食货思想意境
班固认为食与货是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需的，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在班固看来，教民耕种，使粮食富足，教百姓做买卖，而货物流通，只有这样，才能国实民富，老百姓才会讲求礼义廉耻。在这里，首先班固是既重视农耕，又注意工商的。认为农耕与工商是国泰民安的两项基本经济措施，并把它与民情风尚、社会思想、文明建设联系起来。可见，班固是重视经济对社会与历史的作用的。这是唯物论体现。
然而，班固对食与货又有自己的意境，对发展农业，即对“食”有一套看法与主张。
首先，认为农耕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政首”。班固从黄帝、尧舜、夏禹、殷周重视农耕的事实出发，以《诗》、《书》、《周易》记述为根据，认识到经济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他说：“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这些话明确讲出农耕对帝王统治、治国安邦、管理人民的重要意义，成为首要的政治。班固既认识到政权的经济基础问题，又强调了农业为首，这是重要的贡献。
其次，班固所认识的农业经济只是小农平均主义经济。他认为，田地大小与经界必须规范化，统一制度。他提出要“正其经界”，要建立丈量土地标准，提出“建步立亩”的丈量办法，就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建立了土地测量的标准，提出土地分配的办法。农民以口授田，“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就是建立平分土地的法规。每家每户按人口分到规定的土地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这是一副小农耕作，邻里和睦相助的“春农图”，也是班固的理想王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最忌兼并而导致不均，班固也极力反对社会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财贫，和亡寡，安亡倾”，意思是说不怕少而最怕不平等，不愁贫苦而耽心不安宁。平均就无贫困，和睦了就没有少与寡之差异，安定就不会有倾辄。这些反映了班固的小农平均主义经济思想。
第三，班固把农耕与上层建筑联系起来，表现出他的思想深度。班固有敏锐的洞察力，不就事论事，不孤立单一的看待农业生产，而把农耕看成是社会的基础。农民得到土地，然后负担赋税，供百官俸禄与车马甲兵费用。农业发展了，就有了经济条件与基础，兴办学校（庠序），形成“里有序而乡有庠”。通过学校教育，使老百姓学文化，“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班固有一套完整的发展农业，维持封建统治，兴办文化教育的系统思想，显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及其思想的深刻性。同时，班固又认为农业衰败，衣食无着，危及统治。“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意思是说，老百姓衣食不足而可维持统治的，自古以来从没有听说过。如果钱粮殷实，万事何愁不成。“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意思是如果粮足钱多，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进攻就会克敌，防守就会稳固，打起仗来必胜。因此，班固把农耕与治乱兴衰、与文化教育联系起来，高瞻远瞩，极富远见。
第四，班固对农民有同情之心，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他认为衣食是农民起码的生存条件。人一天不吃就要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要受冻，这是人之常情。“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受冻挨饿的人就不会讲究什么廉耻了。“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他劝皇帝应该“明主知其然也”，就是贤明的君王应当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班固提出要“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以防不虞。他十分同情地说，农民“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人相食”。这些叙述表露了班固对农民所遭受的不幸的同情之心。于是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疾呼“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班固对农民同情，主张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固然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也反映历史家的人民性的一面，能把农业生产景况与劳动者的遭遇结合起来，把物与人结合起来，这是班固史观的高明之处，是班固唯物观的进步。
总之，班固对“食”即对农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标准，那就是食为政首，小农经营，食为社会基础，食系民富等。班固对发展农业既力倡也有具体主张，提出了理想的农业标准。这标准包罗了班固的农业经济观，体现了班固农业文化历史观的发展水平。
至于“货”，即工商业，班固同样也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既认同工商业，又不允许其伤害农业，防止本末倒置。因此，对于工商业，班固也有自己的理论与标准。
其一，视商贸为调节贫富的行当。商贸原本是互通有无，调济余缺，保障生活的手段。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贸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与行业。不仅仅是调济余缺，互通有无的问题，而是经济的本身，并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班固的商业观即对货的认知是保留在原始性、初级阶段的认识水平上。把工商业仅视为调节余缺的手段。“以调盈虚，以取奇羡”。货是做为“准平”功能而存在的。班固在《食货志》中叙述了商贾“计本量委则足矣”（意为估量本利则赚得不少）之后，亦即发财之后，紧接着就说“然而民有饥饿者，各有所藏也”。意思是老百姓受饥挨饿，而商人囤积粮食。通过对比，揭露工商业发展之后带来社会不平等的后果。于是班固提出“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的办法，就是老百姓富足时，谷物就便宜不值钱，国君就应当收购。一旦百姓缺粮，食物不足时，国君就应当散卖粮食，这样贵贱集散应当适合时机，这就是班固所理想的“准平”政策。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守准平”，那么各家各户就会富足，春耕夏耘就会如常进行。所以班固强烈反对富豪剥夺百姓。“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这反映班固反对奸商牟取暴利，致民贫困，主张商业仅做为社会生活调节性辅助行业而已。
