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消费需求论文,居民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由“供给不足”型转向“需求不足”型。据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调查预测，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有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1999年以来，中国市场上有75％以上的消费品出现过剩，此后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遭受着总需求不足的困扰。宏观经济的这种变化或转型使得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长期关注的视角，由总供给转向总需求。在生产力和总供给能力因改革开放而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制约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就是总需求及其相关的决定因素。
与许多发达国家的总需求不足主要起因于投资需求不足不同，中国总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这表现在，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的比重)偏低，而且自2000年以来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见图1)；在中国的最终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见表1)；自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既落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落后于经济(GDP)增长(见图2)。
由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率一直低于62％，2001年以来又进一步低于60％，而同期世界平均的消费率为75％左右，其中发达国家为80％上下。表1则显示，从1996年开始，我国总消费结构中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呈现出前者下降后者上升的变化趋势。图2告诉我们，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靠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着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这是近10年来国内外经济学者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中国政府关心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尚未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相关研究成果做一个综述，看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发现，这些研究使用了什么样的数据和方法。第二部分是对本文使用的数据的解释。第三、四部分是对本文使用的模型及其检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报告了我们的计量分析结果。第六部分讨论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及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第七部分，最后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及政策涵义。
图2 1997-2006年中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07中国统计年鉴》。
一、文献综述
近1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其中不少是富有启发性和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研究或者视角不同，或者使用的方法或数据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不同，有些结论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概括起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研究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界都相当流行。
(一)“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或“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说。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城镇内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使得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受到限制，他们的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从而造成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例如，见李实、赵人伟，②刘文斌，③余永定、李军，④朱国林、范建勇、严燕，⑤袁志刚、朱国林，⑥藏旭恒、孙文祥，⑦马强，⑧王青，⑨藏旭恒、张继海⑩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特点”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负债)消费，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中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有些人还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这种观点见陶传平，(11)藏旭恒、孙文祥，(12)李宗华，(13)钟宏(14)发表的论文。
(三)“中国福利制度改革”说。这种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取消了城市干部职工的福利分房和全额公费医疗，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实行了收(学)费制度，加上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定比例的失业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使得中国居民的预防(或谨慎)动机加强，对未来的预期悲观，人们有钱不敢花，通过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子女上学、自付医疗费用、购买住房和失业后维持生活的需要，这就导致城乡居民现期消费支出增长缓慢。例如，见藏旭恒、刘大可，(15)藏旭恒、裴春霞，(16)马强(17)发表的研究成果。
(四)“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换代”说。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在发生改变，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接近饱和，新的消费结构尚未形成，同时现有的供给结构也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要，这使得经济生活中出现持币待购或推迟消费的现象。例如，见田秋生，(18)钟宏，(19)严先溥(20)的论文。
还有些中国学者把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归因于中国的信用环境(主要是消费信贷)发展滞后，中国政府重建设、轻消费的发展战略，中国居民投资选择渠道较少、资本(财产)收入不多，等等。
中国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始于1997-1998年，此后持续存在。上述第二种观点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因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点是由来已久的，在1997年以前也是如此，用一种长期存在的行为来解释在某一个阶段才开始出现的现象似乎说服力不强。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与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完全吻合：因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是90年代中期；并且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需求不足，例如印度、印尼和韩国。有些中国学者则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不是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军(21)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尚不是构成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高收入阶层目前的平均消费倾向仍然较高。上述第四种观点则缺少经验数据支持。第三种观点似乎与人们的直觉相一致，因为中国在1998年前后正式实行了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尚没有人用计量分析结果检验其真实性。
在上述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说。多数研究者把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归因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观点所说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指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或收入差距过大。
中国学者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研究绝大多数是逻辑推理或理论分析，运用中国的时间序列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计量检验或统计分析的不多。有些研究成果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或模型，但是没有运用中国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检验；有些研究者只使用一些易于获得的简单数据(例如基尼系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收入分配差距，居民银行存款规模及其增长)或自己估算、调查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这个选题的学者很少有人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居民的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高路易对中国高储蓄原因的研究。(22)在洛易扎、施密特—赫伯尔和瑟温(23)运用世界银行建立的包含150个国家、横跨1965-1994年储蓄及其相关宏观经济变量数据库对私人储蓄变动原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高路易专门对中国的高储蓄现象进行了经验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高储蓄首先是由于企业的储蓄水平高，其次是政府的储蓄水平高，中国居民的储蓄水平虽然高于经合组织国家(OECD)，但是低于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言下之意，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过多。高路易进一步指出，中国居民储蓄水平高的部分原因是居民需要承担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支付或者由保险涵盖的支出，譬如医疗和教育，中国居民还要把将近一半的储蓄花在住房投资上。因此，高路易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解释其实和本文前面概括的中国学者的第三种观点是接近的。
