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学者风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度论文,学者论文,钱大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大昕（1728—1804）是乾嘉时代著名史学家。他不仅在考订求实的学术上是一流的，是当时的史学大师，就是在待人接物的风度上也是最佳的，是受尊重的杰出学人，当时学者予以表扬，如今学者也可追思。
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不良倾向，或曰毛病：一是文人相轻，自负高明，轻视他人；二是待人苛刻，不愿付出，苛求他人。这两种毛病，乾嘉学者也是有的。然钱氏因心正学纯基本上未被传染，且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学者之间关系上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的学者风度。
当时章学诚给钱氏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世俗学风有所偏弊，戴震尝于筵间口谈秀水朱氏（指朱彝尊），遭人切齿；又说：“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1〕此信内容有点含糊，但提及戴震，大致与其人其学不无关系。章氏对戴震意见很大〔2〕，又明知钱氏与戴震关系较好，不便明说， 然实在忍耐不住，故作试探，“岂无知音”、“宁无暗合”云云，透露了一点意思，即试探一下钱氏的态度。钱氏对此，是否应答，不得而知，《潜研堂文集》中是没有答章氏书信的。钱氏是否答出，似在两可之间，有可能答了，应付一下了事，或仅简单地表明自己态度；也可能不答，沉默待之，也就显示了态度。背后嘀嘀咕咕的行为，非钱氏所好；背后捅刀之事，钱氏更不愿为。
至于学人间正正当当的学术交往与研讨，钱氏是很认真的，实事求是的。
钱氏与戴震的关系是很好的。戴氏是当时最为突出的经学家，自恃学识过人，颇有些盛气、骄气。章学诚对此多有反感，讥其“好辟宋儒”、“心术不正”〔3〕，“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4〕，“害义伤教”〔5〕。王鸣盛也说戴氏“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 “狂而至于妄”〔6〕。钱氏却不然。就在钱氏考中进士的那年（乾隆十九年， 公元1754年），一时穷愁潦倒困处北京歙县会馆的戴氏前来拜访，带来了著作，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于是定交。钱氏慧眼识英才，惊叹戴氏为“天下奇才”。次日，钱氏将此告诉了秦蕙田。秦氏时任刑部尚书，正在编纂《五礼通考》，急需学者协助，立即屈尊与钱氏一同前往拜访戴氏，邀请戴氏住到秦家。由于钱、秦等人的延誉，次年吏部尚书王安国约请戴氏到家塾教书，并命其子王念孙拜戴氏为师。同时，与钱氏同科进士的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还有卢文弨等，也都与戴氏交往，“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从此戴氏“声重京师”〔7〕。
钱氏推重戴震，是因其确是当时杰出的学者，无人可与其匹敌。他曾亲自写了《戴先生震传》，充分肯定戴氏在文字声音训诂、地理沿革、校雠、历算、典制等方面的学识与成就，深赞其区分《水经注》经注之说，称道：“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请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驳正旧志之讹。”“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议，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累不可易。”在此传中，还写了戴氏“性介特，多与物忤，……人皆目为狂生。”深喜戴氏个性特点，流于言表。在钱氏眼里，戴氏有点骄傲自负，也不为过。