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视角论文,政治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述
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研究主题，通货膨胀则是经济波动理论 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价格总水平的波动与就业从而产出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某种密 切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价格波动与产出波动 之间是否存在着明显的替代性?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一般来说，保 持价格稳定是一国政府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但是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激励保持 价格的稳定，是否有能力保持价格的稳定，以及如何才能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许多不 同的经济学说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 (New Political Economics)，特别是政治宏观经济学(Political Macroeconomics)或 宏观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试图从经济与政治相互关 系的视角来分析这些问题，从而得出许多与传统的学说不同的认识。
在政策操作上，保持价格稳定作为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委托给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来实施 的，通常是委托中央银行来实施。但是，在多数国家，中央银行往往受制于政府，不管 在人事任免上还是在具体的政策目标的制定上，政府似乎都把中央银行当做它的一个部 门。那些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的政策目标往往是多元的——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 保持价格稳定，还要追求充分就业。在多元政策目标驱使下，当政府感到经济增长等其 它目标更重要的时候，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通常会牺牲价格稳定。
因此，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这种机会主义既指单个政府在当选 前后政策行为上的不一致，也指相继上任的不同党派政府的政策行为的不一致，后者主 要是指政府组织本身因为执政者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党派利益，崇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 政策偏好，最终导致不同党派的政府采取相对立的政策。在新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一般 将研究前者的模型叫做机会主义模型，而将研究后者的模型叫做党派模型，后者又分为 强党派模型和弱党派模型。在强党派模型中，政府的目标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党派利益追 求，而在弱党派模型中，政府的目标则不仅仅是党派利益，还有机会主义的行为。
新政治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某些 情况下，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就是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代名词。
诺德豪斯(Nordhaus，1975)第一次正式考察了单个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后果，开创 了机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周期(Opportunistic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研究的先河 。他可能通过观察尼克松政府的连任获得灵感，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发现政府在大选 之前和大选之后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在大选前，政府倾向于降低失业率，沿着菲利普 斯曲线，用高通胀率替代低失业率，而在当选后，则往往给经济降温，降低通胀率，这 种政策的变动产生了宏观经济的波动。诺德豪斯的论文发表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 研究，其中许多研究并不支持他的理论，其中以麦克卢姆(McCallum)的研究为代表。随 后，希布斯(Hibbs，1977)根据12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研究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左右翼政府与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后果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 民主党执政期间，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较快，而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则相反。希布斯 认为这是由于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追求不同，从而不同的政府偏好不同的政策目标。一 般来说，左翼政府偏好经济增长而不是价格稳定，右翼政府则偏好价格稳定而不是经济 增长。这一理论通常叫做强党派的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Strong Partis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因为它假定政府的政策目标仅仅是基于党派利益，这是相对于纯粹 机会主义的另一种极端假设。根据这种理论，经济周期是不同党派的政府(一般被分为 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的更替上台，实行不同的政策造成的。
诺德豪斯和希布斯的研究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政府的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后果之间关 系的研究。其中，弗雷和施耐德(Frey and Schneider，1978)通过对英国经济的研究， 提出了弱党派理论(Weak Partisan Theory)。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它是一种既 包含了机会主义假设也包含了党派意识形态假设的机会主义-党派政治的经济周期
(Opportunistic-Partis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论，它通过实际受欢迎程度 的领先水平(Actual Popularity Lead)和临界受欢迎程度的领先水平(Critical
