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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源与龚自珍
魏源（1794-1857）比龚自珍（1792-1841）小两岁，与龚齐名，合称“龚魏”，二人关系也很密切。龚魏齐名，是由于他们的“同”。他们在当世都享文名，都从刘逢禄（1776-1829）学今文经学，都以文章抨击时弊、主张改革。可是他们的相异处更显著。龚长期在中央政府里屈居下僚，魏长期在地方大员幕中为幕僚，他们对社会、时局认识的深浅与着眼的角度并不相同；龚在鸦片战争还在进行的1841年就去世，魏却活到1857年，并因与林则徐（1785-1850）的密切关系及居裕谦（1793-1841）之幕，有机会直接参与战争事务，也看到战争的结局，得以因炮火的洗礼而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更具体更全面地提出了一套回应西方挑战的方案。从这两方面来看，龚魏两人的相异处便很大，他们对后世的不同影响，便由此而决定。
从32岁（1825）到56岁（1848）这24年人生最精壮的时期，魏源有15年是在两江要员的幕府中渡过的。1825年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1785-1850）幕，同时兼江苏巡抚陶澍（1778-1839）幕。贺长龄调离江苏后，魏源即转入陶澍幕，至1828年入京捐赀为内阁中书舍人。1832年重回陶澍幕（时已迁任两江总督），1833年也在江苏巡抚林则徐幕协助办事。陶氏于1839年故世，陈銮（？-1839，嘉庆廿五年〔1820〕进士）、伊里布（1772-1843）相继继任两江总督，魏源均为入幕之宾。1841年因林则徐之荐入钦差大臣裕谦幕，同年辞归。1846年丁忧期间，入江苏巡抚李星沅（1797-1851）幕，1847年入两江总督陆建瀛（1792-1853）幕，至1848年辞职南游。[①a]在这段漫长的幕客生涯里，魏源有机会直接接触和处理社会中下层的生计问题，在漕粮、海运、盐务、币制、河工等实务上献谋画策，参与其事。他对社会中下层生活的了解，显然比龚自珍更清楚。同样是暴露社会的衰败，他采取的角度与定庵显有不同。
在鸦片战争以前，魏源也像龚自珍一样，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关注时务，觉察到社会和统治架构的种种弊病，主张改革，也意识到外国势力的威胁，关心边防。他的幕僚身份，使他脚踏实地地从事实务的改良，与龚自珍的振臂狂呼有所不同。但他也像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对中国以外世界鲜有认识。鸦片战争的炮火，为他打开望向世界的视窗，也把亡国的危机带到他眼前。他从主持禁烟的林则徐那里知道了广州禁烟和英军侵华的具体细节，写成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他接过了林则徐苦心经营的《四洲志》和有关外国的材料，着手编写影响近代历史的《海国图志》；他因林则徐之荐，入主持抗英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之幕，参与战事之谋画（《魏源传》，第37页）；他有机会在宁波军营参与审问英军战俘安突德（P.Antruther），并就所得参以其他材料写成《英吉利小记》。[②a]当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没有谁能像他有这样的机缘，他也不负这历史机缘，在西方文化挟着大炮破门而入的时候，凭着他过人的治史的识见，很快掌握了世界大势，也看到中国的出路；尤其难得的是，他在危机中看到了一个远大的希望：人类大同社会的希望。
二、战火中的觉醒
鸦片战争对魏源影响之深，可见于他的诗歌创作。魏源诗反映鸦片战争的逾70首，其中最主要的有七律《寰海》11首，《寰海后》10首，《秋兴》11首，《秋兴后》13首。外国武力入侵，当然很容易刺激起民族主义的激情，敌忾同仇，共御外侮，这方面魏源与国人无异。魏源难得的地方，是他能在战败的耻辱中自责自省，对局势作出有深度的积极的反思，而非徒然挥拳叫嚣，或洒泪江亭。如《寰海》第二首：
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但须重典惩群饮，那必奇淫杜旅獒。周礼刑书周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③a]此诗作于鸦片战争之际（1840年），其中有几点看法很值得注意。魏源认为国际贸易不能废，国不能锁，文化交流也不能停下来。相对于龚自珍的闭关拒外的主张，魏源的见解无疑实际很多。[①b]正由于他对世界有认识，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本质、武装实力有认识，他知道在富于侵略性的西方经济势力面前，要闭关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他也从治史中知道文化交流是两利的事，何况眼前西方的科技水平远高于中国，要阻止文化交流、科技输入，非惟不可能，也对中国毫无好处。鸦片输入固于中国有害，但并不能因此就闭关拒外。他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重典惩群饮”，以严刑峻法对付吸食鸦片的人。