他甚至提到过，“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8〕。 推崇戴氏坐了当时经学家第一把交椅。有时，钱氏与戴氏交换学术意见，如：关于孙愐《唐韵序》“前后总加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言”的字数问题，钱氏意谓“《序》所云增加者，兼注中字而言”〔9〕，向戴氏征求意见。有时， 钱氏也与戴氏商榷学术见解问题，如：戴氏对其师江永推步之学评价很高，说江永“不在宜城（指梅鼎九）之下”。钱氏在读了江永《翼梅》后，觉得其论不如“宣城之识之高”，然后质问“当今学通天人莫如足下，而独推江无异辞，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抑原有说以解仆之惑耶？请再质之足下。”〔10〕这种交换学术意见与学术商榷是正常的，友好的。
钱氏与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是朋友，或有学术交往，互相尊重。
王鸣盛是钱氏的同乡、同学、同官，又是内兄，关系密切。王氏通经学，精史学，善诗，著有《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等多种，颇有点自负。曾言“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11〕。然而，他实际上议论颇多，且有时口气很大，讥刺前人，《十七史商榷》中多有这种情况。钱氏对他颇为尊重，于其逝世后，写了墓志铭，叙述了两人的密切关系，肯定其为人为学〔12〕；还写了这样动情言实、给予很高评价的挽诗：“海内知己有几人，垂髫直到白头新？经传马郑专门古，文溯欧曾客气驯。勇退较予先十载，立言垂世已千钧。蛇年难挽名贤厄，肠断新春只两旬（腊月二日下世，去立春仅十有七日）。”〔13〕但在王氏生前，钱氏也曾对其善意而含蓄地提出过批评意见。当王氏写成《十七史商榷》即将问世之时，钱氏给王氏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长洲何氏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试呵前哲为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正规过，非以诋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王戒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而后来宜引以为戒者也。”这些话，切中王氏之病，可谓诚挚而中肯的批评。信末还说：“《十七史商榷》闻已刊成，或有讹字，且未便刷印，全将样本寄下。”〔14〕这是表示愿为其改正文字，实际上是自愿为其审阅。此种态度，毫无俗气，而是真正的学术诤友。
王昶也是钱氏的同乡（江苏青浦）、同学、同科，晚年定居于苏州，又同好金石之学。两人来往甚密。钱氏在《王公（昶）神道碑》中提到：“其交最久而莫逆于心者，则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尝扁舟往访，升堂拜母，修子姓礼。”〔15〕如此亲密的莫逆之交，很是难得。朱筠、纪昀也是与钱氏同科进士，学术旨趣基本相同，在京时互有往来，关系也好。钱氏曾与朱筠通信讨论《国语》伶州鸠所言“武王克商，岁在鹑火”的年代问题。曾为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写序，称其诗“声调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又证其推断哈拉火卓石壁“古火州”三字，“当是元人所刻”之可信，称其“考古之精核”〔16〕。
洪亮吉也是钱氏的朋友，两人多次通信讨论学术问题。《潜研堂文集》中收有四封与洪亮吉的书信，其内容：一是“