高路易对中国储蓄的研究除了使用上面提到的世界银行储蓄及其相关宏观经济变量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以外，还使用了2006年以前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和他的研究助手估算出来的数据。但是，他对中国储蓄(或消费)行为的计量分析，既没有使用分省数据，也没有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或消费)行为分别进行研究。并且，本文下面将会说明，用企业收入和企业储蓄增长过快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只适合2004年的情形，并不适合2004年以前的情形。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1995-2005年中国分省城乡面板数据(panel data)。之所以选择1995-2005年的数据，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为了观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我们必须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统计局只编制了1992-2004年的资金流量表。也就是说，要研究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现在可以使用的数据只有1992-2004年的数据。其二，中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始于1997-1998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自2001年开始。我们选择的数据完全覆盖了这个时间段。
由于西藏的有关数据不完整，我们没有把西藏纳入模型分析。为了获得足够的数据点支持，我们使用了1995-2005年这11年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分省数据。直觉告诉我们，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在使用分省数据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分别使用了各省的城镇数据和农村数据，以便对决定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关因素分别进行估算。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写的相关年份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年份的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扣除了医疗和学费支出以后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解释变量有8个：1.未成年人口负担率；2.老年人口负担率；3.居民人均医疗支出；4.居民人均教育支出；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或简称人均收入；6.住房制度改革；7.通货膨胀率；8.利息率。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以1995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基期的CPI，对1995-2005年的分省城乡名义数据进行了调整，形成以1995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始于1998年下半年，所以本文把“住房制度改革”设为虚拟变量，1998年以后为1，其他年份为0。
三、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原理
由于本文数据是1995-2005年的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它们既可以看作混合数据(pooled data)结构，也可以看作面板数据结构。混合数据假设各横截面之间相互独立但分布不同，而面板数据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对相同的个体每年进行重复测量得到的数据，它允许各横截面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4)由于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消费、收入等数据不可能相互独立，所以决定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使用Eviews 5.1软件进行估计。
研究居民消费需求，既需要考虑短期因素，如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通货膨胀、利息率；也需要考虑长期因素，如未成年人口负担率和老年人口负担率；还需要考虑中国特有的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如1998年前后我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25)莫迪尼安利的生命周期假说，(26)或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27)而是应当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重新构造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本文构建的模型包含8个解释变量，一方面，说明本文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研究的有用成果，把影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尽可能纳入模型；另一方面，也说明本文不是简单地重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模型所包含的解释变量以及所使用的数据是不同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表述为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x为K维解释变量向量，i表示横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在本文中i＝1，2，…，30，t＝1995，1996，…，2005)，β为回归系数向量；
四、模型设定分析
对于上述三种回归模型的选择，可采用下面的检验方法进行判断和选择：(29)
(一)固定效应检验(F检验)。可以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其中RRSS是模型(2)中的残差平方和，URSS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的残差平方和。当F大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存在个体固定效应。在城镇居民计量模型中，F统计量等于21.38，大于1％的临界值，说明可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在农村居民计量模型中，F统计量等于31.65，大于1％的临界值，也说明可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e表示模型(2)的回归残差。在原假设下，LM服从自由度为1的
分布。如果LM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存在随机效应。在城镇居民的计量模型中，LM统计量的值为459.66，远大于1％的临界值，因此，可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在农村居民的计量模型中，LM统计量的值为603.81，远大于1％的临界值，因此，可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三)Hausman检验。根据固定效应检验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在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计量模型中，既可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也可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到底哪种模型更合适，可通过Hausman检验来分析。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立假设为：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构造统计量
其中b是β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是时期固定效应模型中β的最小二乘估计。在原假设下，W服从(K)分布。如果W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于Hausman检验无法判定的模型，亦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使用Eviews 5.1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计量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时，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无法判定，综合LM检验结果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决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五、计量结果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分别建立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面板数据模型的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解释变量为未成年人口负担率、老年人口负担率、人均医疗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住房制度改革、通货膨胀率、利息率。两个回归方程的F统计量的P值均接近于0，说明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
从上述计量结果可得到以下发现：
(一)居民人均收入对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显著水平均为1％)，其中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这种影响度的差异可能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还有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缘故，这部分消费在官方统计上反映不出来。
(二)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未成年人口负担率与居民人均消费需求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水平下呈现负相关，未成年人口负担率提高会显著减少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口负担率提高对居民的人均消费需求影响显著正相关。
(四)医疗卫生费用提高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是医疗卫生费用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呈正相关。这种正相关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有些地方还相当贫困，当医疗价格提高时，一些农村居民干脆减少医疗消费，而代之以增加其他消费，例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以便减少生病。
(五)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是负相关的，但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可能是由于城镇的学杂费大大高于农村，也可能是城镇居民对学杂费的提高比较敏感，或者他们比农村居民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
(六)住房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正相关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是不确定的。农村居民向来居住的都是自建房，因此，住房制度改革(住宅商品化)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他们购买商品房一般也不是通过节衣缩食——一个工薪族即便不吃不喝，把全部工资攒起来，也需要20年以上才能买得起房，如果光靠节约生活消费来买房，那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买得起房。但是，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城镇居民的住房费用(如物业费、房屋维修费)却大大增加了，而这些费用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计量结果显示出住房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是正相关的。