魏源在此诗中表现了一种自省自责、勇于承担、耻于诿过的精神。这是基于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他对文化大同的期望。中国当时科技处于劣势，军事处于劣势，要跟外国硬拼，并非时候，一定要从固本做起，师法西方以自强（“师夷技”、“收夷用”）。他不认为在当时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对中国有利。他认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莫如外交协商解决（“上策惟当选节旄”）。他的历史识见，他的西方知识，他的实务幕僚经验，使他冒着“民族罪人”的大不韪，在当时提出这种冷静的、高瞻远瞩的看法。
《江南吟》中的《阿芙蓉》一首，作于鸦片战争后（约1851年），其自省意识更加明显：
阿芙蓉，阿芙蓉，产海西，来海东。不知何国香风过，醉我士女如醇
。夜不见月与星兮，昼不见白日，自成长夜逍遥国。长夜国，莫愁湖，销金窝里乾坤无。圂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瘾则同。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魏源集》）
魏源彻底了解鸦片的祸害：“藩决膏殚付谁守”——壮丁萎靡，国无可用之兵，白银外流，库无可用之财。他对此深痛恶绝。谁使为之，孰令致之？他从自省中察觉到，主要关键在于中国官场的腐化。举国上下内外大小官吏，或姑息苟且，或贪污营私，这才是使鸦片之祸一发不可收拾的主因。他认为解决之法只有从自我改革着手。这种看法他早在鸦片战争刚结束、他在写《海国图志叙》时就已提出：
去饰，去伪，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无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其二。（《魏源集》，页208）这种自省的精神是很可宝贵的；徒有激昂的敌忾同仇之情，容易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自闭排外，祸己害人。可幸晚清许多知识分子都继承这种在国难当前勇于自责自省的精神，使他们在热心救国的同时，也能敞开胸怀，面向世界。
以七律组诗形式反映一代社会动乱，杜甫（712-770）《诸将》、《秋兴八首》早开其端。晚清国难日亟，外侮接踵，魏源等人率先继承杜甫的传统，以大量七律组诗形式反映国难，其后的知识分子步其后尘，每一次国难出现，都有为数至夥的组诗加以反映，形成晚清诗坛中波澜壮阔的“诗史运动”，也产生了晚清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大量组诗作品，至庚子事变（1900）而臻其极。而魏源诗方中那种对国难的自责自省，也开展了晚清文学中的谴责风气，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三、《海国图志》中的新世界
魏源受鸦片战争洗礼而形成的世界观，在1842年底编成、其后在1847年和1852年陆续增补的《海国图志》中表现得最清楚。《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直接催生的，其策动者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州主持查禁鸦片，为了解外情，着人翻译澳门出版报刊上消息，又翻译了英人慕瑞（Hugh Murray）的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世界地理大全》），成为《四洲志》，内容是欧、美、亚、非各大洲的历史和地理。[①c]1840年春，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于10月革职，翌年5月，离广州往浙江候命。8月，魏源会林则徐于京口。林则徐把《四洲志》书稿并积存的有关外国的资料交给魏源，嘱他撰《海国图志》（《魏源传》）。[②c]时局的发展太迅速，《四洲志》刚编成，还未出版，已经追不上时代的需要，而须大事补充。[③c]当时林则徐已得流放伊犁之旨，自知无法完成增修的工作，而魏源早因编纂《皇朝经世文编》而享盛名，林便把任务交给他，并荐他入钦差大臣裕谦之幕，协助抗英军务之筹划。魏源在裕谦幕中为时极短，可能只有一个月，即以不得重用而离开，退居扬州，着手写《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于1842年12月写成，魏源特为叙文写了题款：
道光二十有二载（1842年），岁在壬寅嘉平月，内阁中书邵阳魏源序于扬州，时夷艘出江甫逾三月也。[④c]魏源捐赀为内阁中书，事在1828年，这里仍用此职衔，是要强调自己的史官身份。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阴历七月）“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于10月（阴历九月）初出长江入海，“夷艘出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正式结束。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就在其后的三个月写成。这条短短的题款，清楚说明了《海国图志》的写作用心和其迫切性。
《海国图志》的编写过程，是魏源认识西方、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已从旧中国跨进了新世界，他开始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海国图志》在改变中国之前，首先改变了它的编纂者魏源。