”字的考释问题；二是三国疆域问题；三是秦郡多少问题；四是南朝梁之淮南、南梁二郡并立、并合的年代问题〔17〕。讨论认真而深入，意见坦率而善意。又为洪氏《东晋疆域志》作序，称其“才大而思精”，所为乃“大快事”，且谓补写此志有“实土之广狭无常”、“侨土之名目多复”、“纪传之事迹不完”、“《志》之纰漏难信”等“四难”；还希望洪氏早日“志十六国之疆域”，企待观阅〔18〕。钱氏与校勘家卢文弨可谓密友，在《抱经楼记》中谈到，在京师时与卢氏游，“学士性狷介，与俗多忤，而与予独有水乳之投”。又称卢氏“藏书万余卷，皆手校精善”〔19〕。还在通信联系中，讨论历算、职官等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钱氏欣然接受卢氏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曰：“来教谓《续汉志》述二十四气中星，大寒旦中，当是‘心半’，非‘心二半’。仆初校时，但据闽本添‘二’字，初未布算，兹以《四分术》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来粗心之误，受教良非浅矣。”〔20〕同时，钱氏晚年任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与藏书家黄丕烈也常往来，所写《元史艺文志》送请黄氏订正，并在此作中记有“黄丕烈云”的话，还在《自己》中写有黄氏“纠其踳驳，订其同异”的文字。足见钱氏的虚心与诚实。
钱氏在广泛结交与学术交往中，始终是虚心、诚挚的。他称道身居要职的阮元“肯以经术为多士倡”，热心倡导学术事业，善于组织学术文化工作〔21〕。他从赵翼“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的诗句，猜透赵氏退职归田是“托于老子之‘知止’，不图立功而求立言”〔22〕。他本人退休还乡，与赵氏意趣相同，故灵犀相通。他曾为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逐加校阅”〔23〕。冯集梧于毕氏去世后刊刻此书，曾请钱氏作序。钱氏以为不妥，谦言“名位既卑”，“岂敢任此”，坚辞不写〔24〕。这可能是有所顾忌，也说明他是谦逊的。
对于年事稍长的学者，钱氏很是尊重，但也不一味恭惟，而是认真地区别对待。
方苞是当时有名的散文家，有点自负而“护前”。钱氏在《跋方望溪文》中说：“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有人提出他“省桐城而曰桐”之误，他竟然“护前”而不肯改，故又有人讥他有“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之病〔25〕。又在《与友人书》中指出方苞为人在“波澜意度”方面仿古，“未喻乎古文之义法”；不达“为文之旨”，只仿“古文之体”，故有人指出其“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之病，“可谓洞中垣一方症结”〔26〕。同时，钱氏也对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的姚鼐“以庐江为衡山改名”之说，提出质疑，指出西汉之时，“衡山自衡山，庐江自庐江，未尝合二而一”，仅执“庐江出陵阳”之单辞，恐难“以为定案”〔27〕。此实中姚鼐所考仅是推测而无所“征言”之病〔28〕。钱氏少时曾前往拜访过吴派经学奠基人惠栋，晚年犹未忘怀。对于惠氏所作《古文尚书考》，既肯定它有“证明伪书”之作用，又指出“先是，太原阎征士百诗著书（指《古文尚书疏证》）数十万言，其义多与先生暗合”〔29〕。这实是言惠书多与阎书暗合。此种实事求是的批评，很是得体。
对于当时有名的诗人袁枚，钱氏也很尊重，两人颇有交往。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写诗不同凡俗，不避男女之嫌。他知道钱长于史学，不耻下问，向钱氏求教“古今官制”问题。钱氏则认真而详细地回答，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并谦逊地写道：“客中未携书籍，兼之多病善忘，诖漏舛错，不知所裁，惟执事教之。”〔30〕袁枚八十寿辰时，钱氏为作《袁简斋八十寿诗》七律四首，其中有“儿童尽识真才子，朝野多推老作家”之句〔31〕，给予很高的评价。袁枚逝世后，钱氏所作《袁简斋前辈挽诗》七律三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几载相逢索挽诗，今朝真赴玉楼期。篇章最是公卿赏，姓氏居然妇孺知。”“六朝山色俄蕉萃（憔悴），此后谁搴大将旗！”〔32〕于此可见钱袁两人平时相好无间，钱氏对袁枚诗的肯定和推重。此与当时有些卫道士谩骂袁枚，显然是两种态度。
对于当时的一般学者，钱氏也是尊重而有学术交往的。