Popularity Lead)之间的比较，实现政府在机会主义和党派政治这两个不同目标之间的 切换(switch)。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 对政府能否实行无限制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怀疑。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公众 的理性预期能力将使得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动态经济中失去效果，基德兰德和普雷斯 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第一次正式考察了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最终导致产出不变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加剧。不过，这一见解只 有在巴罗和戈登(Barro and Gordon，1983)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后才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 。巴罗和戈登在他们的论著中创造性地引入了诱惑(Temptation)和执行(Enforcement) 的概念，通过考虑声誉(Reputation)的约束进一步细化了对政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的 研究。
巴罗和戈登的模型一方面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独立的、不 受政府偏好支配的中央银行，被假设为是厌恶通货膨胀的，它将按照严格的反通货膨胀 规则来控制价格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这一模型很容易与此前的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相 关研究联系起来，从而为政治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这是 因为，巴罗和戈登的模型中的一系列参数很容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政治因素包 括了早期的那些政治宏观经济学模型所分析的那些因素，既包含机会主义的因素也包含 党派政治的因素，诸如在选举周期中的位置(选举前、选举后及距离下一次选举的时间 间隔等)、当选的安全性(Electoral Security)等等。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阿莱西纳(Alesina，1987)和罗格夫等人(Rogoff and Sibert，1988 、Rogoff，1990)的研究。阿莱西纳建立了一个两党制模型，正式地将此前的党派政治 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巴罗-戈登模型结合了起来，表明了意识形态对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 的影响，这一模型通常被叫做理性党派模型，它比非理性预期的政党模型和非理性预期 的机会主义模型的解释力都好。罗格夫等人则建立了理性预期的机会主义模型，它将政 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公众的理性预期能力结合了起来，假设公众在对政府的政策进行预 期和进行投票选择时是理性的。
二、非理性预期模型
非理性预期的宏观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包括诺德豪斯的机会主义模型、希布斯的强 党派模型，以及弗雷和施耐德的弱党派模型。下面我们逐一考察这些模型。这些模型既 是对本领域问题的最初的尝试，也是后来的理性预期模型的基础。理性预期模型不过是 对其中的目标函数和预期能力做出不同的假设，基本的分析思路是一致的。
1.机会主义模型。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一种权衡替 换(Tradeoff)关系：高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往往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的势头较为强劲 ；而低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往往失业率较高，经济增长的势头较为软弱。因为公众的收 入被假定为是工资和其他资产的收入，所以他们偏好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但是， 他们又不得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将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降低。这样，公众 也面临着一个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权衡替换问题。在政治市场中，公众还拥有选民的 身份，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某一个政府，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将迎合选民的偏好。
假设短期内存在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为政府影响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提 供了可能，政府有能力采取一定的通货膨胀政策实现自己的政治(或党派)目标。早期的 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例如诺德豪斯的“纯”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
在诺德豪斯的模型中，宏观经济由菲利普斯曲线描述，在1975年的那篇论文中，诺德 豪斯用以下两个式子来描述具体的经济结构：
其中(1)式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它描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2)式表明诺 德豪斯的模型所采用的是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因此，这两个式子反映了诺德豪 斯模型的经济结构和信息结构及公众的能力，共同构成了模型的约束条件。
诺德豪斯模型之所以被叫做纯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是因为它假设政府并不追求意识 形态目标，而仅仅追求竞选中的选票最大化，它只对选举竞争和连任感兴趣，因而这一 追求是纯政治的。选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如下：
力是逐步衰减的，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前选举期的选举函数所赋予的权重是最大的， 离当前越远，其权重越低；而将选票总数和选举函数联系起来的是这样一个假说：选民 仅仅对经济结果感兴趣，他们对政府的评价直接以政府政策的经济后果为依据。这就是 评价假说(score hypothesis)，在这个假说之下，对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它受欢迎的程 度是同其经济绩效有直接明确的关系的，具体就这个模型来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 升，政府受欢迎的程度就会下降。
根据模型的这些假定，政府就可以利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来实现选票最大化。如果不 存在短期替代的话，那么政府将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与总投票方程的切点处获得社会最 优的通货膨胀率(al-Nowaihi and Garatt，1998)。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而言，政府的 选票最大化行为将在均衡的时候导致政治的经济周期。从数学上说，这样的问题是一个 最优控制问题，利用方程(1)、(2)和(3)建立汉密尔顿函数，得到的欧拉方程的路径刻 画了这样一种状态：在选举前，政府为了拉选票，倾向于盘活经济，沿短期菲利普斯曲 线用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来替代失业率的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失业率降 低)带来的正效应大于通货膨胀率上升带来的负效应，那么根据评价假说，政府连任的 机会就会增大。但是，因为这种替代是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而不是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移动的，因而，在长期它是不可维持的。在上台执政以后，政府可能会紧缩经济以降低 就业率。这样，在选举前，经济是扩张的，而在选举后，经济则趋向于紧缩，这就形成 了一个由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经济周期，表现在通货膨胀上，意味着通货膨胀的 波动。