《海国图志》所介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一个自命居天下之正中、以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人愿意睁开眼去看。即以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而言，此说于十六世纪在欧洲提出后，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宇宙观，促使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传入中国，但完全引不起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的转变。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由《海国图志》之绍介而成为国人普遍接受的常识[①d]。日心说配合了《海国图志》中的世界地图、地理知识，使国人史无前例地清楚了解人在宇宙的位置、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也无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国地位和中外关系的重估，而其结论则是中国之必须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海国图志》套用了《礼记·礼运》“天下一家及《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说：
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归中外一家欤！[②d]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为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海国图志》卷七六，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魏源口中的“天下”、“四海”，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中国了，而是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他甚至不耐烦称“天下一家”，而径称“中外一家”。从“中外一家”的提法可以知道，“居天下之正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已彻底粉碎，非但如此，有文化有学识的红须绿眼的“鬼子”，也尽摘“蛮狄羌夷”之称，而誉为“奇士”，引为“良友”：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海国图志》卷七六）
由此可见，魏源的“大同”思想，已远远超越《礼记·礼运》的水平，而有很清晰的现代意义。
“大同”的基础是西方先进的科技。魏源接受了鸦片战争的教训，称西方的科技为“长技”，说要“师夷长技”。要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一定要有足与西方国家相埒的实力，而科技的水平最足见实力的强弱。[①e]在当时新败的环境底下，雪耻、复仇是社会上的主要诉求，因此魏源也就有“攻夷”、“制夷”之论。但在“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里，最基本的还是要“知夷情”、“师夷”。科技水平相去太远，实力远不如人，生存还谈不上，遑论要打败敌人了。
魏源要学习西方的其实不只科技，还有令科技能立足、发展的经济环境、政治制度。他认为发展商业、促进外贸不但对中国长远有利，在当时的特殊环境里对军事（“兵贾相资”）、外交（“以夷款夷”）也大有好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42、85页）。至于政治制度，《海国图志》在介绍美国时更对其民主制度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廿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谓不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能，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海国图志》卷五九）
墨利加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百卷本总叙）
曰“公”、曰“周”、曰“垂奕世而无弊”，可见其心焉向往之情。而这也是“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之一（《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46页）。
《海国图志》以“知夷情”为目的，其所介绍的西方世界，竟是这样一个科技进步、商业发达、文明开化、自由民主的“美丽新世界”。它吸引了魏源，也吸引了万千中国人，促使他们同心努力，把中国推向这个新世界。
四、香港、澳门与魏源的大同世界
在文学创作方面，魏源与传统的距离远不若龚自珍与传统的距离大，其所引起的震撼，也不若定庵之巨大。不过论魏源诗的人，仍然着眼于其“奇”。如林昌彝（1803-1876）《海天琴思续录》说他“奇警异常”[②e]；袁嘉谷（1872-1937）《卧雪诗话》说他“诗尤奇崛”（《清诗纪事》页10255）。魏源诗多山水之作，立意好奇，固可理解，但时代运会，也使他不得不与古人相异，何绍基（1799-1873）说他的诗“包孕时感，挥洒万有，少作已奇，壮更跖实”（《清诗纪事》页10253），就点出了时代环境的因素。而郭嵩焘（1818-1891）《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则更进一步说：