梁玉绳科举不就，当时默默无闻，世人不详其生卒年，只知他中年弃举子业，潜心撰著，写有《史记志疑》等书。钱氏与其多次通信，讨论《史记》一些问题，一谈《秦楚之际月表》的“微旨”有“抑秦”、“尊汉”、“纪实”三点；再谈《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之于甘石之传”，后世所传《甘石星经》乃“伪托”之作，“剽窃”于《晋》《隋》二志，并指出梁氏“据《晋志》以纠史公”欠妥；三谈武安侯田蚡“奉邑食俞”、栾布“封俞”的地点问题，并指出梁氏“言县侯必尽食一县”一说也不尽然〔33〕。这是一种与他人耐心认真地讨论学术问题的诚恳态度，摆事实说道理的科学方法，不摆一点架子，毫无学阀之气。
同乡人徐文范（字仲圃）与钱氏讨论南朝侨州郡问题。钱氏致信与其切磋，有据有理，分析明白，末云：“顷见足下《卅郡表》中颇有承用《晋志》者，似宜订正，以破后来之惑。”〔34〕态度诚恳，意见中肯。人们皆知，钱氏对东晋南朝侨州郡问题和《晋书·地理志》有关东晋侨州郡的记载，是经过深入探讨，有真知灼见的。萧子山作《释车》三篇，请钱氏作序。钱《序》指出戴东原有《释车》、钱献之有《车制考》等类似著作，言萧文“考证博洽则过之”，似乎是鼓励之词；而言已“于器服制度茫乎若迷”，“往往昧于句度”，还说“顷与子山交，庶几为我指南。”〔35〕诚实地坦白己短，虚心地学人之长，实在难能可贵！顾古湫与钱氏有“同以治《毛诗》举礼部试”之旧，以所作《虞东学诗》求序于钱氏。钱氏于《序》末云：“乃予于《诗》实未有得，读先生是书，盖慨然增予荒经之愧也。”〔36〕声名已扬海内的钱氏不仅不装腔作势，反而坦白“实未有得”，多么谦虚！
湘潭人张鹤泉进士久仰钱氏之名，然未曾识面，自己曾作《文集》，托唐陶山求序于钱氏。钱氏因未见其集，“不敢虚誉辞”；张氏又托唐陶山寄示各体文二册。钱氏读之“始信其工”，欲序而未动笔。不料唐陶山来书言张氏已死，还说张氏临没以不见钱序“为憾”。钱氏深愧有负于人，立即为序，其中写道“：夫文之声价，本不待序而重。昌黎（韩愈）之文序于李汉，汉岂能重昌黎者？柳州（柳宗元）之文序于刘梦得，梦得与子厚同患难、交最密，然梦得文格不如子厚，且二子之序皆在身后，未知果有当于昌黎、柳州之意与否？鹤泉以韩、柳为师，视近代鲜当意者，而乃有取于予之言；予方欲就鹤泉决其当否而竟不及待，仅得比于刘梦得、李汉之例，予负鹤泉多矣！”〔37〕这里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谦逊的比喻！张氏地下有知，当不会含怨而责之。鲍以文得熊氏（宋人熊方）《补后汉书年表》，校勘而欲刊之，请钱氏覆校。钱氏与熟于范史的弟大昭“参考商略”而校正之，“两阅月而毕事”，还指出“此表间有未合者”，但未对原文“轻改”，只说聊表“规过之义”〔38〕。这种对他人负责、认真、谦虚的态度，古今学界并不多见。
就是与弟子、晚辈及弟侄的学术关系，钱氏也是诚意而谦慎的。
钱氏曾三次分别为山东、浙江、湖南等乡试的考官，选拔了不少学优的人才，如在山东选取了李文藻，在浙江选取了邵晋涵。他曾主持执教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达一二十年之久，培养过孙星衍、钮树玉、李锐、夏文焘、顾广圻、张燕昌等等不少优秀人才，弟子多达几千人。今阅《潜研堂文集》中十二卷《答问》（卷四至卷十五），可见其答问内容之广博，探讨之深入，教学之相长。
钱氏主山东乡试，选取并赏识李文藻（号南涧），从此常有过从或书信往来。他对李氏不以“师弟”相待，而因“臭味相投”，以友朋相处。两人对于诗的看法“鸣者出于天性之自然”，“乃不谋而相合”，两人的性情“略相似”；钱氏还认为李氏在“钞书之多”、“访碑之勤”、“气谊之笃”、“诗文之富”等方面皆“过于予”〔39〕。李氏逝世，钱氏写了《李南涧墓志铭》，记其为学为政，深惜其早逝。
钱氏为浙江乡试副考官时，识拔邵晋涵，从此结成友谊，来往较密。他盛称邵氏学能，许其为四库馆的重要成员，曾言：“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指邵氏）”，惜其“以编书积劳成疾”而去世。恶耗传至吴下，钱氏“泣然而失声”〔40〕。得意的弟子逝世，老师如伤子女。如此诚笃情真的师弟之谊，令人生感！