其次，认为货盛招祸。对货怀有成见，但也含有部分的卓识。班固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必须有个度，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给国家统治招来祸害。“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意思是富商大贾，囤积财货奴役穷人，百里转运，在乡村囤积货物，等待时机，牟取暴利。公侯也都低头巴望商贾赐与。铸钱煮盐，家财万贯，而不支持国家之急需，老百姓困苦不堪。这里说明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内，一旦工商发展，商人就会成巨富，到头来国危民穷。货隆招祸矣。班固这种认知，既有成见因素，又含远见卓识成分。总之，班固并非一概排斥工商业，认为适度发展工商业，对国计民生是有利，可以使工农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他反对工农业比例失调。在封建制度下，商品经济不发达，如果过度强调工商业，即将适得其反，危害农业，给国家与百姓带来不良后果。这些就是班固“货”的标准，是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与意境。显示班固思想既有保守的倾向，又有合理的成分。
扬食抑货的农业文化思维
班固在《食货志》中不仅谈了对食与货，即对农业与工商业的看法与态度，表达了思想意境，而且还强烈地表现出扬食抑货的农业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对食与货历来处理不当，不是从社会制度去考虑问题，结果都是靠扬食抑货的办法来求得平衡。这是传统的农业文化思想模式与必然的政策。
班固扬食抑货思维的理论依据是“食货矛盾论”，即货盛伤农之理论。班固认为，中国原本是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盛世。“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整个社会是和谐一致的，“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在班固眼里，我们祖先留给了我们一片乐土。只是到了后来，周朝衰败，农耕遭破坏，“暴君污吏慢其经界”，“上下相诈”，“于是上贫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由于社会混乱，百姓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务须买卖交易，以得到所需物品。于是贱买贵卖，为富不仁就出现。“贵诈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由于籴粜价格差异悬殊，结果伤害平民与农民。“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鉴于此，班固认为善于统治的人，应当不损害平民利益而使农民又乐于耕种，两全其美。“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班固从农业文化思维出发，迷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把买卖交易看成是社会混乱的根由，把食与货对立起来，这是产生扬食抑货思想的原因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工商富而农业贱的经济现象。导致农民弃农经商，引发社会贫困与混乱。班固面对这种经济现象与社会现实，由于未能认识到这是社会制度问题，当然不可能提出科学的解决办法，遂把重农轻商当成灵丹妙药。班固认为，由于工商业发展，贱买贵卖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富商巨贾与王侯一样派头阔气，享不尽荣华富贵。“富埒天子”，即富贵与天子同。工商业发展，造成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这样的社会不均不平等，造成农民离乡背井，社会问题就会日益严重。“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班固看到背弃农耕而追逐工商利润，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于是大力主张重农抑商政策。“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己矣”，“方今之务，在于力农”，“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所以，班固认为经商会致富，务农则贫穷。这种行业不平等是社会经济病根，因此班固希望人为消除这种工商与农业的行业不平等，力主扬食抑货。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消除这种工商业与农业的行业不平等问题。因封建制度是这种行业不平等的根源。班固未能认识这一点，唯有寄希望于重农抑商政策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官府压榨盘剥农民，商人也兼并鱼肉农民。历史上农民周期性的陷于绝境。班固基于对农民的同情，也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轻徭薄赋。班固对商贾剥削农民十分反感，书中揭露了商人的为富不仁的面目。“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坐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意思是大商巨贾，囤积居奇牟利，小商人贩卖东西，蓄积货物，高价出售。白天市贸繁忙，趁国家危急，倍价售卖。因此这些商人男不耕耘，女不丝织，可穿的都是绸缎，食必鱼肉，没有农民那种痛苦，有几百上千钱的收入。由于富有，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为利而相倾辄。他们遨游天下，衣冠相望，乘坐肥马轿车，穿戴精美的丝绸服饰。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缘由了。班固基于对农民的同情与对商人的嫌恶，又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因此重农轻商就成为逻辑之必然了。