其诗之奇伟，无能言者。天地之生才无穷，而文章之变日新月异，有非古人所能限者。此亦以见斯文之广大，而豪杰伟人出于其间，随所得之大小浅深，树立椠椠，以自殊异（《魏源集》第846页）。[①f]晚清那种狂风骤雨的剧变时代，正是豪杰各自树立的时代，受时代运会影响，诗人即不求奇亦不得不奇，黄遵宪（1848-1905）在1891年写的《人境庐诗草自序》就总结了这种经验，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的主张[②f]，求奇立异更有了理论根据。文学创作中积累了几十年求变的动力，终于引发了1919年的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变局，也完成了中国文学世界化的过程。
魏源集中有两首奇特而开风气的诗值得提出来讨论。1847年，魏源在丁母忧守制期间，从扬州出发作岭南之游[③f]，到过澳门和香港，北归途中又游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七省，“半年往返八千里”（《楚粤归舟纪游》），是魏源希冀已久的壮游，也是魏源自我超升的壮游，他在总结这次壮游时说：“自过岭南诗一变”、“文非海外不沈雄”（《魏源集》第814页）。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五年，他最想看的无疑是港澳两地：一个在葡萄牙人手上经营了近三百年；一个是英国的新殖民地。他在纸上材料对这两地有不少认识，可是亲历其境还是第一次。这两个城市背后的西方文化和在他背后的中国文化，终于在1847年得以接触，这对魏源的震撼是不言可喻的，这也是他说“自过岭南诗一变”、“文非海外不沈雄”的其中一个原因。
魏源的港澳之行是先到澳门后到香港的。与他同行的可能有汤贻汾（1778-1853）。汤贻汾因为有访缉天地会朱姓人犯的任务在身，有意识到处走动，在澳门时也到过很多洋人家中。魏源因着这个关系，也就得以登堂入室，造访一些洋人的居所。他的澳门之行留下的唯一一首诗题为《澳门花园听夷女弹洋琴歌》，附有很详细的一段题记：
澳门自明中叶为西洋市埠，园亭楼阁，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种。其樊禽之所，网其上以铜丝，纵横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树木，飞浴啄息，空旷自如，忘其在樊也。园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亚国人，好客，延登其楼，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铜丝，请其鼓，则辞不能。俄入内，出其室，按谱鼓之，手足应节，音调妍妙，与禽声、海涛声隐隐应和。鼓罢复出其二子，长者九岁，冰肌雪肤，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见也。主人闻予能文，乞留数句，喃喃诵之，大喜，赠洋画而别。[①g]诗是一首七古：
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园与海涛隔一墙。楼上人通百鸟语，鸟声即作琴声谱，自言传自龙宫女。蝉翼纤罗发■鬖，廿弦能作千声弹。初如细雨吹云间。故将儿女幽窗态，写出天风海浪寒，似诉万里关山难。倏然风利帆归岛，鸟啼花放樯声浩。触碎珊瑚拉瑟声，龙王乱撒珍珠宝。有时变节非丝竹，忽又无声任剥啄。风风雨雨海上来，萧萧落落灯前簇。突并千声归一声，关山一雁寥天独。万籁无声海不波，银河转上西南屋。呜呼！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膝前况立双童子，一双瞳子翦秋水。我昔梦蓬莱，有人长似尔。鞭骑幺凤如竹马，桃花一别三千纪。呜呼！人生几度三千纪，海风吹人人老矣。（《魏源集》第740页）澳门当时的地位相当微妙。在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政府尚可在当地行使主权，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在1839年8月曾巡视澳门，又派人遍查澳门户口，以防走私鸦片，澳门葡国人均极合作（《林则徐年谱》第251页）。但鸦片战争之后澳门葡国人态度开始转变，逐步侵食中国对澳门的主权。[②g]相对于当时的英国，葡国尚非心腹大患，因此魏源对葡国和澳门的观感仍是很不错的[③g]。他到澳门，心理包袱并不重。因此诗中所见的中西文化相会火花是祥和感人的。
诗的题记和诗的正文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对异国文化的好感。在面对面接触西方文化之前，魏源凭着纸上材料，对西方文化已深有好感。如果说军事实力、船坚炮利是西方文化使魏源又恨又爱的阳刚之壮美，澳门之行的一次钢琴演奏则显然使魏源陶醉于西方文化阴柔的优美。在此之前，魏源显然不曾接触过西方音乐（在此之后，他也不容易再有这样的机会），但他凭着开放的心灵，领会到音乐、人、自然的奇妙融和，这种融和是没有时空和种族的界限的，他的体会更是超越时空与种族的，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仿如在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
诗中清楚表现了魏源在面对面接触西方文化时的那种闲适自在的感觉。所有新事物对他来说只是新奇，但并不怪异，是可以从容欣赏、乐于接受的。你看他怎样写西人小孩，“冰肌雪肤，瞳翦秋水”，“一双瞳子翦秋水”，“中原未之见”，“蓬莱有人长似尔”，他在美的面前多么忘形！