孙星衍曾在钟山书院受教于钱氏，后来师弟之间常有讨论学术的书信往来。钱氏曾在信中盛称孙氏“研精小学”，与其讨论小学问题，提出不少意见和看法，供其参考〔41〕。又致信称其“撰述甚富”，对其《太阴考》、《太岁岁星左右周天图》等作提出意见〔42〕。后又在答书中提到：“至论中星斗柄之异同，则仆非专门，不敢措一词。”对弟子坦白，不知为不知。又说：“太阴、太岁之辨，尊见既与鄙意不合，仆今亦不复言，多尊所闻，听后贤决其然否。”师弟学术见解不一，各尊所闻，保留己见，听后人抉择。这种宽容的气量，谦虚谨慎的态度，共同探讨而待之公论的诚意，丝毫没有师尊的架子，唯钱氏有之！
钱氏与段玉裁也有学术交往。段氏是钱氏好友戴震的弟子，长于文字音韵训诂，曾以己撰《诗经韵谱》送请钱氏指教。钱氏为其书写了序，说它发展了顾炎武、江永等对于古音的研究，于研究经义很有参考价值〔43〕。又在复书中，称赞其“于古人分部，及音声转移之理”，“审之细”、“辨之确”〔44〕。又称其作“凿破浑沌”〔45〕。同时，又对其“谓声音之理，分之为十七部，合之则十七部无不互通”之说，表示“未敢以为然”，而提出不同意见〔46〕。他在与段氏通信中，还讨论了《史记》、《汉书》所引《尚书》今古文的问题〔47〕。长辈对晚辈学术成就充分肯定，双方又平等地切磋学术问题，令人钦佩。
钱大昭（字晦之）小于其兄大昕十多岁，是在大昕指授下成长起来的，大昕对其弟的学术成绩极为称赞：“予弟晦之，孜孜好古，实事求是，所得殊多于予。”〔48〕这是钱氏对其弟满意的表扬和极大的鼓励。钱塘（号溉亭）是大昕之侄，小于大昕七岁，早年“相与共学”，稍后又“相切磋”，后来钱塘刻苦治学和撰述，颇有成绩。大昕称他“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之学尤有神解”，并言：“吾邑言好学者称钱氏，而溉亭尤群从之白眉也。”〔49〕竟推钱塘于钱姓学者中最为突出，似是对其过誉；而实是大昕自谦，他为“群从之白眉”是当之无愧的。
钱氏对于弟子晚辈，向来不以教师爷自居，而是平等相待。有个友人欲以钱氏为师，他表示不可，引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语为戒，并说：“古之好为师也以名，今之好为师也以利。”还表示：“如以仆精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50〕他主张学者间往来，切磋学术，以“平交”为好。这种不论学术水平高低，不争长论晚，提倡“平交”的思想，是值得发扬的。
如果以为钱氏与学者往来，对他人学术，只是表扬和鼓励，或最多是提出商榷意见，那是不全面的；其实他对一些谬论和歪风，还是严肃批判的。如：有个程秀才以所撰《易源》稿送呈钱氏。钱氏对其书玄妙之论颇为反感，觉得学风不对头，便致信严肃地直言批评：“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今读足下书，所谓‘钦其宝莫能名其器’者也。……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故多忧患戒惧之词；今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今）自谓得千圣不传之秘，由于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滋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51〕《易》为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言简意赅，含义深而切实事，并无玄妙之意。后世儒者，尤其是宋儒以来，有些人故弄玄虚，发玄妙之论，夸夸其谈，玄之又玄，神神道道，犹如着魔。钱氏对此论此风，不随声附和，而予以批判，揭露其玄虚的学风，很有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是人学，还是神学，自来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方向路线，这是需要辩明的。钱氏对玄学理智的批判，值得肯定。