诺德豪斯第一次正式考察了机会主义的政府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催生了政治宏观 经济学的出现。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一模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是因为 ，诺德豪斯模型所赖以存在的基石是一些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抛弃的假设：首先，它 用于描述经济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而非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其次，它对公众预期能力的假定仅限于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理性预期；最后，与上面的 假设相对应的，选民是后视的而不是前瞻的，这一假定也同评价假说相对应，评价假说 表明选民仅仅关心已发生的经济后果，而没有考虑经济政策对未来经济的持续性影响
(Gartner，2002)。
2.强党派模型。诺德豪斯的论文引发了许多的实证检验。但是，不幸的是，许多实证 检验并不支持诺德豪斯的推断，作为这些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希布斯对12个西欧和北美 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绩效和左右翼政府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得出了强党派政 治的经济周期的结论。它认为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是同其所代表的阶层(其主要 拥护者)的客观经济利益和主观偏好相一致的。
希布斯在计量分析中发现，低收入水平阶层的客观经济利益和主观偏好是同低失业-高 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高收入阶层的客观经济利益和主观偏好是同 低通货膨胀-高失业政策组合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对12个西欧和北美国家来说，低失业 和高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通常是由偏左翼的政府实施的，而低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的政策 组合通常是由偏中右翼的政府实施的。希布斯还对美国和英国的数据以季度为长度进行 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这种认为政府的政策选择仅仅关注意识形态追求的理论就是强党派政治的经济周期理 论。与诺德豪斯模型相比，这个模型中的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再是选票数，而是意识形态 。总的来说，政府的背后是一个执政党，而执政党则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说它代表了 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而在选举的时候，它所代表的那些选民将为其赢得选票。
诺德豪斯的纯政治的经济周期模型忽略了政府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一属性，其中经济周 期的产生是由单一政府的连任引起的，不仅政府是同质的，选民也是同质的，两者都是 单维度(或单极)的。
党派理论则将政府引向多极化。在党派理论中，政府一般被划分为左翼政府和中右翼 政府，当然这些划分是和一些特殊的经济学假定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左翼政府是指 那些代表低收入阶层利益的政府，低收入阶层往往对收入有更大的偏好，因此他们偏好 经济增长以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中右翼政府则指的是那些代表中高收入阶层利益的政府 ，中高收入阶层往往更偏好经济稳定。
这样，左翼政府自然就被假设为倾向于把降低失业率摆在首位，而中右翼政府则被假 设为倾向于把降低通货膨胀率摆在首位。在具体的建模过程中，左右翼政府的区别表现 在目标函数(损失函数)的不同上，虽然它们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双方各自赋予失业 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在损失函数的形式下，左翼政府往往赋予失业的坏 处以更大的权重，而中右翼政府则往往赋予通货膨胀的坏处以更高的比重。
3.弱党派模型。诺德豪斯和希布斯的模型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前者假定政府仅仅追 求选票最大化，而后者则假定政府仅仅追求意识形态的目标。但是，既然我们观察到了 政府行为的不同侧面的特征，这就说明政府行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混合的， 至于政府行为为什么有时候表现为某种单极的特征则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条件。这就是弗 雷和施耐德的弱党派模型的基本思路。
这一模型是机会主义模型和强党派模型的一个折衷，当设定的某个条件发生变化时， 它可以实现政府行为在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切换。具体来说，这一条件是某个政 府对其对手在受欢迎程度上的领先水平和临界的受欢迎程度领先水平之间的比较，后者 依赖于距离下一次选举的时间长短，距离下一次选举越近，所需的临界领先水平就越高 。
当实际领先水平高于临界水平的时候，政府就没有被取代下台的压力，因此，它不必 为了赢得选举而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此时的政府表现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型；而当实际 领先水平低于临界水平的时候，其安全感消失，有被对手替代下台的压力，因此，政府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谋求连任，这样它将表现为诺德豪斯机会主义型，根据评价假说， 它将采取迎合选民偏好的政策来提高实际受欢迎程度。
这样，这个模型既承认了政府的连任压力，也承认了政府的意识形态追求。但是连任 的问题是首位的，政府只有在确保连任无虞的时候才会放手追求意识形态的动机。因此 ，政党的影响是短期的。
三、理性预期模型
上面所论述的三个模型都是非理性预期的模型，它们所采用的预期形式都是适应性预 期。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单单凭借这些模型的其它假定并不足以在均衡的时候产生由 政治周期引起的经济周期。当预期方式做出改变的时候，也需改变一些假定和分析方法 。下面，我们分析理性预期条件下的模型，这里以讨论阿莱西纳的理性党派模型为主。
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大大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面貌，尤其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产 生了革命性的影响(Taylor，2000)。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市场是持续出清的，因此，不存 在持续性的非自愿失业；选民的预期是理性预期，他们利用当前可以获得的一切信息对 未来进行预期；因此，只有意外的政策冲击才能对总产出产生影响，这表现为卢卡斯的 意外冲击的供给函数。