这次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在魏源笔下，葡人委理多也是风雅之士，他也会欣赏魏源的艺术，会欣赏中国文化。他主动要求魏源题字，又诵而大喜。魏源一向深信在文化交流中，中国也会有所贡献，而不是一边倒的吸收、学习。他的心理是很健康、很平衡的，这首诗正展示了他对于文化交流的不亢不卑的卓识。这正是大同世界的基础。诗中“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两句，语带双关，既指澳门即西洋，西洋即澳门，又隐示中国西方，虽有种种相异，但无妨于大同。然则魏源心目中的新世界，不单是西方世界，更是东西相融的世界。魏源这方面的识见，确是迥不可及。
魏源在香港的体会与他在澳门的体会颇不相同。他写了《香港岛观海市歌》，诗前也有一段详尽说明：
香港岛在广东香山县南绿水洋中。诸岛环峙，藏风宜泊，故英夷雄踞之。营廛舍楼观如澳门，惟树林郁葱不及焉。予渡海往观，次晨甫出港而海中忽涌出数山，回顾香港各岛，则锐者圆，卑者矗，尽失故形，若与新出诸山错峙。未几山渐离水，横于空际，交驰互鹜，渐失
崿，良久化为雄城，如大都会，而海市成矣。自寅至巳始灭。幻矣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其可以无歌？
诗也是用七古的形式写的：
山邪云，城邪人，胡为可望兮不可亲？岂蓬莱宫阙秦汉所不得见，而忽离立于海滨。豁然横亘兮城门，市廛楼阁兮兼郊闉。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层层级级人蚁循。龙女绡客阑干扪，珊瑚万贝填如云，贸易技巧纷诈谖。商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馌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皴。旗纛车骑畋狩阗，蛮君鬼伯甲胄绅。合围列队肃不喧，但有指挥无号令，招之不语挥不嗔。矗矗鳞鳞，隐隐輑輑。若非天风渐荡吞，不知逞奇角怪何时泯。俄顷楼台尽失陂陀存，但见残山剩树断桥只兽一一渐入寥天痕。吁嗟乎！世间之事无不有，世间之物无不朽。影中之影梦中梦，造化丹青写生手。王母双成今老丑，蚁王蜗国争苍狗。若问此市有无与幻真，三世诸佛壁挂口。龙宫怒鼓风涛嗔，回头已入虎门右。（《魏源集》第740-741页）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年，香港问题仍是相当敏感的。他在战争中是支持林则徐的“鹰派”，反对割让香港，对英国有不可化解的仇视，一本《海国图志》，主题都环绕在对付英国。他这次踏足英国占领的中国领土，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刚巧在离开香港时碰上难得一见海市蜃楼，他也就借题发挥，抒发他的香港感想。
英国人在香港经营了五年，香港的面貌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小渔港发展而具备大都会的雏型，魏源一看就知道它与南欧小城式的澳门是完全不同的形态。在匆匆忙忙的一日之游里，香港最吸引他注意的有三样东西：建筑、商业与军事。巍峨高耸的西方建筑物，使香港具有与中国城市完全不同的外观；繁忙的经济活动，是香港活力的泉源，是香港富裕的基础；队形整齐、训练严谨的英国军队，是这个城市的催生者、保卫者，也是中国的心腹大患。魏源看到的仅是一个初生的城市，但他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潜质和它繁华的未来，也感受到它对中国的威胁。他借着海市的描写，勾画了这个城市的未来（“良久化为雄城，如大都会”）。这何尝不是他理想中的城市？他何尝不想祖国大地出现这样的城市？当中国走向世界，这样的城市就会在中国出现。这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造化丹青写生手”）。可恨这个充满生气的城市却是英国人从中国版图中割裂出去的，这就使他顿生“可望不可亲”的感觉了。在香港他具体看到了走向世界，“师夷长技”的美丽前景，也切身体会到国土沦失的悲哀，《香港岛观海市歌》之所以要拐了个弯，借海市写香港，正由于这样复杂的心理。
晚清文学里出现了大量纪海外之游的诗歌，成为中国人认识外面世界的其中一个渠道，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是中国的“世界化的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魏源的港澳之游，对他自己固有震撼性的影响（“自过岭南诗一变”、“文非海外不沈雄”），而这一港一澳的两首海外纪游诗，是这种诗歌中较早出现的一批，其开风气的地位也是可以肯定的。
魏源在1852年作《偶然吟十八章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其中第八首表达了对文化交流的看法，很值得注意：
四远所愿观，圣有乘桴想。所悲异语言，笔舌均恍惘。聪谁介葛卢，舌异公冶长。所至对喑聋，重译殊烦怏。若能决此藩，万国同一吭。朝发阳谷舟，暮宿大秦港。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绕地一周还，谈天八纮放。东西海异同，南北极下上。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因想肇辟初，声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轩羲往。（《魏源集》页580）