钱氏为学还有个优点：凡是考辨“往往有暗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贻雷同之诮。”〔52〕故其著述多是己见新说；或是在著述中说明取之前人、师友或学生之说。如：钱氏在书院教学时，回答学生的质疑问难，引述他人（包括学生）的见解，必作交待。检寻《潜研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答问》一至十二，便可察知底细。如有：“惠氏栋尝言之”〔53〕，“吴江陈启源尝辨之”，“予友孙渊如校《本草》”，“予友惠征君栋云”，“此义自金坛段君玉裁启之”〔54〕，“‘会’字之解，得之梁鸿翥。梁，德州贡生，所著《周礼解》予未及见，此条则李南涧为予述之”〔55〕，“予友孙星衍尝说之，以为权舆者，草木之始”，“子弟晦之云”〔56〕，“此吾友戴东原之说”〔57〕，等等。只要是先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论说者是前辈、师友或晚辈，都作交待，异乎古今少数剽窃之徒或暗取其说而明驳其论的狡黠之流。
对待古人，钱氏既不盲目崇拜，也不任意苛求，而是认真批判，善意商榷，力求平允，从不粗暴，是即是，非即非，实事求是。他对“廿二史”及其作者，都有所批评，对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大家，也有所指瑕，均见于《廿二史考异》、《十架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书，这里暂不细说。今只举他批判胡三省、吴缜两例，以使学人注意。
讥胡三省“文人相轻之习”。钱氏指出：自从胡三省《通鉴注》行世，史炤的《通鉴释文》便消退。“史注固不如胡氏之详备，而创始之功，要不可没。胡氏有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轻之习。”他还指出：史注本来不误者，胡氏更改而致误，如范睢之“睢”，本为“千余切”，而胡改音“虽”。胡氏“疏于小学，其音义大率承用史氏旧文，偶有更改，辄生罅漏。”〔58〕钱氏另写有《文人相轻》条，规劝文人学者不要相互菲薄。指出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护惜”王杨卢骆之体，“不欲人訾议”。并说：“以视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笃宋玉为罪人者，犹鹍鹏之与蚍蜉矣。”〔59〕文人相轻，踩及古人，钱氏对此极为不满，故有“蚍蜉”之讥！
批判吴缜欠诚及浅见。吴缜曾想参与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未得到许可。据说欧阳修“以其年少轻佻”，未许。《新唐书》成书后，他便写了《新唐书纠缪》，专找《新唐书》的毛病，多所讥刺。此书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得到后世个别学者的好评〔60〕。钱氏发现此书问题颇多，指出十余条错误，说明吴缜对于地理、官制、小学多有“未达”，故批评吴缜“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又说：《新唐书》“舛谬固多”，吴缜“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祇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61〕学术界开展批评是需要的，但要求具有忠厚之道，实事求是，不可快己意而中伤人，钱氏之意在此。
钱氏写有《奕喻》一文，说的是他自己看友下棋，嗤败者失算，以为彼不及己。自己与人对局，颇有轻人之意，然甫下数子，对方已得先手，局将半，已显出彼强己弱，竟局输彼十余子。于是，他联想到：“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轻视或苛求古人与他人，夸饰自己之长，忽视或掩盖自己之失，“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奕者之不若己！”〔62〕傲视古人与今人，实是无自知之明。
钱氏曾指出：“文人之病，恒在骄与吝。”〔63〕骄者自负而目空一切，自以为高明而轻视他人，以放大镜看自己之长处而察他人之短处；吝者小气而自私，自己不愿付出而苛求于他人，以大喇叭鼓吹自己的优点而宣传他人之缺点，总之，企图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钱氏不仅指出毛病，而且以此敲起警钟；不只是警告别人，也经常提醒自己。他对同时代的学者，无论长辈、同辈还是晚辈，对往昔的古人，无论名人、大家还是一般学者，基本上都能做到真诚谦逊地相待，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坦诚地开展学术交流，既无骄气，也不小气。