班固以历史上食货改革为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扬食抑货是历代政治的要务。班固认为西周衰败后，理想的井田制遭破坏，政令难行，国家一片混乱。及至战国，食与货的矛盾就已经显露，魏国起用李悝为相，除了“尽地力之教”，大力倡导农耕外，还实行平粜法。就是农业丰收，粮食价廉，官府大量以平价购进，防止价贱伤农。农业歉收，粮价暴涨，官府则大量以平价抛售，防止价昂伤民。这是“取有余以补不足也”。魏文帝采取李悝的扬食抑货办法，使“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秦孝公用商鞅，搞了“坏井田，开阡陌”的改革，目的在于“务本”，在于发展农业生产。但由于允许土地可以买卖，终于弄得社会不均与不平等，以失败而告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大兴土木，横征暴敛，不重农耕，“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戌”，结果弄得“海内愁怨”，以致秦亡。汉初，汉文帝时代，针对当时社会类似战国时代，百姓“皆背本趋末”，农田荒废，争趋经商，弄得社会“淫侈之俗，日日以长”，于是贾谊力主扬食抑货，驱使百姓努力耕作，使民富国强。“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可以为富安天下。”文帝采纳贾谊的意见，自己带头耕种，劝天下百姓勤于农耕，“于是上感谊言，始于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到了汉景帝及武帝初年，粮食充足，社会安定。“民遂乐业”，“府库余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由于重农抑商，社会安宁，民富国强。班固又历数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王莽各时代在食货问题上的风雨成败，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扬食抑货的结论。班固认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重农抑商，社会才能富足安泰，否则就招致民穷财竭，社会动荡不安。班固以史为镜，强调重农抑商是历代朝政的要务。
综上所述，班固根据食货相左与矛盾的事实，认为货盛伤农。由于农工商行业经济不平等现象存在，导致农民弃农经商，造成社会不安宁。为社会安定、国泰民安计，务须重农抑商。班固对农民的同情与对商贾的反感嫌恶，加强了班固重农抑商的思想观点。班固又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重本抑末”的资治意义。这一切都是班固农业文化思维的归宿。扬食抑货是农业文化思维的必然结果。
食货固结何时解？
中国是封建君王专制的农业国，既存在君王专制，又以农立国，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国情。支撑几千年中国封建国家大厦的基础是农业——小农经济。因此，农业是中国的本业与经济基础。君王专制制度要靠农业的支持。这就是历代统治者、谋士、文人学者重农思想的物质基础与客观环境条件。封建专制制度需要农业，封建性小农经济也适合于封建专制制度。重农思想是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中国历朝封建专制统治丝毫没有削弱过，因而重农思想代代相续。
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只是封建性质的，是封建小农经济的补充，不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以农业为尺度的，不能与农业平起平坐，更不可能超过农业。这是封建制度所决定与规范的。因此，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农业国的特点决定了工商业只能是末业和处于配角地位。
工商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发展带来对农业的冲击，从而也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冲击。因此终将招来备受抑制、打击的厄运。工商业发展只能限制在封建社会所允许、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一旦超出，除非改变社会制度，否则必受打击而衰落。欧洲封建社会由于工商业发展，爆发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从而推翻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终于成为国民经济的本业与主体。农业生产的性质也逐步改变，并纳入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整个社会经济，包括农业与工商业都处在资本主义范畴之内。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工农业协调发展。
由此可见，要解决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必须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必须改变以农立国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政策。几千年的中国，既保存封建专制制度，又沿袭以农立国的传统，这怎能解决农业与工商业的矛盾呢？所以如班固等封建时代学者无不采用重农抑商的办法来解决食货矛盾了，舍此实无其他妙策良方了。但这只是止痛药，暂时缓解一阵，病灶依然存在，不久旧病又会复发。这就是中国社会农业危机周期性出现，重农抑商政策周期性采用的缘由了。
历史唯物论认为，农业与工商业矛盾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制度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现象。要解开食货矛盾的固结，必须从历史角度着眼，既要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又要采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与手段，使农业与工商业统一在市场经济的大环流中，发挥经济规律作用，从而在商品大经济范围内使农工商得到协调发展，它们之间的矛盾自然迎刃而解了。市场经济是解开农业与工商业固结问题的一把钥匙。这在东汉的班固自然是认识不到的。因此他的食与货观点自然带有重农轻商性质。我们不能过高要求他，因为他是古人。但我们也不应一味赞誉《汉书·食货志》，因为它毕竟是封建农业文化思维的产物，未能根本解决封建经济矛盾问题。这种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应予以指明。我们比较班固的食与货经济观，可以透视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顽症痼疾的病灶，探究历史家的史学思想境界，从而找出解决农工商经济矛盾的方法，为研究封建社会经济理论问题提供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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