(七)通货膨胀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负相关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是不确定的。这说明主要依靠货币工资生活的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是高度敏感的。
(八)利率变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个结果说明，利率的变化对中国居民来说是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从总体上看，实际利率提高有增加居民消费(或减少居民储蓄)的作用，即中国居民的储蓄供给曲线可能在某一利率水平上是向后弯曲的。
综合以上的计量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得出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一)关于赡养、抚养负担与消费需求的关系：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重小轻老”倾向。为了养育好、培养好未成年人口，中国居民宁可节衣缩食，减少当前消费支出。这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中国目前给未成年人口提供的社会福利比较少，养育未成年人口主要是依靠家庭自身。由于城镇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有退休金或养老金，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低，所以老年人口负担率与居民的人均消费需求是显著正相关的。
(二)关于福利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除了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有负向影响以外，我们没有发现住房、医疗和教育制度改革有明显减少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因此，把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归因于中国福利制度改革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的计量结果没有证实前述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福利制度改革”说。
(三)关于人均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人均消费需求都高度依赖于人均收入。由图3和图4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在1995-2005年，随着可支配收入(农民纯收入)的增长，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关系基本上呈线性关系。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不但相关程度高于农村居民，而且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也比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更稳定。(30)
六、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
根据我们的计量结果，虽然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人均收入的依存度有些差别，但是人均收入都是这两类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是相当稳定的；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绝对收入假说)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经济起飞和制度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消费函数的形式基本稳定，人均收入的变化是居民消费支出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自1997-1998年开始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呢？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沿着平均消费倾向(APC)和收入这两条线索来进行分析。因为，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在消费函数基本稳定的经济中，消费需求就由平均消费倾向和收入二者决定。
根据1993-2004年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我们计算出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见表4)。
由表4我们不难看出，1992-2004年，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如果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开始出现的1997-1998年作为起点来看，1997-2004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先是不断上升，2001年达到最高点以后又不断向1997-1998年的水平回落。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居民来说，不存在随着收入的增加，平均消费倾向不断递减的情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是由平均消费倾向递减造成的。
现在我们只能从收入变化上来寻找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体制活力和经济活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如果以1978年为基期，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2倍；在我们研究的1995-2005年这个时间段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283元增长到10493元，增长了1.4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7.7元增长到3254.9元，增长了1.06倍。
从纵向上看，1995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都翻了一番以上。但是，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却是另一种景象。图5显示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比较。
图5 1995-2005年人均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2007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由图5可以看出，1997-1998年正好是城乡人均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对比关系发生逆转的转折点：1995-1996年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1997-1998年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此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体上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但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2004年以前一直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1997-1998年开始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造成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呢？这需要从国民收入分配上去寻找原因。
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1997-1998年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通过对1992-2004年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进行计算和分析，我们发现，自1996年开始，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一直是向政府倾斜的，自2004年开始，收入分配又开始向企业倾斜。在中国GDP的初次分配中，1995年政府占有的份额最低，为15.14％，1996年上升到15.53％，此后不断上升，到2001年达到18.36％，6年之间上升了将近3个百分点，2002年和2003年分别维持在17.48％和17.98％。1996-2003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额由67.23％下降到63.2％，下降了4.03％；2004年由于企业收入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上升过快，居民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到57.68％，比上一年降低了5.52％。也就是说，1996-2004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在GDP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额由67.23％下降到57.68％，下降了9.55％(见表5)。
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即全部可支配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有的份额上升得更快，由1996年的17.15％上升到2003年的21.85％，上升了4.7％，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则由69.29％下降到62.68％，下降了6.61％。在2004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企业(可支配)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分别是21.79％，20.38％和57.83％。总起来看，1996年到200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DI)中所占的份额由69.29％下降到57.83％，下降了11.46％(见图6)。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得更多。这说明，通过财政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政府将更多的收入集中在自己手里，或者说，在经济蛋糕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获得的份额却在不断缩小。
我们看到，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与有效需求不足及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在时间序列上只滞后1年，这不应看作是一种巧合。消费需求变化比收入分配变化滞后1期是和相关的经济理论相吻合的。通过表1、表5和图5的数据进一步计算和比较分析后我们又发现，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在全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是和居民收入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的此消彼长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如果撇开2004年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不论，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96-2003年，居民消费在全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下降的百分数差不多等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的百分数，而政府消费在全部最终消费中所占比重上升的百分数接近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占比重上升的百分数。也就是说，居民消费占比的变化不但和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基本一致的(见表6)。
七、结论及政策涵义