钱大昕晚年写有这么两句诗：“守谦终受益，作善即为祥。”〔64〕守谦者，保持谦逊态度，待人接物；作善者，做到与人为善，对人助益。这是他人生哲学的自白，也是他为学经验的总结。察其言，观其行，他是具有“守谦”与“作善”的学者风度的。
注释：
〔1〕《章氏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官詹书》。
〔2〕参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 《书〈朱陆〉篇后》等。
〔3〕〔4〕〔5〕《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内篇二， 《朱陆》；内篇二，《书〈朱陆〉篇后》。
〔6〕《蛾木编》卷四，《光被》。
〔7〕参见《钱辛楣先生年谱》；《潜研堂文集》卷三九， 《戴先生震传》；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
〔8〕〔9〕〔10〕〔12〕〔14〕〔15〕〔16〕《潜研堂文集》卷四三，《邵君（晋涵）墓志铭》；卷三六，《与戴东原书》；卷三三，《与戴东原书》；卷四八，《西沚先生墓志铭》；卷三五，《答王西庄书》；卷十四，《王公神道碑》；卷二六，《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序》。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13〕《潜研堂诗续集》卷八，《西沚兄禄挽诗》。
〔17〕《潜研堂文集》卷三五，《与洪稚存书》、《与洪稚存书二》、《答洪稚存书》、《又答洪稚存书》。
〔18〕〔19〕〔20〕〔21〕〔22〕《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东晋疆域志序》；卷二一，《抱经楼记》；卷三四，《答卢学士书》；卷二四，《经籍纂诂序》；卷二六，《瓯北集序》。
〔23〕冯集梧：《续资治通鉴序》。
〔24〕钱大昕：《与冯集梧书》，见《续资治通鉴》卷首。
〔25〕〔26〕〔27〕〔29〕〔30〕〔33〕〔31〕〔35〕〔36 〕〔37〕〔38〕〔39〕〔40〕〔41〕〔42〕〔43〕〔44〕《潜研堂文集》，卷三一，《跋方望溪文》；卷三三，《与友人书》；卷三五，《与姚姬传书》；卷二四，《古文尚书考序》；卷三四，《答袁简斋书》、《再答袁简斋书》、《三答袁简斋书》；卷三四，《与梁燿北论〈史记〉书》三篇；卷三五，《与徐仲圃书》；卷二四，《释车序》；卷二四，《虞东学诗序》；卷二六，《张鹤泉文集序》；卷二四，《〈后汉书〉年序后序》；卷二六，《李南涧诗集序》；卷四三，《邵君墓志铭》；卷三三，《答孙渊如书》；卷三四，《与孙渊如书》；卷二四，《诗经韵谱序》；卷三三，《与段若膺书》。
〔28〕钱氏两次与谈阶平通信，考论秦三十六郡而非四十郡的问题，也是针对姚鼐四十郡之说的，参见《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谈阶平书》、《再与谈阶平书》。
〔31〕〔32〕《潜研堂诗续集》卷七，《袁简斋八十寿诗》；卷九，《袁简斋前辈挽诗》。
〔45〕《说文解字注》附《寄东原先生书》。
〔46〕〔47〕〔48〕〔49〕〔50〕〔51〕〔53〕〔54〕〔55〕〔56〕〔57〕〔58〕〔61〕〔62〕〔63〕《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段若膺书》；卷三三，《与段若膺论〈尚书〉书》；卷二四，《〈三国志〉辨疑序》；卷三九，《溉亭别传》；卷三三，《与友人论师书》；卷三六，《与程秀才书》；卷四，《答问》一；卷六，《答问》二；卷八，《答问》五；卷十，《答问》七；卷十二，《答问》九；卷二八，《跋通鉴释文》；卷二八，《跋新唐书纠缪》；卷十七，《奕喻》；卷四三，《李南涧墓志铭》。
〔52〕〔59〕《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苏东坡诗》；卷十八，《文人相轻》。
〔60〕如章学诚曾写《新唐书纠缪书后》（《文史通义》外篇二）以称之。
〔64〕《潜研堂诗续集》卷十，《辛酉新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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