理性预期假说的上述三个假定导致了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任何非意外的政策都将被理 性预期的公众所预期到而失去效力。政策无效性命题的第一个正式应用是由基得兰德和 普雷斯科特做出的。他们的货币政策无效性模型如今成为大多数博弈论教材在讲解完全 信息动态博弈时的经典例题。政策无效性在这里表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政府宣称 的政策是不可维持的，随着公众预期的调整，这一事先宣称的最优政策事实上不再是最 优的，因此这一政策是无效的，结果是失业率并没有下降，通货膨胀率却上升了。
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就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厌恶通货膨胀的政府在试图将失业 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时反而引发了意外的通货膨胀的上升，这个上升水平叫做通货 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但是，这一经典论文的意义只有在巴罗和戈登的论文出现 以后才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
巴罗和戈登的模型强调了声誉的约束作用。在一个相机抉择的制度中，货币当局可以 印刷大量的货币，创造过度的通货膨胀。虽然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一定 的收益，但是这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因此，就长期而言，对一个理性的政府来说，在它 是否选择欺骗时必然要对由此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比较。在巴罗和戈登的模型中 ，收益是以“诱惑”的概念提出来的，这种收益是用欺骗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与按规 则实行时的通货膨胀成本之间的差额来表示的，这个差额当然就是政府进行欺骗的收益 ，这个收益构成政府实施欺骗的诱惑；而成本是以“执行”的概念提出的，反映政府欺 骗的声誉损失，它由下一期实行相机决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成本和继续按规则实行时的 通货膨胀成本之间的差额的贴现值来表示的。因此，政府到底实施哪种方针取决于诱惑 和执行之间的比较。只有两者相等时的通货膨胀率才是可执行的最优规则。
在此基础上，阿莱西纳发展了理性党派模型。它是巴罗-戈登模型和希布斯模型的一个 结合。阿莱西纳的模型和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以及巴罗-戈登模型的基础是一样的 ，经济行为人都是理性预期和前瞻型的工资制定者。不同的是，在阿莱西纳的模型中存 在两个不同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不同集中表现在目标函数的不同上。具体来说，不同 之处在于双方赋予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权重是不同的，后果是，两党的最优通货膨胀率是 不同的，两者的差额衡量了两党的分歧程度，差额越大，两党的分歧程度就越大。
因此，阿莱西纳的模型是在一个博弈论框架中研究拥有不同政策偏好的政党之间的互 动关系。它是一个两党制模型，其中每个政党只关心其内在的政策效应，而且两个政党 具有不同的目标和激励。因为诱致政策意外的激励不同，所以双方的最优政策是不同的 ，这样双方就会承诺不同的政策规则，以及拥有不同的激励来偏离其承诺。
如果双方都是短视的，那么均衡的时候将产生经济周期，周期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一个 关键性的假设，即选举的不确定性。所谓选举的不确定性是指公众不知道哪个政党会当 选，从而在给定每个政党获胜概率的条件下，公众对选举后的通货膨胀率只能有一个期 望值。在阿莱西纳的模型中，每个政党的当选概率被假定是外生的，而且它们是选民和 政党的共同知识。
这样，当某一个政党上任时，就会发生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之 间的偏离，因为，具体的政策是由上台后的执政党决定的。如果左翼政党当选的话，那 么通货膨胀率就会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结果是产出的扩张；如果右翼政党当选的话 ，那么通货膨胀率就会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结果是产出的紧缩，从而产生经济的波 动。
两个不同的短视的政策制定者轮番上台这样一个事实还导致了有关政府行为可信性和 政策规则的动态一致性问题。但是如果他们不是短视的，那么双方采取某一个折衷的普 遍性政策规则将使得双方的选民在长期福利上得到改善。因此，对一个在位的当权者来 说，他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即是实行最大化短期利益的政策还是实行对双方都有利的 普遍性政策。阿莱西纳认为，即使关于普遍性政策的承诺是不具有约束力的，长期博弈 的声誉压力相对于任意的选择来说，也是较好的。
这个模型分析的结论是：如果任意选择的政策被采纳，在均衡时便会出现由政治周期 所带来的经济周期，这一周期和传统的非理性预期下的政治的经济周期大相径庭，长期 博弈所产生的声誉机制或者对某一普遍政策规则的承诺将会改善相机抉择的后果和降低 经济的波动程度。
这就是阿莱西纳的理性党派模型。伴随着罗格夫和塞伯特(Rogoff and Sibert，1988) 、罗格夫(Roggof，1990)以及佩尔森和塔布里尼的研究，也出现了理性预期的机会主义 模型。这些模型一般都强调政党的能力，将政府的目标函数写成关于能力的函数。本文 对这些模型就不再论述了。
四、小结
本文意在综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这一研究主 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的经济周期的研究中。在理性预期革命前后，对政治的经济周期的研 究是不同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前的研究一般建立在适应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而理性预 期革命之后的研究则一般建立在理性预期假说之上。
总之，政治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两个思想相互作用，支配了通货膨胀与 中央银行问题的研究方向。这样，由于理性预期思想的引入，使得政治宏观经济学对通 货膨胀与中央银行的分析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即所谓“旧”政治宏观经济学阶段和“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阶段(al-Nowaihi and Garatt，1998)。两者的主要分歧表现在对 政府、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和公众的行为能力、模型的信息水平的不同假设上
(Garatt，1998)。前者包括诺德豪斯、希布斯和弗雷与施耐德等早期作者的文献，它们 一般都假定政府能够无成本、无限制地实行机会主义行为，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 经济政策造成的影响；后者则从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开始，引入了公众的理性预期的 行为能力，通过巴罗和戈登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看到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产生额外的 成本，而不仅仅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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