诗中魏源探讨了文化交流中语言障碍问题。他认为在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不谙外语。他想冲出中国去看世界，可惜语言的隔阂妨碍了他对世界的了解，也妨碍了世界对他的了解。他忽发奇想：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能用同一种语言沟通，那会是多美丽的世界！没有语言的阻隔，国与国、人与人、东方与西方的距离马上缩短了（“朝发阳谷舟，暮宿大秦港”）；文化交流全无凝滞（“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这就是人类的大同社会（“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远在世界语运动还未在中国萌芽之前，魏源已经作出了类似的诉求，他是个真心的大同主义者，他是中国近世世界主义的先行者。难得的是他知道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不单是接受者，中国也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这真是不亢不卑的态度。
如果说“龚魏”在近代历史中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则魏源比龚自珍在世上多活了16年，他完成了龚自珍因为早逝无法完成的工作，在战火的刺激下，绘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蓝图。在文学方面，他虽然不像龚自珍那样在内容与形式上作出大胆的尝试，开创风气，深刻影响后世作家，但他绘画出来的新世界的蓝图，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基础。如果说龚自珍开了近代思想与文学的风气，魏源便定了近代与文学的基调，他的影响与贡献不可忽视。
注释：
①a参李汉武《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1页，287-290页。
②a王家俭《魏源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72页。
③a《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05页。
①b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说：“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宜皆杜之。……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一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龚自珍全集》，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页）
①c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②c又见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页。
③c《四洲志》刊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④c黄丽墉《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①d关于日心说从17世纪传入中国后到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所受到的敌视与漠视，可参《魏源传》第124页。
②d魏源《海国图志》，上海积山书局，1895年（光绪乙未）石印本，卷五东南洋各国叙。
①e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台湾大立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②e钱仲联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54页。
①f此序作于同治九年（1870）。
②f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f魏源岭南之游的年份，一般认为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王家俭《魏源年谱》及黄丽镛《魏源年谱》均持此说，李汉武《魏源传》则以为在1848年。魏源在1847年增补《海国图志》为60卷出版，其中用了他得自广东、香港的地图，依此则1847年之说较可取。
①g汤贻汾在1847年写的《七十感旧》的注文与魏源这段题记颇为相似：“澳门为西洋诸夷贸易来粤者所居。……有良园，宽十余亩，卉多不知其名，其张罘罳盖异鸟千百于其间，飞鸣上下，不知在罗网中。琴制藏金丝于木椟，饰牙牌十余于椟面，按牌成声，牌仍随指而起。予以访缉朱逆，得历遍诸夷之家。夷女为予鼓琴一曲。”见《琴隐园诗集》卷三二，此转引自李瑚：《魏源诗文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02页。这条材料也是魏源1847年作岭南之游的旁证，因为汤贻汾生于1778年，至1847年刚70岁。又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曾“命澳门同知转喻葡官委黎多宣布禁烟宗旨”（见《林则徐年谱》第228页），此委黎多与魏源在此诗题记中提及的澳门葡国人委理多不知是否同一个人。
②g李军主编《台港澳百科大辞典》（北京华龄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8-1039页）。
③g参见Jane Kate Leonard,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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