我们通过使用1995-2005年中国分省、分城乡的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中国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由于1996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断向政府倾斜(2004年又向企业倾斜)，居民收入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由此导致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自1998年以来增长缓慢。
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用收入分配变化来解释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本文开头所说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的观点不同。我们所说的收入分配主要是指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而不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我们认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因为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村居民)有消费需要(欲望)，但是支付手段不足，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低收入者规模相对扩大。但是我们的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因此，要寻找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的原因，既需要关注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更需要关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
本文的计量结果还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重小轻老”倾向：未成年人口负担率提高会显著减少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这种关系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中国目前给未成年人口提供的社会福利比较少，养育未成年人口主要是依靠家庭自身。
我们这个研究结果的政策涵义是明显的：由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比也提高一个百分点，所以要提高居民消费在总的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就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通过初次分配获得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劳动者报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其中劳动者报酬大约占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80％，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从短期来看主要是提高劳动者报酬，从长期来看主要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如果说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需要通过提高我们国内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的话，我们的政策重点应当着力于：(1)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广大城乡居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的成果；(2)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拓展投资渠道，不断增加居民的财产收入；(3)鼓励居民创业，为居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体制环境保障，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考虑到我国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增加农民收入对于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于中国居民特别重视未成年人口的养育和培养，个人负担的学杂费提高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影响是负相关的，这就提示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将会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我们欣喜地看到，自2005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和政策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力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和民生工程，这使得居民消费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增长的势头。但是，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还偏低。还需要指出，我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和人均收入达到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将是经济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提高消费需求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当是长期发展战略。
*美国斯坦福大学时建新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陈彦斌博士和我的博士生杨旭对本文数据的搜集整理和计量方法的选择提供了许多帮助，其中陈彦斌博士付出的劳动最多，文中所用的计量方法和模型就是来自他的建议。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Nicholas C.Hope博士对本文初稿提供了有价值和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作者向他们表示感谢，当然，本文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投资率”也就是《中国统计年鉴》上的“资本形成率”，它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②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刘文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
④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理论与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⑤朱国林等：《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与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⑥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⑦藏旭恒、孙文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⑧马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5期。
⑨王青：《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
⑩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
(11)陶传平：《我国消费市场低速的原因及对策》，《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2)藏旭恒、孙文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3)李宗华：《我国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与对策》，《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4)钟宏：《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居民消费》，《中国统计》2006年第4期。
(15)藏旭恒、刘大可：《我国消费需求态势分析及政策选择》，《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16)藏旭恒、裴春霞：《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居民消费计量分析》，《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2期。
(17)马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5期。
(18)田秋生：《1990年代后期中国居民消费需求萎缩的原因》，《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9)钟宏：《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居民消费》，《中国统计》2006年第4期。
(20)严先溥：《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金融与经济》2006年第2期。
(21)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数量》，《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
(22)Louis Kuijs,"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633,June 2005; Louis Kuijs,"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The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no.5,May 2006.
(23)Norman Loayza,Klaus Schmidt-Hebbel & Luis Serven,"What Drives Private Saving around the World?"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2309,March 2000.
(24)Jeffrey M.Wooldridge,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 and Panel Data,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2.
(25)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 and Co.,1936.
(26)Franco Modigliani and Richard Brumberg,"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in Kenneth Kurihara,ed.,Post-Keynesian Economic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27)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28)T.W.Anderson & Cheng Hsiao,"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Dynamic Models Using Panel Dat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18,no.1 (January 1982),pp.47-82.
(29)Jeffrey M.Wooldridge,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section and Panel Data.
(30)消费函数的形状由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决定，其中，MPC代表消费函数的斜率，APC代表消费函数的位置；在图3和图4中，由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函数基本上都是线形的，即斜率(MPC)大体上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函数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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